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纳尔坐在窗边，午间的阳光盘桓在他的双膝上。火车掠过一栋栋房顶上铺着红瓦的小房子。院子里挂着洗好的衣服和床单，孩子们向过往的列车热情挥手。他对面坐着一位老太太，手握着包的提手。她给了他一块薄荷糖。“去赫尔辛基？”
“昂斯塔德。”他说。
“我也是。”老太太苍白的头发上网了一块方形的发网。她的双眼是冰蓝色的，耳垂很大，松松垮垮。“你在那儿有朋友？”
“预约了事情。”
“预约看医生？”
埃纳尔点点头。老太太说：“哦。”她掖了掖羊毛衫的衣角，“在镭研究所？”
“好像是，”他说，“是我太太预约的。”他打开格蕾塔给他的信封。里面有张淡褐色的卡片，是莉莉上周写给格蕾塔的留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你有过这种感觉吗？是我的问题吗？还是哥本哈根的问题？吻你——
“你的卡上写着赫科斯勒医生，”老太太说，“卡片后面是赫科斯勒医生的地址。刚好顺路，我带你去吧。有人说他的镭研究所是丹麦最好的。”老太太把包抱在胸前。“有人说他包治百病呢。”
埃纳尔起身感谢了老太太，又坐回座位上。阳光暖暖地从窗玻璃上照进来。他一直想着不去看医生来着。她跟他说在中央车站见的时候，他心中几乎涌起一股愤怒，脑海里浮现出格蕾塔的样子，下巴抬得高高的，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中央车站等着他出现。他想过不听她的，不去车站。他想着，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很显然不会出现的时候，格蕾塔的下巴慢慢落下去的样子。她会急匆匆地回家，她会打开“寡妇之家”那座公寓的门，看到他在桌前等她。埃纳尔会说，“我不想去看医生。”她会顿一下，然后说：“那好吧。”
“我们到了，”火车上的老太太说，“把你的东西都拿上。”
昂斯塔德的街道上全是红豆杉，光滑的红色杉果落得满地都是。上午刚下过雨，空气中飘散着潮湿的常绿植物的味道。老太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步子迈得很快，屁股在裙子里扭来扭去。“别紧张。”她说。
“我不紧张啊。”
“紧张又没什么错。”他们转了个弯，来到一条街上，这里的房子都有低矮的围墙和白色的铁门。一辆敞篷车开过他们身边，发动机的声音很刺耳。司机是个戴着高尔夫皮帽的男人，朝老太太挥了挥手。“我们到了。”老太太说。这个街角对面就是海港，一栋蓝色的建筑相当惹眼。看上去很像个蛋糕房。她伸手握住埃纳尔腋下的手臂，捏了捏，接着竖起自己的领子，往海边走去。
埃纳尔在赫科斯勒医生的检查室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房间有一半看上去像个会客厅，有一块地毯、一张沙发床和几排书架，一个花架上还摆着一盆吊兰。另一半的地面是橡胶的，一张软软的、填充了东西的桌子，装着澄清液体的玻璃罐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可移动落地灯。
赫科斯勒医生走了进来，说：“护士没告诉你脱衣服吗？”他的下巴长长的，中间的沟简直可以开个槽了。一头银白的头发。当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时，埃纳尔还能看到他穿了一双苏格兰菱形花纹的袜子。火车上那个老太太说，除了医术高超，他的玫瑰园也很出名。但现在已经深秋，从诊所的窗户看出去，玫瑰已经修剪过枝条，准备过冬了。
“婚姻出问题了？”他说，“我理解得对吗？”
“也不算是问题。”
“你们结婚多久了？”
“六年。”埃纳尔说。他想起他们在公园里的圣阿尔本教堂举行婚礼。年轻的教堂执事是个英国人，那天早上剃胡子时还刮伤了脸。他的声音很轻，如同那从粉色窗玻璃飘到婚礼宾客之间的空气一样，他说：“这是一场特别的婚礼。我看到了很特别的东西。十年之内，你们俩都会成为很了不起的人。”
“有孩子了吗？”赫科斯勒问道。
“没有。”
“为什么？”
“我不太确定。”
“你们俩会进行性交吧？”赫科斯勒的表情冷冰冰的。埃纳尔可以想象同样的一张脸在玫瑰园里，深恶痛绝地发现一只以花瓣为食的小虫子。“你们会定期交配吗？”
埃纳尔已经脱了衣服，只穿着内裤。椅子上那堆衣服看上去很忧伤，白色的衬衫袖子慵懒地搭在长裤上。赫科斯勒医生挥挥手，让他坐在沙发床上。他朝一个话筒说了几句话，让护士拿杯咖啡和一盘蜜饯杏仁进来。
“你射精了吗？”他继续问。
埃纳尔感觉有人在自己身边拿着一块块砖修筑耻辱的围墙。格蕾塔添砖加瓦，赫科斯勒医生也在不遗余力地羞辱他。一块块砖不断累加着。“有时候。”埃纳尔回答。
“算不错了。”赫科斯勒医生翻开笔记本上的一页，又说，“你妻子告诉我，你喜欢男扮女装。”
“她是这么说的吗？”接着护士进来了。这女人有一头卷曲的红发。她把咖啡和杏仁放在桌子上。“加糖吗？”她问道。
“韦格纳太太告诉我有这么个女孩，”赫科斯勒医生继续说，“她叫莉莉。”
“打扰了，韦格纳先生，”护士问道，“加糖吗？”
“不，我不用。”她帮赫科斯勒医生倒了咖啡，离开了。
“韦格纳先生，我是专家。还没遇到过我治不好的病。要是你觉得难堪，请记住，我并没有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埃纳尔突然间觉得赫科斯勒医生会理解他。如果他给赫科斯勒先生讲述那个通往莉莉巢穴的隧道，如果埃纳尔承认莉莉不是他，而是别的人，赫科斯勒可能会拿起铅笔敲敲嘴唇，说：“啊，是的。别担心。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