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料，晁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除掉袁盎决不甘心。

权力斗争没有双赢，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在晁错看来，只要袁盎还在人世一天，难保不会翻身，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他。

刘濞谋反的消息传来后，晁错觉得彻底铲除政敌的机会来临了，立即找来丞史(御史大夫的属官，汉朝时，丞相有两长史，御史有两丞，合称丞史)谋划：“袁盎担任吴国国相时，大量接受刘濞的财物，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一直以来包庇刘濞，替他隐瞒朝廷，屡次打包票说，吴王不会反叛。可如今刘濞却真反了，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赶紧拟出一个检举惩处袁盎的方案来!”

晁错信心满满，笃信袁盎此次在劫难逃，死定了。

不过，这位丞史却没有顺着长官思路办事，而是说出了他的想法：“想当初，吴王还没谋反，那时惩处袁盎，或许可以达到告诫效果，警示吴王朝廷已掌握了他的阴谋，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可如今，吴王已反，处罚袁盎已于事无补，更何况，吴王谋反之事，袁盎也不见得真的了解内情，咱们办案，要有确切证据才行!”

丞史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言外之意很明白，如今国家内乱，大敌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朝廷稳定团结的局面，可不能敌人还没杀上门来，咱们内部先乱了阵脚，自己人相互倾轧。

晁错听后，想想也对，内心开始有所动摇，有点犹豫要不要立刻拿袁盎开刀。踌躇之后，就暂时将此事搁置了起来。

晁错不知道，他这一犹豫，反而送了自己性命。

那个丞史才跟晁错谈完话，就一溜烟跑去给袁盎通风报信。

他为何这么做，是因为同情袁盎，还是因为看不惯晁错赶尽杀绝，没有人知道。总之，袁盎得救了。

袁盎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一时间顾不了太多，连夜跑到窦婴府上求救。

他没有丝毫隐瞒，将自己在吴国国相任上之时，为了稳住刘濞，也为了自保，不得已接受财物等事，毫无保留地向窦婴和盘托出，表示自己无愧于心，愿意当面向皇帝澄清。只是自己现在是白身，希望窦婴向皇帝引见。

恰在此时，景帝召见了窦婴。

或许一切都在冥冥中注定了，晁错和袁盎这对生死对头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有时候，给别人一条活路，何尝不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当你步步紧逼，将对手逼入绝境时，有可能同时使自己陷入绝地。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是人呢？

袁盎可不仅仅是会讲仁义大道的腐儒，要论杀人，他的办法不比晁错少。他在朝中做过中郎将，在陇西带过兵，在吴国与刘濞做过伴，他的人生阅历，远比晁错丰富得多。

袁盎这一辈子还真没服过谁，文帝时，宦官赵同(实名赵谈)恃宠而骄，袁盎当着皇帝的面强行让他下车。申屠嘉贵为宰相，权倾朝野，在袁盎面前，也是心服口服。

晁错，对不住了，是你逼人太甚，那么，就休怪我无情!

窦婴出宫赶赴荥阳前线时，袁盎入宫了。

见到皇帝时，景帝正在与晁错商议给前线筹措军粮之事。

与吴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个地处遥远东方的诸侯国，对长于深宫的景帝来说，依然有些陌生。

在他记忆中，只是依稀听说吴国有个叫田禄伯的将军颇有些才能，除此之外，对吴国的底细，他了解甚少。

两军交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景帝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吴国的真实情况。

目前在朝中，唯有袁盎是为数不多的在吴国工作过多年的人之一，对吴国的实际情况最了解。

也许当初，景帝不同意处死袁盎，就是留了一手，以备不时之需，也未可知。

“你曾经出任过吴国国相，想必知道田禄伯吧，此人能力到底如何？对于吴国、楚国叛乱，可有好的应对之策？”

“陛下且宽心，吴国、楚国叛乱没什么了不起，无须过虑，用不了多久，朝廷就会彻底将他们击败。”袁盎说得很轻松，就像拉家常一般，不过，他没有正面回答景帝的问题。

袁盎的回答，让景帝感到很意外。

“吴王开挖铜矿，自行铸造钱币，又煮海水制盐，靠着无数的财富积累，纠集了天下英雄豪杰，熬了大半辈子，等到头发白了才举兵作乱，要说他没有周密的盘算，说出来谁信？你怎么一口咬定他会很快败亡，一事无成呢？”袁盎的话太空洞，景帝觉得他在敷衍自己，心中有些不悦，当即反驳。

“陛下说的是，吴国拥山海之利，开山取铜铸钱、沸海煮盐都是事实，吴王拥有用之不竭的财富也不假，但要就此断定吴王招揽了天下豪杰，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英雄豪杰岂是靠金钱就能收买的？他不过是拼凑了一伙贪图钱财的亡命之徒罢了。倘若吴王麾下真有英雄豪杰，定然辅助他匡扶正义，做利国利民之事，怎会挑唆吴王起兵造反呢？”袁盎不慌不忙地回答。

这番话看似说得正气凛然，滴水不漏，实际大而不当，冠冕堂皇却非常空洞，所谓君臣大义和国家秩序，这些话站在不同立场，都能解释得通。刘濞也不会承认他在犯上作乱和祸国殃民，他以正义之师自居，自诩举兵造反是在做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

至于真英雄无法靠金钱笼络这种说法，更是完全不着边际。

谁敢说刘濞几十年来招募的人全都是酒囊饭袋，没有一个真有本事之人？

或许，真英雄豪杰没法用金钱来收买，但英雄豪杰也缺钱，也要养家糊口，也要吃喝拉撒，汉朝中央朝廷肯定无法做到野无遗贤吧？那么，肥得流油的吴国，何尝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不过，袁盎说这番无懈可击的废话，在政治上完全正确。

连在一旁的晁错都忍不住插话说：“袁盎说得对!”

一直以来，晁错恨不得将袁盎除之而后快，这次为何一反常态，当着皇帝的面给袁盎帮腔？

也许是晁错公私分明，他与袁盎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只有政治立场不同，所以，只要袁盎说得对，他会毫不犹豫地赞成。

也许是为了在皇帝面前撇清，他之所以屡屡揭发袁盎，并没有掺杂个人利益在内，只是一心谋国。只要对国家有利，哪怕是政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赞成。

也许是景帝太年轻，面对气势汹汹的吴楚叛军乱了分寸，晁错想借袁盎的话稳住他。

又或许，各种情况兼而有之，但真实情况唯有晁错自己知道。

但对于袁盎来说，有晁错这句话就够了。

景帝又问：“虽然如此，请你还是谈谈具体措施才行。”

“事关机密，请陛下让身边人回避。”袁盎马上回答道。

袁盎的提议完全合理，谁也无法保证皇帝身边没有刘濞安插的耳目。

景帝示意左右侍从之人退下，晁错没动，留在了原地。

晁错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皇帝最亲近之人，不属于外人，无须回避。

但是，袁盎依然一言不发。

景帝催促他，现在可以说了，袁盎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臣所说的方略，唯有陛下一人可知，非人臣可知。”

晁错猛地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只得悻悻退下，到东厢房回避。临走前，回过头来狠狠瞪了袁盎一眼。

不过，袁盎面无表情，根本懒得再理他。

目送晁错的背影消失在殿门口后，景帝回过头问袁盎：“现在可以说了吧。”

“吴楚等诸侯宣称，高祖分封天下，遍立刘氏宗亲为诸侯，晁错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实在不甘心，说到底，他们是痛恨晁错，而不是反朝廷。为今之计，只有斩杀晁错，遣使赦免吴楚七国的谋反之罪，归还被削除的封地，如此一来，他们就失去了造反的借口，兵不血刃就能平息战乱。”

袁盎的话说完了，景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袁盎知道皇帝已被打动了，现在他无须再多说一句话，只要静静等待即可。

果然，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权衡之后，景帝深深叹息了一声，说：“若真是这样，我怎么能为了爱惜一人，而得罪整个天下？”

皇帝已经主意，要拿晁错做牺牲品了。

不过，姿态还是要做足，毕竟晁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帝位。

如今，只需给皇帝搭个台阶。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皇帝是在别无选择、百般无奈下，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此计以外，以臣有限的智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袁盎脸上堆满了内疚和谦恭，而在内心中，他如释重负，他知道在短期内，自己性命无忧了。

在东厢的晁错尚不知自己的生死已在三言两语内决定了。

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是在家国天下、万姓苍生等崇高词汇的遮掩下，干一些交易、出卖、利用的肮脏勾当。

晁错为人刻薄，不会做人，不会团结同僚，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如同商鞅、吴起、韩非等历史上的著名法家之士一样，他善于谋国，但拙于自全。

或者说，个人得失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变革无不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以晁错的智商和学识，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削藩，他图的是什么？

说白了，成功了，巩固的也是刘姓江山，但是倘若失败了，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的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历来不缺乏为民请命、为国牺牲之人，他们敢于为了自己心中崇高的理想而牺牲。

支撑晁错无所惧地往前冲的源动力，正是来自他的忠诚与理想。

自战国以来，国家动乱，民不聊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诸侯林立，政令不一。

大汉建立以来，高祖之所以有限地恢复分封，是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的不得已之举。

只是，权力会侵蚀人的心性，它不会由于血缘而变得温情脉脉起来。那些刘姓宗亲诸侯们，为了权力和利益，不会比异姓王更加亲近，正是这些诸侯王的存在，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削弱诸侯王势力，并非晁错一人之见，而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包括晁错的死对头袁盎。

但明白是一回事，真正去做是另一回事。

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需要大智大勇，手段和勇气不可缺，权力的支持也不可缺。

权力的诡异就在于，无论你做正义之事，还是祸国殃民之事，都离不开它。

一切成功之事，都是在正确的时机、用合适的人、用恰当的方法完成的，缺一不可。

文帝时，贾谊、晁错都先后主张削藩，但文帝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诸侯犹如脓疮，长在大汉的肌肤上，已有数十年了。晁错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等它深入骨髓，一切就晚了。

晁错犹如一名冒死冲锋的战士，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然而，他疏忽了一点，正面射来的毒箭易躲，可身后的刀子实在难防。

历史上那些变革者的下场，晁错比谁都清楚，但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诸侯们开刀，是他太过自信，以为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一定会换来皇帝对自己的绝对信任。

只要君臣相互信任和扶持，大事必成!

至少，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也许他怀有侥幸心理，商鞅、吴起之所以以悲剧收场，是由于秦孝公、楚悼王早死。但如今皇帝年轻，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和信任，削藩之事必然成功，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

可惜的是，这世上最难测的正是帝王心。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景帝的帝王术正是晁错教给他的。

如今这位好学生，要用晁错教的本事来对付他的老师了。

帝王术的核心，就是臣下猜不透帝王的内心世界，不可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喜恶，手中紧握赏罚生杀大权，令臣下战战兢兢，不敢逾越，永远对皇帝的内心捉摸不透。

指望与皇帝交心，实在太过天真。

但是，晁错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假象所蒙蔽，对与皇帝师生之谊的期望严重超值，陶醉于景帝对他的言听计从之中。

但他忘了，如今的景帝，不再是他的学生，他是大汉天子，天子的心胸未必如大海一样宽广，但天子的心思绝对如大海一样深不可测。

朝衣斩市

景帝与袁盎密谈后，朝堂上下一如既往，大臣们依旧按部就班，上朝办事，下朝回家过日子，看不出与往日有何不同。

倒是长安坊间流传着一件事：新任大将军窦婴出征前，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千斤黄金悉数陈列廊下，任由军官们拿去用，而他自己却分毫不取。

对于此类收买人心的伎俩，晁错不会太过关注。大战在即，千头万绪的事需要他去处理，他无暇关注其他。

他不知道的是，袁盎已被景帝秘密拜为太常，在家收拾行囊，随时待命前往吴楚大营，与刘濞妥协和谈。

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过去，一眨眼，十天时间转瞬而过。

晁错不会想到，这十天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时光，死神正向他一步一步逼近。

第十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鸥突然一起联名给皇帝上书，弹劾御史大夫晁错：

吴王刘濞大逆不道，图谋作乱，危害宗庙，天下人应当共诛之。社稷危亡之时，御史大夫晁错不为君分忧，还给陛下出馊主意，称将百万大军交给群臣不可信，让陛下亲自带兵出征，置天子安危于不顾，将陛下推上第一线，自己却留在京城，又说要将徐县(属临淮郡，治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半城镇)、僮县(属临淮郡，治今安徽泗县东北骆庙乡潼城村)一带直接让给吴国，他究竟是何居心？他这是意在离间陛下与群臣百姓，却与吴楚暗通款曲，实在大逆不道，对这等毫无人臣之心之人，臣等义愤填膺，强烈要求腰斩晁错，其家人、父母妻子兄弟等，无论老少统统处死!

陶青、陈嘉、张欧三人分别掌握行政、京城卫戍、刑事司法大权，他们的联名指控，相当于代表了百官的意志，分量十足。他们对晁错控诉的三大罪名大逆(危害君父)、不道(违背君臣伦理)和通敌(将土地拱手让人)，每桩都属于十恶不赦之罪!

如此罪名，不仅要打倒晁错，而且要彻底斩草除根!

晁错为人冷峻，不懂得通融，注定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但从陶青等人的指控来看，他几乎站到了所有官僚的对立面，这究竟是为何？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他们对晁错的指控罪名完全是莫须有。削藩政策的真正主导者是皇帝本人，晁错所做的一切，最大的受益人正是景帝，他怎么可能对皇帝不忠？怎么可能危害皇帝？至于说晁错勾结刘濞，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根本不值得一驳!

那么，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是否有道理？

实际上，晁错说得并没错，而且有前例可循。

大汉开国之初，先有楚汉之争，后有英布等诸侯叛乱，高祖将长安丢给萧何，亲自带兵出征，群臣配合无间，最终赢得了胜利。

高祖之所以在暮年还要带着伤病亲征，除了鼓舞士气，对大将拥兵自重始终保持戒备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赵王武臣、燕王韩广等人一旦脱离旧主，就马上自立称王，韩信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拥兵自重，公然要求立他为齐王，这一幕幕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将军权交给属下，高祖一直抱有高度警惕，所以宁愿亲征，也不肯轻易将军权拱手让人。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吴楚联军公开反叛，想要赢得胜利，就必须全力以赴，这意味着，朝廷必须将倾国之力托付给平叛主帅。那么，谁能保证主帅在刘濞的利诱面前不会动摇？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大汉危矣!

晁错思维之缜密，从他给文帝上的数篇奏疏就可见一斑，以他的深谋远虑，肯定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故而，他建议景帝亲征，意在让景帝效法先祖，而他的抱负，是想做大汉的萧何第二!

至于放弃徐县、僮县之地，涉嫌串通吴楚，更是无稽之谈，就算全天下人勾结刘濞，唯独晁错不会。

且不说晁错是否有过这样的提议，即便是有类似主张，也属于战术转移，为了全局，只要赢得最终胜利，不必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周亚夫不是也主张必要时可以抛弃梁国以拖住敌人吗？

一国与区区两县相比，孰大孰小？

为何周亚夫没事，晁错就涉嫌通敌了？

当初，晁错主张削藩时，除了窦婴站出来反对，陶青、朱嘉、张欧等人一个个缄口不言，不敢吱声，如今却跳出来要求惩处晁错，他们的底气何在？

他们出于公意，还是私心作祟？

要说完全没有掺杂个人私心，根本不可能。且不论景帝对晁错的宠信已令满朝文武恨得牙痒痒，就是陶青本人，也感受到了来自晁错实实在在的威胁。

大汉建立以来，文武官员属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最为尊贵，因太尉不常设，且几乎是个名誉头衔，所以御史大夫为仅次于丞相的高官，地位类似副丞相。

自文帝以来，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旦出任御史大夫，下一步极有可能就会担任丞相。

张苍、申屠嘉、陶青等历任丞相无不如是，在担任丞相前，都曾有过出任御史大夫的履历。

陶青本是官二代出身，庸人而已，之所以能够出任丞相，完全是出于权力平衡需要。

他这个丞相完全是过渡安排，若不出意外，被晁错取代是早晚的事。

景帝即位以来，晁错光芒四射，完全盖住了陶青这个丞相的风头，陶青在朝堂上几乎没有存在感。

如今晁错倒霉，要说陶青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之心，说出来怕是没人相信。

另外两位，中尉陈嘉是什么来头，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估计也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事。

廷尉张欧是安丘侯张说(生平不详)庶子，虽说也跟晁错一样研究刑名之学出身，但为人胆小，属于不粘锅类型的官员，奉行的原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个典型的和事佬。有案件送到他手里时，他往往打回去重审，能拖就拖。遇到实在没法拖延的，只得将案件卷宗封起来。在张欧身上根本看不到帝国最高司法官该有的雷厉风行，总是一副拖泥带水、慢慢吞吞的样子。

周围人每当提起张欧时，都由衷地说一声：“好人啊，为人太厚道了!”

这对一个主管刑狱的司法官来说，可不是什么好评价。

张欧之所以能出任廷尉，完全是由于他是景帝在太子时期的旧人而已。

就这样三个人，现在画风突变，站出来异口同声地对晁错喊打喊杀，实在突兀，令人惊掉了下巴。

不是他们三人一夜之间换了思想，改变了工作作风，而是得到皇帝的暗授机宜了。

是景帝抛弃了晁错。

晁错自始至终就错了，错不该将景帝视如高祖皇帝。

成长于深宫之内的景帝，自幼浸淫于权谋厚黑学，内心阴暗、自私，比先祖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高祖身上那股来自民间的豪气与豁达。

高祖与萧何共起于细微，血雨腥风之中并肩作战多年，他尚且对萧何不放心，在前线作战时，仍不忘笼络他，深恐后院起火。一旦局势稳定，就立刻将萧何投入大牢，萧何几乎死于狱中。

高祖尚且如此，况景帝乎!

晁错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与景帝推心置腹，奈何在皇帝眼中，他不过是一粒棋子而已。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悲乎!悲乎!

晁错!晁错!一错再错。

年轻气盛的景帝本想借用晁错铲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但他低估了对手的能量，当吴楚联军汹汹而来的消息传来时，他顿时慌了，一时手足无措。

在这种心境之下，听到晁错让他亲赴前线时，畏惧、怯懦之后生出了愤怒。那一刻，晁错的悲剧就注定了。

当袁盎提出牺牲晁错时，景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那一刻，他不是犹豫要不要抛弃自己的恩师，而是在思考如何以说得过去的理由牺牲晁错。

自古无情莫过帝王，危急时刻，他们最先考虑的是自己，至于他人，他们从来不在乎。

帝王的颜面比天大，既要杀人，也要做得冠冕堂皇。这种事不需要皇帝亲自动手，只需要一个眼神，陶青等人马上心领神会。

陶青、陈嘉、张欧三人治国理政本事稀松，但落井下石可是轻车熟路。经过数日的灯下密谋后，就将一份义正词严的控诉书放在皇帝书案上了。

这一刻，景帝没有丝毫犹豫，抓起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可”。

与此同时，中尉陈嘉已在赶往晁错府的途中。

抓人是陈嘉的本职工作，当仁不让。

此时的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陈嘉赶到晁错家门口时，正逢晁错穿好朝服准备上朝。

陈嘉连哄带骗，拉晁错上了车，待车行驶至长安东市时，陈嘉忽然动手，将晁错拽下车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可叹晁错至死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堂堂御史大夫，没经过审讯、没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这样被杀害!

这相当于利用国家公共机器，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谋杀!

那一刻，长安东市的民众，莫不惊骇不已。

晁错死后，家中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处死，一个不留。

景帝为何如此急迫处死晁错，而且是当街处死？

主要是目前局势紧迫，他害怕夜长梦多。

另外，当街杀人，就是做给刘濞看，表明自己与晁错划清界限态度之坚决。

对于晁错的死，后世有不少争议。但总体来说，对他的初衷，多数人持肯定态度，认为错在方式方法有问题。

苏轼就曾写过一篇《晁错论》，他认为晁错做事太过于急于求成，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适得其反，自己落了个横尸街头的下场。

不得不说，东坡先生之论，属于事后诸葛亮，要是他处在晁错的位置上，未必能做得更好。

晁错晁错，错生时机，错信君王，错用方法，一错再错，终酿大错!

当长安城里的君臣明斗暗算，上演丢卒保帅的大戏时，在遥远东方的吴楚叛军大本营，也因为下一步进军路线的问题，将帅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大将军田禄伯(就是景帝念叨的那位)提出，目前大军蜂拥向西，受道路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很难铺展开来，吴楚兵力优势无法发挥出来。不如兵分两路，由他带上一支五万左右的人马，顺长江和淮水水路沿江而上，直接攻占淮南国和长沙国，然后直攻武关，与刘濞会师关中。

不难看出，田禄伯此人并非浪得虚名，很有战略眼光。

他的用兵方略完全可行，一旦执行，汉朝朝廷将腹背受敌，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田禄伯汇报作战计划时，吴国太子刘驹也在场。

田禄伯前脚刚走，刘驹马上就对刘濞说：“咱们是干什么？是造反哪，既然我们可以反叛朝廷，又怎么指望别人不背叛我们？父亲将军队交给外人另辟战线，实在难以放心，万一他生了二心，岂不是白白损失了一支力量？”

果然是做贼者心虚，反叛者眼里人人皆是叛徒。

刘濞一听，儿子说得有理!遂否决了田禄伯的提议。

不久，又有一位姓桓的年轻将领给刘濞出主意：“咱们吴国多是步兵，汉军多为战车和骑兵，步兵利于山地战，车骑善于平原野战，咱们应该扬长避短，不要与汉军过多纠缠，无须对沿途城池挨个攻占，应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趁着汉军尚未反应过来，迅速拿下洛阳武库，占领敖仓，然后依据山河之险，号召诸侯。如此一来，就算一时半会儿攻入不了关中，也可与朝廷做长期对峙，天下大势可定。反之，大王要是过于恋战，斤斤计较一城一邑之得失，行军缓慢，战线过长，等汉军战车和骑兵火速赶到，在梁国和楚国的大平原上两军对垒，我军必败无疑。”

桓将军这番战略分析可谓精辟到位，将双方的优劣得失剖析得一清二楚。

无论古今，战争说到底就是在拼消耗，靠的是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吴楚联军远离大后方，致命软肋就在粮食供给。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这一点，战争双方的将领，周亚夫和桓将军的看法出奇一致。只是敌我立场不同，周亚夫要设法切断吴楚粮道，桓将军则是提出首先占领国家粮仓，拥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刘濞将桓将军的提议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在座的一些老将领们倚老卖老，当场提出反对意见，用轻蔑的语气说：“年轻人就喜欢拼血气之勇，两军阵前冲锋陷阵还可以，至于战略战术这些事关全局的大事，他能懂什么!”

刘濞本来就自信满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听老将们这么一说，也就没把桓将军的意见当回事。

殊不知，正是患得患失和骄傲自大，使他错过了最佳战机。

梁国是西进的必经之地，国富民足，要是绕过这么一块肥肉，刘濞实在心有不甘，所以一心想先拿下梁国。

正当刘濞发起围攻梁国之战时，有两个人从长安赶来求见。

一人是前国相袁盎，一人是自己的侄子德侯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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