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4年9月请病假离开柏林后，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战尾声。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与塔蒂阿娜及保罗·梅特涅在维也纳停留数天，做了彻底的健康检查，结果埃平格教授诊断，我至少两个月无法工作。他发现我甲状腺肿大（所以我才这么瘦），多少是因为神经紧张的缘故。之后我便开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丝注
柯尼希斯瓦特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户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气的丢雪球游戏。家里食物很多，但我们都在厨房里用餐，因为仆人陆续消失——男的入伍，女的进兵工厂。现在由管家莉泽特下厨。我们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来，平日玩玩游戏，享受保罗最好的葡萄酒，因为明天我们又得分开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将返回军团报到，医生宣布去年在俄国前线差点害他送命的那个肺部脓疮已经痊愈。我会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维也纳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后一天，轮流和每位家人长谈。看来真的必须等到度过“最后高潮”后，我们才能再度团聚。母亲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结束，非走不可，否则“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会找我麻烦。塔蒂阿娜在午夜时分开车送我去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车上，听大家谈论维也纳现在次数愈来愈频繁的空袭。通常来轰炸的都是从意大利基地飞来的美国机群，时间多半发生在大白天。城内唯一仍在运作的大众交通工具电车只开到中午。我有点担心，因为我的行李还是太多，而且还带了一只鹅（已拔毛）。幸好一名苏联前战俘志愿替我提行李，交换一大把香烟。在步行回家的漫长路程中，他告诉我，斯大林正计划下令大赦，“或许我们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说最近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所以等我们抵达目的地——安托瓦内特·葛纳·克罗伊位于摩登纳广场旁的两房公寓（我将和她住在一起）——之后，便把公寓里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给了他。安托瓦内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当地人力总动员委员会的召集令已寄到；他们真的连一秒钟都不浪费！
去布里斯托尔旅馆和弗朗茨·图尔恩—塔克西斯吃午餐。图尔恩—塔克西斯家两兄弟都因身为“贵族”，被军队踢出来，在这里的大学念书。布里斯托尔旅馆从四个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妇一起来住过后，到现在一点都没变。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岁却仍精神矍铄的母亲——女伯爵“贝特卡”，仍然坐在他们的角落里。苏军进驻波兰后，他们被迫放弃举世闻名的家族产业“兰卡特城堡”；兰卡特一直被视为东欧的凡尔赛宫，多亏戈林（战前他常去那里打猎）介入，向来只对德国高级指挥官开放，至今仍完好无损。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一趟。他们建议我去当护士；其实战争刚开始时，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却因持有立陶宛护照被拒。现在他们显然严重缺乏护理人员，甚至不在乎我只受过24小时的基础急救训练。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当护士工作极辛苦，难怪他们看到我一副快乐的样子大吃一惊。
1月6日，星期六
进公寓时，被一堆行李绊了一跤；安托瓦内特和她丈夫，尤尔根·葛纳回来了。
她戴着满头发卷冲出来迎接我，忙不迭告诉我，她去布莱德的经过；尤尔根的部队在那里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她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的座车在树林里遭到枪击，结果冷却器旁被射穿一个大洞，内燃机被毁。她在那儿的生活想必很沉闷：从来不准出门，因为游击队喜欢绑架人质。不过她说那儿风景美极了。回家后她显然很高兴。
费德·基堡来看我。他也因为是“王室成员”被海军踢了出来，现在也在大学里念书。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晚上葛纳正经八百地烤了我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那只鹅。他因为毫无经验，便一手握住汤匙、一手拿着食谱坐在烤箱前面。结果倒颇令人满意；我们分了一点给房东——一位德国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线作战。应邀宾客为：弗朗茨·塔克西斯、费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国空军医院当护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说服德国空军医院的医生让我进去工作。今早院长约我去面谈；他肤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空军医院算得上是维也纳最好的医院，不过我可能必须上课，因为院方希望，一般护士能在碰到紧急状况时，取代全部被调往前线的男性看护。训练课程包括火伤急救（若被派往机场工作便有需要）。我已领到一套红十字会的制服、一张新的身份证，和一枚金属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两遍，万一“阵亡”，可以掰成两半，一半交给我的“至亲”——好奇怪的感觉！
晚上费德·基堡带了一瓶香槟出现，大伙儿一起庆祝我的28岁生日。
1月13日，星期六
和特劳特曼斯多夫夫妇一起喝下午茶，他们住在罗玛莉·舍恩贝格祖父的产业舍恩贝格宫内。那栋小巧雅致的18世纪城市宅邸是由当年最著名的建筑师，希尔德布兰特设计的，外面有大花园围绕，园里种满极美的树木，可惜位于城中不太好的地段内，附近的街道都有点破旧。宅邸内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一间正圆形的小舞厅。
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邀请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和利希滕施泰因家的三兄弟一起去看戏。他们的长兄是执政王子弗朗茨—约瑟夫；都差不多30多岁，仍害羞得可怜。看完戏后，大家到布里斯托尔晚餐。可怜的阿尔弗雷德绞尽脑汁想引诱他们开口讲话。加布里埃尔就住在对街的帝国旅馆里，未老先耄的阿尔弗雷德无论如何不肯让我独自走路回家，利希滕施泰因三兄弟又没一位自愿送我，他便不知从哪里唤出一位老太太，说是每次他母亲想出去散步时都找她做伴。
1月16日，星期二
苏军已进占东普鲁士。
1月18日，星期四
我和一大群护士一起到空军管区指挥部集合，他们提议派我去萨尔茨卡默古特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工作，令我两难：因我不想马上离开维也纳，但如果留下来，又可能永远都走不掉，因为苏军正稳定前进。最后我终于打定主意，告诉他们我宁愿留在维也纳工作。今晚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安托瓦内特·葛纳和费德·基堡，他们都吓坏了。
苏军已占领华沙。
1月21日，星期日
匈牙利已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
虽然国内被德军占领，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却一直没有放弃停战的希望。1944年10月15日，他终止与德国的联盟，并命令阻挡苏军前进的匈牙利军队停止作战，结果他与家人立刻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德方指派法西斯党领袖萨洛奇作为傀儡接替他的职位。苏联很快也设立了一个匈牙利政府，并于1944年12月31日对德宣战；那时布达佩斯已被包围。1945年1月，布达佩斯被攻破，围城期间，约两万市民死亡，该城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胜利的苏军进城后大肆奸淫掳掠，再将成千上万的市民驱逐到苏联境内。
1月28日，星期日
去俄国教堂和圣史蒂芬大教堂。才刚回到公寓内，空袭警报就响了。费德·基堡在不远处他舅舅霍亨索伦家中发现一间很坚固的地窖。其实我并不喜欢一个人去——因为我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就怕没人知道我被活埋了！但今天实在没办法。等我走出地窖时，发现附近灾情严重。安托瓦内特仍不见踪影，我开始替她担心，怕她出事了。
我把蜡烛插在酒瓶里，坐下来写信；我们这一区已经停电好几天，再加上停水。稍晚到帝国旅馆，在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的套房里洗了一个舒服的澡。等安托瓦内特再度出现后，我和她踉跄走到街上的水龙头旁接水，各提两桶水回家。本来我们以为可以用水桶装满雪当水用，可是雪融化后却是黑色的，里面还浮满了马铃薯皮。
1月29日，星期一
开始在空军医院上班。医院旧名为“商人医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远；位于城市边缘第19区，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战役纪念公园”的后方。光是坐电车去就得花上一个小时，而且现在大众交通工具行驶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为街道上不是炸弹坑，便是积雪，所以每天早晨6点就得起床。
我和另外两位助理一起在药局内工作，上司是蒂姆医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种检查、照x光等。我负责抄录他的口头诊断。他来自柯尼斯堡，挺会讲俏皮话——或许该说是冷嘲热讽的话。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点，中间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得喝一种极难喝的汤。
替我谋得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术室里工作；她几乎从大战爆发后就一直在当护士，跟我们比起来，资格很老，而且战前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过两年护士。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却因为我没被调去她的部门感到非常气愤，坚持说这是院方故意刁难，“因为他们不喜欢让我们这些贵族在一起工作！”不过她每天早晨都会下楼来看我，带三明治给我吃；因为她可以取得特别为伤患准备的食物补给，同时还走私一点牛奶给我喝，大约每天一小瓶；所以虽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觉非常疲累，不过仍希望能保持健康。讽刺的是，我因为健康理由离开柏林的外交部，结果却来这里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许多。其实这样也好，我就没时间胡思乱想了……
西塔开始把我介绍给同事和病人。重病患者都住在楼下所谓“地窖单位”内，虽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过空袭时仍比较安全，因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动。医院里最优秀的三位护士都在这个特别病房内工作，其中有个女孩个性开朗，名叫艾格尼丝，是威斯特伐利亚人，我跟她已经挺熟了；另外一个女孩有点丑，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军中尉，很年轻；这可怜的家伙两周前被送进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毫发未损，最近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同时失去两条腿。他名叫汉尼，脸颇迷人，大约30岁，头发却白了。他和露琪虽然相爱，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院方禁止护士与病人交往。
1月30日，星期二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护理工作，护士长（她人非常好）特准我不戴护士帽到处走动，别的护士却已经开始抗议，说我摆出“好莱坞作风”。如今在德国若想符合标准，必须整天灰头土脸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医生和护士长不讲话，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习惯不涂口红。西塔·弗雷德一看见我涂口红就大为紧张，不断哀求我擦掉。
今天护士长命令我去让负责替职员看病的医官蒂利克医生检查身体。西塔慎重警告我，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据说他是医院里的加里·库珀；她连得扁桃腺炎的时候都不让他碰一下。她甚至还去找护士长闹了一场，等到我去照x光时，她就站在旁边，双手叉腰，随时准备和那个魔鬼交锋。不过最后她还是得让我们单独相处，离开时，一脸的不情愿。蒂利克医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简略”的服装——谈论两年前我从马上摔下来，接着脊椎受伤的经过；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不过他的确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学生，当初就是靠埃平格开的证明，我才能离开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尔根·葛纳坚持要安托瓦内特现在就离开维也纳，免得以后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家人也开始紧张，于是昨天她便启程前往巴伐利亚，去和一位老同学住。我一定会很想念她。昨天约根派他的勤务兵来帮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单独跟欧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里斯托尔旅馆（以前每次来维也纳都住在那里），跟他们长期租最小的房间（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许这个办法可行，因为现在我在“战时必要单位”工作。
我的粮票快用完了，得向汉诺威的克里斯钦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国旅馆，因为身为王族王子（而且还跟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被陆军踢出来，后来进大学念书。
早上休假，和布里斯托尔的经理费希尔先生谈住房问题，似乎颇乐观。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发生严重空袭。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里，其实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可以听见每一枚炸弹落下来的呼啸声，感觉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陪在伤势最严重的人身旁，看见他们那么地无助，自然会变得勇敢些。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纳高兴，因为这次空袭炸断了主要的铁路线。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严重空袭。
塔蒂阿娜从布拉格打电话给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疗。听到她的声音真好。
费希尔先生通知我，这个周末便可搬进布里斯托尔。
2月10日，星期六
空袭愈演愈烈。今天是近来第三次遭到轰炸。院长发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够走动的病患，以及较年轻的护士，遇到空袭时不可再待在医院内，必须走五分钟左右到贯穿土耳其公园的铁路隧道内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个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过八万人挤进去。人潮从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等到警报声响时，入口处已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全往里面挤。没有人能每天忍受这种情况，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留在医院内，等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所以总是最后一批抵达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进去躲过两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胆子（经过在柏林躲警报多年之后）还是很小，现在来维也纳，一听到投炸弹的声音就开始发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袭。
2月13日，星期二
空袭。
2月14日，星期三
空袭。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
俄军已进入布达佩斯。
同盟国于2月4—11日在雅尔塔会面，举行战时最后一次高峰会议。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意加强攻势，并划定战后的欧洲国界。
会议开始的前夕，盟军决定恢复对敌方重要大城进行轰炸，向斯大林炫耀强大的战力，同时打击德国民心士气，期望形成大批难民潮，阻断德军部队调度及补给线。当时位于德累斯顿的少数军事目标及主要火药库都在轰炸范围之外，因此城内几乎没有战斗机或高射炮的防御部队；该城主要以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闻名。结果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第八航空军自2月13日开始，持续猛烈轰炸该城到4月，等于将这个历史古城彻底炸毁。死于火风暴的市民及难民达9万至15万人（有人估计高达20万人）。今天的史家认为，对德累斯顿刻意的摧毁，乃是西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连制定“无选择性地区轰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尔，亦在获得胜利之后感到良心不安，从未公开褒扬过哈里斯空军元帅及其轰炸队指挥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开始生病了。昨天因为空袭，工作被打断三个小时，后来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觉得极难受，趁着医生替一位病人检查时，量了自己的温度：39.4c。蒂姆医生一边搓手一边轻快地说我只是累了，明天体温就会恢复正常，又可以回来上班。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两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分别被两名德国士兵一左一右扶了进来，伤势似乎都很严重，举足维艰。其中一个人脸部灼伤，黄发根根直竖。到目前为止，医院里已收容了大约30位美国飞行员，院方待他们很好，但只在碰到严重空袭时，才把他们抬到地下掩体里。我想跟他们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护士曾经在英国做过家庭教师，送了一束花给其中一位飞行员，结果当场被开除。不过有一次空袭期间，西塔·弗雷德带我去他们住的特别病房。有几位看起来人很好，但大部分伤势严重，几乎全身都包了绷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灼伤。
来我们部门的病人一般状况都很糟，大部分都超过50岁或不满20岁。通常都刚刚接获召集令。蒂姆医生必须决定他们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因为蒂姆医生有一种恶意的幽默感，所以他与病人的对话有时颇不堪，有时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极漫长。
2月17日，星期六
过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袭，今天居然没有。下午醒来后发觉高烧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后蹒跚走去美容院，心里祈祷别在路上撞见任何医生。朋友们来看我。旅馆亦送餐到我房间，还算幸运。
2月18日，星期日
空袭。
早上待在医院地下室内，后来去看我们的加里·库珀，蒂利克医生。他诊断我得了扁桃体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来上班。我已经完全失声了。
来医院上班后这么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气：“你这么娇弱，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贵族？”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2月20日，星期二
空袭。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袭特别严重，警报开始响时，我仍在旅馆。大家到地下室集合，尽量往下走；碰见文奇·温迪施—格雷茨、玛莎·普罗奈、波托茨基母子、萨佩哈夫妇、艾蒂·贝希托尔德和她母亲等人。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聋，爆炸声和玻璃粉碎的声音仿佛没完没了。
警报解除后，我和维克多·施塔勒姆贝格一起走到环市道路上，因为听说列支敦士登王宫被炸了。快抵达时，已瞧见王宫的屋顶不见了，不过建筑的其他部分似乎损坏并不严重。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散落在王宫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烧，不时发出小爆炸声，显然是机上的弹药。机上的组员几乎全死了，只有一个人设法弹出飞机，却被卡在一座屋顶的尖塔里，双腿都被切断。路人告诉我，空袭期间从头到尾都可以听见他凄厉的尖叫声，却没有人敢离开掩蔽壕；等他们把他救下来时，他已经死了。
我们继续往下走。一枚定时炸弹落在宫廷剧院附近，尚未爆炸，整个区域都被封锁起来，但我们仍然照常经过，并没有多想。整座城硝烟弥漫，隔着环市道路，我们旅馆对面的卡尔广场上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声音仍极沙哑。自从上次空袭后，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我必须走路去上班，得花两小时。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医院过夜。西塔·弗雷德值班，让我用她摆在她老板书房里的行军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军床上睡了一夜。在医院里过夜比每天来回走数里方便多了。
蒂利克医生叫我去当他的助理，因为我在药局代班的那位护士即将回来上班。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们的政治医官，负责整饬职工士气。每个星期一，无论工作有多忙，我们都必须去小教堂听政治训话。我报到的那一天，他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讨论“战争进入第五年身为护士的责任”；基本要义：别太富同情心，因为多数病患都在装病；医生必须严格，因为前线需要所有能够动员的人；不过，若观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应该出面干预。他同时透露一位护士曾经替一位负伤士兵——是她已阵亡儿子的朋友——打了一针，令他暂时残废的药，他因此不必再被调回前线，结果，“她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无能为力，他补充说。我们没有选择，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必须作战到底！……那番话听起来好冷酷，从此我没有再去参加集会，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当借口。我一直以为迟早会惹麻烦，但蒂利克医生到现在都没说一句话。
护士长则表示，可能派我去帮神经科主治大夫奥尔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点古怪，不过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看来我的命运仍未定。
今天正准备回家，警报又开始响起。和朋友们一起晚餐，饭后梅利·克芬许勒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请了一位查理·库恩兹风格的爵士钢琴乐手表演，非常棒。熬到很晚，一边啃培根肉，一边听他演奏。
2月25日，星期日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街上挤满人潮。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从郊区涌进城中心，因为据说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体；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几百个人遭到活埋。大部分进城的人都来自劳工区，得徒步走几个小时。
和波托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这顿饭经过精心准备，因为主客是嫁给住在德国占领波兰境内罗兹一位德国百万富翁的赫兹太太；他们希望能从她那里打听到旧家的消息。食物美味极了，甚至还有鹅肝酱。
我现在吃的东西不是医院里淡得像水的汤，便是偶尔在旅馆里享受的大餐。如果我的粮票能维持久一点该有多好！每个月过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艾格尼丝护士偶尔会喂我吃蛋酒，那是专门为重伤患调的；幸好他们对蛋酒的兴趣都没有我大，所以总会剩下一些。
过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宫医院内担任手术护士的西西·维尔切克来看我。我们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后出去散长步。星期三被击落的那架美国飞机，残骸仍散落在列支敦士登王宫前面，不过大部分零件已被捡拾纪念物的人拎走了。结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从门口冒出来，交给我一台淡紫色的大手风琴，他说他也打算离开维也纳，“不再回来！”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成了所有想躲苏联军队、离开维也纳的人的财务托管人。反讽的是，其实真的应该躲苏联军队的人是我！等轮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还很难说），这些东西还不是得全部扔掉。
后来我们巧遇另外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难民格察·安德拉西。他说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红十字会的护士；她拒绝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维尔切克王宫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回家上床睡觉；现在每天都感觉非常疲倦，晚上几乎都不出门。
2月26日，星期一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亚家族产业内的家人寄给他们一只鹅，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许勒家烤了它。虽然我们总共有五个人，不过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因为平常我们都营养不良。
“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父亲死了，他是奥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我发现曾经统治过奥地利帝国的上一代贵族，和现在这一代在遭到瓜分后、毫无前景可言的小国环境下长大的贵族之间，有天壤之别。后者基本上乡气很重，就算腰缠万贯，也几乎不会讲任何外国语言，而且都没有住在国外的经验。虽然他们也挺可爱，但一般来说都是轻量级人物，很少具有这一代优秀德国人才货真价实的学养；在柏林我就认识很多那样的德国人。1938年的德奥合并，及其各种后果（如种种强制性服军役、劳役等）以及马上接着爆发的大战，当然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2月27日，星期二
今天比较早下班，抽空去看住院牙医。
晚上西西·维尔切克带格察·安德拉西来找我，三人在我房间里用我的小电热器烧晚餐，甚至煮了香醇的咖啡——这得感谢汉诺威的克里斯钦送我一台咖啡机。
2月28日，星期三
塔蒂阿娜来电话。她现在仍在布拉格，不过马上就会去汉堡附近的弗利德利斯鲁与奥托·俾斯麦夫妇相聚，因为保罗·梅特涅最近被调去城堡附近的吕讷堡。去年秋天被判无罪的戈特弗里德，最近终于从一直监禁他的集中营里放出来，据说也会去那里。我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自由了，因为“七月密谋”他涉案这么深。塔蒂阿娜即将远行令我担忧，现在火车也经常遭到轰炸。
3月2日，星期五
两天前，我们必须在空袭期间替汉尼（被切断双腿的那位飞行员）换纱布。当时他的未婚妻露琪不在；因为停电，我必须提着两盏油灯替换纱布的医生及护士照明。每次清洗伤口，汉尼必须忍受的痛苦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因为他的两根断肢等于是被绞断的，骨头碎得到处都是，不断从肉里刺出来，得用镊子一片一片挑。西塔说如果我可以看着他的伤口而不感到恶心想吐，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起先我还以为自己没办法，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够忍受，尤其是在必须帮忙的时候，全神贯注，专心工作，和病患突然疏离，因此所有的感觉都被忽略了。感谢上帝！
3月3日，星期六
今天没有空袭，总算可以准时回家。
医院里变得很冷，因为煤炭烧完了。现在就连医院都无法享受配给煤炭的优先权。
3月4日，星期日
今天和汉西·奥普斯多夫走出史蒂芬大教堂时，警报声响起。现在汉西经常陪我，他因为声带遭到枪击，正在城内接受治疗，只能小声讲话。
稍后，我去看梅利·克芬许勒。她在军需品工厂工作，即使苏军进城，也不可能获准离开。不过她已从乡间的家族产业那儿偷偷弄来两匹马和一辆马车，万一我们必须在最后一秒钟逃难，可以用得着。
今天接到母亲1月2日从柯尼希斯瓦特寄来的一个包裹，被邮局耽搁了两个月，打破了以前的纪录。
3月6日，星期二
富格尔家族的老祖母死了。她的儿子“波弟”是德国空军的将军，前几天来维也纳。西西·维尔切克一直催我去拜托他，把我调到西边一点的空军医院。他的确有点影响力，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星飞行员，获颁德意志帝国最高荣誉勋章。西西自己将随所有职工迁往萨尔斯堡附近的格蒙登。不过她也不想立刻离开维也纳，正在设法拖延。汉诺威家族在格蒙登有一座城堡，现在改成医院。克里斯钦建议如果西西和我真的去那里，可以去他父母家（由马厩改建）住；并且答应为我们安排一切。听他这么说令人心安，如果我们真的必须逃难，肯定会非常仓促。
3月7日，星期三
西西·维尔切克带我去见波弟·富格尔。他满头白发，脸孔却仍然很年轻；非常帅，极有魅力。他答应会去找本地的空军医官指挥谈我的事；此人对我们来说好比上帝，却正好是他朋友。其实我去求情主要是想让朋友们放心，他们都觉得维也纳守不了十天，我竟然还待在这里，实在恐怖。的确，苏军前进速度稳定，就算不马上进城，也绝非德军能够抵抗，据说德军防守力早已疲软。
今晚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邀请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到萨赫旅馆的私人宴会厅内吃晚餐。整个气氛仍具有浓厚的“古风”：戴白手套的侍应生、吃由主人亲手射杀的野鸡、喝摆在冰桶里的香槟……等等。虽然敌军离他家门槛不到几千米，他却继续过富豪地主的生活。
3月8日，星期四
空袭。因此必须加晚班。
听收音机报道，盟军已渡过莱茵河，现在科隆及波恩附近作战。虽然到处都受到他们的包围，但德军在西线的抵抗似乎仍相当顽强。这点令我想不通。如果必须在两者中作选择，难道他们不想优先抵挡苏军吗？
3月10日，星期六
一位我从来没见过的穆尔巴克先生替我带来安托瓦内特·葛纳和费德·基堡（他也在上个月离开维也纳）写的信。他们俩都在慕尼黑，都恳求我立刻离开维也纳。我在旅馆前厅跟穆尔巴克先生见面，他本来应负责安排我离城的事，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一个星期前当局已下令禁止所有人做私人旅行。结果他递给我一份由慕尼黑军备单位核发的空白旅行证，我只需填上名字及地址便可。但光持有这张旅行证还是没用，除非情况变得一团混乱，否则我不可能离开医院；可是若等到情况大乱，火车一定停驶，那又可能来不及了。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为我费的这番心思仍令我十分感动。
半夜，玛丽安·图恩替母亲从卡尔斯巴德打军用电话给我；她说母亲急坏了，我向她报告最新的情况。
回旅馆后，发现母亲发来一封电报。伊连娜从罗马、乔吉从巴黎分别捎来好消息。太神奇了，到现在私人的信息似乎仍能通过前线，或许是经过瑞士吧。母亲要我打电话给她，可其实我每晚都试着拨电话去柯尼希斯瓦特，从来没接通过。
3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是维也纳的黑暗日！
在医院工作时西塔·弗雷德冲进我办公室，通知我大群敌机正朝我们飞来。当时我手边工作实在太多，不能立刻跟她一起去隧道躲藏。她却喜欢趁着还不太挤的时候，早早赶过去。等我准备好时，她已失去耐心，说我们干脆留下来算了，让我觉得有罪恶感，仿佛都是我的错似的。其实留下来的人很多，地下室掩体内挤满伤患和护士。我跟伤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病人是鲍尔上尉，他是著名的明星飞行员，获颁橡叶十字勋章。他肩膀受重伤，不过仍能起来走动。我们聊了一会儿，但很快灯就熄了，外面的噪音打断所有的谈话。我往地窖里瞄，瞥见艾格尼丝护士蹲在一张桌子上啜泣，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正在拍她的背。她平常总是和善又开心，可是每次碰到空袭都会崩溃。我走过去，坐在桌上陪她，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外面的哨音及吼声不断，我从来没有在维也纳碰过这么可怕的情况。院方派了一位守望员待在屋顶上，他奉命无论如何不准离开屋顶，后来传下来一个口信，说隧道遭炸弹直接命中。我们立刻想到躲在里面的许多病患和护士。果不其然，大约十分钟之后，待轰炸噪音安静了一点，扛着担架的人潮便不断涌进，受伤的全是一个钟头以前高高兴兴走去隧道的人，看了教人心碎！有些人一直尖叫，其中一个人被击中胃部，抱住我的脚苦苦哀求道：“麻醉药，护士，给我麻醉药！……”然后一直不停呻吟。医生当场就在地窖里替好几个人动手术。院长却在一旁不断咒骂不听从他命令留在医院里的人。他发现几乎所有职员此刻都集中在这里，变得怒不可遏：“如果现在我们被炸弹炸中，我岂不是要损失所有的职员？！”据说当一部分病患走到隧道外面想透口气时，一枚炸弹正好掉在隧道出口前方；还有些人说，当时误传空袭警报已解除……总而言之，有14个人当场被炸死。大批幸存的受害者被抬进我们地窖的那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稍后，我们爬上屋顶，往城里眺望。奥尔施佩格教授说，他看见歌剧院在燃烧，可是当时烟尘弥漫，实在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晚上，维利·塔克西斯出现。他听说隧道被炸，很替我担心。他一直等我把工作做完，陪我走回城内；一路上满目疮痍。他说城市中心灾情严重——歌剧院、赛马俱乐部，甚至连我们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都被炸了。我问他我的房间还在不在；他说不知道。等我们走到城市中心时，已经入夜，但很多建筑仍在冒着熊熊火光，你甚至可以在旁边看报纸。而且到处弥漫浓浓的煤气味，就和柏林最惨的日子一样。
我们先去在赫林街上的维尔切克家慰问他们。西西得了扁桃腺炎，又发高烧，躺在床上。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仿佛喝醉了似的。据说被炸得最惨的是赛马俱乐部，地窖里死了270个人；到现在建筑物本身仍在燃烧，无人能接近。乔丝·罗森菲尔德告诉我，在最紧张的时刻，她紧紧抓住波弟·富格尔，因为她觉得空袭期间，能躲在一位获颁勋章的空军将领旁才最安全！
波弟还留在城内，等待安葬母亲，可惜此事一直悬宕未决，因为棺材严重缺货。刚开始人们还凑合着用补窗棂的卡纸嵌板做棺材，后来连卡纸嵌板都找不到了。几天前，梅利·克芬许勒才对我说，她不准我现在死：“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暗示替我办丧事会太麻烦！不仅棺材缺货，而且连掘坟都得亲戚朋友亲自动手，因为挖墓工人都当兵去了。结果很多地方都堆了一大堆等待下葬的棺材。幸好现在还是冬天，那景象仅仅怪异而已；天知道等春天来临，雪融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前几天有人替一位死去的上校举行隆重的葬礼，甚至请来军乐队，结果棺材被降下墓穴的当儿木盖突然滑落，竟露出一位灰发老妇的脸孔——葬礼继续举行！
从维尔切克家出来后，我们继续查看灾况。歌剧院仍在燃烧；布里斯托尔没有一扇窗子完好如初，从街上一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餐厅。外面万头攒动，每个人都衣衫不整，满身硝烟味儿。
我和波弟·富格尔及他女儿诺拉、他妹妹西尔维亚·明斯特一起吃晚餐。波弟的前妻在战争爆发以前嫁给前奥地利首相许士尼格，现在两个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
1934年7月，冯·许士尼格博士（1897—1977）继被刺身亡的陶尔斐斯成为奥地利首相。因为坚持反对希特勒于1938年3月执行之德奥兼并，与其妻一同遭到逮捕，大战期间一直被关在集中营内。1945年，美军释放了他，余生在美国教书。
布里斯托尔的管理阶层实在厉害：旅馆内停电，只得在每张餐桌上点蜡烛，此外，一切如常。饭后我们走路去隔壁彼得·哈比希开的店，观看仍在燃烧中的歌剧院。彼得眼眶里噙着泪水；对维也纳人来说，钟爱的歌剧院遭到摧毁，无异为个人的悲剧。
维也纳歌剧院于1869年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御前，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揭幕启用。巧的是，该院被炸毁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歌剧，竟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歌剧院被炸毁，连带焚毁总计120出歌剧的场景，及大约16万套的戏服。战后奥地利人生活虽十分艰苦，然而歌剧院的重建却一直被全国上下视为当急要务。歌剧院终于在1955年11月重新启用，不啻象征了“文明奥地利”的重生。
3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又得步行去医院上班；现在往返得花四个钟头！我非想办法搭便车不可，不过现在马路上到处堆满破砖瓦砾，没有车辆能够通行，每个人都是步行。
3月15日，星期四
医院放我两天假，然后我将换工作，转到“部队顾问服务及福利”单位。我还不太清楚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可能包括与本地空军管区通信讨论院内伤患升级及授奖事宜，同时替他们的私人问题提供顾问服务。这份工作必须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院长似乎认为我擅长此道。不幸我还得处理所有与死亡有关的事情，自从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剧发生后，我们和许多死者的亲属会谈过。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来见我，所有血淋淋的细节她都想知道。
3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又有空袭。我穿越歌剧院广场走到萨赫旅馆，因为听说他们的地窖比布里斯托尔的安全。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块儿去，结果在里面待了四个小时，幸好一切平安，不过每个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紧张。警报解除后，尽管听别人说火车已停驶，乔丝·罗森菲尔德仍直接去车站（她们家在林兹附近有产业）。她变得歇斯底里，连在维也纳多待一晚都不愿意。她留了些蛋给我。
3月17日，星期六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萨赫旅馆的地窖内待了几个钟头。那个地窖看起来的确很牢固，不过炸弹到底会从哪个角度炸过来，谁也无法预料。
猛烈轰炸开始后，家人不断捎来家书，语气都急疯了，我却无法回信，因为维也纳对外邮件服务已中断。
3月18日，星期日
和汉西·奥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后去探望仍卧病在床的西西·维尔切克。歌剧院被炸毁的那天，她叔叔卡里写了一封信给我，日期注明为“维也纳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日”。可怜，他伤心透了；西西的父亲也一样。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诉我，维也纳对他们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卧室对我们：每个角落都“属于”他们，每一块石头他们都一清二楚……
和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及另一位波兰难民，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王子在布里斯托尔吃午餐。波托茨基母子一直拖延离城的日子，终于在三天前离开。看不见他们感觉好怪；我们这群人已经变得如同一家人，每个人离开都会留下一片空虚感。餐后到对街加布里埃尔的旅馆内喝咖啡。她刚买了几顶新帽子——这是现在唯一不需用配给券购买的衣饰类。由于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护照（她是执政王子的表妹），现在随时都可以乘汽车离城。
3月19日，星期一
又过了仿佛噩梦的一天。
这次敌机在医院内进行地毯式轰炸；当时我们躲在上次悲剧发生的隧道内。自从上次事件发生后，院方从医院接了一条直通电话线到隧道内，传达在屋顶上守望人瞭望的结果。今天有三枚炸弹击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当其冲，承受空气压缩力。起先病患惊惶失措，仿佛牛群般尖叫乱窜，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虽然每次爆炸都会震倒一批人，不过并没有人受伤，隧道也没有坍塌。另外七枚炸弹落在医院内，一枚炸中手术室，贯穿三层楼后才停下来，然后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一架美国飞机坠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园内，院方派了几名职员去把机上组员抬回来；他们只找到四个人，另一个人不见了。
我们奉命清除善后，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砾之间蹒跚踯躅。我将接替其职位的那个女孩歇斯底里发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袭，不得不躲进一间小屋内。我先让她回家，然后继续捡拾炸烂的家具和窗棂。
快到六点时，我决定回家。走到一半，有人从楼上朝街心扔下来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一辆军用汽车停下来，把我送到维尔切克家；我本来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结果她父亲用一条毛巾包住我的手，让我撑回布里斯托尔旅馆，由萨佩哈夫妇接手照顾我。他们说我的伤口触目惊心。
现在日子变得很难捱，因为城里已停水几个星期。旅馆如何继续供应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也没人敢喝茶或咖啡。夜晚也没灯，西西送给我的圣诞蜡烛也都快用光了。晚上，我经常摸黑坐在房间里练习手风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满一层碎玻璃。现在我都搭便车去医院。虽然不容易搭到车，不过我眼明脚快，连续两次拦下同一辆军用汽车，后来那位驾驶答应以后会注意找我，因为他每天都会经过我走的路线。彼得·哈比希也答应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车借给我，因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车。有了单车我就可以独立了。
再度发生空袭，但未造成灾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袭持续了五个小时，但未造成损害。敌机从意大利飞来，一直飞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乔吉寄来的一封信。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闻社工作，同时继续在科技学校念书。他建议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国人会说这是“隔岸救火”的建议。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维也纳城内！……不过乔吉当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酱瓶装满水回房间；虽然旅馆每天会在房客的盥洗池里放一小杯水，不过因为空气里满是烟尘，很容易口渴。最近我都趁着空袭期间在医院里洗澡，不过现在这么做已变得太危险，我不敢了；况且就连医院里都缺水。所有战俘，包括那批飞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只要还能走动，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虽然大家都知道池里的水污染严重，仍照用不误，甚至用来煮饭。卫生标准每况愈下，护士亦开始接种霍乱疫苗，因为布达佩斯已经开始流行传染病了。不过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多想或担心。
我即将搬去维尔切克家住。西西下周将与她的医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汉西是预备军官，虽然负伤，仍须留守城内，直到苏军攻来。至少他能提供我苏军进展的最新消息。已开始运送行李到赫林街。
工作人员终于挖出一条路，通到赛马俱乐部坍塌的地窖内，并开始掘出尸首。那股臭味令人作呕，留在鼻内几天都不散。通常我都骑自行车绕到史蒂芬大教堂，避开那条街。
3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昨天我和卡里·维尔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昨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报响了。空气中烟尘弥漫，太阳已下山，我们坐在圣米歇尔广场的教堂石阶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尔会过来向我们报告敌机的方位。
上个星期六，卡里叔叔告诉我，当萨佩哈夫妇终于获准携带财产（是他们从波兰逃出来时，用一辆卡车运来的）离开维也纳时，半夜打电话给他说，车上还有些空间，可以带一些波托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士登皇宫内的东西走。卡里叔叔马上带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过去装车。等他们离开之后，他盘点了一遍。波托茨基家族的兰卡特城堡内拥有世界闻名的瓷器、家具及华托和弗拉戈纳尔的名画等，全是他们家族的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凡尔赛宫遭掠夺时廉价购得的。多亏戈林出面干预，这些宝物才安全抵达维也纳。不过，卡里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说，被萨佩哈夫妇的卡车载走的那批东西，却是波托茨基家族的交响乐队乐器！当然这些乐器也算得上是18世纪的古董，不过你可以想象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开箱时的表情……
3月27日，星期二
在医院里出了糗：我替几名士兵颁授勋章，却不知道只有院长才有权利颁奖。但公文放在我桌上，注明这件事必须立刻办！结果院长气坏了，因为他把这种事看得很认真。
回家途中，看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汽车停在圣米歇尔广场上；他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夫。我吓了一跳，手里抱的东西都掉了，因为这里没人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不怕死。他虽在匈牙利出生，却持有克罗地亚护照，因为他们家族的产业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罗地亚驻马德里大使，后来投奔同盟国，他因此受到拖累，刚被克罗地亚外交部解雇。格察来接西西，如今却困在维也纳城内，必须等找到足够的汽油后才能启程。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布里斯托尔拿我的手风琴，回来时想试另一条捷径，结果那架该死的手风琴就在我经过赛马俱乐部时掉了下去，我弯腰去捡，却撞见停在瓦砾堆前的一辆卡车。那地方还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抬起头，赫然看见卡车后面装满没绑紧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里伸出一个女人的两条腿，虽然还穿着鞋，其中一只鞋的鞋跟却掉了。
格察载我回医院，我发现西塔·弗雷德的情绪极怪异。她溜进我办公室，悄声对我说，她有话不吐不快：自从手术病房被炸毁后，病患床位变得非常挤。以前地窖里有所谓的“水疗单位”，这是奥地利人的发明，非常有用，里面摆了很多澡缸，让脊椎受伤的病患日夜躺在温水里，甚至让他们睡在水里，从来不移动；不仅可以防止骨髓渗出骨头，同时能减轻许多痛苦。以前我常去那里探望一位俄国战俘；他非常年轻，伤势严重，整天都在哭。我希望用母语跟他交谈可以让他好过一些，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吹口琴，感觉好多了。可是自从停水后，我们必须把这些病患抬回干床上。有一名塞尔维亚人不知染上何种坏疽症，味道非常难闻，不可能让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间病房内，最后只好让他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让其他八张床空着。医生早就放弃他了，可是他一直撑着，院方急着用空床，经过“秘密会商”，现在决定让他“解脱”。西塔刚才发现这件事，情绪很坏。她带我去看他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走到他床边，她掀起被单，让我看他已变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费力气就可以用手指戳进他肉里。他一直用询问的眼光看我们，好可怕！
下班后格察来接我，我们把车开到卡伦山坐了一会儿，整理思绪，然后才返回城内，去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告别；她终于可以离城了。接着到布里斯托尔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我在去旅馆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用一台小独轮手推车推一具棺材，上面写着“冯·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赛马俱乐部的受难者。我推着自行车从他身旁绕过，快要碰到他袖子时才想起来应该问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里买的？
维尔切克宫内也逐渐人去楼空：西西的父母和汉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离城，如今家里只剩下卡里叔叔、汉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们家两个星期前被炸毁）和我。
苏军已越过奥地利边境，正迅速推进中。听说德军几乎没有反抗。
维也纳赛马俱乐部会址所在，即位于著名的萨赫旅馆转角处的菲利普斯宫，其废墟于1947年被夷平，改建为公园。大部分受害人尸首一直没挖掘出来，仍埋在地下。
3月28日，星期三
西塔·弗雷德一直坚持要我去找院长蒂姆医生谈话，向他解释我身为一名白俄，万一红军进城时逮住我，将“很不健康”。今天我照她的话做了，结果他回答我，说他是业余的星相学家，根据他最近的计算，元首还会再活十年；也就是说：战争还没有失败！然后他愈说愈激动，最后还对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别到处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否则他会叫当局以“失败论者”的罪名逮捕我，云云。
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但只要我觉得时机到了，我就会逃走。姑且不论我个人的情况，院方对撤离病患与职员毫无计划，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同时苏军已抵达等于是郊区的维也纳新城了！
今天格察·帕贾斯维奇又来载我回家。
3月29日，星期四
西塔·弗雷德开始宣战了。今天她和院长“火爆会谈”，要求被调去拜罗伊特。院长立刻威胁道：“如果再听到别的职员散布失败主义论”，他打算把我们全调到前线去。
今晚我正安静地在办公室里工作，西塔突然冲进来报告最新消息：空军管区刚刚来通知，整个医院，包括伤患、职员及器材，必须立刻撤退到提洛尔去。
格察·帕贾斯维奇来载我回家，我试着发电报给家人，向他们报告最新的好消息，可是邮局不接受电报。火车也停驶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状态。
3月30日，星期五
整个早上在办公室里打包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同时赶办急件。我们奉命将所有不必要的文件焚毁；做这件事我挺乐的，因为反正它们全是官僚公文。但仍有许多伤患需要协助及建议，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下午4点，护士长叫我们晚上9点回来报到，第一批伤患及职员将在那个时候离开。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属于第一批走的人。格察·帕贾斯维奇和我赶回萨赫旅馆去通知西塔，因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们没找到她，只留了张条子，然后我便赶回家去收拾行李。
格察一直不相信医院真的会撤退，不断催促我跟他、西西·维尔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但他必须先替他的车子取得通行证，而且我们也必须得到医院的许可，否则会被视为逃兵。
以前曾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现在是维也纳市长的席拉赫在城内贴满告示，宣称将把维也纳变成一座堡垒，反抗到底。
席拉赫（1907—1974）的母亲虽是美国人，却很早便成为狂热的纳粹党员，曾在1931—1940年间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接着奉派担任维也纳市长。尽管到后来他亦对希特勒丧失信心，但他仍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而且在“七月密谋”发生后，亦追缉逮捕了不少反纳粹人士。
我在萨赫旅馆前面碰见波弟·富格尔的女儿，诺拉。她眼泪汪汪的，说约好来载她离城的卡车没出现。
西塔和我带着所有能带的行李赶去医院，结果发现院内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离开，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们该离城了。西塔去找护士长谈，最后终于拿到我们的旅行证。院方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离城，但要求我们必须在4月10日到提洛尔位于施瓦察赫—圣维特的空军基地医院内报到，这表示我们有十天的旅行时间。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碰到赫格勒教授，他说他准备留下，因为太多病患伤势严重，无法移动，很多大夫亦有同感。现在医生们在开会，谣传将给无望痊愈的伤患打针，免得他们落在苏军手中。
罗玛莉·舍恩贝格在战场上负伤的军官长兄当时便躺在布拉格医院中，几天后他被拖下病床，遭苏军冷血谋杀。罗玛莉有五位兄弟，全部都在大战中死亡。
3月31日，星期六
西塔·弗雷德回医院探望大家。部分伤患及较年轻的护士已经离开，其他人则很惊讶我们仍留在城内。
中午，当局公布一项笼络人心的政策：任何匈牙利牌照的车辆都不准离开维也纳，否则将被没收！格察·帕贾斯维奇的牌照便来自布达佩斯！他无视这项规定，继续搜寻汽油。我乘机四处向朋友道别。彼得·哈比希认为大家都急着离城是件奇怪的事；他打算留下来，不过他年事已长，冒的险并不大；而且他认为维也纳会跟柏林一样，拖很久。我并不同意。柏林是柏林，维也纳是维也纳！——完全是两码事。然后我在歌剧院废墟外撞见瓦利·塞贝尔，他戴着一顶大礼帽，手上甩着一把雨伞——虽然神气，却完全不合时宜。不过他是维也纳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说：“真可怕，不过你又能怎么办呢？我是不走的！”
我们最后再把行李整理一遍。西西·维尔切克不停重新打包她那101个背包，拉斯洛·斯扎帕里和欧文·舍恩伯来帮我们把最后几样东西塞进包包里。他们俩才刚从舍恩伯宫的瓦砾堆里爬出来；空袭时，他们还来不及躲进地窖里，一枚炸弹已落入王宫的中庭内。整栋建筑损坏严重，现在他俩想在瓦砾堆里找出厄文的射击纪念奖品；他有很多银座象牙，还有两头红毛猩猩标本，可能都毁了。拉斯洛打算回他自己的产业去，但那个方向已经可以听见枪声。苏军已逼近维也纳巴登。
格察此刻大显身手：他同时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跟三批人约好见面；又不断到各个炸毁的地窖内跟可疑人物约谈，那些人都答应以天价美金卖他汽油，简而言之，他兴奋得要死，却让我们三个女人愁眉苦脸守着包袱，等待奇迹发生。
我带他去帝国旅馆找桑德罗·索尔姆斯；桑德罗是外交部官员，将决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傀儡政府人员的命运，把他们撤退到萨尔斯堡郊区去。我们不敢告诉他，格察已被自己的外交部踢出来，只拿出他的克罗地亚外交人员护照，作为他持有匈牙利牌照车辆的理由。可怜的桑德罗却向我们抱怨，自从席拉赫上台之后，他已被架空；他接着建议我们去包豪斯广场——过去是前奥地利帝国首相的王宫，现已改为席拉赫办公室。
格察进去捋席拉赫属下的虎须时，我坐在车里等；他去了很久，我本想跟进去找他，却怕车子被没收充公，不敢离开。后来他终于出现了，毫无进展！现在他才开始自责，把我们延误在维也纳全是他的错。他说那群下僚态度友善，立场却很坚定：所有证件都需市长亲自签名，但现在他不在城内。明天再来吧！
回到维尔切克府邸，发现每个人都极端亢奋。汉西的军营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形形色色的人潮不断经过门房小屋前方：提水桶的安妮·图恩、扛梯子的欧文·舍恩伯（他还想挖出他的红毛猩猩）；胸前戴满勋章，蓄一把黑色大胡子的弗瑞兹·霍恩洛厄刚从西里西亚逃出来，带回来一大堆描述苏军集体强奸女人、滥杀无辜的恐怖故事，听得在座男士，从卡里叔叔开始，惊惶失措。西西和我决定，如果格察明天还想不出办法来，我们俩将徒步逃亡，否则卡里叔叔可能会狗急跳墙，惹上麻烦。
大战末期，约有一亿德国人从他们位于东欧及欧洲中部的家园仓皇逃难，约有50万人死在路上，许多女人被强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一起午餐，我们用塔蒂阿娜寄给我的最后一批粮票买来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灯上烹煮，虽然十分油腻，却极可口；并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从被炸毁的图恩—塔克西斯宫地窖内抢救出来的）冲下肚里去。虽然有点浪费，但留给入侵者更可惜。弗朗茨的兄弟维利，似乎参加了奥地利某地下反抗军组织，一副极神秘的样子冲来冲去。
这正是称为“05”的军事组织，他们与其他反纳粹地下组织互通声息，协调行动。大战一结束，该组织成员便成为重建奥地利民主政府的主要人士。
晚上弗朗茨安排了一顿真正的送别晚餐。现在逃难队伍又多加了格察的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这么绝的名字！他刚带着老婆和许多孩子从克罗地亚逃出来，现在坐在这里，认定格察会带他继续往西逃。西西·维尔切克的表姐，吉纳·利希滕施泰因（她嫁给了执政王子）寄给她一瓶很特别的镇定神经的补药，我们轮流对着瓶嘴大口吞，很快就把整瓶喝光了。我不停用我的小酒精灯煮咖啡，保罗·梅特涅的最后一瓶白兰地也壮烈牺牲了。
卡塔林·金斯基和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弗雷迪·保洛维齐尼因为也持有匈牙利汽车牌照，现在和格察同病相怜。吉嘉·贝希托尔德本来开了一辆装满粮食的汽车过来，半路上遭盖世太保拦截，没收了所有的东西，车子充公，叫他以后只能靠走。他年轻的时候可是风流倜傥的著名公子哥儿。帕里·帕尔菲也是，现在他也被困在城内。
这批人在大战期间一直活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住在商店里堆满商品的国家里（对德国占领之欧洲各地而言，布达佩斯直到前一阵子仍如圣地麦加），有宽敞豪华的家族产业可栖身，不用服劳役，不用吃苦，更不用担惊受怕；他们经常浑然不知或根本不在乎战争到底为何物。如今，在一夜之间，他们的世界整个垮了，苏军占领他们的家园，所到之处，无一幸存。随着苏军不断前进，难民潮的国籍亦不断改变，最新的一波来自多瑙河对岸的伯拉第斯拉瓦地区。
俄军已进驻但泽，那正是大战发轫之地。
4月1日，星期日，复活节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大弥撒，不知日后是否还有缘再见，尤其舍不得右边小教堂内塔蒂阿娜最钟爱的那尊圣母像。稍后到凯恩特纳街上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小教堂内祈祷。
格察·帕贾斯维奇又去了包豪斯广场一趟，结果他们说席拉赫仍未回城。西塔·弗雷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秉持一贯作风，决定接管大局；她说席拉赫现在一定躲在卡兰堡特别建造的私人掩蔽壕内，又说她认得他的高级副官韦斯豪夫，要亲自去对付他。说罢便领着格察开车走了，留下西西·维尔切克、梅利·克芬许勒和我，在充满悬疑紧张的气氛下午餐，吃附近茶室供应的难以下咽的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