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个知道的，是他妻子。“帮我个小忙吧？”一切开始于那个下午，格蕾塔的声音从卧室里传来，“就一个小忙。”

“没问题，”埃纳尔说，双眼没有离开画布，“什么忙都行。”

天怪冷的。波罗的海的风裹挟着冷空气呼啸而来。两人住的这间公寓位于“寡妇之家”。个子矮小，未满三十五岁的埃纳尔正在画画，画的是记忆中卡特加特海冬季的某个景象。画面上，黑色的潮水泛着白色的浪花，残酷地翻卷着。对于成百上千捕了海产准备返回哥本哈根的渔夫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茫茫大海。他们楼下的邻居是个水手，脑袋瘦长，像颗子弹，动辄对老婆辱骂诅咒。埃纳尔一边给每个浪头涂上灰色的边缘，一边想象那个水手淹没在海水中，只举起一只绝望的手；用吃了太多薯条、喝了太多伏特加的嗓子，骂他老婆是个婊子。埃纳尔知道，他的颜色要运用得足够黑暗，那种令人恐惧的灰色，要能够吞没一个如此不堪的男人，无情地淹没他的咆哮。

“我出去一会儿，”格蕾塔说。她比丈夫年轻，宽宽平平的脸庞，带着些英气。“回来咱们就开始。”

这方面埃纳尔也和妻子不同。他喜欢画大地，画海洋，一小块一小块长方形的颜色，被六月的阳光从不同角度投下深深浅浅的光影；有时候表现的又是一月，阳光阴冷没有温度，整个画面都灰暗迷蒙。格蕾塔擅长画人物肖像，经常是占满整个画面的特写。她画的人物通常都算有点分量。他们的嘴唇都粉粉的，发色或深或浅。格鲁科斯塔德先生，“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后的资本推手；克里斯蒂安·达尔高，国王的御用毛皮制衣人；伊瓦尔·克努森，“b&w”造船厂的重要成员。今天本来要画的是安娜·芳斯马克，丹麦皇家歌剧院的女中音和女高音歌唱家。很多公司要员和工业巨擘都找格蕾塔给他们画肖像，挂在公司办公室、档案柜或者员工来来往往都能看到的走廊中。

格蕾塔靠在门框边，“你真的不介意停下帮我个小忙？”她一边说一边往后捋捋头发。“要不是很重要，我也不会问的。因为安娜又取消了。你能不能试穿下她的长筒袜？”格蕾塔问道，“还有她的鞋子？”

四月的太阳就悬挂在格蕾塔背后，透过她手里软绵绵的丝绸丝丝缕缕地渗进来。窗外，埃纳尔能看到圆塔，如同一个巨型砖砌烟囱。德国劳埃德航空公司的飞机正飞过上空，是每日返回柏林的航班。

“格蕾塔，”埃纳尔说，“你是什么意思？”一滴油乎乎的颜料从他的画笔上掉到靴子上。爱德华四世汪汪叫起来，雪白的头从埃纳尔转向格蕾塔，又转回来。

“安娜又取消了，”格蕾塔说，“她要再加一场《卡门》的排练。她的肖像我还剩两条腿了，得赶紧完成，否则永远画不完了。然后我就想，你的腿应该能做模特吧。”

格蕾塔朝他走去。她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双黄色的高跟鞋，有锡制扣襻。格蕾塔自己穿的是一件前扣的罩衫，上面有一些方方的口袋。她总把不想让埃纳尔看到的东西往随便哪个口袋里胡乱一塞。

“但我穿不下安娜的鞋啊。”埃纳尔说。不过，看了看格蕾塔手上的鞋，埃纳尔心想自己没准儿还真穿得下。那是一双小小的鞋，带点微微的拱形，跟上加了软软的垫子。埃纳尔的脚趾挺细的，有几根细细的黑毛。他想象着皱皱的丝袜滑过脚踝那块白森森的骨头，滑过小腿的那片肌肤，最后用吊袜带稳稳系上。埃纳尔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

那双鞋跟上周他俩逛街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那双鞋就在“芳斯百合”百货的橱窗里，穿在一个人形模特的脚上，配了一条午夜蓝的裙子。埃纳尔和格蕾塔驻足不前，欣赏着橱窗里点缀的黄水仙花环。格蕾塔说：“很好看，是不是？”埃纳尔没有回答，但橱窗玻璃上映出来的那个他却分明已经瞪大了双眼。最后格蕾塔不得不强行把他从橱窗边拉走了。她拖着他走过街头，经过烟斗店，有些担心地问：“埃纳尔，你还好吗？”

公寓起居室就是他们的画室。天花板上架着细细的横梁，有些微微拱起，像一艘底朝天的小渔船。经年累月的海雾裹挟着湿气，把窗户变得弯曲。地板也有些向西倾斜，不过不仔细看觉察不出来。每到午后，阳光顽强地冲破阻碍，照射到“寡妇之家”，墙里面就会丝丝缕缕地渗出一股青鱼的味道。冬天，天窗是透风漏水的，冷空气一侵入，就像下毛毛雨似的，墙上挂的画难免鼓起小泡。埃纳尔和格蕾塔的画架就架在两扇天窗下面，旁边摆着一盒盒从慕尼黑“萨拉索夫先生”订购的油画颜料和一叠叠画布。不画画的时候，埃纳尔和格蕾塔忙于保护窗外绿色防水布下面的一切，都是楼下的水手上岸时扔掉的东西。

“为什么要让我穿她的鞋？”埃纳尔问道。他坐在一张椅面是绳编的椅子上，那椅子是从他祖母农场的后院捡的。爱德华四世跳到他双腿上。楼下的水手一直在咆哮，吓得这狗瑟瑟发抖。

“就是我给安娜画的那幅画。”格蕾塔回答。接着埃纳尔就答应了：“好，我帮你。”格蕾塔的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伤痕，是出水痘留下的。她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抚摸着，埃纳尔知道，这是她有些焦躁的表现。

格蕾塔跪下来，解开丈夫靴子的鞋带。她有一头长发，黄黄的发色比他的更具有丹麦风情。她着手做新的事情时，总会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现在发丝滑了下来，遮住了她的脸。而她正专心致志地帮埃纳尔解鞋带上的结。她身上散发着橙皮油的味道。她妈妈每年都要寄那么一盒子过来，用棕色瓶子装好，上面还贴着“帕萨迪纳纯精油”的标签。她妈妈还以为格蕾塔要用这精油来做茶点，实际上她只不过是当作香水洒一点在耳根上罢了。

格蕾塔把埃纳尔的脚放进盆里洗了起来。她动作轻柔，但也很麻利，迅速地用海绵擦着他的脚趾缝。埃纳尔把裤脚又挽高了些。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小腿线条看上去很是优美匀称。他有些娇羞地把脚抬起来晾干，爱德华四世连忙过来，舔着他小脚趾上的水。这个脚趾长得有点像个锤子头，生来就没有趾甲。

“这是我俩的秘密对不对，格蕾塔？”埃纳尔轻声说，“你不会跟别人说吧？”他心里又害怕，又兴奋，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我能跟谁说啊？”

“安娜。”

“安娜根本不用知道。”格蕾塔说。嗯，格蕾塔心想，安娜是个歌剧演员，她应该对男扮女装习以为常了吧。当然还有女扮男装，反正舞台上就是各种反串。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障眼法”。在歌剧舞台上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迷惑一下观众而已，往往都会在最后一幕真相大白。

“没人需要知道。”格蕾塔说。埃纳尔本来觉得仿佛有一束白晃晃的舞台灯光打在自己身上。现在他也放松下来，把长袜顺着小腿卷上去。

“你扯得太厉害了，”格蕾塔边说边调整着接缝的位置，“轻点儿拉。”

第二条长袜被扯烂了。“还有吗？”埃纳尔问道。

格蕾塔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接着她来到衣柜门前。衣柜是那种涂过防腐漆的木头，顶上有个壁橱，门上嵌了一面椭圆形的镜子。还有三个抽屉，带环形的黄铜把手。最顶上那个被格蕾塔用一把小锁锁了起来。

“这双颜色要深一些。”格蕾塔边说边递了一双长袜给埃纳尔。埃纳尔看着手中被叠成齐整方块的长袜，仿佛看着一块新鲜的肉体，也许是格蕾塔的一块皮肤，去芒通消暑之后晒成了棕色。“小心点哦，”她说，“我明天还要穿的。”

格蕾塔头皮上的分路是银白色的，细细的一条。埃纳尔走神了，不知道妻子脑子里在想什么。她的眼睛向上挑着，双唇紧紧地抿着，像是要全神贯注地做某件事情。埃纳尔感觉自己问不出口。他甚至感觉自己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绑着，嘴上也蒙了一块旧画布。所以他只是默默地揣摩着妻子的想法，心中的抗拒一点点滋生，但脸上还不露声色。他的脸很苍白，皮肤很光滑，有点像白桃。“你真是个漂亮的男人。”这是多年以前，两人第一次独处时，格蕾塔的评价。

格蕾塔一定也感觉到了他的不适，伸出手摸着埃纳尔的脸颊，说：“没什么别的意思。”接着又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埃纳尔很喜欢看格蕾塔这么说话。她总会伸出手在空中重重地一挥，仿佛她的理念就是全世界的信仰。他觉得这是妻子身上最“美国”的东西，当然还有她对银饰的品位。

“你腿上毛不多，真好。”格蕾塔说，好像第一次才注意到。她正在一个个纳普斯特鲁小瓷碗里混颜料。安娜的上半身已经画完了。这位歌剧演员多年来嗜好黄油三文鱼，腰身已经有些显胖。画中的安娜双手握着一捧百合，埃纳尔很欣赏格蕾塔对这个部分的处理。手指的颜色调得很仔细，关节处有一些微微的褶皱，指甲画得很清晰干净，但那种不透明感也充分展现了出来。百合是美好的月白色，沾了些锈色的花粉。格蕾塔画画时兴之所至，风格多变，但埃纳尔从未跟她说过这一点。他总是极尽赞美，可能夸得还有点过头。但只要可以，他就会帮她，还教她一些她可能不知道的技巧，特别是关于光影和距离的。埃纳尔坚信，只要格蕾塔找到了正确的主题和方向，一定能成为优秀的画家。“寡妇之家”的窗外，一朵云正变幻飘散，阳光落在画好的安娜的上半身上。

格蕾塔的模特台是一个上了漆的行李箱，从一个广东洗衣妇那里买来的。她每隔一天会来取大家要洗的衣服，也不用在街上喊一声，只要听到她手指敲打金钹的“砰”的一响，就知道她来了。

埃纳尔站在行李箱上，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又有些眩晕。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腿，丝袜很光滑，只有几根腿毛不屈不挠地钻了出来，就像豆子上那种细小的绒毛。脚上那双黄色的鞋子精致小巧，不知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但高跟鞋里的双脚这样拱着，感觉挺自然的，仿佛是在舒展一块很久没锻炼过的肌肉。埃纳尔脑中开始掠过一幕幕景象：一只狐狸追逐着田鼠；狐狸伸出小小的红色鼻尖，在豆田里挖来挖去，寻找猎物。

“站好，别动。”格蕾塔说。埃纳尔看着窗外，皇家剧院的圆顶上刻出一条条凹槽。他有时会去剧院为歌剧画布景。此时此刻，安娜正在里面排练《卡门》，她柔软的双臂正骄傲地举起，背景正是他画的西班牙塞维利亚斗牛场。有时埃纳尔在剧院画画时，能听到安娜的声音响彻大厅，仿佛一串铜币在丁零当啷。这声音总让他颤抖得厉害，老是画笔一歪，弄脏画面。这时他就会双手握拳去揉揉双眼。安娜的声音不算美，开头结尾挺粗犷，带着痛苦和悲哀，有点旧旧的感觉，有点像女声，又有点像男声，但其中包含的生命力在丹麦很少见。其他歌剧演员的声音总是显得很单薄，苍白，太甜美了，不足以让任何人颤抖。安娜的声音如同南方的热浪，喉咙里似乎有烧红的煤块，让埃纳尔浑身发烫。他会从后台的梯子上下来，来到舞台的侧翼，就那样看着安娜，看她穿着白色的羊毛束腰外衣，和指挥迪维克一起排练，嘴巴张成方形。唱歌的时候她身体会微微前倾。安娜总是说，好像有一股“音乐的重力”，在把她的下巴拉向乐池。“我觉得就像一根细细的银色锁链，那头是指挥的指挥棒，这头在这儿。”这是她的名言，说的时候总是指着下巴，上面有一颗痣，像没擦干净的面包屑。“要是没有这根小锁链，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自己了。”

格蕾塔画画的时候，会用一把玳瑁梳子把头发梳到后面去。她的脸庞也由此显得更宽大了些，埃纳尔觉得就像透过一碗水看过去似的。格蕾塔大概是他认识的女人中最高的，她甚至一抬头就能看到一楼的住户在临街的窗户上挂的半蕾丝窗帘。站在妻子身边，埃纳尔觉得自己很矮小，仿佛两人是母子关系。一抬头，越过她的下巴看着她的双眼，伸手去握住她悬着的手。她这件缝着各种口袋的罩衫是在街角那个女裁缝那儿特别定制的。女裁缝当时拿着一卷黄色的皮尺帮格蕾塔量了胸围和臂长，对她的身材十分钦羡，而且不相信这么一个健康而高大的女人竟不是丹麦人。

格蕾塔画画时很认真专注，但又灵动活泛，埃纳尔十分欣赏这一点。她可以一边去点闪人物左眼的亮光，一边去应门，拿巴斯克牛奶公司送的奶，接着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回来给右眼“点睛”。画画的时候她嘴里总哼着歌，她说都是“篝火歌”。她会给画布前的对象讲述自己在加州度过的少女时代，讲述孔雀在父亲的橙树林中筑巢之类的趣事。如果对方是女性，她就会讲起夫妻之间越来越少的性生活。埃纳尔有一次从漆黑的楼道回到房门口，不小心听到她在谈。“他很介意，生自己的气。但我从来没怪过他。”格蕾塔说。埃纳尔想象她边说边把头发捋到后面去的样子。

“在往下滑，”格蕾塔举起画笔指着他的丝袜，“拉上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