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金斯夫人是个谜。这些年，从弯弓街到丘比特镇，从斯特普尼区到黑墙，码头区到处都见过她飘忽不定的身影，可大家都对她一无所知。詹金斯夫人之所以四处流窜是因为孩子，尤其是刚出生的宝宝。至于谁家何时生孩子，她是怎么知道的，谁也说不清，估计只有老天知道。分娩十有九次可以看见詹金斯夫人在产妇家的街上游荡。她从不多说话，问的问题也一直不变：“宝宝生了吗？宝宝怎么样？”只要听说宝宝健康平安，她似乎就心满意足，拖着脚走了。每个星期二下午生育诊所开门时，詹金斯夫人总在诊所附近闲逛，大多数年轻母亲或是不耐烦地加速绕过她，或拖着刚蹒跚学步的宝宝避开她，好像孩子一碰就会被细菌传染或中什么恶毒的魔法。我们经常听到大家低声叨咕：“她是个巫婆，被她看到会倒霉的。”有些母亲显然对此确信无疑。
詹金斯夫人招人讨厌，不受欢迎，人人对其避而远之，可这丝毫不影响她继续出现在产妇家门外，无论白天黑夜，即使在伦敦时常恶劣的天气中，也风雨无阻，不断问着她的问题：“宝宝生了吗？宝宝怎么样？”
詹金斯夫人矮小，瘦得像根火柴棍儿，双颊干瘪深陷，鼻子突起，又长又尖，黄褐色皮肤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她总咬或舔嘴唇，可你瞧不见嘴唇，它们已内缩盖在没牙齿的牙龈上。她头上总低低扣着顶黑色帽子，已经褪色，油乎乎的早就看不出本来的形状，帽子四周时不时会溜出成簇弯曲的白发。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大雪纷飞，她身上总穿着一件已不知穿了多久的灰色长大衣，大衣下露出一双大脚。与矮小的身材一对比，那双大脚看着不但不成比例，而且很滑稽。我相信她到处游走时一定有很多人嘲笑过她。
她住在哪儿？没人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教堂里的人不知道，她似乎从没去过教堂或属于任何一个教区，对她这样上年纪的人来说，这很奇怪。医生也不知道，因为她似乎从没看过医生。也许她还不知道现在有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甚至连一贯消息灵通、本地任何闲言碎语都逃不过她耳朵的b太太也对詹金斯夫人一无所知，也从来没人见过詹金斯夫人去邮局领取救济金。
我对她的感觉很矛盾，既好奇又讨厌。我们常见面，但交流仅局限于一问一答，对于她对孩子的关切，我只冷冰冰答一句：“母子平安。”她会一如既往地说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从未试图和她聊天，不想和她有任何瓜葛，但有一次朱丽恩修女和我在一起，她上前握住詹金斯夫人的双手，热情地和她打起招呼：“你好，詹金斯夫人，很高兴见到你。今天天气多好啊，你还好吗？”
詹金斯夫人身体缩成一团向后退，灰色暗淡的眼神透露着狐疑，她扯出双手。
“宝宝怎么样？”詹金斯夫人声音粗哑。
“宝宝很可爱。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活蹦乱跳健康着呢。你喜欢宝宝吗，詹金斯夫人？”
詹金斯夫人缩着身子向后又退了几步，竖起衣领，下巴缩在衣服里。
“你说是小女孩儿，你们做得好。感谢上帝。”
“没错，要感谢上帝。你想看看她吗？我想孩子的母亲可以让我们把她抱出来一小会儿。”
可詹金斯夫人已经扭头，拖着那双如男人一般的大脚蹒跚而去。
朱丽恩修女站在那里几分钟一动不动，瞧着弓腰苍老的身影沿路蹒跚而去，脸上满是慈爱和怜悯。我也瞧着詹金斯夫人，发现她之所以步履蹒跚，是因为她没力气抬起靴子。我瞧着朱丽恩修女，内心惭愧。修女没看詹金斯夫人的靴子，只是静静地瞧着，但我仿佛听见她在向上帝默默祈祷，为詹金斯夫人七十年里所承受的痛苦折磨而祈祷。
我一直讨厌詹金斯夫人，因为她太脏了。脏兮兮的双手和指甲，我之所以回答她的问题主要是怕她抓我的胳膊。如果你不回答，她就会用让你大吃一惊的力量抓住你的胳膊。所以与她保持安全距离，简单回答一句，然后逃之夭夭。
有一次我在探视的路上，瞧见詹金斯夫人离开人行道，站在路上，双腿叉开，像马一样对着下水槽小便。当时路上有很多人，可大家好像对一股尿射进下水槽，然后流进下水道毫不惊讶。我还曾在两栋楼间的小巷子里见过她。她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撩起大衣，用报纸专心致志地擦着下体，嘴里一个劲儿嘟囔着。然后她放下大衣，检查报纸上的东西，用指甲戳，鼻子闻，还贴到眼前看。最后把报纸折起放进口袋里。我被眼前那一幕恶心得全身打抖。
詹金斯夫人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鼻子到上嘴唇之间有一道棕色污迹，似乎已渗入嘴角的皱纹里。在目睹过她的卫生习惯之后，你一定不难想象我会把那东西认作是什么，但我错了。随着对詹金斯夫人的渐渐了解，我发现詹金斯夫人吸鼻烟，那道棕色污迹原来是鼻子流出来的鼻烟造成的。
商店店主不欢迎她，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一个卖蔬菜水果的商贩对我说，他会在店外卖给她东西，但不允许她进屋。
“她会把所有水果都挑一遍。用力捏李子和西红柿，等放回去，就没有人会买了。我还有生意要做，不能让她进屋。”
詹金斯夫人是当地的“名人”，但大家只愿闻其名，对她恨不得避而远之，对她心存恐惧，嘲笑讥讽她，除此之外，大家对她一无所知。
修女们接到莱姆豪斯区医生的电话，请求我们去位于斯特普尼区凯布尔街附近的一所房子。通过我和爱尔兰小女孩儿玛丽的短暂友谊，我知道那片区域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医生说有位患有心绞痛的老妇人住所环境恶劣，还可能患有营养不良。那位病人就是詹金斯夫人。
我下了贸易路，沿河而行，终于找到了医生说的那条街。街上只剩下六栋楼，其他楼已被炸成了废墟，只有锯齿状的残墙倒在地上。我找到詹金斯夫人的家，敲敲门。屋里没有动静，我转转门把手，希望门没锁，可门是锁上的。我转到房子一侧，只见到处都是垃圾，窗户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灰，瞧不见屋里的情况。一只猫正惬意地仰头躺在地上，另一只猫在嗅一堆垃圾。我回到房子正门，又用力敲了几下，心中暗自庆幸幸好是白天，这儿可不适合一个人夜里来。对面房子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出来：“你要干什么？”
“我是街区护士，我来找詹金斯夫人。”
“用石头砸二楼窗户。”这就是那个女人给我的建议。
地上有很多石头，可我觉得身穿护士制服，脚下放着白色出诊包，对着二楼窗户扔石头真是傻透了。“医生是怎么进去的？”我心里纳闷道。
终于，我扔了大约二十块石头，有些石头还脱了靶。二楼窗户打开，一个带着浓浓外国口音的男子喊道：“你是来瞧那个老太婆的吗？我这就来。”
门闩拉开，开门的男人躲在门后，门打开时，正好不会被我看到。他指着与门相连的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道：“她住那儿。”
走廊过道铺着维多利亚式瓷砖，侧面有座雕刻精美的橡木楼梯。走廊瞧上去依然漂亮，可楼梯斑驳得让人胆战心惊。我暗自庆幸自己不用上楼去。这间房子显然曾经是古老的摄政时期连栋房子中的一间，现已“苟延残喘”，苦苦支撑着不倒。二十年前，政府认定它已“不适合居住”，可这里还住着人，这里的住户和老鼠一同躲在这里。
我敲了门没动静，于是扭动门把手进了门。这间房曾用作后厨和洗衣房，如今地上铺着石板。外墙上连着一口巨大的铜锅，锅旁边是煤炭炉，烟道包裹着石棉顺墙而上，从呈锯齿状露天的大洞伸出房外。其余我只看见一台铁木框架的轧布机和一个石头水池。房间空荡荡的，貌似无人居住，散发着呛人的猫身上的味道和尿的味道。房间昏暗，窗户上的灰隔绝了所有光线，事实上，大部分的光亮反倒来自从房顶破洞洒下的阳光。
眼睛渐渐适应了屋子里的微光，我发现屋里还有其他东西：地板上放着几个装着一些食物和牛奶的浅碟；一把木椅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锡制马克杯和茶壶；一把夜壶，一个没有门的木制橱柜。房间里没有床，没有灯，也看不见煤气或电线。
在离房顶破洞最远的角落里，我瞧见一把破烂不堪的扶手椅，一个老妇人正警惕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眼里满是恐惧。她用力缩成一团，拉着旧大衣裹住自己，头上围着的羊毛围巾挡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我们四目相对。
“詹金斯夫人，医生说你不舒服，需要家庭护理。我是街区护士，能让我给你瞧瞧吗？”
詹金斯夫人向上拉紧外衣，默默瞪着我，一声不出。
“医生说你的心跳有点不稳。让我给你测一下心跳好吗？”
我伸手想摸她的脉搏，可她害怕地深吸一口气，躲开了。
我有点无助，不知所措。我不想吓到她，可我还有工作要做。我走到没有点燃的炉子旁，借着屋顶漏洞投下的光读着病历：病人在住所外的街上昏倒，有迹象表明应为中度心绞痛。一位不知名的居民将她抱回她的房间，又是同一个人找来医生，让医生进了门。女人显然很痛苦，可疼痛的症状很快消失了。因为她强烈反抗，医生无法做检查，但鉴于她当时心跳稳定，呼吸很快也恢复了正常，医生建议护士每天探视两次以监测病情，并建议社会公益部门尽可能改善她的居住环境。医生给她开了亚硝酸戊酯，建议她多休息、保暖和吃点像样的食物。
我又试着给詹金斯夫人测脉搏，结果依旧。我问她是否感觉心痛，她没回答。我又问她现在感觉舒服吗，依然没有任何回答。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必须回去向总街区负责人伊万杰琳修女报告。
我没能完成工作，这事我不想让伊万杰琳修女知道，她似乎总认为我有点冒傻气，称我为“做白日梦的洋娃娃”。她知道我做过五年护士，但讲话时还是认为我连最基本的护士知识都不懂似的。她这么做我当然感到紧张，有时就会失手掉下或碰洒东西，然后她就给我起了个绰号——“黄油手”，这让我愈加紧张了。我们无须经常一起出门，对此我深感如释重负，可如果我汇报，我必须汇报，我对付不了一个病人，那她别无选择，只能陪我一起探视。
伊万杰琳修女的反应果然不出我所料。她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听着我做汇报，深灰色眉毛下的眼睛时不时抬头瞥我一眼。等我说完，她重重叹了一口气，好像我是她见过的最蠢的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