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纳都修道院工作期间，我曾去过斯特普尼区很多次，四处观瞧，那情景真是触目惊心。真想不到贫民窟的环境竟能够恶劣到这种程度。在波普拉区，人们虽然生活贫困、房屋破烂、人满为患，可人人精神抖擞，邻里和睦，见了护士大声打招呼：“你好，亲爱的！今天过得好吗？”斯特普尼区距波普拉区不过五公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里根本没人理我。我走过凯布尔街、格雷西斯巷、码头街、桑德斯街、后房巷和雷曼街，街道的景象令人心惊肉跳。女孩儿们在门廊里晃荡，男人们来来去去，经常成群结伙，在咖啡馆门口无所事事地抽烟、嚼烟草、随地吐痰。我不想被人搭讪，每次总穿上全套护士制服，我知道他们在盯着我，而且对我深恶痛绝。
从定下拆迁开始，近二十年过去了，这里的房子依然没拆，还住着人。住户除了少数无法离开的家庭和老人之外，大多数都是妓女、无家可归的移民、酗酒者或酒精中毒的人和吸毒者。这里没有卖食物或家用百货的商店，商店都变成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了，实际上就是妓院。我在这里看到的唯一的商店就是烟草店。
很多大楼显然连屋顶也没有。圣保罗教堂的教区牧师乔神父告诉我，他知道有户十二口之家住在楼上的三间房里，只能靠防水帆布遮风挡雨。多数顶楼的屋顶都空空如也，下面没有塌的楼层因为有屋顶所以挤满了人。
韦尔克洛斯广场（现已拆除）有个小学，后院与凯布尔街相邻。有人告诉我每天有各种淫秽杂物扔过围栏丢到学校院子里，于是我和学校看门人谈起了这件事。看门人是在斯特普尼区土生土长、活泼开朗的伦敦东区人，谈到这个话题时一脸铁青。他告诉我，他每天早上在孩子们上学前打扫卫生：各种色情物、从栏杆外扔进操场的浸着血和酒的床垫、厕所毛巾、内裤、带有血渍的床单、避孕套、酒瓶子、注射器——几乎什么都有。看门人说每天早上他要把这些垃圾烧掉。
学校对面的格雷西斯巷是轰炸后留下的废墟，每天晚上咖啡馆的人向里面丢各种垃圾。垃圾从来没人打扫，也没有焚烧，所以越堆越多，臭气熏天。我无法从这条巷子经过，离它还有四十多米就已经受不了那股恶臭了，所以我从来没有走过格雷西斯巷，据说有几户人家依然生活在巷子里。
斯特普尼区成了妓院——男妓和妓女的地盘，那些顶无片瓦的大楼目睹着这片地区肮脏丑恶的人肉生意。凯布尔街越臭名远扬，蜂拥至此的人越多，从而令这种丑恶的生意能维持运转下去。当地人对此束手无策。电唱机震耳欲聋的噪音湮灭了他们的呼吁。人们告诉我，斯特普尼区的住户都对此敢怒不敢言，他们仿佛生活在地狱之中。
伦敦东区一直都有妓院。这里是码头区，肯定会有，不然还能怎样？伦敦东区人也一直对此采取隐忍的态度。可当斯特普尼区这片小地方一夜之间涌出几千家妓院时，当地人的生活变得再也无法容忍了。
对于当地人的敢怒不敢言我十分理解，因为但凡影响咖啡馆收入的行为都会遭遇不幸。勇敢站出来，结果就是挨刀子或被打。我庆幸自己去桑德斯街是在白天。脏脏的窗户里是一张张女孩儿涂脂抹粉的脸，她们倚在窗户旁任男人挑选。桑德斯街直通贸易路，所以有男人不断向这边窥探，然后进入桑德斯街。这些房子过去曾是漂亮的连栋房，住着正经人家，孩子在这条街上玩耍，可不过十年、十五年，已沦为现在这个样子。我去的那天，这条街瞧着像是恐怖电影里的情景。靠在窗旁的女孩儿们当然不会骚扰我，可附近有很多相貌凶恶的大个子男子瞪着我，像在对我说“滚出这里”。斯特普尼人真的还住在这里吗？显然是的。我瞧见两三户小房子，门阶被细心打扫过，窗户明净，挂着网眼窗帘。我还瞧见一位老妇人贴着墙慢慢踱到家门口，警惕地四下瞧瞧，然后掏出钥匙打开门，闪进屋后立刻把门关上。随即我听到两道门栓插上的声音。
饲养工作犬，如牧羊犬、看门狗、警犬或者雪橇犬的人之间有个谚语：不要对狗心存仁慈，否则它不会替你干活。
皮条客和妓女的关系亦是如此。皮条客对待女孩儿就像养狗，甚至更糟。狗必须要花钱购买或繁殖，通常会受到很好照顾。狗是价格昂贵的资产，一条名贵狗丢失算得上大事了。可从事皮肉生意的女孩儿却根本无人在乎。她们不像狗或奴隶，皮条客不需要在她们身上花钱，可过的却是奴隶一样的生活，一切听凭主人的意愿或取决于主人异想天开的念头。大多数女孩儿走上这条路都是自愿的。起初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等不久之后醒悟过来时已经太晚了，她们已经掉入圈套里，无法回头了。
扎吉尔离开玛丽时告诉她：“乖乖的，只要你听叔叔的话，我就会开心。”这句承诺支撑着玛丽熬过了几个月。只要能瞧见扎吉尔的笑容，她愿意做任何事。
扎吉尔早上八点离开时，把玛丽交给了格洛丽亚，一个大约五十岁、冷冰冰的老妓女，她只偶尔干活，主要工作是监工，保证女孩儿们正常工作。她瞧着玛丽，面无表情道：“你听到他的话了。你必须听我的话。你最好在叔叔下楼前去把咖啡馆和厨房打扫干净。”
玛丽不知道怎么打扫，她瞧着一片狼藉宽阔的咖啡馆，手足无措，不知从何做起。在家乡爱尔兰，打扫卫生很简单——只需打扫一张床、一个垫子和一条长凳，仅此而已。相比之下，咖啡馆真是太大了。她正困惑地四处张望，瘦小的后背上突然挨了重重一脚，整个人飞出去一两米远。
“快打扫，你这个懒贱货，别干瞧着不干活！”
玛丽马上干了起来。她记得扎吉尔说过打扫咖啡馆的事，她四处跑着把脏玻璃杯、马克杯、痰盂和一些脏盘子收集起来，然后带着它们快步进了肮脏的厨房，来到油乎乎的水池旁。厨房里的水龙头只有冷水，玛丽尽可能将它们洗干净，然后用一块脏兮兮的旧床单擦干。与此同时，格洛丽亚正把椅子放在桌子上。
“洗完了把地板扫了！”格洛丽亚大喊道。
咖啡馆里没有扫把，但有湿拖布。玛丽用拖布把地板擦了一遍，事实上只是把尘土推到一边。
“做得好多了，”格洛丽亚道，“现在去打扫外面。”
玛丽一脸迷茫。
“厕所，蠢货！”
玛丽走进院子，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昨晚可能有一百多人用过卫生间，每天晚上都如此，这么多年卫生间从没有好好打扫过。大多数男人就在卫生间附近就地小便，这里的鹅卵石小路永远又湿又滑。卫生间没有卫生纸，撕开的报纸到处都是，还有人吐了。此刻正值夏日清晨，院子里臭气冲天。女孩儿们也只能使用这个卫生间，院子里没有垃圾桶，用过的卫生巾四处可见。
玛丽惊恐地瞧着这一切，担心后背又挨踢，所以马上干了起来。院子里有个扫把，她把所有能扫起来的东西扫到角楼里推成一堆。接着提了一桶水，将院子里洒满水。这招貌似很见效，于是她又如法炮制，继续洒了几桶水。
格洛丽亚出来，默默四处瞧了瞧，把烟从嘴上拿下来。“你做得不错，玛丽。扎吉尔会开心的。叔叔也会的。”
玛丽开心得脸色一亮。让扎吉尔开心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她指着角落里堆成堆的污物，胆怯地问道：“那些东西怎么办？”
“扔到格雷西斯巷子的废墟去。我告诉你在哪儿。”
除了用手，没别的办法把那些脏东西扔到废墟去。玛丽不喜欢这样，可又别无选择。她跑了四趟才把脏东西扔干净。
玛丽觉得自己身上很脏。最后一次洗澡还是在卡兹河那里，而且几天没有换过衣服了。她走进厨房，用冷水洗了脸和胳膊，接着洗了脚和腿，洗完后觉得舒服多了。她试着回忆自己的网兜到哪儿去了，那里装着她干净的裤子。她想起昨天晚上是扎吉尔拿着网兜，此后就再也没见过。她问格洛丽亚，扎吉尔可能把网兜放哪儿了。
格洛丽亚哈哈大笑，“你就别想再见到了。”她如此说道。玛丽确实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网兜。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咖啡馆。男人身材敦实，大肚子耷拉在裤带之外。脚上趿拉着脏拖鞋，两只胳膊上满是文身。一副恶狠狠的样子。玛丽害怕得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人偷偷溜到了院子里。这个男人就是叔叔。
“给我回来！”叔叔吼道。
玛丽不敢不听，回来站在男人面前，浑身发抖。男人嘴里嘬着烟，一双凶狠的黑眼睛瞪着玛丽。他伸出短而粗的手，抓住玛丽的肩膀，把她的头推向一侧，说道：“听我的话，就是好女孩儿。我会照顾你。如果不听话……”他就此打住没继续说，而是噘着嘴，举起吓人的拳头在玛丽面前晃了晃。
男人对格洛丽亚道：“交给你了。”然后离开了咖啡馆。
咖啡馆所在的旧楼前为店面，后为院子，地下室有两间房，楼上还有大约八间房。所有房间都用薄木板相隔，分成三到四间小单间。每个单间放有一张窄床，最多的放了四到六张上下铺。床上只有灰色脏兮兮的前军用毯子当被子。
玛丽被带到楼上，经过昨晚与扎吉尔共度春宵的黄金房，来到楼顶。阁楼里大概有二十个女孩儿，或躺在地板上，或躺在上下铺上，大多正在熟睡。
格洛丽亚道：“你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来找你。”
玛丽坐在角楼里。她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从搬到都柏林之后，就只能在贫民窟临时住所或室外过夜，所以对这种环境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或不满。阁楼里很热，玛丽很快就睡着了。
下午两点左右，玛丽被动静吵醒了。阁楼里的女孩儿大多出去了。她站起身，可别人告诉她留在阁楼里。整个下午她都待在闷热的阁楼里，听着昨晚那个跳舞的女孩儿响亮的呼噜声。阁楼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她靠想扎吉尔打发了下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