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恐惧可能如何改变一个人。

昔日我对此不甚了了，但后来我对此已有所了解。那是在集中营里。我曾看见一些人尖声叫喊，将自己的头往石墙上撞，朝与刮胡刀一般锋利的铁丝网扑过去。我曾看见一些人吓得在长裤里撒尿、拉屎，呕吐，把他们脏腑里所有的液体、体液、气体全部吐了出来。我见过一些人恐惧时进行祈祷，但也见过另一些人否定上帝，将上帝骂得狗血喷头。我甚至见过一个人因恐惧而死亡，被吓死了。一天清晨，他在看守们赌输赢游戏中刚被指定为下一个受绞刑的对象。当那个看守在他面前停下来，笑着对他说：“你”，那个人却一动不动。他的面孔没有表露一点激动、一点忧虑，也没有任何思考的迹象。当那看守开始收敛笑容，举起棍棒时，那男人竟轰然倒地，看守还没来得及揍他，他已经死了。

集中营教给了我这个悖论：人是伟大的，然而，我们永远达不到我们自己的高度。这种不可能性与我们的天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令人晕眩的这次旅行中，在沿着肮脏卑鄙的梯子一级一级往火山口越走越深的过程中，我不仅越来越否定我个人，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整我的那些刽子手以及把我出卖给那些刽子手的人们的各种动机。因此，可以这么说，我越来越倾向于原谅他们。

与仇恨或别的什么感情相比，最主要是另外一些人感到的恐惧使我变成了牺牲品。因为恐惧攫住了某些人的咽喉，我才被出卖给了刽子手。而那些刽子手，那些昔日跟我一样的人，也是恐惧把他们变成了魔鬼，恐惧使他们身上恶的胚芽不断繁衍成长，而在我们自身也都存在这样的胚芽。

我显然低估了阿洛伊斯·卡托尔被执行死刑的后果。我在那个事件中感受到什么叫憎恶，什么叫卑劣和残酷，然而，我并不明白那死刑在人们的思想上会留下多深的烙印，也不明白布勒上尉发表的言论在几百人的头脑里经过仔细探究之后在多大程度上震撼了他们，引导他们作出了以我为牺牲品的决定。还有，当然，卡托尔的尸体，抛在地上、离尸体几米远的头颅，射在尸体上的太阳，还有那些早上出生晚上死亡的初秋的短命昆虫，它们虽然命短，却一味地在尸体周围嗡嗡，大快朵颐，左旋右转，忽上忽下，轰轰乱叫，被那一大堆腐烂的人肉引诱得发了疯。

整个小镇都充斥着这种令人恶心的臭味。好像秋风也成了布勒的同伙。风刮到教堂前的小广场上，以风暴的气势与尸体散发的疫气沆瀣一气，吹到每一条街，回旋着，活蹦乱跳地钻进每家的大门，穿透关得不严的窗户，进入合缝不紧的屋瓦，最后把卡托尔惨死的恶臭印记带到我们身边。

在这期间，士兵们行端坐正，无懈可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偷窃，没有抢劫，没有敲诈勒索，没有苛求。他们去店铺购物一律付钱。他们遇到妇人或年轻姑娘一律摘下橄榄帽。他们为年老的寡妇劈柴。他们与孩子们开玩笑，但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逃跑。他们见到镇长、神甫和迪奥代姆都要行礼。

布勒上尉始终由他的习惯性抽搐和两个中尉伴随，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拖着他又短又瘦的两条腿在大街上散步。他走得很快，好像有谁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从不注意一路上遇到的男人和女人。有时，他用马鞭抽打空气或驱赶蜜蜂。

所有的居民都好像呆了傻了。很少有人说话。出门只买必需品，走路都低着头。人人都沉浸在惊慌失措当中。

执行死刑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迪奥代姆。我下面所写的一切都是从他写给我的长信里得知的。

一天晚上，那是“同根兄弟”进入小镇的第三个晚上，布勒命人召来奥施威尔和迪奥代姆。召奥施威尔，这可以理解，因为他是镇长，但召迪奥代姆，那就出人意料了。布勒抢先提出一个无论如何迪奥代姆都永远不敢提出的问题，并且对他说，既然他是小学教师，他应该没有其他人那么蠢笨，因此，他应该能够理解他。

他在他的帐篷里接待他们俩。帐篷里有一张行军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类似军官用的那种旅行箱，一个布料的挂衣服的壁橱，形状像一个大罩子，里面似乎挂着几件衣服。写字台上放着印有团队名称的纸张、墨水、笔、吸墨水纸，还有像框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胖胖的女人，女人两边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不过两岁，最大的约莫十五岁。

坐在那里的布勒正忙着写信。他背对着他们。他不慌不忙地把信写完，再读一遍，把信纸放进信封，用糨糊贴上信封，再把信封放在写字台上，这才朝他们转过身来，而他们俩当然是站在那里等着，不敢妄动一步。布勒默默地看着他们，看了很长时间，显然是在琢磨他将和怎样的人打交道。迪奥代姆感到自己的心狂跳起来，两个手心也被冷汗弄得湿漉漉的。他在思索自己待在这里干什么，这样的刑罚还要延续多久。神经质的抽搐使布勒的下巴动来动去，每次停歇的时间很有规律。他抓起身边行军床上的马鞭，抚摩着鞭子，轻轻地，慢慢地，仿佛那是他的一个动物伙伴。

“怎么样？”他终于说道。

奥施威尔张大嘴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看看迪奥代姆，但迪奥代姆连吞咽吐沫都做不到了。

“怎么样？”布勒再问一遍，他倒没有显出怎样的不耐烦。

奥施威尔鼓足勇气，总算用哽住的声音问了一句：“什么怎么样，上尉……？”这一问的结果是引得布勒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