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汉元帝先是感到无比震惊，随后无比震撼，最后是无比震怒。怒不可遏的汉元帝终于决定强硬一回，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彻底平定和解决珠崖问题。

就在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沙场时，贾捐之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得汉元帝的“铁血计划”泡汤。

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元帝说：不要大举南征。为了论证他的论点，他举了两个例子：

例一，秦灭六国后，之所以在短短十五年的光景就灭亡了，就是因为劳师动众，近伐远征，从而导致内乱所致。

例二，汉武帝厉兵秣马，志在平征四海蛮夷，胜仗打了不少，可国家经济却倒退不少。原因是苛捐杂税太多，农民起义又太多，弄得国家焦头烂额。

结论：现在关东正在闹饥荒，百姓卖儿鬻女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致使国家处于动荡之中。现在如果还劳师动众地对珠崖开战，这是很危险的事，弄不好会国将不国的。

贾捐之的“危言”，汉元帝“耸听”后徘徊了，犹豫了，犯难了。珠崖郡的叛乱是个难剃头，战，劳民伤财；不战，珠崖叛乱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左右为难的汉元帝随后把这个难题抛给朝中大臣，让他们来想办法。

都说人多力量大，这话一点儿都不假。群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达成如下共识：既然珠崖想搞独立，想实现高度的自治，那就任其自治，让他们独立好了。儿大了都不由娘，更何况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呢？

汉元帝在采纳群臣们意见的同时，也就等于采纳了贾捐之的建议。然而，汉元帝并没有因此就对贾捐之格外看重，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什么的。弄得贾捐之一个劲地叹息：这是啥世道，我的官运什么时候轮转呢？

其实贾捐之献的称不上什么锦囊妙计，无非是珠崖郡要搞独立由它去，纯粹一个放任自流。如果这成为基本国策，那真的国将不国了。

看来仅凭一人之力，要想谋得一官半职那基本上是痴人说梦了。郁闷中的贾捐之想到了一个好朋友——杨兴。提到杨兴，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正是因为他的风吹两边倒，结果使得汉元帝对周堪师徒产生了信任危机。

这俩哥们儿都属于不得志的那种，贾捐之嫌自己没有官当，杨兴嫌自己官小。一次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闷酒，花间一壶酒，对饮成三人。两人喝着喝着话就多了起来。

“以杨兄之才，当是京兆尹的最佳人选啊（此时京兆尹的职务正好空缺）！”贾捐之趁着酒兴幽幽地来了这么一句话。

“贾兄往我这张老脸上贴金了，愧不敢当啊！”杨兴谦虚地道。

“如果我能面见皇上，一定要代为推荐你。”贾捐之话里有话。

“我看贾兄天生就是做尚书令的料啊！以你的才华，应该比那个五鹿充宗高明得多了。”杨兴互相吹捧起来。

五鹿充宗是石显的朋友，正是因为石显的关系，他才能坐上尚书令的位置。贾捐之听到杨兴的恭维之言，先是喜上眉梢，随后忧愁眉锁。连五鹿充宗这样的庸才都可以得到重用，而他这样自负才高八斗的人却怀才不遇，他能不忧吗？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贾捐之不由发出忧愁之言。

“与其等伯乐来寻我们，不如我们主动去寻伯乐。”杨兴喃喃地来了这么一句话。引得贾捐之一脸期待地看着他，杨兴隔了半晌才道：“如今的朝廷真正一把手是石显，他不是首辅，但胜似首辅。他把持着朝中百官的仕途和命运，一句能顶万句。”

要想当官，都得过石显这一关，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石显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石显是万万不能的。单从这一点来看，石显和汉宣帝时的霍光可以称为“隔代双骄”了。（两人的唯一区别是一个被阉过，一个没阉过。）

“行行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要我和石显这样的奸臣阉党为伍，对不起，我做不到。”贾捐之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接下来就看杨兴的表演了。他充分发挥一个做说客的本领，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先暂时投靠到石显门下，站稳脚跟后，再图他策……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之一句话：废水都可以再利用，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利用一下奸臣宦官又何妨？

贾捐之心动了，两人不再停留于纸上谈兵，而是开始行动了。两人来了个联名上疏，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强烈要求封石显为侯，封石显的兄弟为卿曹（官）。

本着趁热打铁的原则，贾捐之马上又来了个“孤独”上疏，内容是：推荐杨兴为京兆尹。

两封上疏，一前一后，一先一慢，一松一弛，正如侠客在比武时，前一招只是“虚晃”，后一招才是“实招”。

然而，贾捐之和杨兴的小伎俩没能逃出石显的“火眼金睛”，贾捐之在待诏期间多次骂自己是奸臣，这是众人皆知的事，石显自然知道他们是两路人。现在贾捐之突然说自己的好，他能不怀疑吗？

结果，贾捐之和杨兴的两封上疏还没交到汉元帝手上，石显已赶在前面向汉元帝作了“工作汇报”，中心思想无非是说贾捐之和杨兴两人图谋不轨。

正在这时，两封上疏传到了汉元帝手上，结果汉元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愤怒之下的汉元帝二话不说就将贾捐之以大逆不道罪斩首示众，将杨兴处以髡刑（将头发剃掉），罚为守城的戍卒。

只因两封上疏，一个丢了命，一个参了军。看来官场险恶啊！

生死由命

“人祸”刚刚结束，天灾开始接踵而来：地震、日食、旱涝、疫情……

面对眼花缭乱的天灾，汉元帝急了。他把石显找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不是说周堪、张猛等是造成上次天灾的罪魁祸首吗？我已经罢了他们的官了，为什么天灾仍然这样频繁？再这样折腾下去，只怕我大汉江山社稷不保啊！”

石显这回找不到解释的理由，只好磕头认罪。

汉元帝在原谅石显的同时，又把流浪在外的周堪和张猛师徒调回京城长安，周堪被封为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张猛被封为太中大夫兼给事中。

面对汉元帝的“知遇”之恩，师徒俩决定大干一场，为儒学派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然而，周堪很快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来：现实和梦想总是存在着差距。

尚书掌管皇帝的奏折和诏令的上传下达，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朝廷的咽喉所在，位置之重要，权力之重大可想而知。然而新上任的周堪坐在尚书一职的位置上非但郁闷，而且尴尬。原因是他的尚书之位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原来，此时的尚书职位已被汉元帝一分为五了，此时还有四个尚书分别是五鹿充宗、牢梁、伊嘉、陈顺。这四个人都是宦官派的成员，都是石显的忠实爪牙。这时的汉元帝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周堪的任何提议和方案都是“仅供参考”，说得再直白点儿就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雪上加霜的是，汉元帝因为身体有恙，常年深居宫中，石显是他与外界的唯一“传话筒”。这样一来，连周堪有事上奏都要石显代为转交，国家已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

宏图不展，壮志难酬。爱国心切的周堪从此患上了忧郁症，后来偶染风寒之后，居然一病不起，最后竟一命呜呼了。

周堪死后，他的弟子张猛便如霜打的茄子——蔫了。孤掌难鸣的张猛没有逃脱石显的魔爪，石显随便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便要将张猛捉拿归案。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徒，周堪刚强耿直了一辈子，他的弟子张猛也不是一个孬种，眼看又要再次受辱，他没有任其摆布，而是“怒向刀丛寻真理”，结果他先是仰望无情的天，然后拔出多情的剑，在未央宫大门前以一剑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

至此，儒学派的“四人帮”萧望之、周堪、张猛先后为国捐躯，只剩下刘更生。已是一介布衣的刘更生此时对宦官派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能以诗抒情，寄托自己的伤感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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