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穆里尔家出来，回到农纳都修道院时，已接近六点，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没什么比工作一晚上再骑上六到八公里自行车让年轻姑娘胃口大开的了。此时的农纳都修道院寂静无声，修女们都在小教堂，夜里值班的人也还没睡醒。虽然我疲惫不堪，但必须先整理好助产包，清洗消毒工具，然后写好报告放在办公室桌上，做完这些才能吃饭。

早餐已经在餐厅里等着我了，我可以比其他人先吃，然后上床睡几个小时。我对储物柜来了一次大突击。一壶茶、煮好的鸡蛋、吐司、自制醋栗酱、脆玉米片、自制酸奶和烤饼。天啊，修女总有这么多自制食物。都是在教堂的集市购买的，这种集市很多，似乎整年不断。美味的蛋糕、饼干和松脆的面包出自修女或很多来农纳都修道院工作的当地妇女之手。如果谁因为工作错过了吃饭时间，可以自由享用储物柜里的食物，对此我感恩戴德。医院可没这种好事，不管什么原因，一旦错过饭点，你就只能求爷爷告奶奶，求人施舍点食物给你。

享受过丰盛的“皇家”早餐之后，我留了一张便条，提醒大家中午十一点半左右叫醒我，然后说服如灌了铅的双腿，把我带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我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直到有人用茶将我唤醒。睁开眼的那一刹那，我完全搞不清自己人在哪里，喝了茶才清醒过来。只有善良的修女才会这么好心，给熬夜工作的护士提供一杯热茶。医院里叫醒你的可不是茶，而是砸门时发出的那声巨响，仅此而已。

我下楼查看了工作日志，午饭前只需做三件事。去穆里尔家探视，并顺路瞧一瞧出租房里的两位孕妇。经过四小时的酣睡，我感觉又充满了活力，出门取了自行车，迎着明媚的阳光，精神抖擞地上路了。

无论天气好坏，出租房看上去总是那么糟糕。其建筑结构像一座围城，四面大楼，只有一面有出口，所有房间面朝内庭。楼房大约六层高，楼中间的院子几乎终日不见阳光，这里是租户的社交中心。每座大楼里住了几百家，所以院子里满是晾衣绳，各种衣物随风摇摆永远是出租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垃圾箱也位于院子中。

在我所写的那个时代，20世纪50年代，家家已经有了室内卫生间和自来水。但在它们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之前，大家必须下楼去院子里上卫生间和打水。一些出租房依然还保留着卫生间，但已变成存放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地方了。这种小屋数目不多，也就三十间左右，出租房里有五百多户人家，我纳闷过去这么少的卫生间怎么够用呢？

我穿过飘扬的衣物，来到要上的楼梯前。出租房的楼梯都建在楼外，沿石制台阶拾级而上，即可来到面向楼里的阳台。阳台贯穿整座楼，绕过拐角继续横贯另一侧，阳台与所有房间相连。四面楼中间的院子是出租房的社交中心，阳台则通向社交中心的小巷，拥挤且充斥着流言蜚语。对出租房的女人们来说，阳台好比连栋房子的街道。阳台距离住所如此之近，我怀疑这里的人根本毫无隐私可言，街坊邻居对各家生活了如指掌。东区人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闲聊时的主要话题集中在家长里短的琐事上，而多数时候，张家长李家短是东区人唯一感兴趣的娱乐或消遣，这就难怪为什么出租房里常常打得鸡飞狗跳了。

我去的那天正值正午，出租房瞧上去是一片和乐融融的难得景象。我绕过院子中的垃圾、垃圾箱和晾晒的衣物，小孩子们见了我都围了上来。他们对助产士的助产包格外感兴趣，以为包里装着宝宝。

我找到入口，爬了五层楼来到我要找的房间。

出租房的所有房间格局相差无几：相互连通的两三间房。主卧角落里有一个石制水池，厨房里有煤气炉和橱柜。室内卫生间刚出现时只能设在水源附近，所以它们都位于靠近水池的角落里。家家户户拥有室内卫生间堪称公共卫生环境的巨大飞跃，院子里的卫生因此得到了改善。之前家家每天都要倒夜壶，女人们将夜壶带到楼下倒进水槽里。据说，那时候院子里的景象简直令人作呕。

伦敦东区的出租房约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住户多为码头工人及其家人。在那个年代，出租房算是不错的房子，足以容纳任何一家人居住。与之前充其量只能遮风避雨、地面依然是土地的简陋小屋相比，出租房的居住环境确实改善了。砖墙再加上石板屋顶，雨天室内也不会漏水，能一直保持干爽。一百五十年前，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会被认为是件奢侈的事，对于这点我毫不怀疑。十或十二口人的大家庭挤在两三间房里，也不会被认为过于拥挤，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大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

可时代在进步，至20世纪50年代，出租房已然沦落成了难民窟。相比连栋的房子，出租房租金便宜很多，住户也换成了仅能糊口的特困家庭。根据社会法则，最贫困的家庭往往生的孩子最多，所以孩子在出租房里四处可见。传染病也如野火一般在楼里滋生传播，一同泛滥的还有各种害虫：跳蚤、体虱、壁虱、疥螨、阴虱、老鼠、大家鼠和蟑螂。市里负责害虫防治的人总也闲不着。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租房被政府认定不适宜人类居住，并对其进行了疏散，在空置了十多年之后，出租房终于在1982年被拆除了。

伊迪丝个子不高，头发稀疏，性格像旧靴子一样坚韧。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有六个孩子。战争时，炸弹将他们炸出了连栋的房子，幸好炸弹不是直接命中，全家人才得以逃过一劫，接着孩子被疏散。伊迪丝的丈夫是码头工人，她则在军需品厂工作。房屋被炸之后，她和丈夫搬进了出租房，因为这里租金更便宜。整个伦敦大轰炸时期，他们一直居住在这里，人口最密集的出租房在战争中奇迹般地毫发未伤。伊迪丝与孩子分开了五年，于1945年再次团圆。全家人继续住在出租房里，因为租金便宜，另外，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两个房间如何容下六个正在成长发育的儿童，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小事根本不值一提。

伊迪丝对再次怀孕并不感到开心，事实上是愤怒，但像多数晚年得子的女人一样，她也沉醉在宝宝降生带来的喜悦之中，总在逗弄着他们。房间里到处挂着尿布——当时还没有一次性尿布——一辆婴儿车又侵占了原本就拥挤不堪的房间。

伊迪丝已经起床正在忙，今天是产后第十天。那时我们要求产妇产后长时间休息，有十到十四天所谓的“卧床日”。从医学角度说，这样不好，因为产妇早活动可降低并发症，如血栓症的危险系数。但当时医学还没进步到那个程度，产后卧床休息是传统，其最大好处在于能让女人光明正大地休息。家务只能由他人来做，女人从而享受一个短时间的假期，养精蓄锐。一旦起床，就要重新执掌家务。想想那些体力活吧：把购买的东西拿上楼，冬天的煤、柴火，炉子用的煤油，还有需要倒到楼下垃圾箱里的垃圾。再想想带宝宝出门的情景：婴儿车一步一弹地下楼梯，最后还要一步一弹地上来，车里装的可不止宝宝，往往还有杂货。想想这些，你才会理解这些女人的生活有多难。每次去出租房，总看见有女人推着婴儿车上下楼。住在顶层则意味着上下七十级台阶。车轮子必须大才能上下楼梯，而且弹性也好，把宝宝弹得乱晃。宝宝喜欢这样，开心地大笑尖叫。滑倒会很危险，婴儿车的所有重量都集中在把手上，如果妈妈脚下一滑或意外松手，婴儿车和宝宝就会沿楼梯一滑到底。每次碰见女人推婴儿车上下楼，我都会帮忙拉着车的另一侧，那只需承担一半重量可已足够沉了。可想而知，女人独自推车需要多大的力气。

伊迪丝身穿脏兮兮的晨衣，脚上穿着破烂的拖鞋，头上戴着发卷，一边给宝宝喂奶，一边抽着烟。收音机里正在放着流行歌曲。伊迪丝看上去心情很好，脸色比几个月前更好，更年轻，这显然是休息的功劳。

“你好，亲爱的。快进来，喝杯茶吗？”

我说我还要去探视其他人，谢过她的好意，然后观察着伊迪丝喂奶的情况。宝宝正狼吞虎咽吸吮着奶汁，可我觉得伊迪丝瘦小的双乳里并没太多奶水。不管怎样，继续母乳喂养比直接给宝宝喂配方奶更好，所以我没说什么。如果宝宝体重不增加或有挨饿的迹象，到时再说也不迟，我心中暗道。农纳都修道院规定，产妇分娩后需要每天探视，至少十四天，所以我们每天要探视很多人。

当时用配方奶哺育孩子已蔚然成风，妈妈被告知，这样对宝宝最好。可圣赖孟多·农纳都的助产士并不这么做，她们建议并帮助产妇尽可能长地进行母乳喂养。卧床休息十四天有助于母乳喂养，母亲不必为家务操劳，全部体力都可以用于产奶。

我瞥了一眼挤得满登登的房间，那小得可怜的厨房，很多家居用品都没有。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奶瓶喂奶也许是最坏的选择。房间里哪儿还有放奶瓶和配方奶罐子的地方？怎么给奶瓶消毒？她会不会嫌麻烦？即使能保证奶瓶清洁，会不会根本不在意是否消毒？房间里没有冰箱，我甚至想象得到伊迪丝会把还剩半瓶奶的奶瓶随意乱放，再次或第三次喂给宝宝，根本不知道奶放凉再加热会导致细菌快速滋生。不能那样，即便奶水不足，也要坚持母乳喂养，这么做更安全。

记得在接受助产士第一阶段培训时，关于奶瓶喂养的优点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来到农纳都修道院，我还觉得修女们过于守旧，总建议母乳喂养。其实我忽略了她们面对的实际情况。课堂上教的知识本身与现实脱节，它们只适合教学，其假想的对象是理想的年轻母亲，她们属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记得住所有规定，会一板一眼遵守书本上的教导。撰写教材的理论专家们完全忽视了还有些年轻女孩儿头脑不灵光，她们会搞错配方奶，算错剂量，没有烧开水，不洗奶瓶，不给奶瓶和奶嘴消毒。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剩的半瓶奶放了一天之后，还会再喂给宝宝，也想象不到奶瓶滚在地上沾上猫毛或其他脏东西的情景。我们所学的也从没提过配方奶里或许会被添进其他东西，如白糖、蜂蜜、大米、糖浆、炼乳、小麦粉、白酒、阿司匹林、好立克和阿华田。以上这些情况，撰写教材的人或许从没想过，可农纳都修女们已经对此司空见惯了。

伊迪丝和宝宝看上去都很开心，于是我决定离开，并告诉她们，明天会来给宝宝称重，并给伊迪丝检查身体。

接下来要去探视的人是莫莉·皮尔斯，一个即将迎来第三个宝宝的十九岁姑娘，过去三个月她都没去过产前门诊。现已临近分娩，我们需要给她做检查。

来到莫莉家门口，屋里面似乎有人在吵架。我讨厌任何形式的争吵，所以下意识想打退堂鼓。可我还有工作要做，于是我敲了门。门里面立刻悄无声音了，安静了有几分钟，这种安静似乎比吵闹更让人害怕。我又敲了敲门，屋里依然鸦雀无声，随后我听到门闩被拉开的声音，锁眼转了起来——伦敦东区家家户户的大门甚少紧锁，这是我碰到的少数几次中的一次。

一个胡子拉碴儿、面容乖戾的男人，从门缝里狐疑地瞪着我，嘴里不干不净地念叨着，随后一口痰吐在我脚边，出了门沿阳台向楼梯走去。一个神情激动的姑娘，迎面冲出来，脸涨得通红，略微有些呼哧带喘，冲阳台方向大喊：“走得好！”然后一脚踢在门框上。

瞧着眼前这个姑娘，她大概已经怀孕九个月了，这么做很可能早产，尤其是如果发生家庭暴力。可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并没亲眼见到。我对她说，因为她一直没去过产前门诊，所以现在需要给她做下检查。她勉强同意，让我进了门。

室内气味熏人，充斥着汗液、粪便、香烟、酒精、煤油、剩菜、变质牛奶和未洗衣物的混合味道。毫无疑问，莫莉是个不愿打理家务的懒姑娘。我见过的大多数女人都以自己为荣，以家为荣，努力保持家里整洁，可莫莉是个特例，似乎天生没有持家的本能。

她将我领进黑乎乎的卧室，脏兮兮的床上没铺床单，只有床垫和枕头。床垫上简单铺着几条灰色军用垫子，一张木制小床摆在房间角落里。这样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分娩，我心中暗想。几个月前有助产士曾对这里做过评估，认为适合分娩，但显然自那之后环境恶化了。我必须把此事报告给修女。

我要求莫莉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她照做之后，我发现她胸口处有一道明显的黑色瘀青。我询问伤是怎么回事。她哼了一声，摇摇头，道：“自己弄的。”然后对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再没说什么躺下了。或许我的意外到访让她免受了一顿皮肉之苦，我暗自猜测道。

我开始为她检查。胎儿头部向下位于正常位置，我感到胎儿在动。听了一下胎心，一分钟126下，十分稳定。不管怎样，莫莉和胎儿的情况都很正常，十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