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
秦朝灭亡之后，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说法认为，秦朝之所以会快速崩溃，是因为始皇帝拒绝分封宗室子弟，导致一旦天下生乱，朝廷孤立无援，只有坐等灭亡。
高祖对此论深以为然，只是此时膝下诸子皆年幼，而弟兄又少，无人可堪大任。天下初定，需要能力强的诸侯王镇抚一方，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同族中选取刘姓族人为诸侯，取代异姓王。
好歹都姓刘，总比那些外姓人要靠得住。
韩信被徙为楚王后，齐王之位出现了空缺；如今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楚国亦无王。齐楚皆大国，高祖觉得必须交给自家人，才能信得过。
高祖诸子中，嫡子刘盈已册为太子，其余诸子多为稚子，唯有早年与曹氏私生的庶长子刘肥年龄稍长，便将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等地七十三个县封给他，立为齐王。
楚国太大，遂一分为二，分为荆国和楚国，族兄刘贾有战功，以淮河以东五十三个县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等地，共计三十六县，为楚国，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
就是老实巴交的二哥刘喜(即刘仲)，高祖也将云中、雁门、代郡等地五十三个县封给他，立为代王。
经过这番大洗牌，天下多半已攥在刘家人手中，高祖为此沾沾自喜，觉得往后可以稍微安心了。
至于那些功臣宿将，虽说已经封了二十几位，但还有好多人一时没来得及封赏，慢慢地，就耽搁了下来。
众人眼看高祖将自家人大肆裂土封王，天下的好地方，差不多都快分完了，一股不满的情绪开始弥漫：当初打天下的时候，都是我们提着脑袋往前冲；如今到了分享成果的时候，却为何没咱们的份!
一次，高祖在洛阳南宫天桥上信步走过，俯视桥下，发现不远处将领们各自三五一群，聚在一起，对着脚底下的沙地不知在比画着什么。他觉得很好奇，便问身旁的张良：“这些人在干什么？“
张良一脸庄重地回答说：“他们在商讨谋反!”
高祖一听，大吃一惊，忙问张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良回答道：“陛下请想想，您是白手起家，能够从一介平头百姓坐上皇帝宝座，依仗的正是眼前这帮人为您舍生忘死打天下，但是请恕我直言，您如今江山还没完全坐稳，就开始大肆封赏自己的家人和亲信(比如无大功的卢绾被封为燕王)。然而，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他们眼看自己有功却没得到封赏，心里肯定有怨气，又担心因功劳被猜忌(暗指韩信之事)，惹来杀身之祸，只好聚在一起谋划造反。”
高祖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便问张良该如何处置才好，要设法稳住人心才是，总不能等这些人扯旗造反后再想办法，到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
张良想了想说：“陛下生平最恨之人是谁？”
高祖狠狠地说：“当然是雍齿，这家伙当初害得我无家可归，让我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我恨不得马上就宰了他!只是考虑到他后来有功，暂时不便下手罢了。”
张良马上接过话茬说：“好，那就从雍齿着手，请陛下马上下诏，先给雍齿封侯，如此，人心自然就会稳定下来。”
于是，高祖大摆宴席，宴请群臣，当场宣布封雍齿为什邡侯(封国在今四川什邡县)，并命令丞相、御史等人抓紧时间，按照功劳大小草拟个封赏名单出来。
雍齿是高祖的死敌，这是世人皆知之事。群臣一看，如今连他都被封赏了，那咱们还担心什么。于是，他们便畅怀饮酒，局面总算稳住了。
有了皇帝的指示，办事进度自然加快了不少，很快群议结果出来了：首批一级功臣十八人，但究竟谁为功臣之首，争议比较大，多数人认为，曹参应居第一。
理由很充足，自沛县起兵以来，曹参一路攻城略地，立功无数，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身上创伤不下七十余处，功臣首位，理所应当是他了。
关于谁是首席功臣，在楚汉战争结束以来的几年间，争论从来就没结束过，尽管高祖以前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明确表示，萧何位居第一，但是，如今争议再起，其背后蕴含的意思，就值得琢磨了。
首席功臣之争，绝非简单的个人功劳大小的争执，而是军功派和行政派两股力量的较量。
萧何、曹参都是原沛县官吏，曹参为狱掾，萧何做主吏，两人后来都随高祖起兵反秦，只是，两人分工不同，曹参在前方冲锋陷阵，而萧何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灭秦之后，高祖从汉中重返关中，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数年间，曹参依然追随高祖，在前方打仗，比如魏王豹叛乱后，曹参就与韩信、灌婴一起渡河平乱。
萧何则一直留在关中，负责镇守后方。楚汉之争中，高祖数次在战场上被项羽击败，仅以身免，濒临灭顶之灾，但都能迅速起死回生，其中离不开萧何为他保持后方的稳定，提供源源不绝的兵力和粮草，使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前线作战。
对此，高祖心中有数。
如今，首席功臣之争再起，是时候下个定论了，再拖下去，会撕裂朝局的稳定。
但如何说服群臣、稳妥处理两派之争，高祖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此前，高祖曾以猎狗猎人之说，试图说明萧何的功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他还是未能彻底说服群臣。
看目前的局势，军功派显然占了上风。
此时，有名叫鄂千秋的谒者站了出来，替高祖解了围。
“诸位所论大谬，萧何和曹参岂能置于同一层面比高低!”
群臣一听，不由得感到一阵错愕，便停止争论，听他有何高论。
鄂千秋环视了众人一眼，说：“曹将军功勋卓著，这一点无人否认。但试问，在楚汉对峙的五年间，汉军数次近乎全军覆灭，如此危局之下，纵然曹将军神勇，置生死于度外，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于全局又有多大用处呢？是谁在陛下数次大败之后，及时提供了兵源？是萧何!又是谁在粮草殆尽之际，提供了充沛的后勤补给，帮助陛下度过了危机？是萧何!正因为萧何之故，陛下屡屡兵败后，又能东山再起，重新投入战场，最终反败为胜!”
众人都在静静地听，无人站出来驳斥，因为鄂千秋说的都是事实。等鄂千秋说出下面一段话时，众人彻底哑然了。
“数年来，崤山以东之地，数易其主，荥阳、成皋屡次非我所有，试问要是没有萧何为大汉保住关中后方，纵然有百余名曹参又有何用？诸公还有机会在此争论孰之功劳高低吗？一句话，萧何之功关乎全局，建立的是万世之功，而曹参之功不过是涉及区部，建立了一时之功罢了!”
够了，就凭这一番话，已无须高祖表态了。
萧何的首席功臣之位，至此成为定论。
为了表彰萧何、突出其地位之尊崇，高祖特许他可以佩剑着履上殿(一般大臣朝会，必须脱履、去剑)，也可以不行趋步礼(在朝会时，御前快速小碎步行走，以示尊敬)，又加封萧何两千户食邑。同时，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皆得到封赏。
鄂千秋为平息这场争议做出了贡献，高祖特意将他的封爵从关内侯擢升为安平侯。
争议是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两派之间自此就心平气顺、握手言和了。裂痕已经形成，岂能在朝夕之间就弥合？
为了朝局的稳定，高祖决定将萧何、曹参分开。
萧何留在朝廷为丞相，主持朝廷大计；而曹参调往齐国，襄助齐王刘肥，担任齐国相国。
功臣之争告一段落，但在天下诸侯中，尚有不少异姓王存在，这始终让高祖感到隐忧。
除了已软禁于京城的韩信，异姓王还有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长沙王吴臣、燕王卢绾、赵王张敖。其中，燕王、赵王属于自己人，长沙王比较弱小不足为虑，淮南王、梁王属于刺儿头，但暂时也没把柄，不能动，所以只能先从韩王信下手了。
韩王信是异姓王中仅存的原六国宗室后裔，其下辖地境背靠巩县、洛阳，南至宛城，东及淮阳，地理位置实在重要。而且，宛城、淮阳这些都是军事要地，属于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把这些地交到一个外人手中，高祖实在放心不下。
思来想去，高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决定异地安置韩王信，将北方太原郡三十一个县，划为新韩国，建都晋阳，诏命韩王信即刻前往就国。
当然，表面文章还是要做足的，高祖对外宣称，如今大汉初建，天下未稳，四方多事，像防备北方胡人滋扰中原这样的重任，非得由像韩王信这样雄才大略的诸侯王扛起来不成。
韩王信不傻，对皇帝的用意心知肚明，这不就是将自己送到北部边境，想借刀杀人吗？
但即使明白也不能说破，抗命造反，他没勇气。为免皇帝起疑心，韩王信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反而摆出了一副高高兴兴、敲锣打鼓、为国戍边的姿态。
他立刻给皇帝上书，主动要求加码：既然北上御边，待在晋阳怎么行呢，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想组织兵马都来不及。于是他坚决要求将国都迁到边境附近的马邑(在今山西朔州市东北三十三里马邑村)，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敌人，保持大汉边境的安宁。
高祖一听，自然求之不得，马上批准。
韩王信心里有苦说不出，只能收拾行囊，辞别故国，一路北上。
越往北走，越荒凉，满目黄土，到处丘壑，经过秦汉之际的连绵战争，北方的荒芜更远胜中原。
一路走走停停，等抵达马邑时，已是深秋。
马邑城建在一座小山包上，周围地势险峻，附近不远处还有涧溪，可谓易守难攻。
马邑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此地本属于赵国，后来秦赵大战，赵国的主将赵括曾在此筑城养马，故得名。
秦统一天下后，始皇帝曾下令大将蒙恬北上驱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此后，帝国北部边疆迎来了短暂的安宁。
然而，随着蒙恬被杀、王离率大军南下镇压内乱，导致边防出现空虚，军事设施形同虚设。大秦灭亡后，刘项争夺天下，数年间中原烽火连天，根本无暇顾及北部边疆。
如今，中原战事基本平息，高祖自然开始高度关注起北方边境的安宁来，徙韩王信固然有权力斗争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出于新兴大汉边境安宁的需要。
韩王信以前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中原腹地，他打过交道的对手有秦军和项羽，但对于北方的匈奴人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他将面对的敌人，远比以前的对手更加狡猾、残忍和剽悍。
在长城以北的辽阔大漠草原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与居住在城郭村落的中原农耕民族不同，他们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生活飘忽不定，犹如天上的白云，时而聚居，时而分散。苍茫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豪爽洒脱的生性；同时，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远比中原艰辛，所有的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畜牧展开，牛羊牲畜是牧民一切生活的来源，也是全部的财产。然而，相比农业，畜牧业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更加脆弱。或许，一股风暴、一次大旱、一场雪灾，都会让草原牧民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想要在草原上活下去，唯有遵循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存法则，让自己变得更强、更狠。所谓的仁义道德，那是建立在丰裕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伦理规范。管子说得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中原那一套礼法制度，根本行不通。
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特定环境基础之上，是人与自然博弈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协作和分工的总结和积累。
自夏商周以来，中原三代文明叠加，宗法、礼乐、分封这些政治文化制度已经稳固，并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血与火的锤炼，统一于秦。秦虽覆灭，但统一的大汉也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崛起。
然而，在草原上，时间似乎过得更慢，在过去的千百年漫长岁月中，时光近乎停滞，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居穹庐，食肉衣皮，饮牛马之乳，居无定所，来去如风。
草原上，一拨人来了，另一拨人走了；就如草原上的野草，青了黄，黄了青，一岁一枯荣，一茬又一茬；就像大漠中的风，吹过后，了无痕迹。
他们没有文字，更谈不上记载历史，一切行动都是靠习俗和口头约定，简单明了。
关于他们的名字，在中原史书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诸如山戎、獫狁、荤粥等等，至于这些人，是出自同一族源，还是来自不同的族群，我们不得而知。至战国时期，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兴起于今天内蒙古阴山至河套地区，逐渐进入中原人视野，他们被称作匈奴。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索隐》引张晏之说，称商汤灭夏后，夏朝末代之王履癸(即夏桀)被流放，三年后死去。桀有一子叫作淳维，国破家亡后远遁大漠，其后裔后来逐渐演变成匈奴。但这种记载的可信度究竟有几成，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测，匈奴的族源并非单一族群，而是由周边不同民族逐渐融合而成，其中有可能就有为逃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大漠的群体。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生产与战争一体，平日为民，战时为兵，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其一生大多数时光都在马背上度过。为了适应骑射生活，匈奴人从孩童时代就开始接受训练，幼童无法骑马，便骑在羊背上练习射猎鸟鼠。年龄稍长些，就会射杀狐狸和兔子之类的小动物。正是这种长期的生活训练，让每个成年匈奴男子都是能够上马用弯弓作战的战士。
活下去，是草原人最大的目标。一家人、一个部落，想要活下去，能依靠的只有内部的青壮男人。所以有好吃的，青壮之人享有优先权，老弱次之，非但没有尊老传统，相反，老弱之人会被轻视。
至于婚姻习俗，父兄死后，除生母之外，庶母、寡嫂皆被子弟收继，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家庭和部落的人员不减员、财产不流失。
弓箭、弯刀，既是匈奴战士的常用武器装备，也是日常生活生产用具，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战斗时刻，都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严酷的生存环境让匈奴人明白，为了活下去，唯有弱肉强食。劫掠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部族之间相互抢夺牛羊是稀松平常之事，越境南下，抢劫中原北部边境附近的村落和城郭居民，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无论作战还是劫掠，匈奴人奉行的原则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绝不为面子硬撑，遇到实力不济之时，便果断逃遁，并不以为羞。
战国之时，七国纷争，匈奴趁势南下烧杀抢夺，无数边境百姓深受荼毒。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三国，为了御敌，纷纷在北部边境修建长城，不过，依然没法从根本上消除祸患，匈奴还是时不时地绕过长城南下滋扰，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始皇帝统一六国。
中原完成秦汉政权更迭之时，匈奴也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整合，一个空前强大的草原帝国逐渐形成。
韩王信在马邑立足未稳，匈奴人就像是潜伏已久的狼群，开始悄然逼近。
大漠苍狼
匈奴君主被称作撑犁孤涂单于，这是对匈奴语的直接音译。“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意为“广大”。撑犁孤涂单于，按照字面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之子之意，与中原尊君王为天子类似。撑犁孤涂单于一般简称为单于，单于姓孪鞮氏(《后汉书》称，单于姓为虚连题)，此时的单于名叫冒顿。
冒顿虽说不像高祖那样白手起家，他的权力是来自父亲头曼单于，但他也并非是守成之主，而是相当于自我创业，重新打下了江山。
由于匈奴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关于匈奴单于的世系，长期以来处于一片空白，往上能追溯到的，也只有冒顿的父亲——头曼。
头曼的运气不好，他在位时，正赶上始皇帝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六国，然后，派大秦三十万劲旅抵达匈奴南境，一举将匈奴驱逐出水草丰茂的河套地区。秦人沿黄河修筑边塞，迁徙罪犯戍边，实行耕战一体的策略，将大秦的边境推移到草原边缘。
面对大秦铁骑，匈奴人根本不是对手，头曼只得率众远遁大漠。
更令人泄气的是，头曼在位时，东有东胡，西有月氏，都比较强盛，匈奴夹在中间，日子并不好过。
头曼年老，无雄心壮志，只想得过且过，但其太子冒顿野心勃勃，志在振兴匈奴。
冒顿之母早死，头曼续弦。之后，新阏氏(即王后，读音胭脂)为头曼生下一子。老年得子，令头曼欢喜无比，遂萌生废掉冒顿、立幼子为太子之念。
太子乃国之储君，不能轻易更替。古往今来，由于废长立幼而引发的宫廷血案，史不绝书。头曼也明白，若是无故废除冒顿，必然引来匈奴内部动乱，所以他想了一招借刀杀人的馊主意。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冒顿突然接到命令，头曼命他前往月氏做人质。身为王族，不仅仅意味着能享受尊崇和富贵，同时也要肩负起家国责任。在两国或者两族之间，为了取信于对方，常常会将王族成员送到对方那里，称其为人质，无论中西方，都曾经盛行这种政治游戏，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作为太子，冒顿无法推卸掉肩上的职责和义务，只得上路，前往月氏。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曼只须渐进式地打击冒顿的亲信，培养小儿子的势力，假以时日，冒顿在国内的根基自然会被清除干净，变成无根浮萍，再无法对小儿子构成威胁。那时候，让小儿子顺利接班，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不知是头曼太过性急，还是自感年岁已高，来日无多，想早点斩草除根。总之，冒顿到达月氏还没几日，头曼便急吼吼地率领大军攻打月氏。
月氏没想到匈奴人如此背信弃义，前脚送人质，后脚就攻袭。在月氏人看来，头曼摆明了是先用人质麻痹自己，然后乘机攻其不备。月氏人大怒之下，便想拿冒顿祭刀。
谁承想，冒顿不但机智过人，且身手了得，在提前得知了消息后，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一溜烟跑回了匈奴。
得知儿子从月氏安然无恙地跑了回来，头曼只好撤兵。或许是觉得自己做事过于狠毒，感到心中有愧，头曼对外宣称，从月氏至匈奴，千里迢迢，冒顿能够安然脱离虎口，实在不愧是匈奴的勇士，为了嘉奖他，头曼特许给他调拨一万骑兵，供其调遣。
此后，父子间表面上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然而，头曼注定要为他的昏聩付出代价。
在以后的日子里，冒顿暗中加紧训练只听命于自己的嫡系人马。为了统一号令，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在箭杆上绑上哨子，射向空中时，发出唿哨声，冒顿称其为鸣镝。
冒顿规定，大军行动，一切以鸣镝为号令，我射向哪里，你们也必须射向哪里，敢有不遵者，定斩不赦。
起初，冒顿率领部下去射猎。他将鸣镝射向鸟兽，一旦发现有跟不上步调者，立刻斩首。经过一段时间的演习，部下们基本能做到整齐划一。
为了检验成果，冒顿有一次将鸣镝射向了自己的宝马，将士中有人有所顾虑，没敢张弓，冒顿二话不说，当即下令，凡是不射之人，统统杀头。
又过了一阵，冒顿又用鸣镝瞄准了自己的爱妻。部下中有人心中犯嘀咕：上次宝马虽说名贵，毕竟是畜生，但眼前可是个大活人，实在不敢相信，冒顿会将自己妻子做靶子，便没有拉弓。
下场可想而知，这些人无一例外，全被处死。
再后来，冒顿又对着自己的爱马射出鸣镝时，将士们毫不犹豫地齐刷刷射出了箭矢。
冒顿用将士们的血，塑造了号令如一的权威。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和磨砺，冒顿这只草原狼觉得，是时候亮出獠牙了。
此时，头曼仍然被蒙在鼓中，对此一无所知。
没过多久，头曼还是跟往常一样，带领阏氏和小儿子及群臣外出狩猎。
忽然，一支清脆的鸣镝划过天空，头曼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时，但见铺天盖地的箭雨从天而降，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头曼根本没来得及转身，就被射成了刺猬。
冒顿当即下令，处死后母、幼弟及不服从自己的群臣，然后当众宣布自立为匈奴新单于。
一夕之间，草原变了天，实现了改朝换代。
是年，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就在这一年，陈胜、吴广在中原揭竿起义，大秦走向了崩溃，统一的帝国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逐渐结束了草原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开始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
然而，统一草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冒顿首先需要面对强盛的东胡的挑战。
根据《东胡源流史》记载，周武王灭商之际，消灭了商朝属国归国(位于今河南郾城县东)，归国有一支脉称作胡国(位于今河南郾城县西北胡城集)，胡国人在亡国后，向北迁徙，聚集于今天河北、山西西北部，与当地原住民融合，渐渐形成一个新的部族，称作胡人。
后来胡人一支留在今山西北部林区地带，被称作林胡；而另一支继续向东北迁徙，来到了今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等广大地区，活跃在辽河流域和滦河中上游地区，因所处地区在匈奴之东，被称作东胡。
东胡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吸纳沿途部族，规模逐渐壮大，至战国时，已成为东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力量。
东胡人的生产以畜牧为主，兼狩猎生活，作战骁勇，时常威逼周围匈奴、燕、赵诸国。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在七国中争雄，并抗击北方匈奴的入侵，要求赵人向东胡人学习，在赵国境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胡服骑射”军事变革。赵军的战斗力迅速得到提升，很快消灭了中山国，以至于诸侯列国再也不敢小觑赵军。
仗着强大的军力，东胡时常南下滋扰劫掠燕赵两国，也不把同样弓马娴熟的匈奴放在眼里，当冒顿弑父自立的消息传开后，东胡王便派使者到匈奴，想试探一下冒顿，看他与其父头曼有何不同。
使者的态度很蛮横，一见面，就要求冒顿将头曼的千里马献给东胡。
冒顿不动声色，咨询群臣，到底给还是不给，群臣回道：“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岂能给外人，坚决不能给!”
与群臣激烈反对的态度不同，冒顿的反应倒是很平静，说：“不就是一匹马吗？犯不着为此得罪强大邻国。算了，既然东胡王想要，我情愿双手奉上。”
东胡王见使者牵着千里马返回，喜出望外之余，对冒顿心生轻蔑，没想到匈奴新单于，竟然是个如此胆小怕事之辈。
没过多久，东胡的使者再次出现在匈奴单于之庭，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傲慢，张口就要求冒顿将阏氏献给东胡王。
此言一出，匈奴群臣顿时气炸了锅，没想到东胡人如此嚣张，得寸进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对匈奴的公然羞辱和挑衅!当下纷纷向冒顿请命，要求立刻发兵东胡，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胡王。
谁承想，冒顿非但没有被激怒，反而出人意料地说：“为了两国和平，区区一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东胡王想要，径自带去便是。”
看着东胡使者得意洋洋地带上阏氏扬长而去，匈奴上下既感到羞辱，又倍感泄气，本以为新单于是个胸怀大志的王者，能够带领匈奴走出困境，实现富国强兵，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窝囊废。
人性的贪婪没有止境，东胡王接连得逞后，更加得意忘形，自然就放松了对匈奴的戒备。没过多久，他又派使者捎信给冒顿，要求将匈奴与东胡接壤的千里之地划给东胡。
冒顿再次召集群臣，征求众人的意见：“东胡要马要人不算，又来索要土地了，大伙儿说说，该怎么办？”
大臣们以为冒顿现在要割地了，多数人都气呼呼地不说话，个别人觉得，冒顿连自己女人都肯送人，土地又算什么，便没好气地回答道：“那一块地区，本来就是空旷无人之地，东胡与我们匈奴人只是在两边修了哨所而已，形同废弃，给也可以，不给也行，一切由你大单于看着办!”
不料冒顿听后，当下勃然大怒，喝道：“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岂能轻易给人!”说完，立即下令，将说可以给地的大臣拉出去斩了，同时传令集结兵马，立刻发兵东胡。
东胡王此时还在美滋滋地等着匈奴割地的消息，根本没料到冒顿率军前来。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很快被匈奴人打得狼狈逃窜。
冒顿一战而灭东胡，无数东胡百姓连同他们的牲畜都成了冒顿的战利品。消除了东部的敌人后，冒顿趁势向西拓展，月氏人不是匈奴的对手，被迫西迁。
紧接着，冒顿率领匈奴大军南下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又称作新秦中)，吞并了楼烦(部落名，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和白羊(部落名，在河南地一带)河南王的地盘，一举收复了当年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去的土地，攻占了汉朝北疆要塞朝那县(属北地郡，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肤施县(属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并不时侵扰燕国和代国。
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冒顿基本统一了大漠，建立了匈奴历史上最强大的草原帝国，其疆域横跨大漠南北，东至大海，西至西域。此时，冒顿麾下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草原军团，无论机动性，还是战斗力，远非仍然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可比。
然而，韩王信对北方邻居的了解，依然是近乎空白的。
其实，何止是韩王信，当时中原地区，对匈奴的了解都停留在传闻阶段，对于匈奴的历史、政治、军事，人们一无所知。直到头曼单于时，中原史官才开始对匈奴有零星的记载。
韩王信虽然以前依稀了解一些匈奴不时滋扰汉朝边塞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想到，在他抵达马邑城没多久，一觉醒来，匈奴人突然降临，将小小的马邑围了个水泄不通。
初来乍到就陷入重围，韩王信叫苦不迭，只好先派使者前往匈奴大营周旋，为汉军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谁承想，韩王信与匈奴使节往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却招来了朝廷一些人的疑心，怀疑韩王信暗中与匈奴勾结，迎匈奴南下。
高祖本来就对韩王信不太信任，听到匈奴围困马邑的消息，更加深了对他的猜忌，便派使者斥责韩王信。
可怜的韩王信，本来就够倒霉的了，先失去了中原封地，后被撵到北方苦寒之地，还没来得及舒口气，又面临外有敌军层层围困、内有朝廷不信任的窘境。
绝望之下，韩王信索性选择了投降匈奴。
九月，韩王信献马邑于匈奴，冒顿趁机率兵南下，翻越句注山(又名陉岭、西陉山、雁门山，位于今山西省代县西北)，进攻太原郡，前锋抵达晋阳(太原郡治所，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
韩王信降敌、匈奴南下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已是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时值岁首，朝廷上下刚刚办完长乐宫落成庆典。
外敌入侵，使得高祖来不及好好体验一下新宫室带来的愉悦，只好集结兵马，共征发三十二万大军，踏上了北征之路。
一路北上，天气越来越寒冷，没多久，天空中便下起雨夹雪来，而且愈下愈大，汉军冒着风雪，顶着北风，踩着泥泞，艰难前行。
等大军抵达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时，遭遇了韩王信的军队。大军很快将之击溃，并斩杀了大将王喜，韩王信见势不妙，再无心组织抵抗，一溜烟潜逃到匈奴境内去了。
不过，韩王信的部下曼丘臣、王黄不甘心，他们重新聚拢了残军败将，拥立原赵王后裔赵利为王，打算联合匈奴与汉军再见高低。
高祖在击溃韩王信后，乘胜进军，入驻晋阳。
就这样，长达三百年的汉匈战争，悄然拉开了帷幕。
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笔者按：匈奴官职，单于以下，左贤王最尊贵，为单于副储，单于死，即为单于；然后依次是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等)率一万多骑兵与王黄所率残部集聚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得知高祖进入晋阳，便南下攻晋阳，结果被汉军打得落花流水，匈奴将领胡白题被斩杀，狼狈逃窜至西河郡离石(今山西离石)，再次被汉军击败。后来，匈奴重新在楼烦集聚，旋即被汉军击破。
汉军以前都是在中原作战，跟匈奴没有正面交锋过，对敌人的战力虚实不太了解，故而，刚交战时还比较谨慎。然几次交战下来，目睹了匈奴与韩王信联军一触即溃之后，汉军觉得匈奴也不过如此，于是渐生轻敌之意。得知冒顿单于就驻扎在距平城不远的代谷(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带，高祖决定亲自与冒顿一决雌雄。
就在汉军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殊不知，战争的梦魇才刚刚开始。
在发动攻击战之前，高祖决定先派人去一探虚实。
斥候们陆续从各个方向迫近匈奴，暗中侦察敌情。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匈奴士兵多老弱病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至于匈奴的战马，亦多羸弱，三三两两零散地分布在山谷之中。
来来往往，斥候往复了十多次，向皇帝汇报的结果都很一致：匈奴兵马虚弱，应该抓住机遇，突袭匈奴，生擒冒顿。
高祖毕竟是久经战争之人，面对匈奴这个陌生的敌人，依然不敢大意，便又派刘敬出使匈奴，探听虚实。
刘敬前往代谷，途中看到的景象，正如之前几位斥候汇报的情形，但他经过仔细观察，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再次观察之后，他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眼睛看到的恐怕未必是真相，这很有可能是匈奴人故意制造出的假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迷惑和麻痹汉军。
就在刘敬出使匈奴后不久，高祖按捺不住求胜的冲动，率领大军越过句注山，向匈奴进发。半道上，高祖迎面遇到了出使匈奴归来的刘敬。
刘敬向皇帝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觉得匈奴人有点反常。在接连的溃败之下，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是为了恫吓敌人，此时匈奴更应该加强警戒，摆出最强势的阵势，耀武扬威才对；但代谷的匈奴人却一副松松垮垮、不堪一击的样子，这实在不合情理。
刘敬诚恳地建议高祖，在敌我军情不明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发动对冒顿的攻击。
事实的真相，正如刘敬所料。
匈奴长于野战，短于城池攻防，何况高祖率领的汉军，皆是久经战火洗礼的精锐之师，故而晋阳城下，匈奴初战遇挫。
冒顿不仅仅是天才的军事家，更是一名伪装和隐忍的大宗师。他无师自通，师法自然，犹如大漠草原上的苍狼，潜伏、隐忍，然后出其不意，果断出击，咬断敌人喉咙，一击置敌于死地，绝不给敌人任何反击的机会。
他对付自己的父亲头曼，对付东胡王，都是靠这种策略，如今他打算故技重施。晋阳战败后，冒顿就立即决定调整战术，将精兵藏匿起来，故意派一些孱弱士兵参战，战则一触即溃，以达到迷惑汉军、诱敌深入的目的。
在汉营方面，高祖率领数十万大军北来，自然胸怀壮志，试图一战永绝后患，岂能因刘敬三言两语，就停下行军的步伐？
面对刘敬的一再劝阻，高祖非常恼火，冲着他一通破口大骂：“你这个浑蛋，以前不过侥幸凭借摇唇鼓舌，在我面前耍嘴皮子，捞了个一官半职，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胡说八道，想要动摇军心，阻拦我军前行!”
当即下令，将刘敬拷上刑具，押解到广武，囚禁起来，打算在打败匈奴后，再收拾他。
处置完刘敬，高祖便率领汉军继续行军。
途中，又有一位名叫成的御使劝阻高祖。他说：“匈奴人行踪犹如鸟兽一样飘忽不定，找他们作战，就好比跟自己的影子博弈，根本打不到，还不如就此作罢。”
但高祖此时已经铁了心，任谁劝都已听不进去了，他执意前行，率领着一支疲惫之师，踏上了征伐匈奴的道路。
白登迷雾
晋北地区多山，道路崎岖，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尽管有三十二万之众，但在如此艰险的地区，大军根本没法展开布阵。因此，当高祖带领少数前锋骑兵，抵达平城县(属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八里古城村)时，汉军的二十多万主力部队还在马邑、楼烦一带。
抵达平城后，高祖驻扎在平城以北三十里处的白登山(距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二十里处马铺山)。
时值冬季，天气越来越冷，汉军普遍衣着单薄，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而天公也似乎故意跟汉军过不去，北风卷着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不少汉军将士在超低温之下，都患上了冻疮，士卒中十分之二三都冻坏了手指，根本无力拉弓，更别说参加战斗了。
一场无情的大雪，剥夺了汉军的战斗力，战士们对战争充满了悲观，士气普遍低落，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笼罩在大家心头。
一日凌晨，汉军被冻醒过来，突然发现，匈奴人犹如被风雪卷来，一夜之间将白登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从山顶登高望去，但见旗帜招展，军帐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白登山已沦为匈奴铁骑海洋中的孤岛。
令高祖吃惊的是，匈奴骑兵阵容雄壮，所乘战马，按照不同方位区分，毛色整齐划一：西面白马，东面青马，北面黑马，南面黄马。
要知道，高祖称帝之时，天子的车驾都没法凑齐七匹同色纯种之马，因为自秦末大乱以来，连绵的战火把中原的家底基本都打光了。天子都如此，至于普通大臣，上朝更是只能乘坐牛车。
因此，汉军以步兵为主，既是现实战争的需要，也是被迫无奈的选择。
山下匈奴人欢马嘶，山上汉军看着战战兢兢。高祖此时终于看清了匈奴真实的实力，开始有点懊悔不该轻率冒进，但为时晚矣。
不过，冒顿似乎并没有急着发动冲锋，而是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
自得知汉军北来的消息后，冒顿引而不发，一直设法藏匿自己的实力，直到高祖被引诱上钩、驻军白登山后，他才果断出击，出其不意地率三十万大军(《资治通鉴》称四十万)杀来，靠着匈奴战马极强的机动性，在汉军根本没反应过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白登山。
冒顿之所以不急着开战，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目前匈奴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汉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如果轻率地发起仰攻，显然对匈奴不利。而且山地战，匈奴骑兵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况且，冒顿在发兵之时，曾派人通知王黄及赵利，要求他们引军前来，一起围歼汉军。
因此，冒顿便打算先耗着，等到盟友到来后，再作打算。
就汉匈双方而言，匈奴人耗得起，但汉军耗不起。匈奴人穿皮裘，随身携带肉干奶酪，衣食无忧。但汉军远离后方，军需有限，根本没法长期对峙下去。
冒顿相信，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需他动手，漫天风雪和北国酷寒就会消磨掉汉军最后的勇气，让他们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下，精神会彻底崩溃。
汉军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切断。经不住饥饿和严寒，不少士卒毙命于风雪之中。
高祖自起兵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大小战役，九死一生、虎口逃命也有过好几遭，但像目前这种境况还是头一次。
君臣上下苦苦煎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援军早日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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