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说过，“另外那个人”到达的当儿，他同他的随从们经过河边的暗道时，夜幕正在降临。正如已经发现小老鼠的猫，它完全有把握在片刻之后把老鼠抓到自己的爪子里。
那个时辰真是奇特的一刻。所有的街道都杳无人迹，黄昏的微光让大街小巷沉入冰冷的灰色调当中，街道两旁的房屋都变成了稀奇古怪的幢幢黑影，包藏着威胁和暗示。黑夜竟有能力改变最习以为常的事物，改变最单纯的面孔，这的确令人称奇。另外有时黑夜并不改变而是揭示那些事物和面孔，仿佛在用漆黑的夜幕把外部的状况和人的内心遮盖起来时，黑夜得以揭露出它们真实的本质。谁听了我说的话都可能嗤之以鼻，认为我在描述另一个时代的恐惧，或以为我在编织一部小说。然而，在判断和谴责之前，最好把当时的场景设想一番：这个来自虚无缥缈处的男人—因为，正如富尔滕豪所说，他的确来自虚无缥缈的地方，富尔滕豪尽管蠢话连篇，有时也会说出些许真相；那人穿的是另一个世纪的服装，他的坐骑又那样古怪，箱笼又那样令人望而生畏—就这样进入我们的小镇，而这个小镇已是多年无人光顾，他，就如此这般光临了，不讲客套，再自然不过。眼见这番情景，谁又能不感到几分恐惧呢？
“我当时可没害怕，我。”
那是调皮猴德费尔，他家的老大，回答我的话。“另外那个人”到达时，正是他第一个在场。
我们交谈的场所是皮珀斯海姆咖啡店。是调皮猴的父亲坚持说，谈话在那里进行比在家里好。他一定在琢磨他可以因此去那里安安稳稳喝他几盅。古斯塔夫·德费尔是个毫无生气的小个子男人，常年穿一身邋遢的衣服，身上发出煮萝卜的味道。他在一些农庄里打短工，有几个子儿就喝酒花掉。他一旦醉醺醺回到家，必定先将住处和仅有的些许碗盏捣得落花流水，然后开始揍老婆，他的老婆比他重一倍，但那也挡不住他把她打得死去活来。他让老婆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孩子身体瘦弱，成天闷闷不乐。老大名叫汉斯。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小家伙看看他父亲，仿佛想得到他回答问题的授权，而他的老子却不理不睬。他眼睛里只有面前的酒杯，酒杯已经空了，他仍然出神地凝视着他用双手捧着的那只酒杯，流露出深沉的痛苦和忧郁。我向在柜台后边窥伺着我们的皮珀斯海姆示意，让他再给古斯塔夫斟一杯酒。皮珀斯海姆连忙从嘴里取出他一直在吸吮的使他牙龈出血、气息难闻的牙签，抓住一个酒瓶，来到古斯塔夫身边，给他的酒杯斟上酒。古斯塔夫的脸色略微开朗了些。
“他问我去施罗斯客栈的路怎么走。”
“他本来就知道客栈的名称还是你告诉他的？”
“他本来就知道。”
“那么，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对他说了怎么去那里。”
“他随后做了些什么？”
“他把我跟他说的话记到他的小本子上。”
“后来呢？”
“后来他给了我四个漂亮的玻璃球，他从一个口袋里取出小球，对我说：‘有劳您了。’”
“有劳您？”
“是这么说的，我啥也不懂，咱这里不这么说。”
“玻璃球呢，一直在你这儿？”
“彼得·吕利赢了我，拿走了。他可厉害了，他有一口袋玻璃球。”
古斯塔夫·德费尔根本没有听我们说话，他的眼睛一直盯在杯里烧酒的水平面上，平面下滑得很快。小瘦猴把脑袋缩进脖子里，他的额头青一块紫一块，还有疤痕、痂盖、肿块，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烙下的。他的眼神，只要你与这样的眼神相遇，而且在其间停留片刻，它就会诉说如何挨打，如何痛苦，每天持续遭受的严酷打击留下了多少伤痕。
我再一次想起我在“另外那个人”手里看见过的那个小本子，他在本子上记录一切，比如，去离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只有六十米的一家客栈的路怎么走。他在我们的家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小本子的故事便越引起老乡们广泛的注意和思考。一开始还只是显得像一个古怪的癖好—动不动就取出来—一个可笑的恶习，这恶习时而让人哂笑，时而让人议论，后来很快变成了尖酸刻薄的争议话题。
我记得特别深切的是一次在集市上偶然听见的谈话，那是八月三日，集市已经结束，留在地上的只是些烂菜叶、脏干草、几段绳子、小木条箱的碎片，所有那些散乱的东西仿佛是被一波波看不见的海潮抛弃在那里的。
波朴切特特别喜欢集市，所以每个星期我都要带她去。圈在围栏里的小动物：山羊羔、兔子、母鸡、小鸭让她又笑又拍掌。还有集市上的气味，也让她脆弱的鼻孔发痒，比如面饼、油炸面食、热酒、栗子、烤肉的香味；声音也一样，男男女女的人声仿佛混杂在一个巨大的盆子里，有叫声、招呼声、小贩油嘴滑舌的叫卖声、卖圣像者的祈祷声，还有讨价还价的人群中发出的虚假怒吼声。但波朴切特最热中的，是维克托·海德基尔希带着他的手风琴来到集市，开始在露天奏出一些音符的那一刻，那些音符听起来有时像悲吟，有时像快乐的呼喊。有人给他让出位置，有人围着他。这时，集市里杂乱的噪音猛然消散，仿佛人人都在等待音乐，音乐在那一刻已经变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维克托，那是所有节日所有婚礼都少不了的人。在我们这里，唯有他懂得音乐，也只有他拥有一个还能弹奏的乐器。我相信在施罗斯客栈的小客厅里，就是那所谓的“觉醒联谊会”的成员聚会的小客厅里，一定有一架钢琴，也许还有一些铜管乐器—迪奥代姆曾对我证实这一点，因为，据他说，有一天，小客厅的门没有关严，他瞥见了那架钢琴。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消息挺灵通嘛，他好像对那间屋子很熟悉，也许实际上他就是那个团体的成员，他把脸一沉，要求我闭嘴。维克托的手风琴和他的嗓音，也可以说是我们难忘的记忆。就在那天，他吟诵了一首《约翰妮悲歌》，使妇女们落下了眼泪，连男人们的眼睛也红了。那是一首爱情和死亡的悲歌，歌词的起源已经年久失传了，讲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悲惨遭遇。她爱着一个男人却得不到那个男人的爱，她不愿看见那使她心跳的男人手挽着另一个姑娘，便在冬天的一个傍晚跳进施陶比河，永远躺在了冰冷的流水里。
艾梅莉亚有时陪我们一起去。我便挽起她的手臂，也带她去。她听任我给她带路，她的眼睛只看唯有她一个人能看见的东西。我即将叙述的谈话发生的那天，她坐在我的左边，一面哼着她那首歌，一面前后点着头，和着轻柔的节拍。波朴切特坐在我的右边，嚼着我刚给她买来的红肠。我们紧靠着菜市场最粗的一根柱子坐在那里。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老罗斯维尔达·克鲁根格哈尔，一个半疯癫半流浪的老妇人，正在垃圾堆里找烂菜和畜禽的下水。她找出一根歪歪扭扭的胡萝卜，在眼前晃来晃去仔细观看，然后开始对胡萝卜说话，好像那是她的一个老熟人。就在那一刻，从柱子后面传来了粗大的嗓音。我立即听出来那是哪些人的声音。
一共有四个男人：埃米尔·多尔夏，护林员；路德维希·普芬林，马厩小厮；贝恩·福格尔，白铁匠；卡斯帕尔·豪佐恩，镇政府办事员。那四个人从黎明开始豪饮，早已被所饮之物热了身，集市和集市的节日气氛又火上浇油，使他们更加兴奋。他们扯着嗓门说话，话语间有时还磕磕绊绊，用的是不由分说的口吻，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谈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