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肩膀骨折我缺席了助产士最终考试，只能几个月后再考。朱丽恩修女建议我趁此机会去总区护士处积累经验，从而让我有幸和生于19世纪的老前辈们一起工作。

总区护士处的负责人是伊万杰琳修女。我渴望成为护士，可对和伊万杰琳修女一起工作提不起一点儿兴头，因为我觉得她这人呆板无趣。而伊万杰琳修女也丝毫不加掩饰地跟我表明，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她总不断找我的茬，指责我用力摔门、忘记关窗户、邋邋遢遢、心不在焉（她的说法是“做白日梦”）、叽叽喳喳、在诊室唱歌、丢三落四，等等。总之，无论我做什么，在伊万杰琳修女眼里都是错的。当朱丽恩修女告诉伊万杰琳修女，我会和她一起工作时，她拉着脸，瞪着我，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咚咚咚”地走了。

我与伊万杰琳修女共事了几个月，尽管依然讨不到她的欢心，却对她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意识到一点：所有投身于宗教工作的修女都极不寻常，因为那种生活是普通女人无法接受的，修女身上必定有一个或多个闪光之处。

伊万杰琳修女看上去大概四十五岁，对二十三岁的我来说，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年纪。不过修女通常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伊万杰琳修女就是一名护士，所以在写此书时，她必定已年逾六十了。

我们共事的第一天早上就麻烦不断。诊室蒸锅的火熄了，无法为伊万杰琳修女的器具和注射器消毒。她气呼呼地大喊弗雷德过来修，瞧着弗雷德吹着走调的乐曲，拿着铁锹、铲子和扒火棍下楼，伊万杰琳修女嘴里嘟囔着“这个没用的男人”，然后命令我“趁我收拾衣服时，你去厨房用煤气炉给这些东西消毒，机灵点”。我向门口走去，这时肾形盘里成堆针管上一只玻璃注射器滑下来，掉在石头地上摔碎了。伊万杰琳修女大吼着数落了我一顿，责怪我粗心、毛手毛脚，继而细数这些天我给她惹的各种麻烦。当她说道“你们这些轻浮毛躁的小姑娘”时，我没理会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赶紧逃之夭夭了。

来到煤气炉旁，b太太正在用六把平底锅欢乐地炖着东西，不肯让地方给我。所以拖了很久我才把器具消好毒，结果没等我们离开厨房，伊万杰琳修女就又开始对我大吼大叫了。她从我手里接过东西装进包里，嘴里念叨着：“总是四处闲逛、心不在焉，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一上午要打二十三针、换四块纱布，还有两个腿上溃疡、三个疝气术后、两个插导管、三个床上擦身和三个灌肠要处理吗？”

助产士都已出门探视去了，那天早上我们最后出的门，自行车棚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辆自行车。有人无意骑走了伊万杰琳修女常骑的那辆车。她鼻子气得通红，瞪着双眼，嘟囔着：“我不喜欢这辆车，那个旧‘胜利’牌车子太小了，‘阳光’牌的太高了，看来只有凑合骑‘兰令’了，可这也不是我喜欢的那辆。”

出于敬意，我先替她把“兰令”牌自行车推出来，然后把黑色工具包放在车后。伊万杰琳修女拖着庞大沉重的身体一上车，轮胎马上瘪了下去。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伊万杰琳修女结实笨重的身躯已失去了往日的灵敏，支撑她蹬车前行的纯粹只是决心和意志力。

上了路，修女的心情似乎有所好转，瞧我时脸上似乎、好像、大概露出了一丝笑意。一路上，很多人对她大喊“早上好，修女”。修女一脸灿烂——我之前从未见她笑得这样开心过——开心地回应着大家的招呼。有一次还试图挥手，自行车摇摇晃晃差点摔倒，于是她再也不挥手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在这里众人皆知，深受大家欢迎。

在修道院里，伊万杰琳修女嗓门大，脾气暴，待人无礼（我是这么认为的），可大家却笑呵呵的，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好了，托马斯先生，你接好尿了吗？别让我等，我还要化验呢，我可不能一整天等你尿尿。好了，别动，我要打针了。我说了，别动！我现在要走了。如果你再吃甜东西，它们会杀了你。我倒不在乎，但我敢说你老婆会很开心，她终于可以摆脱你了，不过你的狗会想你的。”

这些话惊得我目瞪口呆。根据护士守则，我们可不能这么跟病人说话。可那个老男人和他老婆听了却放声大笑，男人说道：“如果我先去了，要不要给你预留个暖和地方，修女？那样我们就可以分享一根烤肉叉子了。”

我原以为伊万杰琳修女听了如此无礼之词会勃然大怒，可她只是笑嘻嘻地“咚咚咚”一边下楼，一边对楼梯上碰到的小孩子说：“小伙子，给我让开。”

整个上午，伊万杰琳修女治疗病人时心情都不错，和他们开着粗鲁的玩笑。对此我已见怪不怪了，而且渐渐意识到，这正是那些病人喜欢她的地方。接待病人时，伊万杰琳修女丝毫没有多愁善感或纡尊降贵的态度。老一代码头区的人经常碰到那些在穷人面前摆出一副屈尊就卑、故作优雅的中产阶级善人。伦敦人鄙视这种人，他们想方设法利用穷人，还在背后取笑、瞧不起他们，可伊万杰琳修女丝毫没有给人高人一等和优雅的感觉。她做不到那样，她既不故作姿态，也不掩饰自己，是个彻彻底底朴实的直肠子，凭本性接人待物，丝毫不矫情做作。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我渐渐搞明白伊万杰琳修女为何如此受大家欢迎了：因为她是自己人。虽然她不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出生于雷丁镇赤贫的工人阶级家庭。这不是她告诉我的（她几乎不和我说话），但从她和病人的谈话中可一窥端倪。比如：“那些年轻家庭主妇根本什么都没见识过。什么！家家都有卫生间？还记得旧茅坑吗，记得吗，老伙计。凳子上放着报纸，憋得要爆了还得在雾里排队等着上厕所？”这番话通常会引发一阵大笑和一些屎尿笑话，最后总以某人掉进茅坑，出来时拿着一块金表的老笑话结尾。19世纪前期，工人阶级不认为屎尿笑话粗鲁低俗，对排泄这种生理功能也不遮遮掩掩，认为它不可见人。那时大家毫无隐私可言。十二户以上的人共用一个茅坑，茅坑只有半扇门，如厕时露头露脚。谁在上厕所一目了然，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味道，更逃不过大家的鼻子。那时“她真臭”这句话与道德无关，而是一句客观描述。

这种幽默笑话伊万杰琳修女信手拈来。灌肠前：“老伙计，我们现在要在你屁股里放只爆竹，让你肚子活动一下。老妈子，准备好便盆，鼻子上捂块布。”她说病人已经两周没上过厕所，肚子里的粪便一定多得像头大象。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没人觉得不好意思，起码所有病人都是这样。

是的，没错，伊万杰琳修女并非不懂幽默，问题在于她的幽默感与农纳都修道院里的众人迥然不同。修道院的同伴们都出身中产阶级，她们的幽默好像上了锁的保险柜，她根本打不开。她听不懂她们的笑话，所以当大家哈哈大笑时，她总是先瞧见众人笑，才似懂非懂地跟着一起笑。

同样，修道院里的人也觉得伊万杰琳修女的笑话不好笑，她可能还曾遭到过大家的鄙夷。也许她曾试着逗大家笑，却因为讲话无礼被院长嬷嬷罚做苦修，所以年轻的她从此封闭自己，总摆出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只有在码头区的父母身边，她才能放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