在英国中产阶级那些读书人扎堆的地方，每次只要出现什么巧合，旁边就会有人议论说：“这就像安东尼· 鲍威尔的风格。”通常只要稍加查证，就会发现这种巧合其实不值一提：一般而言，它可能就是两个中学或大学时的相识，隔了几年后不期而遇。但鲍威尔这个名字被用来赋予这个事件一种合法性；颇有点像是找牧师来为你的汽车祈福。

我并不太喜欢巧合。它们有些诡异：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一定是生活在上帝操纵的有序宇宙中，他本人在背后监督，还扔给你一些含混的线索，帮你感受万物宿命的存在。我更宁愿认为世界是混沌而任性的，它的疯狂既永恒又短暂——去感觉人类无比确定的无知、残忍和愚昧。“无论还将发生什么，”福楼拜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写道，“我们的愚蠢是改不了了。”这仅仅是自负式的悲观？或是在人们能够恰当地思考、行事或写作之前，对期待的一种必要抹杀？

我甚至不喜欢那些无害而且有趣的巧合。我曾去参加一个饭局，发现到场的其余七人都刚刚读完《随时间的音乐起舞》。我并不乐意这样：尤其是因为我在奶酪上桌之前都未能插上嘴。

至于书中的那些巧合——这种写作手法总有点廉价和滥情；它在美学上难免显得华而不实。行吟诗人总能刚好路过树篱边的打斗去英雄救美；狄更斯小说中的恩主们总能突然但又适时地出现；发生在异国海滩的海难总能让同胞和爱人重逢。我曾当着一位诗人的面批评这种懒惰的写法，此人据说善于巧妙押韵。“也许，”他亲切而倨傲地说，“你的思维中太缺乏诗意了吧。”

“但毫无疑问，”我得意地反驳道，“一个不诗意的大脑不正是散文作品最好的判官吗？”

假如我是虚构作品的独裁者，就会禁止作家使用巧合。噢，也许并非一概禁止。在浪子冒险题材的作品里，可以允许巧合；那是它们的归属地。继续，拿去用吧：让打不开降落伞的飞行员降落在草垛里，让那个腿上长了坏疽的善良穷人发现埋藏的宝藏——没事，这根本不重要……

让巧合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当然，就是管它们叫反讽。聪明人就是这么干的。反讽毕竟是现代模式，是寻求共鸣和机智的酒友。谁会反对它呢？但有时我心想，最富于机智和共鸣的反讽，难道不就是外观漂亮、内有底蕴的巧合吗？

我不知道福楼拜怎么看待巧合。我本希望他在那本尖锐反讽的《庸见词典》中有一个相关的特色词条，但它直接从cognac（干邑白兰地）跳到了coitus（交媾）。即使如此，他对反讽的热爱是很明显的；这是他最具现代风格的特征之一。在埃及，他高兴地发现almeh，即英文中“bluestocking”（女才子）这个词，逐渐失去了这层最初含义，而开始意指“妓女”。

反讽与讽刺作家是否共生呢？福楼拜当然是这么想的。1878年伏尔泰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是由梅尼涅的巧克力公司操办的。“那个可怜的老天才，”居斯塔夫评论说，“反讽从来就没饶过他。”它也一直让居斯塔夫不得安宁。当谈及自己时，他写道，“我容易招惹疯子和动物”，也许他还应该加上“反讽”。

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埃内斯特· 皮纳德以淫秽为名起诉此书，这位鼓噪者还曾因带头状告《恶之花》而享有恶名。在《包法利夫人》官司了结几年后，皮纳德被发现匿名写了一本称颂男性阳具的诗集。这让小说家觉得特别可笑。

再以此书自身来举例。书中两件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一是爱玛在窗帘紧闭的马车里的偷情之旅（这一段话让卫道士们最为诟病），二是小说的最后一行字——“他刚刚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这证实了资产阶级对于药剂师赫麦的推崇。福楼拜之所以想到拉上帘子的马车，似乎源自他自己在巴黎的古怪举止，那时的他特别想躲着不见露易丝· 科莱。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他坐马车无论去哪都喜欢拉上帘子。于是，他用来保持自我纯洁的手段，后来被用于帮助他的女主人公纵情欲海。

而赫麦获得的荣誉军团勋章，正好情况相反：生活抄袭并戏仿了艺术。在福楼拜写完《包法利夫人》之后不到十年，这个布尔乔亚的死对头和痛恨政府的反动派，竟然同意接受荣誉骑士勋章。所以，他人生篇章的最后一行如鹦鹉般模仿了自己杰作的结尾：在他的葬礼上，一队士兵到场在棺木上方鸣枪致敬，为这个国家最不可思议、最讽刺刻薄的骑士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反讽，我还有别的。

1.金字塔上的黎明

1849年12月，福楼拜和杜康登上了胡夫金字塔。他们前一天夜里就睡在金字塔旁边，早上五点就起来，以确保能在日出前到达塔顶。居斯塔夫用一个帆布桶接水洗了脸；一只豺狗在嚎叫；他用烟斗吸着烟。然后，两个阿拉伯人推着他，另两个拽着他，他就这样慢慢地顺着金字塔的巨石，笨拙地爬到了顶端。杜康——为斯芬克斯像照相的第一人——早就已经到了。在他们前方，尼罗河沐浴在雾霭中，宛如白色的大海；在他们身后，黑色的沙漠就像凝固的紫色海洋。最后，一缕橘色的光出现在东方；渐渐地，他们前方白色的海变成了一片巨大绵延的肥沃绿色，而身后的紫色海洋则变成了闪亮的白色。升起的太阳照亮了金字塔最上方的石头，福楼拜低头看着脚下，发现那里钉着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亨伯特，弗罗托”，还有一个鲁昂的地址。

这是一个多么精准的反讽。也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瞬间：正是在这种相互交流中，日常的平庸篡改了崇高的伟大，而对于这种崇高，我们总爱以主人的姿态将之视为这个乏味无趣时代的典型之物。我们感谢福楼拜捡起了它；某种意义上，直到他看了名片，这个反讽才得以存在。其他游客也许只是把这张名片当成废纸——它本可以留在原地，图钉会慢慢生锈，一直持续很多年；但福楼拜使之具有了反讽的功能。

假如我们想求个解释，不妨更进一步看看这件小事。19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小说家竟然在金字塔上被引荐给了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小说主人公，这难道不会是引人瞩目的历史巧合？刚和开罗公共浴室男孩鬼混完的福楼拜身上还湿着，居然就撞见了纳博科夫笔下那个勾引未成年美国少女之人的名字？而且，这个不像亨伯特· 亨伯特那样叠名的人是什么职业？他是一个frotteur，法语的字面意思是“打磨工”；但也指那些喜欢在人群中擦蹭下体的性变态。

事情还没完。现在来谈谈关于这个反讽的反讽。根据福楼拜的旅行笔记，原来这张名片并不是弗罗托先生本人钉在那儿的；它其实是满脑鬼点子的马克西姆· 杜康放的，他在蒙蒙亮的夜里冲在最前，布下了这个测试朋友敏锐度的小小圈套。获悉了这一点，我们的反应也随之有了变化：福楼拜笨拙缓慢，容易被人猜透心思；在现代主义粉墨登场之前，杜康已成为了现代主义的智者、花花公子、恶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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