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利依旧很平静，计划在最后一分钟驾着她的马车溜出维也纳。我们谈到在这里认识的年轻男士们，多数似乎都已化成空气消失了，甚至没跟我们道别，更遑论帮助我们。或许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男人的情况可能比我们女孩更危险。即使如此，我们仍忍不住慨叹身为所谓的“弱者”，并没有得到应得的保护。仅就这一点来看，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差别再一次有天壤之别！要不是还有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的格察，谁会管我们呢？
一夜之间，席拉赫神经兮兮的宣告，便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张贴，一再强调大家必须保卫“祖先的土地”，不受“最后一批野蛮人”的侵犯；他不断引用17世纪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战胜土耳其人的例子。
西塔与格察终于回来了。这一次，轮格察坐在车内，由西塔攻入圣地，将所有奴才小人推开，直接扑向席拉赫的高级副官韦斯豪夫——有时候弗雷德双胞胎姐妹结交的奇怪朋友还真有用处——韦斯豪夫很快带她去见席拉赫。西塔提起她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交情——霍夫曼是希特勒的御前摄影师，恰巧也是席拉赫的岳父，接着要求席拉赫核发特别许可证，让格察离城。起先席拉赫似乎愿意合作，可惜在打了一通电话后，口气大变：“我刚才听说帕贾斯维奇伯爵已不再是代表克罗地亚的外交官了！”西塔表示她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接着解释格察必须载三位护士去新单位报到。席拉赫答说他爱莫能助，但格察可以等他撤出所有大使馆时，跟他的旧同事一起走，否则只好留在维也纳；其他免谈！西塔回家见到我们之后，还为韦斯豪夫掉了一滴清泪，因为他在分手前对她说：“永别了！我们将死守在这里，直到城亡！”我十分怀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逃亡。
维也纳被苏军攻陷之时，席拉赫果然逃往西方，并轻易混入美国人之中找到工作；后来自首，结果在纽伦堡大审判中因反人道的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是少数认罪的人之一，自忏教导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信仰后来变成杀人魔王的希特勒。
格察当然不可能和他的旧同事一起走，他们彼此蔑视。最后，我们女孩子决定自己上路，减少格察的负担；若不必替三个女人担心，他的出路一定比较多。接着弗朗茨·塔克西斯（少数留下来的“忠实”男士）被派去车站查询火车出班表，回来后报告大部分火车都已停驶，但仍可试试往返于维也纳与林茨之间沿多瑙河行驶，经过各个种葡萄小村落的多瑙线。下一班预定凌晨4点发车。
我们叫西塔回萨赫旅馆去睡个午觉；西西消失在汉西房间内，与哥哥话别；格察和我则继续煮咖啡；没有人更衣。格察告诉我，他现在联络上三名党卫军内身份可疑的低级军官，愿意给他假的汽车行照及牌照，条件是载他们三个人离开维也纳——沉船上的老鼠都准备开溜了！格察很想冒险试试看，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照目前的混乱情势来看，这招或许行得通。
大家在赫林街道别，可怜的卡里叔叔看起来很不快乐；谁知我们何年何月才能重聚？！然后格察载我和西西去弗兰茨—约瑟夫车站，途中接了西塔。我们都没带重的行李，像是毛皮大衣等；格察答应会尽量替我们带，万一没空间，也只好算了！
恩斯河小城4月3日，星期二
车站管制非常严格，所有人都必须通过检查。幸好我们都持有盖上官印的合法旅行证，可以合法旅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证件上面写着：“德国红十字会护士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奉派前往空军4/xvii医院工作”；接着注明任何与上述目的地方向不符的旅行路线，将视同逃兵处理。
火车自然相当拥挤，西西·维尔切克和我挤进一节车厢，西塔·弗雷德挤进另一节。我们准时离站，但大家都十分惦挂格察·帕贾斯维奇。车行如蜗步，我们根本没东西吃，很快便饥肠辘辘。将近中午，刚离开克雷姆斯不久，第一批敌机出现，对我们颇感兴趣，火车立刻躲进隧道，待在里面长达六个钟头，敌军轰炸机就在这段时间内将克雷姆斯炸个粉碎。
她们搭上的那班火车是最后一班，因为那次空袭将剩下来的铁路线全部炸断。
西西除了携带一个背包及几个小包袱之外，还在胸前紧紧抱住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里面放了几百万马克和数目差不多的捷克银币；那是维尔切克家族全部的现金财产。西西必须把它交给她在卡林西亚的父母，我可以想象那个钱盒一路上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
在隧道内感觉仿佛就要窒息了，于是乘客纷纷下车走到出口外面。大家可以看见头顶上有大群轰炸机朝维也纳飞去。等到火车重新开动时，天色已黑。火车走走停停，每次停车，西西都会下去在车旁舒展一下筋骨；我们都开始抽筋，疲惫不堪。这时西塔也挤进我们这一节车厢，平躺在其中一条长凳底下。离城之前，她在赫林街秉持一贯作风，把所有西西不要的东西全捡起来，收进自己的包袱里：旧平底鞋、没盖的保温瓶、假珠宝……现在这些杂货全跟着我们；因为她说：“你们怎么知道用不着呢……”
半夜2点，一辆货车在我们这列火车旁停下来。西西过去调查，得知它将早一点离站，我们决定换车。三人爬下车后，才发现忘了钱盒，又爬回去拿，再爬上货车。货车车厢都没有门，里面挤满裹着毛毯的人，全是从匈牙利逃出来的难民。西塔不小心坐在一个人身上，旁边的人立刻大叫：“小心！他才刚刚动过手术！”火车终于开动了。晚上月色极美，却也冻得可怕。不久，旭日自多瑙河后方升起。我们在霍约斯家族，即梅勒妮·俾斯麦娘家的家族产业，施韦特贝格停了颇长一段时间，这时又听说原先那班车已迅速赶上来，很快将超过我们。西塔又惊又气，逮住站长，给他看我们的旅行证，并坚持应让我们先走；他只是漠然地瞪了她几眼。她接着去找火车司机，送他香烟——亦无结果。这时原先那班火车冒着烟进了站，长叹一声后停下来；我们又火速爬了回去。不久便朝恩斯河畔的圣瓦伦汀驶去，那将是这条线的终点。
到了圣瓦伦汀之后，我们踉跄穿越被炸断的铁轨，登上另一班驶往恩斯河小城（乔丝·罗森菲尔德家族产业所在地）的火车，并在早晨9点抵达目的地。我们已和格察·帕贾斯维奇约好在那里等他。那时我们已在路上奔波超过24小时，一点东西都没吃。乔丝的家距离车站还得再走半小时，饥饿不堪的我们一路举步维艰，最后终于倒在乔丝脚旁，背包、包袱、钱盒散得满地。看起来一定惨不忍睹！
乔丝立刻开始照顾我们，先喂我们吃早餐，再让我们洗个澡。两个小时后，大家才慢慢恢复人形。她的宅邸和这一带许多乡间巨宅一样，建筑中央留有一块列拱的开放中庭，气氛典雅，诗情画意。乔丝和母亲及两位未出嫁的阿姨（全是好心却挑剔的老太太，看到我们都吓坏了！）住在这里，不过她并不打算留在这里等苏军攻来，早已开始收拾行李。两位阿姨拒绝离开，再加上寄住在这里的霍恩贝格家的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1岁，连同他们的护士，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孩子的父亲，即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于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结果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子，恩斯特公爵，是德奥兼并后第一批被关入达豪集中营的人之一。孩子的母亲是英国人，现在双亲都留在维也纳，公爵希望日后能为奥地利效力。
大家都守在收音机旁，但维也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帮乔丝把大量颇丑陋的银器装入洗衣篮内；一群在产业内担任农工的法国战俘，接着把这些篮子藏在水泥污水管内封死，埋入花园内。完工后，那批法国人（全来自法国南部）进屋里来和我们共饮一杯葡萄酒。整个过程都在蜡烛照明下完成，免得引起附近居民生疑。掘埋工作虽然辛苦，倒是絮语笑声不断。
德国及奥地利各地农庄都雇用了这类法国战俘，大多数都非常和善，也帮了许多大忙。待战争结束他们恢复自由身之后，又常志愿保护急难中的人，陪伴以前的雇主逃往西方，担任他们的保镖。后来保罗及塔蒂阿娜·梅特涅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逃难的。这些战俘不论政治立场为何（很多人是左派），多数选择徒步走回法国，而不愿留在东欧等待“苏军”来到。
4月4日，星期三
仍不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踪影。我们决定再等24小时，若他还不出现，便先往格蒙登去。
格蒙登4月5日，星期二
凌晨4点起床，趁天黑上路。乔丝·罗森菲尔德陪我们走了一段路；她想在附近的斯泰尔城内找到一家美容院。结果我们碰上两名酒醉的士兵，他们老远从匈牙利边界走来，一路通行无阻，可见德军阵营的混乱情况。
早上10点便抵达林茨。车站附近仿佛一大片废墟地，人潮万头攒动，看了令人十分沮丧。希特勒本来希望将林茨变成艺术大城，眼前却只剩下一片残破。
由于下一班开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阿特南—普赫海姆的火车下午2点才发车，又没地方寄行李，我们只好拖着行李鱼贯走进城里。天气燥热，西塔·弗雷德拖着大包小包塞满旧鞋、无盖保温瓶和西西·维尔切克其他垃圾的行李，落在后面。我们哀求她把那些垃圾全部扔掉，但她坚持不肯。
最后终于找到一家没被炸坏的旅馆，他们让我们进去梳洗及休息。然后再上街找邮局，想发电报给家人，却遍寻不得。我决定去找肉铺，结果非常自豪地带了半磅香肠回去。但西西和西塔都认定那是马肉或狗肉做的，坚持不肯吃；我只好把香肠送给女侍应生，令她大乐。喝了点稀汤后，西西和我到公园里坐在长凳上晒太阳，四周全是炸弹坑。后来警报响了，我们奔回旅馆取出行李，带着西塔赶回车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被困在林茨，或躲进林茨的掩蔽壕内。
车站里闹哄哄的，没有人知道该往哪里去。西西眼尖，瞧见一列火车停在另一条铁轨上，正开始冒蒸气，而且似乎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我们赶紧爬上车，静观其变。结果我们非常幸运，火车为了躲避即将发生的空袭，提早离站。
阿特南—普赫海姆是通往格蒙登与萨尔斯堡的重要转车站。下车后我们先进村里，村里只有一条街道；红十字会已接管所有的客栈，发放中心请我们喝汤。据说伤患不断朝这个方向涌来。看见那些皮肤被晒得红红的、制服浆得笔挺，且态度友善的护士，令人惊喜。这里似乎离战争还颇遥远，当地邮局甚至让我发电报给母亲；只不过不知她是否能收到。塔蒂阿娜在汉堡，距离太远，根本不必尝试。
下午5点登上驶往格蒙登的火车，西西和我在那里下车，西塔则继续坐到艾尔特蒙斯特。下周我们再会合，一起前往施瓦察赫—圣维特。
我们对格蒙登的第一印象不太好，等了很久才等到一班电车，不过后来渐渐习惯不时的耽搁。电车载我们到湖滨大旅馆“施万”前的市集广场；广场上也一片混乱，一辆辆载满从维也纳逃亡人潮的卡车不停驶来，这些人无处可去，下了车后便拎着包袱席地而坐。我在人堆里认出一位西班牙外交官。
我们徒步走上一个陡坡，抵达柯尼金别墅。别墅最早由坎伯兰伯爵建造，现在属于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未出嫁的阿姨，奥尔加。那栋建筑乍看之下像是已荒废了，我绕到后面马厩去找人。西西则被一条巨大的猎狼犬困住，动弹不得；狗围着她绕圈子，吠个不停。产业内插了好几个“内有恶犬”的告示，让我们有点担心。后来终于有一位德国上校的太太开门让我们进去，她自己也带着两个小女儿在逃难。然后她唤来一位典型的旧式侍女——戴着夹鼻眼镜、头顶上梳个髻的施耐德小姐。后者领我们上楼，把我们安顿在主卧室内。主卧室很小，摆了一张窄床，床尾放一张长椅。我们俩抽签决定谁睡哪里。施耐德小姐很不开心；虽然克里斯钦通知她我们会来，她却不知道确实的日期，所以没做好准备。其实我们满心感激克里斯钦，哪还会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饭后我们泡了一个舒服的澡。整间浴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满了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声，原来是格察·帕贾斯维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一起开车过来，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带来了。不仅如此，格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拖车，挂在车后，上面堆满其他朋友留下来的东西。即使在这种非常时期，有胆识、有决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丢下的东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风琴，和西西的一只皮箱。
我们坚持要他们留下来过夜，但睡在哪里呢？这栋房子虽大，但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从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医院）运来的家具。最后我们两个女孩挤在窄床上，格察睡长椅，卡皮斯坦则睡在浴室一张临时架起来的沙发上。他们叙述了维也纳自我们离开后的状况。
过去几天情势遽变，我们离开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汉西便领着部队移防到阿姆施泰滕。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载着那三名提供汽油、证件及汽车牌照的党卫军逃兵离开，格察同时答应替他们运送所有的行李。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三名党卫军中，竟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即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副总经理，鲁施先生。他人这么好，实在不像一名党卫军，我因此怀疑他为了离城，可能也持有假证件。格察强调他奉派替盖世太保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证件有效期为一个月，他们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个萨尔斯堡区域。本来他应该在抵达圣吉尔根之后把车子交给那三个人，但他认为自己已仁至义尽，不打算那么做，于是便让他们在林茨下车。
巴特奥塞4月6日，星期五
我们把车上行李卸下来，让男士们开车去接格察·帕贾斯维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姐）、他们的两个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们的四个小孩，这两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奥塞埃尔茨家。我们计划周末去找他们。
但首先，我们必须先申请留宿柯尼金别墅的许可证。格蒙登的纳粹地方党领导极不友善，但市长为人却颇正直，一听到我们的名字（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曾经跟他提过），立刻准许我们住下。克里斯钦也交代过园丁，让我们自由采蔬果，所以看来我们还有希望活下去。西西保持低姿态，因为她未来的医院格蒙登医院还不知道她已经到了。我们去施万旅馆吃午餐，一位刚从维也纳逃来的人告诉我们，苏军昨天已在维也纳郊区弗罗瑞兹多夫的树上吊死了一些纳粹党员。
下午我们搭火车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探望施塔勒姆贝格夫妇。格察再开车接我们回巴特奥塞。埃尔茨母亲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儿子的消息，但据说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树林里。
4月7日，星期六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着带孩子们出去采蒲公英，拌在沙拉里很好吃。然后去美容院做头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替所有人做饭，很困难，因为没有人有粮票。
格蒙登4月8日，星期日
早上在教堂碰见许多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妇、帕尔菲夫妇等。午餐后，帕贾斯维奇夫妇载我和西西·维尔切克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路上被党卫军巡逻拦下，虚惊一场！格察拿出他的假证件，他们也要求看我们的；我的证件上注明我应该去施瓦察赫—圣维特，方向跟这里完全不对，立刻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距离目的地还这么远？我解释我离开维也纳的日子比原订启程的日期晚很多。最后领头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车，派我去挖战壕了；我反唇相讥，说我以为“六年战争”期间护士的用处应不只挖战壕而已！这场对话不甚愉快，离开时大家都还在发抖。回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西西和我搭火车回格蒙登；我们计划好好休息两天。
4月9日，星期一
天气美极了。我们坐在柯尼金别墅的阳台上晒太阳，享受湖光山色的可爱景观。很快西西·维尔切克就得去格蒙登医院报到了。
今天在施万旅馆碰见埃尔巴赫夫妇；维克托·埃尔巴赫是驻雅典的最后一任德国首长，他太太厄莎贝斯则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他们刚从匈牙利逃过来，告诉我们卡塔林在林茨被党卫军拦下，所带的东西全被没收——主要是培根、面粉和香肠——都是她老远从匈牙利带来，本来希望做小孩的粮食，维持到战争结束。埃尔巴赫夫妇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可能会在旅馆里住一夜，让我们感觉很愧疚，自己住得那么舒服；然而未经汉诺威家族的同意（他们现在都在德国），我们不敢收留任何人。
4月10日，星期二
西西·维尔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兰医院”院长谈过话；他提议就让她在那里工作，这样对她很方便，她每天只需走路穿过公园便可；但她有点犹豫，因为那间医院内没有手术室，而她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在手术室内工作。
4月11日，星期三
陆军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别墅后面改建的马厩里，从兰巴赫开车来看他们。他并不认为德军还能撑过两个星期，建议我最好别尝试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负责率领一个爆破小组，经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长埃格鲁伯见面，后者等于是奥地利这一区的国王，是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很爱大放厥词，高谈“抵抗”、“荣誉”，云云。
已有消息传来：我们医院的伤患没有一名安全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只有年轻的护士及一批医生报到。然后我有命令在身，尽管很想待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面对“大崩盘”，但此刻的明智之举似乎仍是上路为妙。格察·帕贾斯维奇会开车送我一程。
4月12日，星期四
上校载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去格蒙登车站。虽然我一部分的行李已比我早一步运走，但我携带的包袱还是很重。开往圣吉尔根的慢车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把行李塞进车窗里，站在车厢外最低的台阶上，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后来警卫走过来命令我们下车；我们绕到火车另一边，等火车开动，再赶快跳上对面的台阶，结果西西两只脚各踏一截车厢，就这样摇摇晃晃上路了，实在很危险。后来一位军医救了我们，他跳到我们后面，保护我们别因为撞上树枝或狭窄隧道的墙壁而掉下车去。抵达圣吉尔根后，格察和阿莉已在车站等我们。
罗斯福总统就在当天死于佐治亚州的温泉镇。
4月13日，星期五
驾车开往拉德施塔特的一路上险象环生，到处都有路障，守卫若非陆军宪兵，便是党卫军。碰到后者，格察便拿出他的假盖世太保证件；碰到前者则亮出他的克罗地亚外交官护照。由于陆军和党卫军彼此仇视，他得分清两者，千万不能搞错。这点可不容易，因为从远处看，他们的制服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已听说弗斯尔（里宾特洛甫以前的藏身处）附近的路障检查尤其严格，好几辆车已被没收，乘客被赶下车子。在一处党卫军设的路障前停下来时，有一群人便不怀好意地围上来，但看见格察的证件之后，却宣称他们是“盖世太保的拥护者”对我们挥手致意，甚至警告我们要多加小心，原来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被一个伪装成宪兵的驾驶员击毙，他们正在追捕那名凶手。
开进拉德施塔特之后，我及时跳上一列正准备离站的火车。火车开动后，格察才扔给我一叠粮票。一个小时后，便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途中经过一处名叫比绍夫斯霍芬的地方，赫然看见铁轨两边围满铁丝网，后来别人告诉我，那里是专门关俄国人和波兰人的集中营，战俘都挤在围栏后，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经过。
施瓦察赫—圣维特是个小村落，四周环绕丑陋的矮山。我下车时已6点，有人告诉我，院长蒂姆大夫正在某间客栈内吃晚餐，我最好去那里跟他报到。步入市集，艾格尼丝护士一把抱住我，她和另外两名护士在一起，三个人都穿着可爱的阿尔卑斯山地农家少女装。她尖叫着跟我打招呼，忙不迭向我报告最新的闲话：目前一切停摆，接下来两周都不用工作。这里的医院受两个敌对集团的控制，其中一个集团正迁往加施泰因温泉……
后来我终于找到蒂姆大夫，他正和另外六七位官员吃晚餐；他劈头便问我：“卡门人呢？”——指的是西塔·弗雷德。接着问我，找到住的地方没有，因为他已无空房拨给我，所有房间都住满了，他只能让我去睡他自己的床！我怯生生地问他，那我可不可以离开，去别家医院工作。他说他以为西塔和我逃了，已向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空军管区指挥部报备——然后猛眨眼睛，补了一句：“不，不，我一定要留你们在这里的手术室内工作。再过十天医院就开工了。”这段时间，我可以回格蒙登，但到时候一定得带西塔回来报到，不得有误！然后他建议和他一起吃晚餐的一位上校开车送我一程。我赶紧将所有行李搬来，包括我事先寄来的东西，和今天手提的几个包袱。我们在晚上8点启程，那位上校和他的驾驶员坐在前座，显得有点紧张。他说现在山区里藏有游击队。我们绕了一大圈经过萨尔斯堡，终于在深夜1点抵达格蒙登。
4月14日，星期六
我虽然因为旅途劳顿已精疲力竭，仍然步行走去艾尔特蒙斯特——往返总计两小时——通知西塔·弗雷德这个好消息。
昨天苏军攻占了维也纳，听说德军根本没有抵抗。
其实“维也纳之役”，苏军自从4月6日便开始围城，战役虽持续不到一周，却历经整个大战期间流血最多、破坏性最大的巷战。
埃格鲁伯首长最近不断在收音机里叫嚣“奥柏多瑙”（纳粹替上奥地利省取的名字）必须作战到底，直到牺牲最后一个人；现在无论情况变得多艰苦，谁都不准逃亡，就连妇孺亦不许撤退，因为已无处可退！他常在演说中引述希特勒的话，不过至少他很坦白，并不企图粉饰太平。同时他表示为了补偿民众，答应加发米及糖。
4月15日，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和整理房间。终于打开行李，把东西放好。
4月16日，星期一
火车已停驶（缺煤），我骑自行车去40千米外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拿留在施塔勒姆贝格家的一件毛皮大衣和背包，往返花了我五个小时！附近乡野极美，可是路边有另一座集中营，可以看见远处的营房，周围全围着铁丝网。这座集中营名叫埃本塞，似乎没有人知道关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人，或有多少人，只听说它是全奥地利最可怕的集中营之一，光是靠近它就令我浑身难受。
埃本塞集中营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分营，以严苛待遇及高死亡率著称。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逼近时，党卫军指挥官决定将幸存的三万名人犯关进装满炸药的隧道内，全部炸死，但营中守卫（多为从东欧来的德裔人）拒绝服从命令，所有人犯才逃过一死。如今该营已改建为纪念公墓。
4月18日，星期三
格察·帕贾斯维奇从圣吉尔根打电话来，说他碰见一个在柏林看见保罗·梅特涅的人。保罗终于被踢出军队，正打算回柯尼希斯瓦特。我们本来以为他老早可以离开军队，首先他是个爵爷（王族），而且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不过当局似乎最近才突然意识到这两点。塔蒂阿娜现在和他在一起。让我们祈祷他们能在柏林环城道路封闭前离开，敌军已逼近城郊了。
4月19日，星期四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找不到足够的粮食。商店里缺货，客栈总是拥挤不堪，而且供应的食物都极可怕，而且我们俩都没在工作——医院里至少还有餐厅——两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中。即使如此，西西仍设法拖延回医院的日子。她过度劳累，整天睡觉，看起来很不健康；在手术室里工作五年后，现在终于累垮了。她长得这么漂亮，如今这副惨相，看了教人更心疼。
4月20日，星期五
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戈培尔发表了一场可笑的演说：“元首常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常在元首的心中！”还有比这更肉麻的话吗？他接着说轰炸后的重建工程毫无问题。然而盟军现在正从四面八方逼近，空袭警报整天响个不停。不过至少像上校的太太就相信他的话；她坚信德国拥有某种秘密武器，将在最后一刻拿出来用，否则他们怎么敢发表这样的声明呢？她坚持要我们跟她一起吃早餐，真的非常好心，因为那便是我们一天里唯一的一餐。
4月21日，星期六
早上11点，西西·维尔切克唤我爬上屋顶去看，天空里密布飞机，从四面八方飞来，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今天天气虽美，对山谷下方的阿特南—普赫海姆而言，却是悲剧性的一天。我们可以看到炸弹如雨点般落下，机群一直在空中盘旋，扔完炸弹后，又飞回我们头顶上绕了一圈才走。空袭时间长达三个钟头。我从未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观看整个轰炸过程，因为通常敌机来袭时，我们都瑟缩在地窖内。这一次我看得一清二楚，整片大地因爆炸而摇撼，那景象既恐怖又美丽。
4月22日，星期日
倾盆大雨。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回家途中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经过我们身旁，让我们搭便车，没想到却突然转弯朝林茨驶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唤起司机的注意，请他停车。有些士兵身上佩戴着骑士勋章被调回前线。他们请我们吃培根。
昨天对阿特南—普赫海姆的轰炸显然造成极大的伤亡，车站里有好几列红十字会的火车停在侧轨上，让我想起两周前我们从维也纳逃出来，经过那里，那一群好心照顾我们、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年轻漂亮护士们！埃格鲁伯答应加发给饥饿民众的米与糖存粮也化成灰烬了。
俄军今天占领了埃格尔，意味着柯尼希斯瓦特也落在他们手中。家人都逃走了吗？
4月23日，星期一
西西·维尔切克终于去格蒙登的医院报到了。我再一次骑自行车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在一间客栈里午餐，和一位11日才从维也纳逃出来的人聊天。他讲了几则民团和党卫军在最后一刻发生激烈冲突的恐怖故事。
4月24日，星期二
西西·维尔切克今天一整天都在医院里洗脏绷带。医院里似乎没有手术设备。她现在发烧了。我仍在设法找食物给她吃。又下大雨！
4月25日，星期三
今天终于出太阳了。我们到阳台上晒太阳，想晒黑一点。下午去湖边骑自行车，坐在湖边休息时，周围的山峦开始发出低吼，仿佛在晃动。附近一定有地方遭到轰炸，却不能确定是哪个方向。听声音仿佛就在附近，却看不见飞机。回家后才听说，是50千米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听起来之所以这么近，是因为群山会制造回音的缘故。西塔·弗雷德打电话来报告最新状况，称贝希特斯加登为“磐石”！
这天美军与苏军在易北河岸的托尔高城外会合。纳粹帝国因此被切成两段。
4月26日，星期四
早上西塔·弗雷德开车来看我们。附近又发生空袭，我们只穿内衣躺在阳台上看飞机。稍后其中一架飞回来在湖上方绕圈子。由于敌机极少单飞，西塔认为那可能是一架被击中的美国轰炸机。起先我们懒洋洋地看着它转弯，后来它突然朝我们俯冲过来，我们拔起脚就往客厅里冲，心想它一定会撞上屋子，尚未回过神来，飞机已坠落在外面的公园里。我们赶紧奔出去，但机身已迅速燃烧，没有人能够接近。据说组员都已弹出机外，但时间短促，似乎不太可能。或许驾驶员想在草坪上迫降，却没有成功。我们都吓坏了。
上校派了几个人来公园里的菜园里种蔬菜。现在大家最大的恐惧便是饥馑。
那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西以及好几名法西斯领袖，一起遭意大利游击队枪决，然后用绳索绑住尸首的脚跟，倒吊在米兰大广场上。
4月27日，星期五
今晚回家时，看到门前停了一辆巨大的灰色汽车。我认出驾驶员正是安托瓦内特·克罗伊的丈夫尤尔根·葛纳（四个月前在维也纳替我们烤鹅的那个人）。尤尔根说他和安托瓦内特来巴伐利亚住了几天，现在奉命前往捷克投入舍纳尔陆军元帅麾下，但舍纳尔的军团眼看即将受围，而且尤尔根的部下都被困在克拉根福。他显然在拖时间。我们告诉他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他答应想办法帮忙。
收音机报道俾斯麦家族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宅邸被炸坏，而且有好几个人死亡。幸好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可是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占领埃格尔和马林巴德的似乎不是苏军，而是美国人。俾斯麦家的人又去了哪里？
虽然盟军正从四方逼近，再继续打下去毫无意义，但驻扎在我们这一区的德军一般来说仍非常守纪律，服从命令。
4月29日，星期日
我们让尤尔根·葛纳和他的副官奥尔住在屋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汉诺威家族产业的经理施塔拉克先生看见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开始紧张；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也不能说什么。而且直到目前为止，所有来暂住的人都是几位王子的朋友，他们绝对不会反对的。尤尔根觉得我不应该回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认为顶多再过一个星期战争就会结束。
气候变了，又开始下大雨，甚至飘了些雪。我们骑自行车去教堂，其余时间都待在屋内。格察·帕贾斯维奇开车来找西西·维尔切克，讨论未来的计划。他已替家人弄到护照，将带全家前往瑞士，要西西也一起跟去，但她放声大哭，坚持不肯。
我去找坎伯兰城堡医院的院长谈过，但他表示，除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空军管区的主任医官放我走，否则他不能雇用我，因为这附近的医院全属于陆军。我们三个人于是决定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请愿，若获得许可，我打算陪格察和西西去穆山几天。维尔切克家族在那里有一座城堡，他们计划待在那里等战争结束。然后我再回来工作。西西虽然不肯去瑞士，却同意和父母住。以后可能就没车子送她去穆山了，而且去那里她至少会有东西吃。至于西塔·弗雷德，她决定不理会任何命令，到本地医院做义工。
经过数月的秘密会商，党卫军中将沃尔夫就在这一天于卡塞尔塔率领所有驻意大利德军向盟军投降。
穆山4月30日，星期一
我们在阵雨中出发。我仍拖拉着一大堆不必要的行李，万一在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的面谈不成功，还是得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
抵达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空军管区主任医官，他正和一群军官吃晚餐，幸好我穿着制服。他领我进他办公室，听我描述施瓦察赫—圣维特的情况后，立刻发给我一张证书，解除我对空军的义务；表示现在我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工作。我立刻被他迷倒！
现在大家都可以前往穆山了。格察·帕贾斯维奇领队，载着阿莉、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载着所有的小孩居中；第三辆车是雅各布·埃尔茨的，由卡皮斯坦驾驶。每辆车都载满各种稀奇古怪的行李，包括几袋面粉、米和一些罐头食物，全是帕贾斯维奇和艾当莫维奇家族从匈牙利大逃亡沿途搜集所得，而且奇迹似的全保存了下来。
驶过巴特奥塞时，居然瞧见迪基·埃尔茨。大家一阵惊喜，可惜他看起来一副茫然的可怜相；他说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返回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家！
本来一切顺利，后来卡皮斯坦突然不见了。我们等了好久，终于决定下车伸伸腿，这时他才出现，大家继续上路。开了六千米后，西西突然尖叫一声：她把她的皮包和装有维尔切克家族现金财产的盒子，忘在刚才停车的路边了！史蒂芙载着她开回去，到了休息地点，她们看见钱盒，却没找到皮包；便继续往前开了一段路，赶上两位骑自行车的女人，其中一辆的龙头上正挂着西西的皮包。接下来的对话极不愉快，那个女人坚持要把皮包交给警方，后来总算放手，我们这才继续上路。
经过拉德施塔特后，接着进入陶恩隘口；那里下大雪，我们的车子被困住，动弹不得。西西和我只好下去推车，凌晨4点穿着制服做这件事实在不太舒服。这时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突然从转角出现，上面端坐着梅利·克芬许勒，身边堆满大小包袱，俨然一幅难民图画。她果然按照计划，驾着马车从维也纳一路逃来，现在朝她们家族在卡林西亚区的奥什—奥斯特维兹城堡前进。后来总算所有人都穿过了隘口，下到山边，于凌晨5点时抵达目的地。
穆山城堡原来是一座中世纪防御城堡，整个村庄都在堡内，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世界末日一般。我们吵醒了汉西的太太蕾妮，她赶忙替我们安排一切。西西和我共用一张四柱大床，明天我们将出去打听情况，开始计划下一步……
希特勒就在当天，4月30日，进入他柏林住处的地下室内自杀身亡。
几天后，西西·维尔切克和我返回格蒙登，一起进入公园对面的坎伯兰城堡医院内工作。但院内的工作环境极恶劣，我们俩几乎立刻同时感染严重的猩红热，原因是我们必须替自东欧撤退回来的数不清的士兵除虱，当然过度疲劳与营养不良亦使得病情更为严重。
我们躺在家里生病的同时，美军第三军团抵达格蒙登。对我们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写日记。所有留在德国与奥地利境内的人，在战后头几个月都置身于世界彻底瓦解的大混乱中，每个人都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活命这件事上，其他的事全部拋诸脑后。对我个人来说，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渴望，便是我愿不计任何代价与分散世界各地的家人恢复联络。当时我没有任何一位家人的消息，忧心如焚，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一定在替我担心。
——蜜丝注（1945年9月）
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于5月4日抵达格蒙登，翌日所有驻巴伐利亚的德军全部投降。四天之后，即5月8日，欧战正式结束。
西西·维切捷克（现为格察·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对于这一段蜜丝没有写日记的日子描述如下：有一天，一辆载着两位美国军官的吉普车开上柯尼金别墅。由于产业经理施塔拉克及施耐德小姐都不会讲英语，当时在公园对面坎伯兰医院工作的蜜丝便被唤来充当翻译。两位军官很明显地立刻对蜜丝产生极大的兴趣，他们声称苏军正迅速逼近，希望保护她，极力想说服她跟他们一起离开。蜜丝婉拒，表示不愿丢下我一个人。但他们表示过两天他们还会回来，同时禁止我们离开别墅。两天后，他们果真回来了，这一次催促我们俩都跟他们一起走，我们拒绝。他们再一次禁止我们离开，并威胁说我们会被枪杀。这时我们已明白苏军逼近的说法完全是托词，其实他们另怀鬼胎。幸好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人。
很快地，我们俩都染上了猩红热，被装上一辆没有车盖的马车拉到格蒙登医院，也就是我原先服务的那家医院。我们俩睡在同一张床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只知道有一阵子外面传来很多刹车声，人们用美国英语大叫、发号施令。接着一批穿着陌生卡其色制服、戴钢盔的士兵，手持武器冲进我们房间，但立刻被医院内的医生及护生推了出去。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
对于那段日子，我的记忆非常模糊。只仿佛记得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本食谱，上面印有面包、牛奶及肉的照片，我们俩便开始梦想着享受里面所有的食物。另一次我爬下床，溜进花园里偷拔了一杯红穗醋栗，结果被一位护士当场逮住，她大骂我是贼，我只紧紧抱住那杯宝贝，冲回病房内，然后趁着别人还来不及进来，和蜜丝狼吞虎咽把红穗醋栗全吞下肚去。六周后，医院放我们出院，我俩已濒临饿死状态。
回到柯尼金别墅后，才发现主栋已被美军反情报军团没收，指挥官为克里斯特尔少校。接下来那段日子，我记忆最深刻的，仍是不时折磨我们的饥饿感觉。蜜丝虽在病假期间，但仍是坎伯兰医院的员工之一，我们因此可以领到马肉等粮食配额，美国人允许我们拿到厨房里烹煮。我还记得那种每次看见别墅“客人”所享受的各种美食、让我们猛咽口水的感觉。最后在绝望之余，蜜丝和我想到一招诡计。每次等到美国人快要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我们便溜到餐厅窗前的花园里制造各种响声，像是搬弄花盆、剪玫瑰等等。当然他们几乎每次都会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用餐（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军禁止官兵与德国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然后总在吃下大量花生酱和喝下好几大杯道地的咖啡后，整晚兴奋得睡不着觉！
克里斯特尔少校是一位非常有礼貌又善体人意的正人君子，他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命令不断更换的属下规矩对待我们。由于别墅很快成为美军的“周末度假中心”，进行的活动可想而知（直到我们离开，即被遣散回乡之前，我们才搞清楚美军每晚都在一楼公寓内干什么），因此他的这项努力极有必要，也令我们非常感激。
遣散前，克里斯特尔少校特别替蜜丝担心。蜜丝曾经告诉他，她在柏林的经验，尤其是与“七月密谋”有关的那段日子，少校生怕她会因此遭到拘禁，接受审讯。幸好他的忧虑并没有成为事实。
有一天，我们和一群由无篷卡车及马车组成的车队一起离开，随行的是一群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年轻男孩。我们在众多守卫严密监视下，被送去毛尔基兴，接受筛检。那群党卫军小孩几乎立刻被释放，显然都是在大战最后几周内受召入伍，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穿上党卫军制服的。其余的人则需通过坐满三节火车车厢、各种不同审讯人员的质询；那些人不断问我们问题，同时不停拿出成沓的名单与我们的名字核对，想确定我们的确不是重要的纳粹党员。不消说，每位审讯官都觉得蜜丝非常神秘，首先，她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却又自称是俄国人。他们总会问她：果真如此，她为什么不留在俄国呢？显然他们都从没听过所谓的白俄难民！最后我们终于被放出最后一节车厢，临别时两腿还各被刷上一道白漆，表示已经“洗清”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通知我们可以自由离去。对我们俩来说，战争终于在这一刻真正结束了。
接着我们用徒步及搭便车的方式，走完漫长的归程。在同一天晚上回到柯尼金别墅，克里斯特尔少校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洗尘大餐。
我们在格蒙登又多待了几个星期，探望许多来附近避难的亲戚朋友，像是去穆山城堡看我父母、去奥斯塞看埃尔茨一家……
四个月后，蜜丝重新开始写日记。
奥斯塞温泉8月23日，星期四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离开了格蒙登，不再回去。
现在我打算想办法回德国和家人团聚，但愿他们都已成功逃出柯尼希斯瓦特（城堡现在落在捷克人手中）。
我把大部分行李都留在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施塔勒姆贝格家，陪西西去奥斯塞温泉一天，结果在车站碰见威廉·利希滕施泰因；他从瑞士来，想去施第里尔。他从手提箱里拿出培根、起司和饼干给我们吃。我们俩正饿得发昏，求之不得。他身上还藏有七小瓶白兰地，打算送给愿意让他搭便车的驾驶员。然后他在无意间告诉我，保罗和塔蒂阿娜·梅特涅如今正住在保罗位于莱茵河畔、已被炸毁的制葡萄酒产业约翰尼斯贝格内，那一区现在属于德国境内美军占领区。这是自从4月以来，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威廉陪我们去奥斯塞，帮忙提行李。
施特罗布尔8月24日，星期五
整个早上都待在奥斯塞温泉和艾伯特·埃尔茨的母亲聊天。她最近获悉留在苏军占领之捷克境内的女儿斯蒂芬妮·哈拉克的消息。迪基·埃尔茨于战争前夕被俘，现在还关在盟军设在巴伐利亚前线的战俘营内；他们显然受到恶劣的待遇，而迪基其实是个彻底的亲英派！我会设法请吉姆·维耶曾斯基帮他忙；吉姆已被经过德累斯顿的俄军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晚上两名美军从柯尼金别墅开车过来——他们俩都叫吉姆，请我们明天去格蒙登参加一个派对。其中一位吉姆跟一位法国女孩订婚了！
8月25日，星期六
阿莉·帕贾斯维奇和我试着搭便车去圣吉尔根看出租房间，但路上一辆汽车都没有，我们最后坐上一辆由两名前德国士兵驾的马车；他们每经过一栋房子都会停下来，想找些秣草喂他们的马，结果都没找着。很快与他们分手后，我瘫在路边的阳光下，阿莉坐在马路中央，好阻挡来往车辆。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了圣沃尔夫冈，再从那里拦下一辆吉普车。虽然这段路只有12千米，却花了我们三个钟头才走完。
几间出租房间都令人失望，我们正在发愁怎么回家，便碰上准备去接我们参加派对的两位吉姆。抵达会场后，看见很多女孩都经过刻意打扮，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难民一般。一整晚大部分时间，我都和一号吉姆聊天，他即将前往维也纳，再度成为克拉克将军手下的幕僚。我自己则打算星期二出发，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8月26日，星期日
下午格察·帕贾斯维奇、西西·维尔切克、阿尔弗雷德·阿波尼和我，一起走了几千米路去探望罗玛莉的一位表亲，卡尔·舍恩贝格；他住在隔几个村落外的一栋农舍里，农舍原属于他兄弟，但后者在捷克失踪了。苏军占领初期，本来卡尔也留在那里，但接管他们家族产业的捷克主管人很正派，劝他离开，因为情势愈来愈危险。现在他在捷克的城堡已被改建成医院。他请我们喝可口的牛奶及白兰地，令我们非常感激。然后他又装了满满两袋马铃薯，要我们带回去给阿波尼一家吃。回程路上，格察不停抱怨他脚痛，因为他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最后一辆美军吉普车载了我们一程，西西和阿尔弗雷德一路唱岳得尔山歌，令驾车的美军乐不可支。
8月27日，星期一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睡同一张床，头对脚；有时鼻子会被对方的脚趾搔得很痒。不过因为染上猩红热时，医院就把我们俩扔在同一张床上，所以我们早已习惯这种“潜水艇组员”式的睡姿。
去萨尔斯堡见一位冯·兰先生。他正借奥地利当局的协助，试图将几百名大战期间自德国北部遭轰炸城市撤退至奥地利的德国难民小孩遣送回国。他建议我加入红十字会的护送队，但筹备时间不知要等多久。下午我和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母亲一起喝茶；她是位迷人的匈牙利老太太，拥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她给了我几本英文书和一些通心面及沙丁鱼带回家，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我们在这里都未经登记户口，没有人领得到粮票，已经又开始挨饿了。每天我们都进树林里去采草菇，那便是日常主食。前几天我赤脚，不小心把大脚趾给划破了，流血不止；格察·帕贾斯维奇坚持要替我把血吸出来，以防感染败血症。我们和阿波尼一家一起用餐，他们非常慷慨好客，但他们的存粮也很少。
8月28日，星期二
今天我和阿莉·帕贾斯维奇坐阿波尼的马车去圣沃尔夫冈，希望能用我在格蒙登领的粮票换些食物。施特罗布尔属于萨尔斯堡区，格蒙登则属于上奥地利省，所以这些粮票照理无效，却幸运地换到我一周的配粮：一条黑面包、四分之一磅的牛油和半条香肠。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我们接着去探望图恩夫妇，他们带着三个小孩和他母亲一起住在四个房间里，请我们喝茶，并描述从东欧逃难过来的惊险故事。回家路上，我们每经过一株梅树都会停下来，车夫帮我们用力摇树、捡梅子。
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他也在最后一分钟逃出维也纳）给我一小罐沙丁鱼，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我并没有为返乡旅途做任何准备，而我很可能必须旅行数天。
8月29日，星期三
午餐后，吉纳·利希滕施泰因（执政王子的太太）、她父亲斐迪南·维尔切克、格察·安德拉西（西西·维尔切克未来的丈夫，他们俩刚宣布订婚）乘坐一辆插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旗帜的汽车出现。他们带来梅特涅夫妇的消息，是从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那儿听来的；加布里埃尔从特里尔去瓦杜兹探望家人，途中停留约翰尼斯贝格，见到了他们。
吉纳在晚餐后离开，留下几瓶琴酒，我们和阿波尼夫妇都喝得醺陶陶的。这是一场成功的话别派对。格察和阿莉·帕贾斯维奇明天即将前往艾尔特蒙斯特，最后定居瑞士，而我也终于要离开了。
8月30日，星期四
阿莉和格察·帕贾斯维奇已离开；房间里少了他们的东西，显得空荡荡的。我也开始收拾行李。冯·兰先生给了我最后的指示，我将随难民小孩的车队在明天下午5点出发。
冯·兰先生陪我们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儿喝了一点葡萄酒。由于我搭的火车将直达德国不莱梅，克丽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无法下车，给了我一个不莱梅的地址。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逻的宪兵拦下，因为忘了带身份证，被骂了一顿。
离开的时刻愈来愈逼近，我也愈来愈紧张。从我逃离柏林后，时隔已一整年，终于将重返德国。
以下摘录自西西·安德拉西—维尔切克写于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后一次看见蜜丝，是在施特罗布尔的火车站月台上，她即将随同难民小孩返回德国。拥别时，我们一起发了一个重誓：不愿很快结婚，尽量保持“自由身”！……结果还不到一年，蜜丝就食言了！
8月31日，星期五（记于1945年9月，莱茵河畔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罗马的伊连娜，然后最后一次穿上刚洗干净的红十字会制服（我以护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罗布尔城内逛最后一圈，吃了午餐，然后在西西·维尔切克、艾伯特·埃尔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车站。
冯·兰先生在萨尔斯堡与我们会合。火车开了六个小时才抵达，因为两辆美军卡车在铁轨上相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拖走。
到萨尔斯堡之后，他们要我去搭另一节指挥部职员乘坐的车厢。上车后一位迷人的护士帮我安顿好；车厢里只空出两张长凳，其余空间塞满白面包、牛油、香肠和起司，全是美军赠送的礼物，亦是供应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两个整天的食粮。因另外几百名小孩将从贝希特斯加登赶来，我们等了很久才终于全员到齐，出发上路。
总共有45节车厢，每节车厢里装着来自不同难民营的孩童及他们的老师。大部分孩子看起来都很整洁，吃得也很好，都因为即将回家而显得十分兴奋。自从不莱梅被炸毁，他们便被撤退到奥地利，过去一年都没有家人的消息。
指挥部职员包括冯·兰先生、一位医生、一位秘书、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还有一位带着4岁女儿寄住在兰先生施特罗布尔家中的太太，再加上由一位美国军官及四名男子组成的护卫队。
火车在巴伐利亚边界被拦下，等了很久，终于在深夜2点抵达慕尼黑。城内火车站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铁骨架。当地红十字会替孩子们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各车厢轮流分发。大家都睡得很差，因为空间太小，长椅又太硬。
9月1日，星期六
大战于六年前的今天爆发；恍若隔世。
今天一早经过奥格斯堡，几位同车厢的旅伴试着就月台上的水龙头清洗一番，我则继续昏睡。火车继续驶过纽伦堡、班贝克及维尔茨堡。从车上看出去，每个城市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同样的废墟、同样的荒凉。我们在维尔茨堡停留了颇长一段时间，我下车彻底清洗了一番，然后和其他人开始准备食物，切面包（超过800条）、涂牛油、切香肠等等，一直忙到天黑。
每次停车都有人想挤上来，大多是刚退役的士兵。照理说任何人都不准上车，但我们那位美国军官人很好，让他们挤进行李车厢内。一路上我们都享用优先权，因为是特别车队，不过出发后我还没看见另外一辆载客列车，一般民众似乎都搭货车，而且发车时间也不一定。基本上，德国就是一副惨相。
旅伴和我猛看地图，想决定我在哪里下车最好，有些人劝我一直坐到不莱梅，再设法从那里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我因为好奇，的确想去那里看看（该区由英军管理），可是必须绕太大一圈，实在没道理。
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开始分发食物。我站在外面，孩子们依不同难民营排队走过来领从火车上递下来的食物。他们看起来都很可爱，满怀感激，尤其喜欢白面包；不断向我们说“谢谢”。发完后，很多挤上车的平民也走过来，替他们的小孩要食物，因为粮食很多，我们也发给他们。然后我们将蜡烛插在马克杯里点燃，大家心情都变得比较好。尤其是另一位护士和那位秘书，她们都是萨尔斯堡人，再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她们唱维也纳的民歌，我们应和。接着大家又开始讨论我该怎么办？其中一位列车长说他将在富尔达之前的某个车站下车，火车将在那里停两分钟，他建议我也在那儿下车；他会安排让我在车站内夜宿，隔天我再搭火车去法兰克福。他认为我应该避开富尔达，因为整座城几乎被炸成平地，已成了荒城，根本没有车站。
快驶进那个小站时，我们站到车门旁等待，那位列车长手提一盏油灯，冯·兰先生和两位女伴则抱着我的行李。火车慢慢驶过小站，却没有停下来，列车长跳了下去，狂乱地挥舞油灯，要司机停车让我下车。没想到车速却加快了。所以我还是得在富尔达下车。
冯·兰先生很生气，企图劝我打消这个主意，但我不愿去不莱梅。其他的人这时都去睡了。我们一直注意看前方，终于看到一个像是富尔达车站的月台在远方出现，我准备跳车，因为我不相信火车会停，不过至少车速减慢了，让我可以溜下铁轨。冯·兰先生随后将我的行李丢下车，并大叫，两周后他会经过约翰尼斯贝格，会去看看我是否已安全抵达。
我很幸运，正好跳进一位提着油灯的铁路工人臂弯中，他也刚跳下火车，也打算去富尔达。他帮我提行李，我俩在漆黑的夜色中，踉跄穿过被炸烂的铁轨、炸弹坑和缠住我们双脚的电线，朝车站废墟走过去。我突然感到十分绝望，想到一旦走到富尔达后，得在月台上待一整夜，更觉得恐怖。我的守望天使已消失在前方，他先去侦察情况；这时我突然看见一辆火车头打着头灯朝我慢慢驶来，我狂乱地挥手，它果然在我前方停下。我问司机去哪里，他答道：“哈瑙！”（哈瑙就在法兰克福附近）但他必须先将货车停去别的地方，但我可以先上车。
坐在火车头里开一整夜的车，似乎比待在被炸毁的车站内过夜吸引人些，于是我便在司机协助下，爬上车。火车头里另有两个男人，他们替我把行李挂在司机座位四周的铁钩上。这时我的第一位旅伴，那名铁路工人，也从黑暗里冲出来，大家又把他也给拉上车来。尽管火花不停溅到我身上，我却满心感激，因为坐在火炉旁很温暖，估且不去想我那身洁白的制服到明天会变成啥模样。三位男士脾气都很好，但刚开始都只用单音节与我对话。那名铁路工人家就在附近，即将下车，他提议我跟他一起下车，到他家去等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可以请我喝咖啡、吃蛋糕，“全是美国北佬送的！”我很感动，但还是婉拒了，因为觉得待在火车上，早点抵达法兰克福的机会较大。
火车以我觉得吓人的高速度冲进黑夜里，周遭乡野满目疮痍，铁轨仿佛随时都会中断。我们驶进一个名叫埃尔姆的地方停下来。他们将后面的货车车厢卸下，然后两位司机就消失了，留我坐在火炉前的板凳上打盹。不久他们再度出现，显得非常气愤；虽然他们已连续工作24小时，但主管却不准他们回哈瑙，反而命令他们再拖另一列货车，回我们十个小时前经过的维尔茨堡。我差点没哭出来！个子又高又魁梧的主驾驶这时表示，既然已经答应要带我去哈瑙，他无论如何绝不会食言。于是他们先试着溜出车站，但转辙轨已经接好了；接着他们决定停留一整个晚上，如果有人过来查看，我必须躲起来，否则可能会惹出麻烦。我本想在地图上找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却一片茫然，正符合了我对“荒原”的想象！我下车蹒跚走进站内，假装才刚刚进站，却听说下班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后天才会到。
驾驶一直跟着我。突然对我说，以前他曾开过戈林和希特勒的专车，现在他已经替艾森豪威尔驾驶过两次火车，而且他们请他去美国工作，月薪2000美元（他现在每个月赚400马克）；在德国过的日子比狗还不如，他受够了！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美国？“我好像已经爱上你了！你说妙不妙！”我又踱回车上，希望另一个家伙会保护我，却发现他已经睡死了。我开始觉得很冷，试着升火——没用！我把那个人叫醒，请他多加点煤。这时我的仰慕者已回来，他俩叫我放心，说德国现在几乎已经没有火车司机了，主管非听他们的不可，否则他们就罢工。我说幸好战争已经结束，否则他们这种表现等于犯了颠覆罪，会被吊死。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
9月2日，星期日
一个小时后，天开始亮了。两位司机抓起袋子就跑，向我保证马上就会回来。7点，站长终于在打电话向各方报备后决定让步，打信号放我们出站，因为有别的车队即将进站。两位司机启动引擎，很快便加速朝哈瑙前进；我的包袱猛烈晃荡，车外的乡间景色迷人——至少在大松一口气的我眼里看来是如此。
早上9点抵达哈瑙，其中一位司机替我提行李，到站内一个挂了“闲人勿进”招牌的房间内。友善地道别、感激地握手，并且跟我最后一包香烟说再见！
管理那个房间的美军上士很惊讶地看我一眼，问道：“你要不要去清洗一下？”然后递给我一面镜子。我的脸上全是黑纹，围着白围裙的制服更是惨不忍睹。他用钢盔替我接了些水来，经过一番努力，我总算恢复人样。角落里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女孩坐在另一名士兵的大腿上。她告诉我，她等开往科隆的火车已等了两整天，不过现在似乎已安然接受完全不同的命运。
经过一番打听之后，我找到另外一位十分钟之后将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司机，他同意带我；这一次好几个人一起爬上火车。两位美国士兵帮我提行李，我们很快就上路了。火车缓缓穿过法兰克福——又是一大片废墟。我数数美因河上总共有六座桥，全已炸毁；由两座浮桥代替。抵达赫克斯特后，又等了三个半小时，接着坐一小时火车到威斯巴登，然后又等了两个小时；最后再转搭另一列火车到约翰尼斯贝格山脚下的小村庄——盖森海姆。和我一起下车的女孩，志愿帮我把行李提到附近的乌尔苏拉修道院。我们开始往山坡上走，穿过保罗·梅特涅著名的葡萄园，我心里一直祈祷他和塔蒂阿娜千万别出门度周末了。
走了很久，才走到被炸毁的城堡前；那景象也够惨的了，大门口只剩下一间警卫室。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柯尼希斯瓦特的管家，库尔特。他告诉我塔蒂阿娜和保罗已在十天前驾车前往萨尔斯堡——去找我！
那时我已累得哭不出来，倒在管家的客厅里。库尔特的太太莉泽特很快出现，让我突然觉得又像回到过去一般。在他们殷切的照顾下，我爬进一间看起来全新的卧室内唯一的一张床上。一切等明天再说吧，现在我只想睡觉，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9月3日，星期一
今天我出去四处看看。这栋警卫室是1943年经过盟军轰炸约翰尼斯贝格城堡之后，剩下来唯一还算完整的建筑，我住的那间小套房本来是给管家住的，现在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就住在里面，管家则搬到楼上。套房里有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窗外是一片圆形花圃（现在成了菠菜园）和一片宽阔的空地，通向被炸毁的城堡。通过城堡原为窗户的大洞，可以眺望下方的莱茵河谷。城堡内到处可见梅特涅家族的扈从及佃户，他们从现在又落入捷克手中的各个产业地逃来这里，希望能谋个一差半职，但大部分的人整天无所事事，看了令人沮丧……
我得知在美军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两天后，塔蒂阿娜、保罗、父母亲坐上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由七名一直在保罗产业上工作的前法国战俘护送离开。当地的美国指挥官恰巧是我们在美国一位表亲的朋友，他警告家人，美军很快必须将那一部分的捷克交给苏联，建议他们立刻离开。结果他们总共花了28天才穿越德国，晚上寄住在农舍或谷仓里，偶尔去朋友家住。现在照顾我的库尔特和莉泽特，带着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保罗的秘书丹豪福在几个小时后，也乘坐另一辆马车随后出发。大部分财物都没带出来，令他们非常难过。塔蒂阿娜和保罗带的东西似乎也很少，到这里后甚至连晚上盖的毛毯都没有。这里的东西全在1943年被炸毁了。现在父母亲住在巴登——巴登，在法国占领区内（小时候我们全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我听说我们家有两位在盟军服役的亲戚，曾经前来询问我们的下落，想帮我们的忙：一位是吉姆·维耶曾斯基，他现在替苏军与法军司令担任联络官；另一位是葛吉·谢尔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国海军少校，曾经担任雅尔塔会议的口译。
一整个早上都在设法申请许可证，去法国占领区探望父母。丹豪福与我寸步不离，甚至陪我去采蘑菇。他不信任美军；有一批人已经强占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举止恶劣，把很多家具和瓷器丢到窗外，还把奥莉莉和马德琳的衣服分送给村里的女孩。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现；他刚从位于法国理兰斯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放出来。他在德国占领期间，回巴黎管理他们家族的香槟制造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还给穆姆家族），法国人不原谅他这一点。虽然他被囚禁了四个月，几乎没有东西可吃，不过看起来仍然很健康。现在他和家人住在法兰克福北边的怡森堡。他把我从奥地利带回来一部分的信带走了，答应会在法兰克福寄出去，让我心头放下一个负担。他告诉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苏军攻占柏林期间，一直搭帐篷住在树林里，所以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晚上，丹豪福带我去盖森海姆见卢齐厄·英厄尔海姆女伯爵；她现在替驻吕德斯海姆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图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的表亲。她答应替我想办法申请去巴登—巴登的许可证。
9月4日，星期二
奥莉莉·穆姆带着刚从英国占领区抵达的洛布科维茨来访。他说英军颇守纪律，却极不友善，而且会抢东西；像他从东欧产业带来的那几匹马就被“充公”了。
这里的食物种类不太平均；有极好的葡萄酒，足够的牛奶，自己种的水果和蔬菜，却一点肉都没有。但库尔特仍坚持戴白手套上我们节省的餐点，在我耳边低声念出葡萄酒的年份。每位仆人都争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这片荒废的产业上做点正事。
9月5日，星期三
布拉特·穆姆再度带来最新消息，阿尔菲·克拉里带着莉蒂从捷克逃了出来，据说就住在附近。我会立刻开始找他们。
去村里的补鞋匠店里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见我在格蒙登认识的一位美军，乔·哈姆林。他现在已升少校；说他在哈瑙碰见一位美国陆军女军官，向她提起我，说我曾经对他描述战时柏林的情况，他本来不信，后来亲自去柏林后才相信我说的话。那位女军官告诉他，她认识塔蒂阿娜，还把他们在这里的地址给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约翰尼斯贝格来找他们，想告知关于我的消息，没想到找不着他们，却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开回奥地利，我求他载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为盟军仍禁止与德国人“友好”，而我无论如何仍被视为德国人。不过他同意替我带信。我们俩一起喝完保罗的一瓶葡萄酒，然后他就离开了。
下午我走路去看邻居马图许卡夫妇，向他们借了几本英文书。他们一直非常幸运，美丽的城堡仍完整无缺，甚至到现在都不必供盟军住宿，不过那跟他一直从事反纳粹活动有关。
9月7日，星期五
我开始重新整理日记。“七月密谋”之后，我一直用速记写日记，而且记得非常潦草，我怕再拖下去，会忘了当时发生的事，或者根本看不懂自己的笔迹。
9月8日，星期六
和库尔特一起出去采蘑菇，结果收获不多，因为蘑菇季节快结束了。这是个灾难，因为蘑菇是肉的代替品。
乔·哈姆林回来了。他见到了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他们现在住在施特罗布尔的菲尔斯滕贝格家。他还带了信回来；他们要我寄300瓶葡萄酒过去，可能想当现金用。乔现在很后悔那时没载我一起去。他即将前往柏林，会设法替我找份工作，作为载我去奥地利与梅特涅夫妇聚首的理由。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我便去巴登—巴登看父母。
今天汉斯·弗洛托出现了，从海德堡带了两位朋友来。他已开始工作，看起来很健康。柏林别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他说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替美国反情报单位工作，地点就在我待在那辆火车头里一整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晚上，一名退役军官从柯尼希斯瓦特带了几封信要给保罗。六周前，他和一位朋友回去，结果染上白喉，遭捷克人囚禁，后来又被放出来。听他描述，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美军仍住在城堡内，经常开派对，邀请村里的女孩去参加。她们都带着空皮箱去，然后满载而归。现在开始拿我们的衣服了。柯尼希斯瓦特的园丁写道：“眼看美丽的城堡被如此玷污，实在心痛。”那位军官还带来一封罗玛莉表亲——葛蕾特·罗翰写的信——居然以平信从捷克境内的苏联占领区顺利寄到柯尼希斯瓦特。她和她的五位姐妹（年龄从15岁到22岁不等）被迫到图瑙的一家旅馆当仆役。捷克人洗劫了她们家族的西希多城堡（1944年我还去那里住过），把所有家具都搬去布拉格。我不禁想到那些由米尼亚尔、纳蒂埃和里戈画的美丽家族肖像——它们全是罗翰家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从法国带到波希米亚的宝物——不知前途如何？葛蕾特现在急着想返回奥地利与她的未婚夫团聚，现在请弗朗茨—约瑟夫·利希滕施泰因王子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可以自由旅行），替她们想办法。
苏台德的德国人在1938年投票决定归并德国，此刻得付出惨痛的代价。捷克人现在毫不留情地驱逐他们出境，让捷克本国人移进他们的产业及家园。负责保罗产业的经纪人便遭到逮捕，妻小都被赶出国，而且当局不准他们带走任何财物。梅特涅家族位于捷克斯洛伐克普拉斯另一片产业的林务经理更惨，和他的姐姐及管家一起遭到谋杀，美国人只是冷眼旁观。
9月9日，星期日
我的小收音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壮烈成仁。送修之后，我对世界情势新发展一无所知，只能看书和整理日记。
9月10日，星期一
整天看书、写东西、睡觉，在美丽的树林里散步。其实有点诡异，因为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9月13日，星期四
到英厄尔海姆夫妇家吃晚餐，施陶芬贝格家族的一位年轻人也在。他在达豪集中营内关了好几个月，表示有一位参与“七月密谋”的冯·施拉布伦多夫先生逃过一死，并保存了许多关于反纳粹活动的文件，他打算出版。的确，此刻应该把真相公诸世间，一般大众到现在对那次事件的了解仍相当有限，像是外传隆美尔“自杀”的内情，最近才被揭发。记得亚当·特罗特在被逮捕前，曾经考虑想让《伦敦时报》发表全部的内幕，当时我坚决反对，生怕会对密谋者造成更不利的影响。现在情况不同了，就算是对他们的牺牲奉献聊表敬意吧。
冯·施拉布伦多夫博士的著作《反希特勒的军官》于1946年出版，成为第一本描述德国反抗活动的目击纪录，直到今天仍是最可靠的史实资料。
9月14日，星期五
又有柯尼希斯瓦特的新消息。艾伯特夫妇已遭到逮捕，捷克人指控他们是间谍。为什么他们还留在那里？
9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向卢齐厄·英厄尔海姆借自行车，骑去威斯巴登拿我的收音机。路程漫长，而且空手而返。菲利浦牌的小灯坏了，无法换新的。本来带了一瓶保罗·梅特涅的酒，打算当作修理费用，后来又得老远拎回家。没有音乐听真可悲。
威斯巴登充斥驾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美国士兵，他们大多身穿盟军制服。不过那里跟萨尔斯堡很不一样，一个俄国兵都看不见。城内满目疮痍。
回家途中在艾尔特维尔停留，去探望埃尔茨一家人。雅各布的母亲看起来仍然年轻美丽，她的母亲勒文斯坦公主也住在那里，再加上其他几位逃难的女士。我还记得在特普利茨城堡内看过萨金特替她和她美丽的姐姐，即阿尔菲的母亲，泰瑞斯·克拉里画的肖像。和她们现在的窘境相较，对比多么地强烈——爱德华时代的黄金时代不再！她们告诉我，阿尔菲与莉蒂现在住在布隆巴赫的勒文斯坦府邸。他们被迫在特普利茨的农田里挖了一段时间的马铃薯，后来平安逃了出来，唯一生还的儿子马库斯现在被关在苏联战俘营内。
9月16日，星期日
时间又拨回一小时，我因此足足睡了14个小时。过去几个月的睡眠不足，现在慢慢补回来。今天上教堂做礼拜，本地神父——一位萨沃纳罗拉派的小个子——情绪异常激动地讲了一段经，痛骂纳粹党。现在才骂！……
骑自行车去马图许卡家吃午餐。吃到一半时，约翰尼斯贝格城堡一位女仆骑自行车过来找我，说有一位美国将军开车去城堡，指名要见我。
原来是一直负责指挥柯尼希斯瓦特区域美军的皮尔斯陆军准将，最近才调走，他在返回美国前，特别开车过来，想向梅特涅夫妇报告他们产业的最新状况。现在捷克当局同意让美国大使斯坦哈特接收城堡作为夏季别墅，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保证城堡会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保存剩下的财物。皮尔斯将军还带来一封艾伯特夫妇写的信，他们仍被拘留。
9月17日，星期一
陪马图许卡夫妇开车转了一整天，搞政治活动。一个新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刚刚成立。
即基督教民主联盟；战后该党与巴伐利亚的相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坛上交替执政。
回约翰尼斯贝格城堡的路上，绕道施瓦尔巴赫温泉，穿过图瑙斯美丽的森林区。那儿的宁谧是如此完整、彻底，充满了安详平静之感……
我的日记到此结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彼得·哈恩登。）
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哈恩登
柏林1940—伦敦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