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胡安·迭戈会说：“我是墨西哥人——我生在那里，也在那里长大。”可最近他更习惯说：“我是美国人——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为了淡化国籍的概念，他还会说：“我是中西部居民——实际上我是爱荷华人。”
他却从不说自己是墨西哥裔美国人。这并不仅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标签，虽然他坦承自己确实不喜欢。胡安·迭戈认为人们总是在为他们在墨西哥和美国的生活经历寻找共性，可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却找不到任何共同点；更确切地说，他从未寻找过。
胡安·迭戈说他有两种生活——两种彼此分割而且全然不同的生活。墨西哥的生活是他生命的第一阶段，童年和青少年。离开墨西哥后，他从未回去过，并以此开始了生命的第二阶段，在美国或者说中西部的生活。(他是否还说过，相比之下，他的第二段生命历程中并未经历过太多事情？)
他还坚持在他心中、记忆中，当然还有梦中，一遍遍回顾起自己的两种生活时，它们处在“平行的轨道”上。
胡安·迭戈的一位挚友——也是他的医生——曾经就“平行的轨道”这一说法和他开玩笑。她说他有时候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小孩，有时候又是一个来自爱荷华的成年人。胡安·迭戈是个很善辩的人，但是对这种说法他表示认同。
胡安·迭戈告诉他的医生朋友，在被贝他阻断剂影响梦境之前，他总是从自己那“温柔”地循环着的噩梦中醒来。他的噩梦是关于那个让他变成跛子的难忘清晨的。实际上，这个噩梦只有开头是“温柔”的。这段经历源自发生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某些事。那是1970年，在城市垃圾场附近，胡安·迭戈当时十四岁。
在瓦哈卡，他被称作“垃圾场小孩”。他住在格雷罗州的一间棚屋里，那是为在垃圾场工作的家庭准备的居所。1970年，格雷罗只有十户人家。当时的瓦哈卡市区住着十万人，他们中很多并不知道，城里大部分捡拾垃圾和分类处理的工作都要归功于这些“垃圾场小孩”。是他们把垃圾中的玻璃、铝和铜挑拣出来。
那些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称他们为“拾荒者”。十四岁的胡安·迭戈是个跛足孩子，也是个“拾荒者”。但他却是个爱读书的人，那些旧报纸上的文字教会了他阅读。通常而言，拾荒的孩子们都很少读书；而且无论出身如何，有怎样的家庭背景，小孩子都很少有自学的能力。所以，胡安·迭戈会读书的消息不胫而走，连作为教育界权威的耶稣会都听说了这个来自格雷罗的男孩。两位来自耶稣会的老牧师称他为“拾荒读书人”。
“该有人给那个垃圾场的孩子送一两本好书，谁知道他在那儿能读到些什么!”不知这是阿方索神父还是奥克塔维奥神父提出来的。通常每当这两位老牧师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该有人”去做什么事，佩佩神父都是那个负责执行的人。而佩佩又是一个书虫。
首先，佩佩神父有车，而且他来自墨西哥城，到瓦哈卡去相对容易一些。佩佩是一所耶稣会学校的教师。那所学校一直发展很好——众所周知，耶稣会非常擅长管理学校。而且，耶稣会的孤儿院还比较新(它从原来的女修道院改建为孤儿院不到十年)，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为它的名字而抓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流浪儿童之家”这个名字实在有些长，而且不太好听。
但佩佩神父很用心地经营着学校和孤儿院，大部分反对“流浪儿童之家”这个名字的好心人依然会承认，这所由耶稣会经营的孤儿院也是很不错的。另外，大家已经简称这里为“流浪儿童”。其中一个照看孩子们的修女简化得更厉害。格洛丽亚修女虽然没有告诉所有孤儿，但她有时会嘟囔着把那些淘气的孩子叫作“流浪儿”——实际上“流浪儿”是这个老修女对个别惹人生气的小孩的称呼。
所幸，去垃圾场给那孩子送书的并不是格洛丽亚修女。如果选书和送书的是她，胡安·迭戈的故事还未开始便结束了，但是佩佩神父把阅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士就是因为耶稣会让他学会了读书，并让他加入耶稣会，当然顺序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过最好不要问他使他得到救赎的是阅读还是耶稣，或者哪一个使他得到更多救赎这样的问题。
四十五岁的佩佩神父长得很胖。他这样形容自己：“虽非仪表堂堂，但一看就是个善良人。”
佩佩神父是善良的化身。他践行着圣·特蕾莎修女的箴言：“执着祈祷的人们和愁眉苦脸的圣徒正等待着上帝的拯救。”在每日祈祷中，他都把特蕾莎修女的箴言置于首位。难怪孩子们都很爱他。
但是佩佩神父以前并没有去过瓦哈卡的垃圾场。那些天里，垃圾场什么都烧，到处都在生火。(而书是很好的生火工具。)当佩佩神父走出他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时，垃圾场的气味和大火的灼烧让他觉得这正是自己心目中地狱的样子，只是他没有想象过，会有孩子在这里工作。
他的小车后座上放着些很好的书。好书能够抵御罪恶，而且佩佩是可以切实地把它们拿在手里的。你总不能像拿着这些好书那样，把对耶稣的信仰拿在手里。
“我在寻找愿意读它们的人。”佩佩对那些在垃圾场工作的大人和孩子说。那些“拾荒者”都用轻蔑的目光看着他，显然他们都不是在意读书的人。一个大人先开口了——是个女人，也许和佩佩年龄相当或更年轻些，或许是一个或几个小“拾荒者”的母亲。她让佩佩到格雷罗去找胡安·迭戈，他在酋长的小屋里。
佩佩神父有些困惑，也许他想错了。酋长就是垃圾场的老板，是这里的头目。难道那个读书的孩子是酋长家的小孩？佩佩问那位女工。
一些孩子都笑了，然后他们便走开了。大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而那个女人只是回答：“不算是。”她指了指格雷罗的方向，是在垃圾场下方的山坡上。殖民地的小屋是用工人们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材料搭成的，酋长的小屋最靠边，离垃圾场也最近。
缕缕黑烟升上垃圾场上方的天空，这浓密的黑色直入云霄。头顶上有很多秃鹰，但佩佩发现地上也有其他正在捡食腐肉的动物。狗在垃圾场随处可见，它们躲避着地狱之火，不情愿地把猎物让给那些坐在卡车上的人，可它们不愿再让给别的生物。那些狗不自在地陪在孩子们身边，因为他们都是拾荒者，只是目标不同。(狗对玻璃、铝和铜并不感兴趣。)这些狗大部分都是流浪狗，有些已经奄奄一息。
佩佩在垃圾场没待很久，所以不会看到死去的狗，也不知道它们死后会怎样——它们会被埋起来，但是在这之前往往会被秃鹰发现。
佩佩在山下的格雷罗发现了更多狗。这些狗住在殖民地里，是那些在垃圾场工作的家庭养的。佩佩觉得格雷罗的狗看起来被喂得好些，而且比垃圾场里的更有归属感。它们和其他小区的狗没太大区别，相比那些流浪狗更加躁动、更有攻击性。而那些垃圾场的狗则习惯偷偷行动，虽然它们自有某种狡猾的方式守住领地。
人们可不想被垃圾场或是格雷罗的狗咬上一口，佩佩对此很确信。毕竟大部分格雷罗的狗也是来自垃圾场的。
佩佩神父会带“流浪儿童”中生病的孩子到阿门塔洛佩斯的红十字医院去看瓦格斯医生。瓦格斯医生把治疗孤儿院和垃圾场的孩子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告诉佩佩神父狗和针头是拾荒孩子的重大威胁，垃圾场里有很多遗弃的注射器，上面都是用过的针头。孩子们捡垃圾时很容易被废弃针头扎到。
“甲肝乙肝，破伤风，这还没算上各种可能的细菌感染呢。”瓦格斯医生对佩佩说。
“而且我觉得垃圾场或者格雷罗的狗也可能会有狂犬病。”佩佩神父补充道。
“只要被那里的狗咬了，垃圾场的孩子们都必须得打疫苗。”瓦格斯说，“但是他们怕打针怕得厉害。怕那些旧针头是应该的，但是因为这个他们也害怕注射疫苗!相比得狂犬病，这些孩子更害怕被狗咬之后要打针，这可不大好。”佩佩认为瓦格斯是个好人，虽然他信奉科学而非宗教。(从精神世界上看，佩佩知道瓦格斯与他并非同一阵营。)
佩佩从自己的小车中出来，走向位于格雷罗的酋长小屋时，还想着狂犬病的危险。他的臂弯里紧紧地抱着他给那位拾荒读书人带的好书，警惕地避开那些狂叫着、看起来很不友好的狗。“您好!”这位胖胖的教士在小屋的纱门门口叫道，“我是来给那个爱读书的胡安·迭戈送书的——都是些好书!”他忽然听到酋长的小屋中发出一阵凶猛的咆哮，于是赶忙从门口退了回来。
垃圾场的女工曾说起过一些关于这位头目——酋长的事。她直呼他的名字：“你不会认不出里维拉的，”女人对佩佩说，“他的狗长得最凶了。”
但是佩佩神父看不见那只在小屋门后大叫的狗究竟长什么样子。他又走远了一步，这时门忽然开了，眼前的人并不是里维拉，或者任何看起来像是垃圾场老板的人。这个瘦小、面目愁苦的，站在酋长家门廊上的人也不是胡安·迭戈，而是一个深色眼睛、看起来很粗野的女孩。她是“拾荒读书人”十三岁的妹妹卢佩。卢佩说话很难懂，她口中的话听起来并不像西班牙语。只有胡安·迭戈能听懂她的话，他是妹妹的翻译。卢佩奇怪的口音并不是她身上最莫名其妙的事情，她还会读心术，知道你在想什么。有时候，她甚至知道某些连你自己也不太清楚的事。
“有人带了好多书来!”卢佩朝屋里喊道，激起了那条声音凶恶却尚未露面的狗的又一阵狂吠。“他是个教士，也是老师，是从‘流浪儿童’来的，来做好事的。”卢佩停了下来，继续读佩佩神父的心，而神父此时正处于些许困惑中。卢佩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以为我脑子有问题，在担心孤儿院不会接收我，那些教士们会觉得我没法接受教育!”卢佩继续向胡安·迭戈转达。
“她脑子没问题!”男孩的声音从小屋里的某处传来，“她什么都明白!”
“我要找的应该是你哥哥吧？”教士问女孩，并朝她笑了笑。卢佩点了点头，她看到这个教士因为一直努力抱着那些书，已经流下汗来。
“这个教士挺好的——就是有些胖。”女孩对胡安·迭戈喊道。她退回到小屋内，为佩佩神父打开门。神父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四处寻找着那只凶恶咆哮却不知藏在何处的狗。
男孩，也就是拾荒读书人所在的位置也很隐蔽。环绕着他的书架很不错，小屋本身也是，佩佩猜想，这是酋长自己打造的。这个年轻的读书人看起来并没有木匠的本领。和许多醉心读书的少年一样，胡安·迭戈是个有些神情恍惚的男孩。而且他和他的妹妹长得很像，他们两个都让佩佩隐约想起某个人。可此时，满头大汗的他并未想到那个人是谁。
“我俩都长得像老妈。”卢佩说，她知道来者在想什么。胡安·迭戈躺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胸膛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他这次并没有帮卢佩翻译。他不想让这位教士知道会读心的妹妹说了些什么。
“你在读什么？”佩佩神父问他。
“当地的历史或者可以说是教会的历史。”胡安·迭戈说。
“很无聊啊。”卢佩说道。
“卢佩说这书很无聊——我也觉得有点无聊。”男孩表示赞同。
“卢佩也读书吗？”佩佩神父问。沙发边是一张自己组装的桌子——一块厚木板撑在两个橙色的板条箱上，但这桌子看起来还不错。佩佩把他怀里那叠很重的书放在了上面。
“我会读给她听——什么都读。”胡安·迭戈告诉这位老师。他拿起自己正在读的书：“这本书讲了你们耶稣会是第三个来的。”他接着解释道：“奥斯定会和多明我会都比你们更早来瓦哈卡，你们是第三个，所以耶稣会在瓦哈卡才没怎么受重视。”男孩补充说。(这些内容在佩佩神父听来格外熟悉。)
“圣母玛利亚的光芒盖过了圣母瓜达卢佩，瓜达卢佩被玛利亚和孤独圣母骗了。”卢佩开始发出含混难懂的声音。“孤独圣母是我们瓦哈卡当地的女神，你知道‘孤独圣母和她的蠢驴’的故事吧!孤独圣母也骗了瓜达卢佩。我的名字就是从瓜达卢佩来的，所以我是瓜达卢佩女孩!”卢佩指着自己说，她对此很生气。
佩佩神父看向胡安·迭戈，他仿佛还沉浸在圣女的战争的故事中。可他为卢佩翻译了所有的话。
“我知道那本书。”佩佩说。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是你们的书嘛。”胡安·迭戈答道。他把自己正在读的书递给了佩佩。这本旧书散发出浓烈的垃圾场味，有些页已被烧得残缺不全。这是一本学术著作，那种没有人读的天主教典籍。这本书来自耶稣会从前那座修道院的图书馆，就是改建成“流浪儿童之家”的那个。修道院改建时，为了成立孤儿院，并给耶稣会学校提供更多放书的空间，那些没人读的旧书就被送到了垃圾场。
关于哪些书要送到垃圾场，哪些值得留下，当然是由阿方索神父或奥克塔维奥神父决定的。佩佩想，这两个老神父可能不会喜欢“耶稣会第三个来瓦哈卡”的故事，而且这书可能是一位奥斯定教徒或多明我教徒，而不是耶稣会教徒写的，仅仅这一条，就足以让它被丢进垃圾场的地狱之火。(耶稣会的确在教育方面有优势，但并不是说另两家教会就没有竞争力。)
“我给你带了些更好读的书。”佩佩对胡安·迭戈说。“是小说，都是些很棒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小说吧。”他很高兴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小说。”十三岁的卢佩怀疑地说，“又不是所有故事都像人们吹得那么好。”
“不要这么说嘛，”胡安·迭戈说，“只是狗的故事不适合你的年纪。”
“什么‘狗的故事’？”佩佩神父问。
“别问。”男孩阻止道，可是已经太迟了。卢佩四处寻找着，又在书架上翻来翻去，到处都是从大火中拯救出来的书。
“那个俄国佬。”女孩激动地叫道。
“她说‘俄国’——你还会俄语吗？”佩佩问胡安·迭戈。
“不，不——她说的是那个作者。作者是个俄国人。”男孩解释道。
“你是怎么听懂她的话的？”佩佩问他，“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她讲的是不是西班牙语……”
“当然是西班牙语!”女孩叫道。她已经找到了那本让她对故事、对小说产生了疑虑的书。她把书递给佩佩神父。
“卢佩说话只有一点不一样嘛。”胡安·迭戈答道，“我能听懂。”
“哦，是他。”佩佩说。这本书是一本契诃夫小说集，叫作《女人与狗及其他》。
“这故事和狗一点关系也没有，”卢佩抱怨道，“是讲人们没结婚就做爱的。”
胡安·迭戈把这句话翻译给了佩佩。“她只关心狗，”男孩向佩佩解释道，“所以我说这个故事不适合她的年纪。”
佩佩已经想不起“女人与狗”的情节，自然也不记得里面有没有狗。他只记得那是一个关于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故事。“我不确定这本书适合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教士有些不自在地笑道。
这时佩佩意识到，这是契诃夫小说的美国版英译本，是20世纪40年代在纽约出版的。“这是英文的啊!”佩佩教父叫道。他问那个野丫头：“你听得懂英文？”又问拾荒读书人：“你认识英文？”男孩和他妹妹都耸了耸肩。我在哪儿看到过有人做这个动作？佩佩思忖道。
“跟老妈学的。”卢佩回答。但是佩佩没有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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