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着看看我。

“你以后要想到我，你将来回到你的家乡，找到溪涧长春花时，你一定要想到大学生莫施·克尔玛。另外，你应该讲述，讲述发生的一切。你要讲车厢里的事，也要讲今天早上的事，布罗岱克，为了我，你应该讲，为了所有的人，你应该讲……”

我的腰上挨了凶狠的一棍，疼得火烧火燎。另一棍打破了我的肩膀。两个看守来到这里，他们边嗥叫边打。克尔玛闭上眼睛。一个看守推搡着我，吼着命我走。再一棍打破了我的嘴唇。血流到我的嘴里。我又开始奔跑，痛哭着，不是因为疼，而是想到克尔玛作出那样的选择。嗥叫离我远了些。我回头。只见两个看守朝大学生扑了过去。大学生的身子从右边朝左边摇晃着，有如一个被顽皮孩子卸掉了铰接点和整个结构的可怜的牵线木偶。我甚至以为我在噩梦般的时间浓缩中又回到了那个夜晚，重新体验了那个“清洗之夜”。

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山里找到过“溪涧长春花”，但我在一本书里看见过，一本非常珍贵的书：花不太高，花茎很细，深蓝色的花瓣粘连在一起，好像从没有真心实意希望开放过。也许今后不会生长这样的花了。也许大自然决定把它永远从花卉目录里抽去，剥夺人类欣赏它的美丽的权利，之所以剥夺他们这个权利，是因为他们不配欣赏它。

跑完这段路程也就结束了我的奔跑，面前是集中营的入口：一个铸铁制作的大门，做工精湛，有如公园或花园的大门。大门两边各有一个岗亭，岗亭漆成鲜艳的绿色和粉红色，岗亭里的哨兵站得笔直。大门上方有一个发亮的大吊钩，很像屠宰场的吊钩，人们用它来悬挂宰过的整牛。一个男人挂在那里摆来摆去，他双手反剪在背后，脖子上有一根绳子，两眼大睁着，眼球突出了眼眶，他舌头很肥厚，肿大，伸在嘴唇外边。可怜的小伙子，他与我们相似如兄弟，他瘦削的胸前却挂了一块木牌，牌子上用那些人的语言—“同根兄弟”的语言，昔日我们方言的复制品，我们方言的孪生姐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一文不值。”他迎风动了动。离他不远，三只乌鸦耐心地等待着，窥伺着它们的美食—他的眼睛。

每天都有一个人像这样被吊在集中营的入口处。每个人早上一醒来都会想想也许该轮到自己了。看守们把我们从简陋的房子里赶出来，此前我们都席地堆挤在那里过夜，出来后，他们命我们排成行，于是，我们便在那里等着，就那样站着，等很长时间，无论刮风下雨，一直等到他们从我们当中挑选出当天的牺牲品。有时，几秒钟就决定了。有时，他们拿我们玩骰子打牌赌输赢。而我们则必须站在他们旁边等候，排列整齐，一动不动。赌博没完没了，到最后，赢家享受特权，进行选择。他来到我们行列里。我们都屏住呼吸。每个人都试图尽量缩小身子不被他看见。看守却不慌不忙。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囚徒前面站定，用他的棍棒触触他，简单说：“你。”我们这些人，所有其余的人，在我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一种疯狂的快乐，一种丑陋的幸福，而这快乐和幸福也只能延续到翌日，延续到新的仪式，但它毕竟能容许我们坚持，坚持下去。

那个“你”便同看守们一起走了。他一直走到大门边。他们让他爬到吊钩处。让他把昨天被吊死的人解开，然后取下来背在自己背上，挖一个坑把死者埋掉。接着，看守们命他挂上写着“我一文不值”的木牌，把绳子交给他，让他爬到梯凳最高处，等待那位“吞噬生灵的女人”到来。

那“吞噬生灵的女人”是集中营营长的妻子。她很年轻，更重要的是，她具有一种毫无人性的美丽，头发格外金黄，皮肤格外白皙。她经常在集中营内散步，我们则奉命绝不能与她的视线相遇，否则格杀勿论。

这个女人从不缺席晨间的吊人活动。她慢慢走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净水、香皂、护肤霜使她的双颊格外红润，有时她的香味会随风飘到我们这里，一种紫藤的香味，自那以后，我一闻到这种紫藤花香就必定呕吐，必定哭泣。她穿的衣服很干净。她的打扮无懈可击，并且衣着入时，而我们，在她几米之外，却衣衫褴褛，破衣无形也无色，浑身跳蚤虱子，光头垢面，满头疮疥，臭气熏人，骨瘦如柴。我们属于与她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她从不只身来到这里。她怀里总抱着自己的孩子，一个裹在漂亮襁褓里的几个月的婴儿。她安静地摇晃着孩子，在孩子耳边说话，还小声唱着儿歌，我记得有一首儿歌的歌词这么说：“世界，光明的世界/人类的手将一切包揽/世界，光明的世界/啊，我的孩子睡得那么香甜。”

孩子一直很安静。他不哭闹。有时他会睡过去，于是，她便用非常温柔的动作让他醒过来。当他终于睁开眼睛，用小胳膊小腿乱舞乱蹬，朝天上打哈欠时，她便动动下巴，向看守们示意，仪式可以开始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看守便朝梯凳使劲踢一脚，那“你”的身子往下一滑，立即被绳子接住。那女人注视他几分钟，嘴唇边随即掠过一抹微笑。她从不放过任何细节：惊吓中的哆嗦、喉咙的响声、在空中寻找土地的双脚、肠子排空时发出的呱呱声、全身动作最后的凝固、绝对的静默。于是，她给孩子的额头一个长长的吻，孩子有时会哭两声，显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饿了，要求吸吮她的奶头，她也就安静地离开了。三只乌鸦已经就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看见的那几只，它们是那样相似。看守们互相也很相似，但他们不吃眼睛，他们只吃我们的生命。跟她一样。跟集中营营长的老婆一样。她，我们私下里用这个绰号叫她：“吞噬生灵的女人”。

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个孩子，她的孩子。他是否像她一样死掉了？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与我的小波朴切特岁数相当。那小家伙在那些日子里，每天清晨吃他母亲乳房里温热的乳汁，同时将几百个人吊死的场景尽收眼底，他如今情况如何？他在梦里都看见过些什么？他说些什么话？他还能微笑吗？他有没有变成疯子？他是否忘却了一切，或者在他年轻的脑袋里一再回想那些接近死亡的身体如何抽搐，那些即将窒息的喉咙如何发出呻吟，眼泪如何在土灰色的瘦脸上流淌？还有乌鸦刺耳的聒噪？

到达集中营的头几天，在“罐子”里，我不停地同克尔玛说话，仿佛他还活在我的身边。所谓“罐子”，其实就是没有窗户的单人黑牢。阳光只能从包了铁的大门下边钻进来。我睁开眼，看见的是面对着我的墙壁。我闭上眼，看见的是克尔玛，在他背后更远的地方，远得多的地方，是艾梅莉亚，她的肩膀柔弱而单薄，再远些的地方是费多琳，她微微摇着头，正在哭泣。

我不知道我在“罐子”里待了多长时间，与我同在的是那三个人的面容和那堵墙。想必时间很长。几周，也许几个月。但在那里，在集中营里，日、周、月，这些字眼毕竟毫无意义。时间算不了什么。

时间，它已不复存在了。

普鲁士通过几次对外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于1871年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

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迫使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该地区于1919年一战结束后归还法国，1940年二战初期被德国兼并，1945年二战结束重新回归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