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在感觉中力图把自己从二十世纪的文明人还原为原始时期的初民，把自己倒退降格为非人，而且还力图物化自己，使自己消散融化为宇宙中的一点物质。他不想让人相信“我是个活人”，有时，他愿意掩埋在碎石堆里，“占据物质、灰烬、卵石的中心，渐渐地化为一尊雕塑”。有时，他只要做“二十四个小时的树”，甚至感到“我刚才已达到植物境界……成了青苔，成了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细菌和化石”。有时，他想象自己不再是此人，也不再是他人，他“最终的结局不是美，丑，理想，幸福，而是忘形，虚无”，“消亡在矿物的冻结之中”，成为了“自生不灭，死而复生……在无穷之中重复几百次，几百万次，几十亿次”的物质，化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觉得如此化为宇宙的一部分就“不懈地、永久地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任何力量都无法拉开宇宙的拥抱，将他从宇宙的怀抱中夺走，哪怕日后的哪一年哪一日，死神将在第四纪的两片木条中拍摄下他的人体形状”。

亚当·波洛的这三种方式，构成了他的怪异性与惊世骇俗性，在这两方面，他比萨特笔下的洛根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常人眼里，他这三种感觉方式几乎等于神经不正常。亚当·波洛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然而，从他与女友的哲理性谈话中，从他在街头那一番演讲中，从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与医疗小组那一番广泛的针锋相对的交谈中，人们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头脑正常、性格纯良、智力高超、思辨能力惊人的青年，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等领域里所拥有的丰富知识与深刻见解，足以使人深感惊奇，于是，亚当·波洛就以一个哲人、一个寓言家、一个信徒的形象站立在小说里了，而他那三种感觉方式也都显示着哲理。第一种方式是体现了卢梭推崇原始，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思想传统。第二种方式隐含着《圣经》中对伊甸园那纯净世界的理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生态平衡的理想。至于亚当·波洛的第三种人与物同化的感觉方式，我们中国人是似曾相识的，庄子就说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还说过“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天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为谓真人”。两相对照，亚当·波洛又颇有认知了“万物与我为一”之真谛的“真人”气味了。是的，作者勒克莱齐奥也的确把他当作一个“真人”，他这样明确地指出：“亚当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活人。”他还指出过：“亚当·波洛……无疑是他所属种类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确实如此，因为这一种类已近末日。”

为什么？

不难看出，亚当·波洛所选择、所追求的感觉方式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包含着强烈的逆反心理，他的这三种感觉方式的关键与核心，都是对现代文明的摈拒、排斥与否定。亚当·波洛否定、对抗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立场明确表述为语言，是在他的街头演说词与他对精神病院一组医生的辩驳之中。

亚当·波洛在街头的那番演说，是他对整个现代人类、整个工业化社会的活动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性的宏观认知、一股偏激的否定情绪、一篇尖刻抨击的檄文。他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人类控制了地球，成为了地球的主人，按自己的意志来安排一切，按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一切，创造了青烟、河流、城市，在大地上到处竖起了电线杆，制造了炸弹，征服空间，无时无处不在利用与榨取这个圆圆的小小的地球，拿它来做交易，所有这一切是合理的吗？亚当·波洛的答复是否定的，而且他否定得极为彻底、极为偏激。在他看来，人类在地球上“没有做过任何有益的事”，人类活动的结果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都成为了电气化的奴隶：“我是电视，你们是电视，电视在我们身上！”当然，亚当·波洛的这篇街头演说，仅仅是他的思想纲领，实际上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感与否定要比这具体得多，深入得多，几乎无处不有，无时不有。在他眼里，现代化的城市只不过“由水泥、硬拐角、窗、门和铰链组合而成”，到处只剩下这种那种直线曲线、这种那种角度，“全都是一个模样，丑陋极了”；人们的生活也都千篇一律，“好似千万册书叠放在一块”；人们的语言，“就其音调而言，明显是单音”，每个人全都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他们实际上“从未曾存在过”；最后，人类“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亚当·波洛所向往的，就是摆脱这种现代文明的社会与生活，回到原始的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要“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顺从于某种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化的——需要”，而他只不过是“顺从了这种需要”、过起了我们在小说里所见到的那种奇特的生活而已，但这却使他成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怪人。

如果亚当·波洛在街头演说里是对人类现代化的活动状态提出了指责的话，那么他在与一组医生进行辩驳中则对现代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提出了诘难。他以自己一个聪明同学的遭遇为例，指出现代人认知感受能力的严重缺陷，根本不能理解真正智者的精神境界，有很多事物实际上都是在现代人的悟性之外的，对此，现代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局限，反而把这种局限与褊狭视为当然的真理与谬误的分界线，把自己悟性之外的事物斥为荒唐。他还指出现代人“令人讨厌的分析系统”的弊病，特别是心理学价值系统与语言表达系统的局限。他指责现代人“浪费时间搞他妈的烂电影……搞戏剧，搞心理小说”，以致“再也没有多少简单明了的东西”。他对作为现代人一个标志的“文化教养”不屑一顾，称之为沾在现代人的背上、沾在身子每一个部位的“一件湿淋淋的外套”，尽管在这次辩驳中他自己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化修养。在这里，他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一个不开化者、一个粗俗无知者、一个野蛮人来盲目反对现代文明的，而是作为现代文明的掌握者、富有者来对现代文明进行诘难的，正因为他是从现代文明中叛逆而出、转身一枪，他的诘难也就十分有力，颇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亚当·波洛的惊世骇俗，就是作者勒克莱齐奥的惊世骇俗。亚当·波洛只是他臆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找到，即使在神奇的乞丐王国、在奇特的流浪汉群中也很难找到。这个人物只是他的工具，他寓意的表达工具。当然，他的寓意范围要比亚当·波洛的思想观点、行为方式、感觉方式所构成的范畴要更为广泛，他不仅让亚当·波洛成为他寓意的形象载体，而且在这形象载体之外的形象描写中，也填进了自己的寓意。他在第k章中，以一个人被淹死的场面为由，虚拟人在“状若空美发油瓶的美人鱼，被斩去脑袋的沙丁鱼，手提式油箱，宛如百合花的韭葱，全都在用沙哑的声音唱着圣歌，发出呼唤”的情况下，如何葬身海底，充满了对以人为中心、将万物拟人化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嘲讽；他在l章中，把对死者的议论与哀悼死者的场面描写得那样可笑，是要在这场面里注入人世乃一场滑稽戏的寓意，他对于死者经历的叙述，蕴含着现代人生活无意义、因而“他从未曾存在过”的含义；他在m章中对社会生活各种浮光掠影的描绘，是要展示现代文明社会的脓疮：色情、毒品与流浪行乞……他对打电话一场的描写，是在揭示现代人交往语言的程式化与虚伪，形容现代人“差不多把整个脑袋伸进那酚醛塑料隔音壳里，里面一股温乎乎的电热，必须等待着吱吱声停止，响起火花的撞击声，等待着从一个深渊的深处升腾起一个不真实的声音，发出的谎言将你团团围住”这种交流方式的可笑与荒诞；他还把夜总会描写得令人生厌，像噩梦一样可怕，把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描写得那样主观武断，以概念与臆测来代替眼前确切的客观事实。作者笔下的所有这一切，加上了他通过亚当这个人物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行所止而表现出来的寓意，构成了他对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异化的全面揭示，表现了他对人类工业化文明同时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忧虑，他对人将失去大自然、失去自己的个性与生气，甚至在高度规范化的社会活动中将失去自己真正存在意义的忧虑，事出有因，发人深思，他把自己的寓意推到了惊世骇俗的极端，也许正是为了向世人敲一次警钟。

在艺术形式上，这部小说无疑也会引起一些惊世骇俗的效果，如果在它面前是一群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的话。首先，它不大像小说，它没有完整严密的故事，甚至连贯的情节也没有，其中的一个个场景几乎都是松散地堆在一起，它们像一段段的散文，很少具有叙事的功能，与中心人物形象也往往并无关系，各自所蕴含的寓意，也无逻辑的联系，甚至它们往往突如其来，使人莫名其妙，如n章中马蒂亚斯写侦探小说的一段就是一例。这种零星、分割的形象描写之凑集，就像是一幅现代派的静物画或实物拼贴，一些杂乱而毫无内在联系的物件就凑成了一个画面。小说的各章以字母而不是以数字为序。某些未完成的文句以及被删改的段落与字句，也都排印在小说里，就像作者手稿的复印件。有时，还有象形图样、化学方程式以及一张张报纸的版面，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行文里。所有这些都给小说带来了新奇的风貌，但它们明显带有纯粹的形式主义的性质，完全是一个新潮派作家所能摆弄出来的一些时髦的廉价的新玩意，就像一个标新立异的青年穿上了一件色彩奇特、图形怪异的衬衣。

值得重视的倒是小说中一些比较内在、新颖却又似曾相识的艺术成分。作者对客观物件的形状、线条、色彩、细部的冷静描写，使人感到有“新小说”派的“物主义”的痕迹；他笔下亚当·波洛那种非理性的“向性”式的精神反应，使人想起娜塔丽·萨洛特作品中阿米巴虫式的心理活动；他小说中那些行人与旁观者不连贯的无意义的对话，与荒诞派戏剧中的对话颇有相像之处；他描绘文字中那种隐晦、难以理解的联想完全是超现实主义的，而他那些跳跃性极大的比喻则是象征主义式的。的确，二十世纪文学中这些先行者都是勒克莱齐奥这个青年人所熟知的，他在自己这部小说里几乎汇集了那些反传统的先锋人物所提供给他的乳汁，这使他超越了纯粹形式主义的玩意而获得了虽说是反传统、但却不失某种艺术哲理的美学价值，他以这部作品获得了一九六三年的勒诺多文学奖，一举成名，并非偶然。

这部作品作为一份思想研究的材料与作为一份艺术研究的材料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会引起爱好思索与研究的读者的关注，而且，它已成为勒克莱齐奥这位“新寓言”派的主要人物的代表作之一，而“新寓言”派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现在是愈来愈清楚了。

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三个字母。

拉丁文，灵魂，我的后代要准备为我的父辈而受罚。

见米歇尔·图尼埃的小说《星期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见埃尔韦·巴赞的小说《绿色教会》。

拙译《雨果文学论文选》，页二三，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见庄子《齐物论》。

见庄子《大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