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定早已做好打算，当我在黑墙隧道中下车时选中了我。当时大约晚上十点半，我刚从新近开放的节日大厅剧院回来。或许我瞧上去比其他人时髦一点，所以她觉得我更像富人。于是走到我跟前，一张口，轻快活泼的爱尔兰口音，轻声问道：“你能帮我破开五英镑吗？”

我吃了一惊。五英镑！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三先令撑过这周。这情景换作现在，就好比你在街上被人拦住，问你能否破开五百英镑一样。

“不，破不开。”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此刻我满脑子都是音乐，正一遍一遍地重温刚才听过的乐曲，我可不想被这种不知所谓的人打扰。

是她那绝望的叹息引得我多瞧了她一眼。她人又小又瘦，漂亮的鹅蛋脸，像极了拉斐尔时代之前油画里的人物。年龄说不准，十四岁到二十岁都有可能。没穿大衣，只穿着薄夹克，完全不足以抵挡今夜的寒冷。没穿长袜，也没戴手套，两只手瑟瑟发抖。瞧上去是个营养不良的穷女孩儿——却竟然有五英镑。

“你怎么不去那家咖啡馆破钱？”

她鬼鬼祟祟道：“我不敢。怕被人记住说出去。他们会打我一顿，或杀了我。”

我突然意识到她的钱有可能是偷的。偷的东西不能出手就一文不值了。用英镑付款通常不会让人起疑，可这个女孩儿显然怕得都不敢试一试。不知为何我当时心中一动，突然问她：“你饿吗？”

“今天没吃饭，昨天也没有。”

四十八个小时没吃饭，兜里却揣着五英镑。这正如爱丽丝对毛毛虫说的，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嗯，听着，我们现在到那个咖啡馆去，让你吃顿饭。我会用你的五英镑付账，那样大家就会认为钱是我的。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女孩儿脸上绽开了笑容。“钱你最好现在就拿着，那样就不会让人看见我给你钱了。”

女孩儿瞧了眼四周，一把将白色崭新的大票塞进我手里。她真容易轻信别人，我心中暗道。她害怕被别人看见，却不怕我揣着五英镑跑掉。

在咖啡馆里，我们点了牛排、两个鸡蛋、薯条和豌豆。女孩儿脱掉夹克，坐在桌旁。这时我才发现她怀孕了，可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丢脸的事，虽然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重了，但不管怎样，这个女孩儿今后要有苦日子过了，我心中暗道。

女孩儿狼吞虎咽地吃着饭，我抿着咖啡，瞧着她。这个女孩儿名叫玛丽，黄褐色头发，身材纤细，皮肤白皙，活脱脱一个爱尔兰美人。她或许是凯尔特王妃，或许是某个爱尔兰酒鬼工人的老婆，很难讲——但也许没多大区别，我心道。

女孩儿肚子已经垫了底，她抬头笑意盈盈地瞧着我。

“你打哪儿来？”我问道。

“梅奥镇。”

“以前离开过家乡吗？”

女孩儿摇摇头。

“你妈妈知道你怀孕了吗？”

女孩儿漂亮的眼里闪过恐惧、愧疚和恨意，双唇紧闭不吭声。

“听着，我是个助产士。这种事逃不过我的眼睛，我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不过，我觉得其他人还看不出来。”

见她面色稍缓，我又问道：“你妈妈知道吗？”

女孩儿摇摇头。

“你准备怎么办？”我问道。

“我不知道。”

“你必须回家，”我说道，“伦敦是个可怕的大地方。你在这儿没法独自抚养孩子。你需要你妈妈帮你。你必须把这事告诉她。她会理解的。妈妈永远不会让女儿失望，是不是？”

“我没法回家，不可能。”女孩儿道。

我继续追问，女孩儿却再也不回答，于是我换了个问题：“你怎么来伦敦的，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女孩儿神情略微放松，似乎想说了。我给她要了苹果派和冰激凌。凭着女孩儿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我渐渐拼凑出玛丽的故事。她轻快活泼的声音令人着迷，我甚至愿意听她说上一整夜，不管她是给我念洗衣单，还是讲述那几代不变的悲惨故事。

玛丽是五个幸存孩子中的老大，八个哥哥姐姐不幸地没能活下来。父亲是农场工人，也挖泥炭。他们住在一个被玛丽称为希林的地方。母亲为“大户人家”洗衣服，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十四岁时，父亲在西爱尔兰的冬天死于肺炎，玛丽一家从此没了主心骨。他们住的地方附属于父亲租种的土地，因为家里儿子尚小，无人接替父亲的工作，一家人被赶了出来，从此搬到了都柏林。玛丽的母亲，一个乡下女子，从未踏出过她所长大的群山和草地，几乎无法应对外面的世界。他们寄宿在出租房里，一开始玛丽的母亲给人洗衣服，或者说试着接洗衣服的活，可穷人太多，再加上来自同样苦命女人的竞争，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付不起房租，一家人再次被赶了出来。玛丽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报酬只是微薄的工资。她十三岁的哥哥米克，离开学校，谎报年龄在皮革厂上班。两人其实都是奴隶童工。

若不是因为母亲，两人辛苦劳动所得也许足以维持家庭生计。

“我那可怜的母亲！我恨她对我们做的事，可我又真的恨不起来。她永远也忘不了家乡的群山、广阔的天空、杓鹬和云雀的叫声、大海和夜里的静谧。”

玛丽声音突然升高，犹如管弦乐中的双簧管，发出悲伤哀怨的哭泣声。

“起初，她只喝点吉尼斯黑啤酒。‘喝了觉得好受些。’母亲这样说。然后开始喝能搞到的所有烈性发酵的黑啤酒。接着就是喝磨刀匠私酿的威士忌。我不知道她现在喝什么，很可能是烈酒和酒精。”

女老师向上报告，说玛丽家的三个小孩子旷课，回校时饿得半死，而且半裸。孩子们从母亲身边被带走，送进了孤儿院。母亲似乎根本没注意孩子不见了，她又找了一个男人。

“他们被带走也许是好事，因为我有两个小妹妹，我不想她们像我一样。”

我打了个哆嗦。我曾听关爱儿童办公室的人说过，母亲再嫁通常意味着给孩子判了死刑。

“他是个大块头儿。我从没见他清醒过。我毫无反抗之力，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不断地扑向我，直到我都习以为常了。但当他开始随手拿东西打我和我妈妈时，我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我妈妈似乎对被痛打毫不在意，她醉得太厉害，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可我不是。我觉得他会杀了我。”

玛丽在都柏林的大街上睡了几晚，所有家当放在网兜里，她正惦记着伦敦。玛丽说道：“你知道狄克·惠廷顿和他的黑猫的故事吗？我妈妈过去常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我总觉得伦敦是个美丽的地方。”

玛丽来到码头，询问了去英国的路费，那相当于她三周的工资，于是她继续在工厂工作，晚上在储藏间睡觉。

“我像老鼠一样安静，像幽灵一样隐秘，没人发现我睡在那里，甚至守夜人夜里巡逻也没发现我，不然我就被扔出去了。”她顽皮地笑道。

玛丽从不花钱买吃的，尽量向工厂其他女孩儿讨吃的，第三周结束时，她领了工资离开，声称不再回来了。

那时有许多货船每天从都柏林开往利物浦，但她必须等到周一才能买到船票。

“我整个星期天都在码头四处闲逛。码头很美，有大船，水哗哗响，还有海鸥在大叫。我对要去伦敦兴奋不已，甚至都忘了饥饿。”

在户外又睡了一晚上之后，玛丽用几乎所有的钱买了张单程船票，身上就只剩下几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