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塔·韦格纳，二十九岁，画家，美国加州人。她娘家的姓氏是华德。祖父爱普斯利·哈文·华德，手里有大片土地，是个富翁。父亲小爱普斯利，经营一片橘园，比父辈更为富有。格蕾塔十岁移居丹麦，在这之前，她没怎么离开过帕萨迪纳，最远也只去过旧金山。在那里的某一天，她在诺布山上利兹阿姨的房子前玩滚环游戏，不小心把双胞胎弟弟卡莱尔推到路中间。卡莱尔被一辆老式汽车撞倒了，万幸保住了性命，只是皮肤上永久留下一条长长的刺眼凹痕。有的人说，车祸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后来，长大一些的格蕾塔说，卡莱尔从来没有过她所谓的“西方精气神”。“华德家的有些人生来就有”，十岁的时候，已经身材高挑的她站在去丹麦的甲板上，一边练习着丹麦语，一边下了结论：“而有些生来就缺。”丹麦人当然是没有“西方精气神”的；他们又干吗要有呢？所以格蕾塔原谅了他们，至少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宽仁的态度。她最宽容迁就的就是埃纳尔，她的第一个艺术教授和第二任丈夫。1925年春天，他们已经结婚六年多了。有的时候，早晨醒来，格蕾塔恍惚觉得两人才结婚六个星期；有的时候，她又觉得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六个生死轮回。

埃纳尔与格蕾塔的初见，是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那天是1914年9月1日，德皇的军队不久前才轰隆而过卢森堡与比利时的山河。格蕾塔正值十七妙龄，而埃纳尔二十多岁，已经是绘画讲师了。在一群十几岁的鲜衣少年中，这个单身汉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害羞样子。而那时的她就已经长成，肩膀宽宽的，坐立行走都还能看出小时候在马背上的英姿。她任由头发肆意生长，已经长及腰背，在当时哥本哈根的街头巷尾是相当惹眼的，甚至有点“风骚”。丹麦人没怎么给她眼色看，毕竟她来自美国加州。几乎没人去过那里，但他们可以想象，和格蕾塔一样的人住在露天的房子里，头顶是高大的椰枣树，大块大块的金子就从花园里的黑土地下面不断地冒出来。

有一天格蕾塔拔掉了自己的眉毛，就再也没长出来过。不过在她看来反倒轻松，省了个大麻烦。每天早上她会自己找合适的位置画上假眉毛。用的是在玛格辛百货商店三楼买的专用蜡笔。三楼的商店都没有窗户，各种有“难言之隐”的女人都会偷偷跑去那里买些解决问题的用品。格蕾塔有个坏习惯，每次看书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去挤鼻子上的黑头，结果现在留下了几个再也抹不去的小小疤痕，让她一直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是哥本哈根个子最高的女孩，这可说不定，还有格蕾特·詹森呢，那是出了名的美女，身材高大，却又十分柔软；她是市长的情人，长期住在英格兰酒店，经常穿着镶有水钻的华美衣裙来来往往，出入于大大小小的商店，每天即使是慵懒的午间，也穿得光彩照人的。

另外，格蕾塔还自视为这座城里最不可能结婚的女人。曾经有好些年轻男人邀请她去看芭蕾舞表演，或者去克里斯钦港的运河里驾船。他们出身都不错，比如那个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丹麦男人，来自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还有那个美国钢铁巨头家的公子，正在环游欧洲过他的“逍遥年”。不过格蕾塔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你可抓不住我。她立志做个女学者：永远保持着年轻的心境，白天在光线充足的窗边尽情作画；唯一的社交就是午夜在她最喜欢的塞巴斯蒂安酒吧和七八好友小酌两杯香甜的樱桃酒。等凌晨一点，板着脸的警察出现催促酒吧打烊，大家就各回各家。

不过，就连格蕾塔也明白，这种想法不仅愚蠢，而且不可能实现。唉，别人是不会允许年轻的格蕾塔·华德小姐这样生活的。

小时候，她常常在习字本上一遍一遍地写“格蕾塔，格蕾塔，格蕾塔”。她有意不写“华德”，想试试只做一个单纯的“格蕾塔”是什么感觉。没人会只叫她的名字。她羞于对任何新认识的朋友说起自己的姓氏。就算后来长大成熟了一些，青春期的她也从不愿意和这个姓氏发生任何联系。她特别鄙视那些过分依赖家族祖辈的人。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十岁的时候，她来丹麦，是因为手长脚长、留着大胡子的父亲要到这里的大使馆就职。“你干吗要去？”当父亲告诉格蕾塔自己有新工作时，格蕾塔这样问道。“乖，格蕾塔，”妈妈立刻说，“你要听话。他是你爸爸。”格蕾塔那时候已经忘了，父亲的母亲，也就是她的祖母，就是丹麦人。祖母叫格尔达·卡尔森，格蕾塔的名字也是取了她名字的谐音。这个丹麦女人有一头榉木色的金发，闪着淡淡的光泽。她成长在丹麦东部，波罗的海边的博恩霍尔姆岛，总是在耳朵后面插着鲜红的罂粟花，这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她成为家里第一个离开这个海岛的人。她没有像岛上大多数立志抛开家庭出去闯荡一番的年轻人一样去哥本哈根，而是登上了前往南加州的航船。那个年代，对于一大家子人来说，这就好像说你要去月球定居似的。她找到了合适的牧场，干了几年喂马的工作。此时老爱普斯利·华德注意到了她。很快，这个来自博恩霍尔姆岛，长发一直垂到臀部，总是插着红色罂粟花的高大女子就成了加利福尼亚的女家长。格蕾塔不得不承认，当父亲告诉她一家人要回到丹麦时，她竟然没想到祖母，这实在有点没心没肺。她没意识到这是父亲对自己母亲的一种追思和补偿。有着碧蓝双眼的格尔达·卡尔森·华德不幸芳年早逝。那天，儿子小爱普斯利——那时还很年轻，带着她去帕萨迪纳的阿罗约塞科峡谷边拍照。没想到，母亲脚下的土地突然松动，她被卷入深深的峡谷中，掉到一棵盘根错节的无花果树上，被一根“y”形的枝丫穿膛而死。

1914年秋天的皇家艺术学院，行走其中的格蕾塔觉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学校那些行政人员，大概私下里都会议论两件事：一件是刚刚打响的大战，一件就是她。不管去哪儿，只要她甩着彗星尾巴一样的金色长发一出现，就能引起一阵窃窃私语。在故乡南加州，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也就是去年吧，放暑假时她回了帕萨迪纳，整日打网球，上马术课。一天她突然注意到那个开屠宰车的男孩子。一头卷曲的黑发，伸出一只温暖的大手，把她拉上车，让她坐在铺了木板的副驾驶上。两人去威尔希尔大道跑了个来回。她注视着他熟练操作着铁钳，在汉考克公园沿线的住家卸下牛里脊和一块块羊羔肉。回家路上，这男孩都没想亲一亲格蕾塔，这让她有点失望，第一次对自己那头金发的长度产生了动摇。短暂的旅程到了终点，男孩只说了一句“再会”。于是格蕾塔耸耸肩，回了自己的房间。然而，第二天一早的餐桌上，母亲抿抿薄薄的嘴唇，开了口：“格蕾塔，亲爱的，你能解释一下吗？”她展开一张从《美国周报》预览版剪下来的小纸片，上面是一条暧昧的标题：“年轻的格蕾塔·华德小姐想要进军屠宰业吗？”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家里一直笼罩着一层阴影，生怕她在报纸的社交版块曝光。每天早上，送报纸的孩子在下面一吹口哨，整个家里的人就像冻住了一样，脚步迟滞，如丧考妣。这个报道没有发表，但风言风语最终还是传出去了。整整两天，楼上起居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格蕾塔的父亲根本不能去市中心的“加州俱乐部”吃午饭了，母亲也费了好大劲，找了另一家人来送肉。很快，父母就取消了在加州消夏的行程，带着格蕾塔一起返回哥本哈根。时间也巧，时值八月，格蕾塔刚好看到北极光和趣伏里公园上空绚烂的烟花。

也就是那个秋天，全世界都笼罩着战争的阴云，隆隆的雷声仿佛渲染着一种战火将至的恐惧。正要步入成年的格蕾塔被皇家艺术学院录取了。第一天上课，格蕾塔就吃了一惊。黑板上还残留着上节课的白色粉末，而埃纳尔就站在黑板前，问她：“嗯，小姐，您叫？”

格蕾塔回答了以后，埃纳尔（那时格蕾塔心里还叫他“韦格纳教授”）在花名册上画了一下，就继续上课了。他有一双洋娃娃一般的棕色大眼睛，眼神有时跳到她身上，又立刻移开。看他目光闪烁、游移不定的样子，格蕾塔心想他可能从没见过美国人。她撩起头发，拂到胸前，仿佛在摇动属于自己的旗帜。

接着，即使是在那时候，风言风语还是跨越大西洋而来。那学年开始不久，肯定是有人跟埃纳尔偷偷议论了她的父亲、大使馆，甚至那个“屠宰车”的小花边新闻，他在她面前显得更无措了。她有点失望，原来他也是那种男人，见到家里很富有的女孩就很不自然。这样的事情真是让她痛苦万分，又不是她想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当然，这在别人眼里可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谁又知道她的苦恼。埃纳尔没法自如地给她推荐去艺术画廊该看的好画，也没法好好描述买绘画工具的最快路线。有一次，她邀请他去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招待会，是欢迎来自康涅狄格州一位来访的造船专家的，但他拒绝了。他还推掉了她一起去听歌剧的邀约。两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躲躲闪闪，几乎没法正眼看她。但她会一直看着他，见面时看着，隔得远时也看着。她看着窗外他经过学校的庭院，步子碎碎的，很快。他没有宽阔的胸膛，脸圆圆的，皮肤苍白，眼睛的颜色是那么深，格蕾塔完全看不清后面藏着什么。仅仅是开口对他说话，格蕾塔便能看到他满脸通红的样子，从脖子一直红到太阳穴。他就像个孩子，这让格蕾塔有些着迷，部分是出于她一直以来身材高大，也喜欢语出惊人，所以从小时候起，大家就多多少少把她当成年人对待了。有一次她问他：“教授，你结婚了吗？”话音未落，他的眼睑就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他的双唇紧紧抿在一起，费了吃奶的劲儿，才挤出两个字：“没有。”好像他从没说过这个词似的。

其他学生也会议论韦格纳教授。“家里人都是侏儒。”一个女生说。“十五岁之前一直是瞎子。”另一个女生说。“出生在一个泥塘里。”还有个男生说，他一直在努力争取格蕾塔的注意。这个男生喜欢画希腊雕像，格蕾塔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画，而这人就是她见过的最无趣的人。他有一次邀请她去趣伏里公园坐摩天轮，而她仅仅翻了个白眼作为回应。“嗯，要是你在等韦格纳教授带你去，那是不可能的。”男生回应道，抬起靴子狠狠踢了一脚旁边的榆树。

家里，母亲还是对屠宰车事件耿耿于怀。每次格蕾塔晚上回来，她就会仔仔细细地打量她。壁炉的熊熊火光照不出格蕾塔眼中的任何东西。一天晚上，妈妈忍不住开口了，“格蕾塔，亲爱的，如果你的生日派对没有男伴，那我就得帮你找一个了。”华德夫人正在会客室的壁炉边绣花，格蕾塔能听到卡莱尔在楼上自己的房间玩棒球。“范·德·雷克伯爵夫人的儿子一定很愿意做你的男伴，”华德夫人说，“当然，他不太会跳舞，但长相还看得过去，你只要不注意他有点驼背就好。行吗，格蕾塔？”格蕾塔的母亲抬起她尖尖的脸；壁炉里鲜红的火光在微弱地跳跃，卡莱尔“嗒嗒嗒”的网球弹跳声充满了整个屋子，枝形吊灯都晃动起来。“他什么时候才能停下？”华德夫人突然开口，“玩什么破网球。”她收起针线，站了起来，站姿有些僵硬，仿佛一支载满指责与怒气的箭，直指卡莱尔的房间。“唉，实在不行还有卡莱尔，”她叹了口气。接着，就像壁炉里的火焰终于蹿得高了一些，点亮了整个会客室，华德夫人的语气也轻快了些，“是啊，是啊，对。实在不行还有卡莱尔嘛。你就跟卡莱尔一起好吗？他也没找到女伴。你们俩一起就好啦，生日姐弟配。”但靠在会客室门框上的格蕾塔连忙用手势表示拒绝。“卡莱尔？我可不能跟卡莱尔一起！一点乐趣都没有了。另外，我自己找男伴，没有一点问题。”母亲那双鸽灰的眉毛怀疑地挑了起来：“哦，真的吗？谁啊？”

格蕾塔感觉自己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手掌心。“你等着看吧。我会带我中意的人来。我可不想跟自己的弟弟一起。”她玩着自己的头发，一边看着母亲。楼上的网球还在“嗒嗒嗒”地响。“等着看就是了，”格蕾塔说，“毕竟，我快要满十八岁了。”

接下来的一周，格蕾塔在皇家艺术学院的阶梯上截住了埃纳尔。他正扶着白色的栏杆走下来，而她则不管不顾地伸手拉住他的手腕，说：“能跟你说两句吗？”

当时天色已晚，周围没有别人，楼梯间很安静。韦格纳教授穿着一件棕色的西装，白色的领子那儿也有棕色的渐变。他手上拿着一张小小的空画布，差不多和书一样大。“我们要吃个晚饭，庆祝我的生日，”格蕾塔，“我的十八岁生日。我的双胞胎弟弟和我。”接着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来？”

埃纳尔看上去像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腐烂食物的颜色渗透到他的脸上。“小姐，求你了，”他终于开了口，“也许你应该另外选修一门课，也许这才是最好的。”他摸了摸自己的喉咙，仿佛那里吊着什么很精巧的珍贵物件。

就在当时当地，格蕾塔突然意识到，从某些方面来说，韦格纳教授比她还要年轻。他长了一张男孩的脸，小小的嘴巴，两只耳朵永远通红，淡棕色的头发调皮地在额头上飘来荡去。那时候，格蕾塔心中的某个声音告诉她，伸手捧住他的脸。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脸颊上，而他则惊得微微一跳，但紧接着就一动不动了。她捧着自己教授这张小小的脸，手掌之间是他温暖的太阳穴。格蕾塔一直这样捧着埃纳尔，而他也没有阻止她，接着她就吻了他。小小的画布夹在两人的身体中间。就在那时，格蕾塔才意识到，她不仅希望埃纳尔·韦格纳做她十八岁生日派对的男伴，还想和他结婚。“你真是个漂亮的男人。”她说。

“可以了吗？”埃纳尔把她推开了，转身要走。

“可以去派对？”

“不，不是——”

“你当然可以去派对。我之前就是邀请你去啊。”

接着，让两人都很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埃纳尔转过头，第二次吻了格蕾塔。

然而，派对之前，格蕾塔十八岁之前，她的父亲认为欧洲不再安全了。德国挥师进军法国不久，格蕾塔的父亲就决定举家从丹麦搬回美国。“如果德皇要铲平比利时，他怎么可能不到这儿来呢？”他对着餐厅那张木桌子自言自语。“说得好。”格蕾塔的母亲回答。她正拿着货运用的填充稻草满屋子转。格蕾塔感觉自己像匆忙逃散的难民，她登上“达格玛公主”号时，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埃纳尔写的一张短笺，上面是简单的两句话：“请你忘了我。也许这样最好。”

现在，那时那景过去不到十年，1925年潮湿的春天，格蕾塔感觉自己手里好像握着丈夫的一个秘密。“安娜裙子”事件过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格蕾塔和埃纳尔谁都没提此事。两人各自在画架前忙忙碌碌，小心谨慎地彼此闪避着。安娜的肖像完成了，格蕾塔在找新的雇主。有那么一两次，吃晚饭或者晚上两人都在看书的时候，格蕾塔不知怎的就会想起那条裙子，她差点就叫他“莉莉”了。但她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只有一次，他问了个问题，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问什么，莉莉？”但她立刻就道了歉。两人都哈哈大笑，她吻了他的前额。她也没再想这件事，就像莉莉只是他俩在剧院看到的某个剧中人。

接着，一天晚上，格蕾塔正在看《政治报》上关于社会自由党的内容，台灯的光形成自然的光锥，把她和椅子圈在里面。埃纳尔凑近她，坐在她脚边，头靠在她膝上。暖乎乎又有些沉重的头颅就这样埋在她双股之间，而她一边读报纸，一边捋着他的头发。每隔一分钟左右，她从他的发间抽出手来翻页。基本看完了，她折起来，想做做填字游戏，于是从罩衫的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

“我一直在想她。”埃纳尔说。

“想谁？”

“小莉莉。”

“那我们就再跟她见一面吧。”格蕾塔说。她的脸都没从填字游戏上抬起来一下。她的手指还留着报纸上的油墨，此时轻轻拂过那个水痘印。

格蕾塔有时候说话漫不经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意思。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显得激进，内心永远涌动着不安分的因子。结婚这么多年，她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议：那我们搬回帕萨迪纳收橘子去吧。那我们在公寓里给伊斯塔格德街的妓女开个诊所吧。那我们搬去内华达这种比较不问世事的地方吧，这样没人认识我们。如果把两人的婚姻比作一个洞穴，那么这个洞穴里诞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奇思妙想。谢天谢地，大多数想法产生之后只是在洞穴里盘旋，就像睡觉的蝙蝠一样，小小的，黑黑的，无害地倒挂着。至少格蕾塔的想法是这样。但要是埃纳尔产生了什么想法，后果她就说不准了。

有一次她想画一只睡着的蝙蝠，两片黑色薄膜一样的翅膀从老鼠一般的身体两侧垂下来。但她没画好。她技术没到家，画不出那些小而尖利的爪子，特别是最边上那个弯曲的小趾；还有翅膀上那种透明的灰也很难表现。她接受的训练和教育，还不足以画出动物的腰腿部。埃纳尔就可以，他偶尔会在画里画上一头猪、一只松鼠，甚至爱德华四世。多年来他一直许诺说会教她，但只要他们一坐下来上课，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加利福尼亚来电报啦，洗衣妇手指间的金钹“砰”的一声啦，埃纳尔的某个赞助人打来的电话啦。埃纳尔的这些赞助人通常满头银发，功成名就，住家的窄窗上有绿色的百叶窗，总是关得严严实实，用钩子固定着。

几天以后，格蕾塔和一个画廊主人见了面（后来还是拒绝了她的画），正走在回“寡妇之家”的路上。画廊主人长得挺英俊的，喉头那里长了个雀斑，像巧克力留下的污渍。他还没有真正拒绝格蕾塔，但他的手指不断敲在下巴上，格蕾塔看得出，他并不是很欣赏自己的画。“都是肖像画？”他问道。这个男人和哥本哈根的所有人一样，知道她嫁给了埃纳尔·韦格纳。格蕾塔心想，大概因为这个，画廊主人希望她会有一些奇趣古雅的风景画吧。“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画可能太”——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欢天喜地？”就是这句话惹怒了格蕾塔，她感觉胸中血气上涌，燕尾服翻领衣裙包裹着的身体整个都要发烫了。太欢天喜地？什么东西会太欢天喜地？她一把从画廊主人手中扯过自己的作品集，转身踩着高跟鞋拂袖而去。走到“寡妇之家”的自家公寓门口，她的脸还是又烫又湿。

打开门，她发现有个女孩坐在那张绳编的椅子上。一开始格蕾塔没认出她来。女孩面向着窗户，双手捧着一本书，爱德华四世躺在她膝上。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白色的领可以拆卸，锁骨上是格蕾塔的一条金项链。这个女孩子是谁？格蕾塔认识吗？她身上散发着一股薄荷与牛奶的味道。

楼下的水手又在朝老婆大吼大叫，每次“婊子”这个词透过楼板传过来时，这个女孩的脖子就会涨红，接着颜色又褪去了。“不要脸，不要脸。”水手的咆哮一声高过一声。所以女孩颈项上的潮红不断涌上来，又褪下去。

“莉莉？”格蕾塔终于喊出了声。

“这书写得真好。”莉莉举起那本《加利福尼亚历史》，是格蕾塔的父亲寄来的。一同寄来的是一个箱子，里面还有好几罐糖渍柠檬、帕萨迪纳纯精油和一麻袋桉树果子，可以用来蒸脸。

“我不想打扰你。”格蕾塔说。

莉莉含混不清地嘟囔一声。爱德华四世发出慵懒的咕噜声，耳朵竖了起来。公寓的门还开着，格蕾塔还没脱下大衣。莉莉继续读着那本书，格蕾塔看着莉莉苍白的颈项在领子上伸展着。格蕾塔不太能确定丈夫希望自己接下来做什么。她告诉自己，这一切对埃纳尔来说很重要，她应该听他的指挥。这可不是格蕾塔通常的性格。她就站在公寓的门厅那里，一只手背在身后，抓住门把手。而莉莉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窗玻璃笼罩着她。她没有理会格蕾塔，而后者则希望她站起来握住自己的手。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终，格蕾塔想明白了，她应该让莉莉自己待着。于是她又走出去，轻轻关上门，走下黑暗的楼道，来到街上。她在那儿遇到了广东洗衣妇，然后把她打发走了。

等格蕾塔再回到“寡妇之家”时，埃纳尔已经在画画了。他穿着小方格粗呢的裤子和马甲，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肘上，领子和领带结上的脑袋显得格外小。他的脸庞很饱满，脸颊之间粉嘟嘟的，小小的嘴巴微微噘着，咬着榛木画笔的末梢。“差不多了，”他兴致高昂，“我终于混好了色，可以画荒野上的雪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埃纳尔经常画那种很小很小的景，画布还没有两个手掌大。这幅画整体风格比较阴暗，表现的是冬日黄昏的一个沼泽。阴冷潮湿的土地与同样阴暗的天空之间唯一的分界线，是一线暗淡的雪。“这个沼泽是在布鲁图斯吗？”格蕾塔问道。最近她有些厌倦埃纳尔的风景画了。她没法理解为什么他可以一幅又一幅地画个不停。今晚他画完这样一个荒原，明天一早又可以开始画另一个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