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早便告辞。奥托自己开车，叫他的司机坐后座，然后用英语问我最近有没有见到罗玛莉，因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官邸逮捕她；当时她还住在那里，因为戈特弗里德仍是名义上的地方首长。他们搜了房子，不过没搜花园；感谢上帝！幸好罗玛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馆。奥托相信下一个被逮捕的亲属一定会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里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太太安·玛莉。回到旅馆时已过午夜，奥托小心检查过前厅和信箱，然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人找他；一切似乎还好！我们约好明天早上10点由我打电话给他，如果听说他出去了，就等于出了状况。
8月2日，星期三
现在我也搬进阿德隆旅馆跟罗玛莉·舍恩贝格一起住。在昨天约定的时间打电话给奥托，一切平安。我同时跟塔蒂阿娜联络上，保罗·梅特涅已平安返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告诉她我很快就会去。
今晚又发生空袭。我们因为太疲倦，懒得下楼，但后来突然听见两声巨响，这才赶紧穿上长裤和毛衣，冲到掩蔽壕内。所有客人似乎都在仓促间胡乱穿衣，平常总是衣着光鲜的卡拉扬此刻光着脚丫，披着一件风衣，毛发根根倒竖。
8月3日，星期四
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她说她找到了一位“联络人”；那人是希姆莱的高级副官，很多年以前跟她认识。她现在设法从他口中套出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和亚当·特罗特的情况。听他的口气一点都不乐观，他说：“那群猪一定会被砍头！”很懂得适时讨好别人的罗玛莉，故意天真地跟他辩论。她真正的目的是想查出监牢里有没有可以收买的守卫，同时也想设法见到党卫军中将沃尔夫。据说他是党卫军所有将军中较“温和”的一位，他曾赴意大利访问了几次，担任凯塞林元帅的副指挥官。另外一位洛伦兹中将，依据“他们”的标准，也算正派，素来负责重新安顿从东欧调回来的德国人；他也是亚历克斯·韦特妻子的叔叔，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以前乔吉常跟她们玩在一起。据说他正尽力替亚当说情，不过已引起许多同僚不满。或许正因为他不像其他人这么坏，所以也没多大用处。罗玛莉勤于跑盖世太保总部，有一次竟在走廊里撞见亚当本人，他戴着手铐，显然正被带往审问室；他认得她，却毫无反应。她说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已经身在另一个世界似的。他们肯定都受到酷刑。
有一次罗玛莉还在楼梯上看见冯·哈塞尔大使。他身穿紧身夹克，手臂上绑着吊腕带。几天前她才和他吃过中餐，那时他的手臂好得很。意外相遇时，双方都不敢露出认识对方的迹象。
许多被逮捕的人的确遭到毒打及酷刑，最普遍的刑法为夹手指、用长钉刺腿，甚至用中世纪的“拷问台”（将犯人往两边拉）。但只有少数参与“七月密谋”的人招了供，令人钦佩折服；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紧跟着发生浴血肃清，但仍有许多人幸存；而且一直到大战结束，盖世太保仍然不知道全部真相的主要原因。
哈塞尔跟冯·德·舒伦堡伯爵一样，也出现在密谋者的名单上，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人选之一。兵变失败后，他在柏林街头逛了好几天，后来返回办公室，沉着等待被捕。当时大部分逃亡的人都拒绝投奔朋友，怕连累别人；更有些人故意被逮捕，以拯救家人免遭“连坐法”的报复。
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里“工作”时，彼得·比伦贝格突然走进来。他和亚当一向很亲近，今天来找亚历克斯·韦特，但韦特出去了。我们坐在楼梯上，我把我能讲的全告诉了他，他坚持一定有办法救亚当出来。他说亚当现在被关在柏林城外，但每天都会由一名守卫押送，从监牢到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的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彼得认为我们应该伏击押送人犯的汽车，然后将亚当偷偷送到德国占领下的波兰，把他跟波兰游击队藏在一起；彼得在该地管理一家工厂，他和游击队有联络。听到有人愿意采取行动，甚至敢对抗党卫军，我感觉十分欣慰！其实参与密谋的关键军官这么多，并非所有人都已遭到逮捕，这个计划听起来的确可行。
因“七月密谋”遭逮捕的人犯，最初被关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牢里，后来因人数增加，被移往两千米半之外、位于莱特街所谓的莫阿比特监狱内，再从那里被押回总部接受审讯。
我们慢慢得知，兵变除了在柏林失败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成功了。巴黎一切依照计划进行，所有党卫军高官都遭到逮捕，眼看着整条西线即将由密谋者接管。如今指挥驻法德军的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已举枪自尽，却没有死成，只是瞎了双眼。西线的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曾几次和戈特弗里德长谈，但直到现在似乎仍未受牵连。罗玛莉告诉我，隆美尔也有份，可是他在7月20日之前突然发生车祸，现在仍住在医院中。
西欧有许多高级将领参与密谋，从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开始，以及法国的军事首长史图尔普纳格将军。7月20日下午6：30，贝克将军从班德勒街打电话给史图尔普纳格，问道：“你支持我们吗？”“当然！”几个小时之内，未发一枪，1200名党卫军及盖世太保重要军官，便在党卫军中将、希姆莱驻法代表奥贝格带头之下，全部被收押。到了深夜，希特勒仍然活着，以及柏林兵变失败的消息传来，克卢格的随从催促他径自与盟军签订停战合约，但他决定放弃，下令释放党卫军。巴黎兵变于是也在午夜时分告终。
史图尔普纳格在座车经过凡尔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曾在该地作战），他命令司机停车，让他“伸伸腿”。司机很快听见一声枪响，冲过去发现将军手握着枪，双目已瞎，但仍活着。虽然他受了伤，却仍被拖上弗赖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1944年8月30日，他和“西方集团”另外几个人一起被处绞刑，之后还有许多人陆续受害。
至于一直受到希特勒宠爱的隆美尔元帅，虽然密谋者不断与他接触，他亦表示同情，却从未做出任何正面承诺。不过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他曾经对希特勒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要求立刻终止西欧的战争。两天之后，他在从诺曼底前线乘车返回途中，座车遭盟军战斗轰炸机炮轰及扫射，他严重受伤。回德国疗养期间，他与密谋者的接触曝光。10月14日，轮到他接获最后通牒：自杀，或与家人一起遭到逮捕及接受审判。隆美尔选择服毒。希特勒为了顾全颜面，仍为他举行军事葬礼。
维也纳的接管行动亦进行顺利，不过只维持了48小时。但所有参与的人到那时已涉案极深，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
维也纳的军事接管和巴黎情况相同，非常成功。但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当地指挥官了解到“女武神”只不过是推翻政府的一个幌子，立刻放弃，让党卫军及盖世太保重新接管。
事实和蜜丝想的正好相反，密谋者推翻政府的呼吁，不论在德国境内或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都未获得积极的回应——再一次证明就连德军部队也不支持他们。
今晚罗玛莉、乔吉·帕彭海姆、托尼·绍尔马和我一起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住处晚餐，吃腌碎牛肉，甚至还有威士忌——是乔吉从西班牙带来仅剩的食物补给。餐后托尼载我和罗玛莉回阿德隆。多亏他一条腿受伤，到现在还获准使用汽车。现在他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总是爱开玩笑，总是很愿意帮忙，充满了勇气。现在像他这样的男人太少了。
亚当被捕之后，我一直尝试与哈索·埃茨多夫联络；我现在知道他也很早就参与密谋。这当然就是他一直不可捉摸，甚至对我都闪烁其词的原因。我听说他在柏林城内，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几天前他的座车在库达姆大街上经过我身边，他命令司机停车，下了车走回头来跟我打招呼，然后挽着我的手臂，带我穿过著名时尚摄影师弗格被炸毁的房子，走上后面楼梯，然后才开口讲话。他证实弗里茨·舒伦堡留有密谋者及未来政务人选名单的传言。真是疯狂！我告诉他我拼命想找他，必须仰赖他的帮助，他表示现在最糟的一点，是没有在位的人可以求助；不过他仍然承诺会尽力而为。我感觉他自己似乎也准备随时被逮捕，不断四下张望，一听到声响就噤声住口。他答应过几天会来找我，可是到现在仍然没有下文。
柯尼希斯瓦特8月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搭早班火车赴柯尼希斯瓦特。我打算用医生证明请病假，尽量久待。
8月6日，星期日
在德累斯顿受训的汉西·维尔切克来度周末。他太太西吉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和塔蒂阿娜一起接受治疗。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躺在小岛上晒太阳，讨论7月20日发生的事。保罗·梅特涅把他最好的葡萄酒全搬了出来。汉西的体重直线上升。下午茶时间，一辆极大的豪华轿车开进中庭，保罗忠实的大管家兼秘书丹豪福将所有的门都堵了起来，大家都相信一定是警察来了。塔蒂阿娜下去迎接他们，装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结果车门打开，西吉的姐姐，瑞妮·施廷内斯跨下车，原来是她开她男朋友的车来看我们。他是黎凡特人，挺讨人喜欢，大概在从事黑市交易。瑞妮留下来喝下午茶，向我们描述布达佩斯；她刚去那里买衣服，听起来像个绿洲。
8月8日，星期二
今天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冯·哈泽中将、赫普纳上将、斯蒂夫少将、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还有其他几个人——总共八人——都已被解除军职，押上恐怖的“人民法庭”接受审判。这批人肯定会被判死刑。遭枪决或处以绞刑。新闻标题为“叛国重罪”。其他我们认识的已遭逮捕的人，名字都未上报，让我们还怀抱一丝希望，或许政府不愿闹大。
早在7月24日，博尔曼便已警告纳粹党各地方首长，希特勒极关切暗杀事件的报道方式，不希望演变成对军方全面性的攻击，应强调暗杀为一偶发事件，而非涉及广泛的阴谋。军中各高级将领立刻回应，压制一切对军方不利的报道。8月4日，一个特别成立的荣誉法庭在声誉卓著的冯·伦德施泰特陆军元帅主持之下，先剥下所有涉案的军事官员的军服，再将他们交到刽子手的手中。
盟军方面的广播毫无道理：他们不断指名道姓，报道他们认为参与密谋的人士，很多人根本还没被政府通缉。
我以前常警告亚当·特罗特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他总希望盟军会支持“正派”的德国，我却一直强调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摧毁德国，不管是什么样的德国，绝不会费心思去区分“好”德国人与“坏”德国人。
当时盟军的广播记录现在已极难取得，不过那些报道的确导致许多本来可能幸存的人遭到杀身之祸。所有负责或参与战时英方对德国广播的节目策划人，一致宣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盟军做了这些广播却是不争的事实。彼得·比伦贝格的妻子克丽丝特贝尔在其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写道：“没有人表示支持……丘吉尔志得意满地旁观‘德国人自相残杀’；埃恩斯军中广播电台得意扬扬的组员，过去向来扮演丑角，现在却成了恶作剧的童子军，大为开心地落井下石，把所有他们能想到与所谓‘和谈密谋’有关的人全扯进来……”唯一曾经提起过这类广播的人是巴尔福，他在《1939—1945年间之战时宣传》（ipropagandainwar/i：1939-1945，routledge&keganpaul，1970）一书中写道：“加来军中广播电台除了助长关于涉案人士的谣言之外，亦促成纳粹党与德军之间的猜忌，成果有目共睹……”埃恩斯与加来广播电台都利用曾经由德方控制的频道，对德国播出“黑色”即打击士气的宣传广播，由伦敦情报司负责运作。
除了类似菲尔比在其著作《我的秘密战争》（imysecretwar/i，granadapublishing，1969）中所告白的，英国情报局恶意使许多反纳粹人士和平试探的努力成为泡影的幕后操作之外，反纳粹人士本身对这些具毁灭性的广播也难辞其咎，他们为了博取盟军的支援，夸大支持密谋的人数及官阶。
盟军对德国反纳粹活动的暧昧态度，在“七月密谋”事件发生前便令许多密谋者大失所望，兵变失败后这种态度亦无改变。虽然密谋失败，但由苏联赞助的“解放德国委员会”早在7月23日便公开向德国军队及平民大众呼吁支援反纳粹活动；英方却一直不表示支持。并且bbc接获指示，刻意不把该事件诠释成一场内战的发轫，只强调它再度证实了德国将领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已无心恋战的事实。当布拉肯向丘吉尔报告“七月密谋”的消息时，后者只说：“德国人自相残杀得愈厉害，愈好！”
8月9日，星期三
保罗·梅特涅收到艾伯特·埃尔茨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埃尔茨刚去过柏林，只停留数小时。“亲爱的保罗，我现在柏林，感到十分绝望。多么大的悲剧！多么混乱！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已化成灰烬！你对有人企图暗杀元首做何感想？感谢上帝，我们伟大的领袖又再一次获得神佑！艾伯特上。”
8月11日，星期五
报纸登出“人民法庭”对第一批被告初审及交叉讯问证人的细节。发布的答辩似乎全属捏造，俨然是“斯大林摆样子公审”的再版。有时候根本词不达意，令密谋者在国人眼前显得荒唐无稽。庭上的法官是个名叫弗赖斯勒的家伙，是只典型的犬儒猪。历史会永远记得他！
所有被告一律被判绞刑。冯·哈泽将军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母亲，常去看他们。他们甚至来过这里。约克伯爵是亚当·特罗特的密友，他的兄弟姐妹已全遭到逮捕，只有已故冯·毛奇大使的遗孀例外。
弗赖斯勒博士（1893—1945）曾是共产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战俘身份在西伯利亚接受思想改造），参与了1942年1月20日所举行、决定德国占领下欧洲之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1942年8月，他奉派担任“人民法庭”主席，该法庭在摄影机前审判所有反对第三帝国的罪犯，在被告无上诉权的情况下，做出最后判决。
审判的基本原则由希特勒亲自制定：“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他们时间发表冗长的演说；这点由弗赖斯勒负责。他便是我们的维辛斯基！”——指的是“斯大林莫斯科摆样子公审”的主要检察官。为了让被告在经过挑选的观众前出丑，不准他们打领带或佩戴吊裤带及皮带，弗赖斯勒因此可以不时嘲讽他们必须抓紧裤腰的窘态。
弗赖斯勒并适时打暗号，指示启动摄影机，然后开始高声谩骂污辱被告，讨好观众——尤其是讨好希特勒，因为胶片一洗出来，便会立刻送去给元首欣赏。技术人员常抱怨他的狂吼令影片声带模糊不清，但他并不理会。就连一手制定许多第三帝国最残酷法令的司法部部长提拉克博士（在盟军占领德国之后自杀），都为他用词下流的辱骂讥嘲感到震惊，曾对博尔曼抱怨弗赖斯勒的表现“值得商榷，且有损如此重要场合的尊严”。本来戈培尔打算利用每周新闻短片播出时段，播放这些影片，但第一次试放，便令经过挑选的纳粹党观众大倒胃口，于是作罢。最后只有一卷拷贝幸存：30多年后在民主德国发现，1979年7月由联邦德国电台播出，令当时的观众瞠目结舌。
8月12日，星期六
玛莉亚·格斯多夫来信，语气模棱两可，显然不能放心多说……“一切都令人悲伤沮丧……”我希望她指的是第一次审判，不过仍然觉得忐忑不安。
安托瓦内特·克罗伊和她丈夫开车从卡尔斯巴德来这里，告诉我们巴黎的最新消息。她常和乔吉见面；他主动提出要从反抗军那里弄一张假身份证，好让她取消婚礼，留在法国，直到战争结束。他甚至带着那张证件赶去车站，希望她在离开前的最后一秒改变主意。
8月18日，星期五
我们在湖里裸泳。大家在这里的生活看似悠闲惬意，其实内心的焦虑仿佛套在头上的铁箍，愈箍愈紧，我的病假想必对我的健康有益，但再过三天就将结束。怪的是，我竟感觉轻松无比，因为这里的平静生活反而令我无法忍受。有时候跟父母相处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完全不能体谅我，或许因为他们一无所知，又心生怀疑吧，所以总是替我担忧，逼我多说。但我没告诉他们什么，因此更令他们生气；恶性循环！
柏林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达柏林，直接赶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我问她最新情况，她惊讶地瞪着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亚当、海夫腾、海尔多夫、弗里茨·舒伦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个星期五已经吊死了！”我立刻打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她却什么都不肯讲，只说马上赶过来。玛莉亚说罗玛莉现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伦堡伯爵的下落，因为他昨晚失踪了。
罗玛莉来了以后，我们坐在楼梯上呆瞪着眼前的一片废墟。最近发生的事令她感觉瘫痪了似的。她并不相信亚当已经被吊死了，谣传他是刑期唯一往后延的人。
8月11日，外交部接获通知，特罗特将在下一次“人民法庭”举行的审判中（8月15日星期二或16日星期三）被判死刑。后来博尔曼接到命令，表示，“特罗特显然还隐藏了许多事实，‘人民法庭’因此决定延后执行死刑，让有关单位继续进行审讯。”
托尼·绍尔马去旁听审判，大吃一惊，因为只准经过挑选的观众入席。罗玛莉坐在他车里等在法庭外面。他出来后放声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海夫腾说如果再给他机会，他还会尝试。他认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是个诅咒，亦是罪恶的渊薮，将他的祖国逼上绝路；他们都将为德国的灭亡负责。法官弗赖斯勒问他，明不明白他所说的那番话是叛国重罪，海夫腾说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会因此改变想法。
虽然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曾经为道德理由反对刺杀希特勒，不过他和特罗特不同，自从兵变失败后，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他先驾车赴乡间与家人道别，然后便返回柏林，成为遭到逮捕的第一批人之一。
亚当说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权，很多人被迫宣誓对他效忠。他说他的确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并承认曾在国外与敌方代表会谈。海尔多夫表示，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他便希望希特勒下台，因为他替德国带来太大的危险。托尼说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苍白，他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却相信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亚当曾经告诉我，他打算否认一切，好等待出狱，重新再试。否则就是罪证确凿，他们都决定放弃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办公室，上楼进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的房间，没有别人在。我们悄声交谈。亚历克斯说他确信亚当还活着，因为他们和一位在行刑现场的警察有联络。其他的人都死了。海尔多夫是最后一个受刑的人，因为他们要让他看着其他人死。据说他们并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挂肉勾吊着钢琴琴弦慢慢将犯人勒死的，而且为了延长他们的痛苦，还注射了强心剂。谣传行刑过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没事就拿出来在司令部里放映，独自暗笑。
行刑场在距离莱特街监狱不远的普罗增西监狱，因为德国没有绞首台（一般处决方法为砍头），狱方于是将普通的挂肉勾吊钉在行刑室（为监狱内一栋独立建筑）天花板上的铁栏杆上。绞刑过程被拍成影片，并有聚光灯照亮场景，出席者计有帝国检察长、两位典狱长、两名摄影师，以及死刑执行者及他的两位助手。桌子上会摆一瓶白兰地——给观众喝的。死刑犯一位接一位轮流被带进来，行刑者将钢圈套上他们的脖子（希特勒指示用钢琴琴弦代替绳索，好慢慢将死囚勒死，而非拧断他们的脖子）；然后在死囚痛苦挣扎期间（有时长达20分钟），摄影机辘辘运转，以具有恐怖幽默感闻名的行刑者，则在一旁说下流猥亵的玩笑。影片随后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博元首一笑。该建筑现已成为纪念馆。
亚当的太太克拉瑞塔也已被捕。亚当被判刑后，当局不准她去见他。我跟她并不熟，因为过去两年，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乡间公婆家。他们的女儿也被盖世太保带走，现在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但亚历克斯正想尽办法找到她们。
亚当的妻子克拉瑞塔在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之后，赶赴柏林，希望能见到他，却苦无结果。盖世太保趁着她不在家，把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两岁半、一个九个月大——带走。亚当受审当天，韦特企图偷偷带她进法庭，不幸被一名打杂女佣发现，向党卫军警卫告发。但该名警卫竟然反过来想帮助克拉瑞塔混进法庭，可惜不成功。但她仍然对他表示谢意，他只喃喃说道：“我们都了解！”两天后，克拉瑞塔亦被逮捕。
我现在和罗玛莉一起住在托尼位于库达姆大街上的公寓里。公寓里有两个房间，除了两张沙发之外，几乎没有家具，再加上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平日托尼在乡间的服勤单位和柏林城之间往返，他主要是想看住罗玛莉，因为他坚信下一个被捕的一定是她。晚上也不敢留我们俩单独在家。家里床单不够，不过天气热，也无所谓。
罗玛莉当然有危险；她几乎每天都去盖世太保总部打听内部消息。奥托·俾斯麦联络上负责管理戈特弗里德个人档案的盖世太保督察，他表示戈特弗里德的案子“非常严重”；元首不愿饶恕与“七月密谋”有关的任何人，已到了发狂的地步。每天都打电话去盖世太保总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绞死了。罗玛莉的内线说，有时盖世太保虽想拖延时间（可能想查出更多有关密谋的内情），元首却会暴跳如雷，坚持要他们速战速决。
我曾经想过搬去波茨坦的布雷多府邸内住，戈特弗里德的姐姐汉娜虽然不在城内，但我却听说布雷多家三个女儿已遭到逮捕。他们先带走小海夫腾的女朋友，19岁的菲利帕；然后打电话给20岁的亚历山德拉，叫她送毛毯去给妹妹，却乘机扣押了她；接着又打电话给第三个女儿，黛安娜。黛安娜大胆地反问，叫她带床单被枕给全家人不是更干脆吗；他们回答说，的确如此！唯一没受到骚扰的女儿是玛格丽特，她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盖世太保总部不断传唤她去，每次他们一开始问问题，她便极不以为然地抗议说，还有满满一整间病房的伤患等着她去看顾。至于布雷多家的男孩，长子已在前线作战，其他的还太小。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报上刊载了极长一篇有关亚当·特罗特审判内容的报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单，接着表示所有人都当场处决。报纸称亚当为“施陶芬贝格的外交事务顾问”。奇怪的是，新闻报道的日期极少与实际情况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对人士的视听。这则新闻登出后，亚当办公室门上的名牌终于被拆了下来，换上别人的。他的车仍停在花园里，没人敢用，看起来已像一堆废铁。虽然西克斯博士已接获正式通知，说亚当已和其他人一起于18日问吊。亚历克斯·韦特却告诉我，他相信亚当仍然活着。
罗玛莉·舍恩贝格目前在进行另一项计划。一位现在住在戈林乡间别墅“卡琳宫”的纳粹空军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认为他在将她改造成一名国家社会党员，她则设法说服他如果让她去见戈林，一定大有好处。戈林已躲着不露面好一段时间，甚至拒绝接见奥托·俾斯麦；以前他还常去弗利德利斯鲁城堡打猎。显然他极害怕自己也被牵连进去。
梅勒妮·俾斯麦在狱中流产，现在住进波茨坦医院，但受到警卫监视。他们不准访客去看她，只准和护士交谈。
自从舒伦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踪后，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星期一他曾经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给罗玛莉，说他刚去过希特勒的司令部；后来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经过情况全告诉他。他似乎对这些最新发展一无所知，显得非常震惊，尤其为亚当感到难过。然后他俩在施莱尔全权委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那些人都不太谨慎）在旅馆大厅里一起踱方步，最后约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隔天罗玛莉准时到达，伯爵却一直没有出现。她立刻打电话去威廉街，但他的职员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开始担心，因为他们以为早上他会进办公室。我们都认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关在哪里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国陆军妇女部队士兵认出来，经告发后遭到逮捕。当时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亚一个村庄内。我们怀疑亚当之所以未被处决，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们一直密切合作），现在两人正接受交叉审讯。如果当初亚当及时离开德国该有多好！格德勒真的以为躲在德国境内行得通吗？当局悬赏100万马克捉拿他啊！
格德勒的通缉令早在兵变事发前，便于7月17日发出。他接获警告，开始躲藏，先躲在柏林（其中一位包庇他的人，犹太裔的前柏林代理市长阿尔萨斯博士，便为此赔上一条性命），接着下乡。他于8月12日被捕，9月8日被判死刑，却拖了五个月才行刑。期间他一点一点地招供，同时不断写下所谓“密谋者的未来德国计划”备忘录。盖世太保终于在1945年2月2日看穿他的计谋，予以处决。
只要能救出亚当和戈特弗里德，我什么都愿意做——还有舒伦堡伯爵。我们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等待刽子手的斧头落下来。现在就连密谋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许多人开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会吓得将目光移开。为了达到目的，我想到一个新办法：我决定去试试戈培尔。罗玛莉也认为通过戈培尔或许有用，因为他还算聪明，或许他会意识到这一连串的屠杀是多么愚蠢。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我只认识一位跟戈培尔很熟的人，冯·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马上就会猜出我的意图。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假装我对拍电影有兴趣。我决定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是德国现在最红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听到我坚持要立刻见她一面，语气开始紧张，说她正在巴贝斯堡内的环球制片摄影棚拍戏，如果我搭高架火车，她会派车去车站接我。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热天里赶去，然后被一位留黄色长发、穿鲜艳衬衫的怪异年轻司机载到摄影棚。抵达时詹妮正在拍戏，一名年轻男子跪在她脚旁。紧紧抱住她的膝盖。幸好那个镜头没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换衣服，并把女仆支开，好跟我谈话，但我们仍然不敢放大声量。
我告诉她我非见到戈培尔不可，她必须替我安排一次面谈。她说如果真有必要，她当然会想办法，不过她已经跟他闹翻了，已有两年没见他。“怎么回事，难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罗·梅特涅有了麻烦？”我说，“都不是。”她舒了一口气。我说：“是我上司。”然后说明他已被判处死刑，但我们怀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须赶快行动。毕竟戈培尔是当今最大的英雄——兵变就是他一手压下去的！我会对他说，德国禁不起损失这么多特别有才干、能报效国家的人才，等等。詹妮一声不响听我把话说完，领我走进花园，然后她就爆发了：我的想法太疯狂！戈培尔是头猪，绝不会帮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诱使他替那批人动一根小指头！海尔多夫被绞死之后，他甚至拒绝接见前者来请求暂缓处刑的儿子——而他们早年还常玩在一起。他甚至懒得告诉海尔多夫的儿子他父亲已经死了！她说他是个残酷又邪恶的虐待狂，他对那些企图谋害希特勒的人深恶痛绝。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他天生就厌恶这批人所代表的东西，而且他是个躲在污水沟里的鼠辈。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会拖累全家，保罗一定会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烦也永无终日。她恳求我立刻打消这个念头，又补充说，乌发电影公司内部充斥戈培尔的奸细，都想打探出演员之中有谁可能会叛国。两天前公司内开政治会议，戈培尔走进大厅，赫然发现有人在他将站上去的红色讲台上，用粉笔写了两个大字“粪便”！但没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她自己的电话也被人装了窃听器，每次她一拿起听筒，就会听见“喀啦”一声。和我吻别时，她对我耳语说，如果有人问起我来访的目的，她会说我想拍电影。
我精疲力竭又丧气地回到城内，发现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托尼·绍尔马都在公寓内；罗玛莉已处在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以前我从来没看过她这个样子。原来今天下午警察来了；邻居抱怨我们窗子涂黑得不够彻底，虽然只为了这点芝麻小事，罗玛莉却崩溃了。托尼还有更坏的消息：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已自杀，意味着密谋者都受到刑讯，有人供出了克卢格，否则本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克卢格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失败当天变节而得到任何好处。他虽是希特勒最宠信且最成功的指挥将官之一，但他曾与密谋者密切接触的事实终究曝了光。8月17日，他接到卸职命令，奉命赶回德国，他怀疑自己也将受审，便在途中自杀。
罗玛莉歇斯底里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她说我们谁也逃不掉……他们会给你打针，使你丧失意志力，你就会全部招出来。她求我嫁给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托尼这时也参一脚，表示他随时都愿意带她去瑞士，因为他本来已打算这个周末逃走，不过他必须先去西里西亚拿些贵重物品。托尼也开始替自己担心，有人举发他，曾在酒醉之后到军营餐厅里对着元首照片乱开枪。罗玛莉说除非他们先结婚，否则她绝不会跟他一起走，因为她父母会气疯掉。虽然当时气氛如此恐怖，我却觉得她突然在乎起礼节来十分可笑。托尼立刻拒绝，说这件事以后再商量不迟。大家的情绪愈来愈激动，最后围坐餐桌旁泪眼相对。然后托尼跳起来开始踱方步，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力。面对这些眼泪，他已下定决心，要溜之大吉。我说随便他们想干嘛都可以，但我会留下来，而且我觉得罗玛莉也该留下来，一旦到了瑞士，她会和家人失去联络，必须熬到战争结束。这一点她绝对无法忍受，最后每个人都决定留下。
稍晚托尼走进我房间，告诉我亚当受审的全部细节。亚当看见他，却没有露出任何认出他的反应，只凝视他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便从腰部以上前后晃动。他没有打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托尼很仔细地察看过审判大厅，他的结论是，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强行救走任何一个人，就连大部分的“观众”都是便衣警察和职业杀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他没有等到宣判便离开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但托尼给我们一张通行证，可以过街去西门子办公大楼的掩蔽壕内躲避。他们的地窖很深，在里面极有安全感。通常我们都会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我们常一起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将会多么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罗玛莉·舍恩贝格已从她短暂的忧郁症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开始作战。我们终于发现监狱（是一座军方监狱）就在莱特车站附近。她已去过那里，并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烟买通了其中一名典狱长，请他传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那人甚至带回一张回复，戈特弗里德抱怨牢房里虱蚤太多，要我们送些防虱粉给他，也要求一点食物，因为牢里只有黑面包，他无法消化。以前送进去的包裹他都没收到，所以唯一的办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进去。罗玛莉很想问那位典狱长亚当·特罗特是否也关在里面，但她必须小心，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已经死了，如果我们表现得太好奇，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戒心，不但令往后的脱逃计划更加困难，而且还可能提早他被处刑的日期。
知道亚当或许还活着，令我大为安心。但很多人，包括罗玛莉在内，却认为我的反应不可思议，都说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我无法同意，仍希望奇迹出现。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伦贝格，他曾经提议伏击运送亚当去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的车子。他最后一次来办公室找我时，仍满怀希望，非常乐观。于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达勒姆的住处，结果来开门的女孩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门口，又什么都不肯说；只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阵子才会回去。我感觉她并不信任我，有所隐瞒，便告诉她我是外交部的职员，曾经替冯·特罗特先生工作。她一听到这句话，表情立刻变了，走进屋里，换另外一个女孩出来。这个女孩比较友善；她告诉我彼得失踪了，也没去城外的工厂上班。我问他的地址，说我必须立刻跟他联络。她说她了解，但写信也没用，因为他收不到的；意味着他也被捕了。
我头晕目眩地离开，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丧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不论我去找谁，似乎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了，真的是求告无门。现在他们逮捕的人只是密谋者的点头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我并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密谋，只知道他和亚当在哥廷根大学念书时，参加了同一个社团，而且是好朋友。即使就这么一点关系，也可能被拖累。
“七月密谋”发生时，彼得·比伦贝格正在管理位于德国占领之波兰境内的一家工厂。7月25日，他获悉特罗特被捕，便前往柏林组织营救计划；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和蜜丝谈起他的想法。可惜一等他返回波兰，并针对营救计划做最后的调度，自己竟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恶名昭彰的莱特街监狱。
然后我想起克劳斯·b。虽然过去我一直避免跟他变得太熟，因为我从来不确定他的底细，可是现在，我决定如果他真是我怀疑的那种人，也许只有他能帮我。回城后，我找到一座还没坏的电话亭，打电话去他办公室，说我必须立刻见他一面，他叫我去动物园车站附近等他。我们沿着布达佩斯街走下去，经过被炸毁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他等我说完，停下来面带觉得好玩的微笑看着我说：“原来你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希望你是，”我脱口而出，“因为这样或许你就可以帮忙了！”
他立刻一脸严肃，说他会尽量想办法去打听最新的状况，看看是否还来得及，并要我信任他。我们约好明天在伊甸旅馆的废墟外见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问施莱尔全权委员是否可以免我的职，因为我想参加红十字会，去当护士。万一我最后的两个朋友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独自面对这帮走狗。我唯一的顾虑是，上级很可能视我这项决定为表明立场。施莱尔的回答令人丧气；他说西克斯博士绝不会让任何人自由决定他们的去留。我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再生一场病。
下午下班后赶去伊甸旅馆，克劳斯·b腋下夹了个用报纸包的大包裹，在那里踱方步。他一言不发，领我走到动物园废墟里的一张长椅旁，等确定四下无人后，才告诉我他已四处打听，但现在没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任何事。希特勒复仇的心如饥如渴，没有一个涉案的人能逃得过；而且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就算稍具影响力，亦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引起怀疑。他接着说，所有和密谋者有关系的人，现在都遭到监视，我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面对他们的刑讯方法，我很可能会招供，连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须不计任何代价，避免被捕。这时他打开包裹的一个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轻机枪的枪管。“如果他们来抓你，你千万不要犹豫，把他们全部射死，赶快逃。他们一定料想不到你会这么做，或许你逃得成……”我忍不住笑了。“不，克劳斯。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还是别犯下谋杀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别后，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东西，并找两位仆人谈话。他们告诉我，住在俾斯麦波美拉尼亚产业上的某人向当局告发梅勒妮，说她擦脚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还成了“反社会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复杂。他们说她现在非常虚弱，昨天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着起床，结果晕厥过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断了下巴；听得我心如刀割。当局准许她哥哥让—乔治·霍约斯去看她，她只是不停地问：“他死了吗？”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果菜园，用咖啡换了两颗瓜，会想办法送进牢里去。
回柏林后，在格斯多夫家看见罗玛莉。她说今天守卫把戈特弗里德的脏衣服递给她时，她悄声问他：“冯·特罗特先生是不是还在这里？”他说：“呀！呀！他还在这里！”又说她也可以写张纸条给他；明天他会把回复交给她。她写道：“需要我们送什么东西给你？爱你的蜜丝和罗玛莉。”她问那人亚当是不是在挨饿；他说不，俾斯麦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如果我们能够确定那男人没有说谎，那该有多好！（亚当·冯·特罗特就在这一天在普罗增西监狱内被处绞刑。）
我们仍然没有舒伦堡伯爵的消息，只知道编号100号以上的牢房里面，关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号以下的人犯都已判处死刑。戈特弗里德被关在184号；亚当被关在97号。据说他们都戴了铁链。
亚历克斯·韦特已救回亚当的小孩，现在都住在乡间，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狱中。施陶芬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儿院里，但消息走漏，所以日后或许有希望再找到他们。
密谋者的小孩总计有50名，有些还在襁褓中。纳粹最初计划将父母及较年长的兄姐都杀掉，让剩下的改名后寄养在党卫军家庭及学校内，教育他们成为纳粹党员。不知为何缘故，这个计划后来作废。1944年10月，他们让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则藏在普通寄宿学校里。直到战争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团圆。
据说戈特弗里德的侄女菲利帕·冯·布雷多也将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审；他们已逼她招供，她承认事前便从年轻的海夫腾那里得知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日期。
我和奥托及安·玛莉·俾斯麦长谈。他们俩也在格斯多夫家，正在设法见到当权的人。罗玛莉·舍恩贝格认为有些狱卒愿意接受贿赂，条件是必须带他们一起逃脱。她希望俾斯麦家族拿出传家的珍珠，我们自己也有一点贵重物品可以贡献。看来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狱卒看守。即使我们成功地贿赂了所有的人，日后还得设法将三名犯人和18位狱卒偷偷送出国境。我可以想象珀西·弗雷的脸色！安·玛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话：“干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开一场鸡尾酒会，列队替他们送行算了！”我们的这番讨论都是在阿德隆楼上私人房间内进行的。
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从乡间回来，看见他我并不高兴；又得多替一个人担心。我们上一次见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亚当·特罗特的朋友，所以至少说话不用忌讳。现在他说：“我不要听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活下去、出狱；谁还没被抓起来？什么时候打算再试一次？如果他们有这个打算，我一定两肋插刀！”同时他对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竟然炸死了一位自己人——战前著名的马术表演冠军勃兰特上校——非常不以为然。爆炸时勃兰特也在希特勒的会议室内，当场毙命。事后他先和其他“叛国罪行”受难者一起以军礼下葬，后来当局在某名单上发现他的名字，便掘尸火化，将他的骨灰撒在风中。
勃兰特上校为德国陆军总部作战部门内的资深军官，虽未积极参与密谋，却与许多密谋者友好，亦同情他们的理想。早在1943年另一次企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他便差一点丧命；当时元首一行人从东线飞回拉斯坦堡，在飞机上开庆功宴，一瓶内装炸弹的白兰地并未如计划爆炸！7月20日当天，正是勃兰特在无意之间将施陶芬贝格的手提箱移走，救了希特勒一命。爆炸后，所有站在木台右方的人，包括勃兰特本人，非死即受重伤。
戈特弗里德·拉姆要我替他安排与亚历克斯·韦特会面。去办公室当然不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便是格斯多夫家，但不知玛莉亚同不同意，她现在很替丈夫担心，因为海因茨和已死的冯·哈泽将军很亲密。
8月27日，星期日
我们花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清扫公寓。然后珀西·弗雷载我们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大家坐在花园里晒太阳。
蜜丝从柏林写信给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亲1944年8月28日
附上乔吉写的几封信，是他一位朋友在盟军进驻巴黎之前带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过得很好……柏林城内及附近地区已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仿佛住在火炉里，而且生活中只见忧虑和悲苦。每晚都有空袭，白天几乎也都有，但没什么特殊状况……下个星期我可能会请几天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否则病假就过期了。后天我将返回克鲁曼修柏两天。
克鲁曼修柏8月30日，星期三
一大早便前往克鲁曼修柏，结果在希尔施贝格错过转乘火车，等了三个小时。下火车时，我发现布兰肯霍恩跟在我后面。每次看见和亚当·特罗特有关系的人，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掉眼泪。把皮箱和以前留下的行李放在一起后，我走到外面的街上；布兰肯霍恩仍然跟在后面。后来他经过我身边，低语道：“进公园，挑张长椅坐下，我待会儿过去找你。”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走到长椅旁。他一直等到那个时候才敢开口说话。
他告诉我，他和亚当21日那天曾在格林瓦尔德的树林里见了一面。他问亚当是否烧毁了所有的文件，亚当说他已经做了。但还是有些文件被搜了出来，大部分都是他出国时记的备忘录。怎么这么傻！我问布兰肯霍恩他们会不会杀亚当。他说：“毫无疑问！”我告诉他舒伦堡伯爵也失踪了。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不过他说如果伯爵真被逮捕了，肯定也难逃一死。我说：“不可能。这样会在国外造成太大的丑闻！”“你想他们会在乎吗？”他告诉我格德勒之前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内租了一个房间，把所有的秘密文件全藏在房内的保险柜里。去年2月，布里斯托尔被一枚空雷炸毁，结果暗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两个星期之后，有人意外在瓦砾堆里发现并掘出那个保险箱。保险箱不仅完好无损，里面的文件一份也没少，而且有几份上面还有冯·哈塞尔大使亲笔的加注和修正；所以哈塞尔才会遭到逮捕。布兰肯霍恩说每天都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我们将搭同一班火车去克鲁曼修柏，但约好不再见面。我真高兴他还是自由身，祈祷他们别来抓他。
后天我将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虽然城堡现在只修复了屋顶的部分，不过一定有谷仓或别的地方可以暂时寄放我的东西。克鲁曼修柏仿佛与世隔绝，令我无法忍受；没有了舒伦堡伯爵，让我更觉得痛苦。我去找他的属下聊天；他们还不知道他已失踪，不过他的秘书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谢上帝，他没有待在瑞士不回来！）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会发现。
因涉及“七月密谋”遭到处决的人数仍无定论。根据纳粹党官方消息来源，兵变后被捕总人数达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处决，接着又有5684人在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最后五个月内被处决。这些人当中，约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谋案，包括：21位将军、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资深外交官、1位部长、3位国务秘书、刑事警察局局长及数位高级首长、地方首长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9月1日，星期五
大战爆发至今已满五周年。
午餐时间回到柏林，直接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看起来比平常苍白，平静地对我说：“蜜丝，你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罗玛莉·舍恩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几个沙袋的行李。“托尼·绍尔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经对着元首的照片开枪，而且在施陶芬贝格暗杀未果之后表示：“没关系，或许下一次运气会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师，他在他们办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敌方的利益。那位律师本身也以反纳粹闻名——或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罗玛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馆，也通知了托尼住在西里西亚的母亲。托尼现在关在莱特街监狱内，不过因为他是军官，所以将接受军法审判；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将被枪决，而非绞死——我们是否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呢？
9月2日，星期六
罗玛莉·舍恩贝格也搬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和我一起住在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以前住的房间里。她心情太坏，不该一个人住，而且我们宁愿一起面对警方，万一……
父亲进城两天，又回柯尼希斯瓦特了。他把曾曾祖父的十字架留给我，当初曾曾祖父参加拿破仑对俄战争，一直戴着它；父亲说当初十字架救了他，现在也会救我。
同时罗玛莉和莱特街监狱附近一家面包店主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监狱里兼差当狱卒，已经送了些香烟和几封信给托尼·绍尔马。她现在每天都去那里，希望能拿到亚当·特罗特的回复纸条，可是替他传纸条的那位狱卒现在躲着她。不过两天前他还说：“舒伦堡伯爵需要帮助，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了。”证明了他的确也被关在那座监狱里。我将负责送食物给他，因为我们必须尽量分开行动。
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切面包和烤一只奥托·俾斯麦送来的很小的鸡。然后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给大使，一份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份给亚当。罗玛莉还准备了水果和蔬菜给托尼，因为后者不准吃面包和肉，或任何补充精力的东西。狱方故意饿他们，好逼他们“合作”！
珀西·弗雷开车来接我们，然后让我们在离监狱一段距离外的地方下车。罗玛莉教我该怎么做，但我仍然双腿发软。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监狱是一栋红砖建筑，从外面看就跟普通军营一样。我们约好由我要求见伯爵，罗玛莉从另一个入口去找托尼。等我出现后，她再进去递送给戈特弗里德和亚当的包裹。
每座大门都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进门后是中庭，然后是一扇巨大的前门，也由两名党卫军把守，他们把我拦下。我说我想找盖世太保谈话，其中一名警卫便领我沿着一条宽阔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丝雀黄的巨大铁门前，门的左方有一个小窗，窗后坐了一个胖子，也身穿党卫军制服。他问我想干什么，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给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他叫我等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同时铁门打开好几次，走出几名警卫。每次我都乘机往里面瞄，看见一大块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状铁皮楼梯间，通往高低不同的平台；牢房便沿平台两边延伸出去，牢门都没接到屋顶，就像低级厕所的门。整个地方非常嘈杂，警卫穿着厚重马靴踱来踱去，彼此吹口哨、大声吼叫，景象令人作呕。不一会儿那名狱卒就回来了，问我伯爵的教名是什么。我迟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维尔纳”。那人注意到我犹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对他这么感兴趣，起码该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回嘴道：“绝对不可能弄错的。大家都知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只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岁，我从来没直呼过他的名字。”他接着叫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伯爵的全名，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我又加了几句问候的话，问他需要我再带什么来。交出那张纸时，我的心往下一沉，不过已经走到那步田地，也无所谓了；如果他们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见他跟两个同党商量了一会儿。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把包裹丢还给我，不屑地说：“他不在这里！你若想打听别的事，去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问！”我觉得全身不对劲地走出来，然后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见自己的脸：是绿色的。
我把经过情形告诉罗玛莉，决定先回家，让她继续去尝试递送她的包裹。等她回玛莉亚家时，似乎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哭，说她在监狱里等那位替她传纸条给亚当的狱卒，后来他终于出现，却仍然不理她。她只好放弃离开。另一名狱卒一直在旁监视她，跟着她出来，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然后对她耳语道：“为什么你还每天都来？他们把你当傻瓜耍！我注意你很久了，看你传信进去，告诉你：他已经死了！”他指的是亚当；他大概以为她很爱亚当。然后他又说：“我再也受不了看那些人受罪了。我快疯了。我决定回前线，当初我根本不想要这份差事。你送进去的那些纸条，其他人看了，都快把腰笑断了。求求你，听我的话，别再回去！尽快离开柏林。现在有人在监视你。替你传纸条的那名狱卒也已经被调回总部了，他们也不信任他……”当初就是那个人叫她写纸条给亚当的——“他一定会很高兴！”罗玛莉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
莱特街监狱于1840年建成，仿照伦敦本顿维尔监狱的设计，建筑呈星形，共有四道侧翼，其中一道为军方监狱，由军方管理，另外两道由盖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大部分“七月密谋”的涉案人犯都关在这里。
根据生还犯人后来的描述，狱中情况凄惨：四面墙、一张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里钉一张靠墙的小桌、一个临时拼装的马桶——由警卫提供旧报纸做为草纸，没有纸笔，没有书，没有报纸，不准去中庭散步透气，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警卫由一般狱卒担任，但他们也受到党卫军严密的监视；这些党卫军多为德裔外国人，从东欧迁回德国，因长期在俄国打游击战，早已习惯残暴的行为。打扫牢房、送饭及传送刮胡用具的工作，都由模范囚犯担任；他们多为犹太人、别的政治犯或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除了后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多数拒绝帮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范囚犯经常成为犯人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管道。
牢房内从傍晚到天明都点着灯，只有碰到盟军轰炸机群飞越上空才熄灭。空袭时警卫躲入地窖，犯人则戴着脚镣手铐待在牢房内。有一次，一道侧翼被炸中，许多人犯因此遇害。奇怪的是，好几位生还者都表示，遭到轰炸时其实是他们感觉最平静的时刻，因为那是唯一不受监视的时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几位神职人员。天主教的神父借贿赂或与警卫友好，甚至能够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忏悔：由模范囚犯用密封信封传送告解内容，再用另一个信封带回神父的赦免词和一片圣饼。因此囚徒即使面对单独幽禁以及绝对不准开口交谈的规定，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仍在监狱中形成一股就连盖世太保也无法摧毁的强大力量。
每天我们都在珀西·弗雷的陪同下去看托尼·绍尔马的律师。他是个头发少年白的年轻人，公余时间是画家，可能是个同性恋，但肯定很聪明。今天他听罗玛莉·舍恩贝格说完她去探监的经过之后，两手一摊，说她非立刻离开柏林不可：这样去探监简直疯狂，到头来我们一定也会被逮捕；而且我们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也认为亚当·特罗特还活着，但他接着说：“死了倒比他现在活受罪好。”我似乎是唯一一个盼望战争赶快结束，让他还有机会活下去的人。
我们决定罗玛莉必须回乡间去和家人住。她留在柏林并不能帮助任何人，反而一定会被逮捕，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将继续每天送东西给托尼；至少她是个新面孔。问题是现在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证，否则很难离开柏林。不过罗玛莉刚接到一封电报，说她祖父病危，或许她可以靠这封电报买到车票。
9月3日，星期日
今天虽然是礼拜天，我仍得去办公室——值空袭班。我什么工作都没做，只不断练习手风琴。接近傍晚时，艾伯特·埃尔茨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来看我，我们坐着聊天，聊着聊着，艾伯特突然掏出手枪大吼道：“西克斯在哪里？我要取他的首级！”说完便想冲下楼去。我扯住他的空军制服，因为西克斯博士正好在他办公室里工作。
稍后我们去珀西·弗雷家吃晚餐。途中艾伯特不断停车，见到警察就问他们，对海尔多夫伯爵有何看法。他想看看他们知道多少，如果他们表示整个事件好比“猪舍”，他才继续听下去。他真的很疯狂！这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只能说是长期承受心理压力后的激烈反应。
晚上发生严重空袭；我们待在面对普尔西住处的地窖里，因为不敢再回托尼家。
9月4日，星期一
罗玛莉·舍恩贝格今天早上回家，她甚至懒得去申请官方通行证。格斯多夫派一位家仆陪她去车站，看着她跳上一列已经开动的火车；她买了一张月台票，混过剪票口。女仆说她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一名乘务员对着罗玛莉大声喊叫。虽然我一直催促她离开，却很担心她这样鲁莽行动可能招致当局翻出她所有的旧账。不过托尼·绍尔马的律师和玛莉亚·格斯多夫都大松了一口气。
我打算再多待一阵子，因为明天托尼便将上军事法庭接受初审。律师对第二条罪状，即他表示“下次运气或许会好一点”，感到悲观。光是那句话就可以让托尼送命。幸好他的长官发给他一张褒扬状。律师说托尼身体很好，情绪也不太低落。他教他如何答辩，别表现得太具攻击性。我现在很后悔当初劝他打消逃亡瑞士的主意，否则他可能早就安全了。
我还记得托尼告诉我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被捕当晚的情形；当时他正开车下西里西亚，警方设下路障，也把他拦住。他请警察抽烟，大家聊起天来，他们给他看一张通缉令，指示要逮捕一个驾着一辆银色太脱拉、载一位女孩的男人。他立刻猜到那便是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因为他知道那天晚上他俩准备去赖因费尔特。他觉得他们一定到不了，不过他们因为车子拋锚，便弃车改搭火车，才安全抵达赖因费尔特。
9月5日，星期二
托尼·绍尔马第一天出庭。结果庭上立刻宣布将审判延后两周，以搜集来自西里西亚的资料。这年头能拖就是好事，不过律师很担心，因为证据愈积愈多，没有一条对托尼有利。现在就看法官为人如何。今天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托尼，因为明天我将离城赴柯尼希斯瓦特。
尽管托尼的律师认为亚当·特罗特还活着，如今办公室里的朋友却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不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或帮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或舒伦堡伯爵。多亏奥托·俾斯麦锲而不舍努力拖延时间，戈特弗里德的审判似乎也一再延期。报上到现在仍未提起他的名字。的确，一个姓俾斯麦的人居然也想杀希特勒，听起来实在难堪；就连“那些人”也了解这一点。我们只能祈祷和等待，盼望他能够活下去。
现在我也应该离开柏林了。我还剩下一些病假可以利用。能够离开令我安心，同时也令我沮丧。过去几周来，我们一直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整天脑海里只想着最近发生的事，其他的事都无暇顾及。虽然痛苦不堪，但我早已习惯活在废墟里，日夜嗅闻弥漫在空气中的煤气味，混合着瓦砾堆、锈铁，甚至加上腐烂尸臭的味道，想到柯尼希斯瓦特翠绿的田野、宁静的夜晚和清新的空气，竟令我感到害怕。
往事历历，我的柏林生活似乎就将结束。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将在八天后和我在维也纳会面，到时候必定会努力说服我继续待在柯尼希斯瓦特，把身体养好。若身在远方，或许我还能抗拒家庭压力，一旦团聚，我可能就会同意。
这几周来，我一直害怕盟军会继续广播有关“七月密谋”的细节（跟刚开始时一样），暴露亚当出国旅行的真正目的，因而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盟军对亚当特别仁慈，态度谨慎，只在德国报纸宣布他已遭处决后才开始写他。
党卫队官方周报《黑色军团》最近大肆谩骂“流着贵族血液的猪猡和叛国贼”，但褐衫军的机关杂志《袭击》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语气却出人意料，表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在比例上，比贵族阶级做出更大的牺牲、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及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看来有些纳粹党员已在替自己铺后路。
大战结束后，各方证据透露，德国面对即将来临的失败，就连党卫队——从希姆莱开始——也开始举棋不定。希姆莱早在1942年便曾问过他的芬兰按摩师克斯滕：“你觉得那个人是不是疯子？”他同时开始建立希特勒的医疗档案。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对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动摇，于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莱向盟军提出和平试探。
有些党卫军高级将领的态度更积极。如刑事警察局长、党卫军奈比中将，虽然自己曾在东欧屠杀无数，却与“七月密谋”集团走得很近，后来亦被处绞刑。有一段时间，党卫军施坦因纳将军及迪特里希将军——后者担任希特勒私人护卫队队长多年，亦是1934年执行他所策划之“长刀之夜”的主要领导人——曾共同计划突击希特勒的司令部。接替卡纳里斯管理军事情报局及安全局合并后情报机关的党卫军舍伦贝格亦曾打算绑架希特勒，交给盟军。“七月密谋”事发期间与之后，希姆莱驻法国巴黎的党卫军代表奥贝格中将亦态度相当暧昧。轴心国军队在意大利投降，党卫军沃尔夫中将是关键人物。1945年春天，安排帝国行政总监希姆莱与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会谈的便是舍伦贝格，希姆莱因此在最后一刻决定结束战争。
皮策·西门子昨天来吃午餐；她是玛莉亚·格斯多夫的好朋友，还在为她和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一起被绞死的兄弟彼得·约克服丧哀悼。以如此传统的方式纪念如此反传统的死亡，似乎完全无法表达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哀恸。她问了我许多关于亚当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朋友，但我们并没有提起他的兄弟。我会无言以对。
手上为了打开托尼在被捕前带给我们吃的生蚝所划破的伤口，至今尚未消失。
维也纳9月6日，星期三
待在柏林的最后一晚与阿加·菲尔斯滕贝格与乔吉·帕彭海姆共度。乔吉陪我坐电车回家，一路吹奏口琴，令同车的乘客大乐。结果他留下来过夜，因为只有玛莉亚和我在家，我们怕又有空袭，希望有个男人在旁边。他睡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我睡另一张。早上厨子老玛莎叫醒我时，哼哼鼻子说：“我年轻的时候哪能这样！都是‘七月密谋’，把整个世界都闹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