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丞相

刘长之死说明了一个道理，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其实，高祖在世时，就已注意到这一点。

高祖本人不爱读书，怠慢儒生，动辄辱骂读书人，甚至扯下他们的儒巾往里面撒尿，有一次，高祖竟然按倒周昌，骑在他脖子上。宋人徐钧作诗讥讽曰：“溺冠骑项不知儒，马上功成习未除。《新语》见称应有意，当时人未说诗书。”

不过，高祖为人有个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人，虽然都曾被他戏弄，但认识到错误后，他马上就改正，并委以重任。

高祖晚年已意识到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对诸位皇子，他都安排了名师教导辅佐。比如让叔孙通为太子傅，教导太子刘盈；周昌为赵国国相，去辅导赵王刘如意；而给淮南王刘长安排的是张苍。相比于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人，张苍是个全能型人才，也是个学者型官员。据说，他师承荀子(刘向《别录》称，荀子受业于赵国赵孝成王国相虞卿，又传授于张苍，张苍又传授于贾谊)，但这种说法历来受到质疑，钱穆先生在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就断然否定。姑且不论张苍的师承，他的才华在汉初高层官员中，罕有其匹。

张苍，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人，早年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大凡诗书文学、乐律、历法等，无不涉猎。在秦朝时，张苍就出任柱下史(周、秦时官名，类似于汉朝时的御史)，负责掌管宫廷内府图书文档，这段履历，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只是秦法森严，动辄得咎，要想不犯法实在是很困难，不知何故，张苍后来也犯了法，他趁着尚未被发现，一口气跑回了阳武老家，藏了起来。

此时已是秦末，天下大乱，海内反秦浪潮此起彼伏，朝廷忙于对付各路义军，根本无暇顾及他，张苍因此侥幸逃过了一劫。

回到家乡没多久，高祖率领义军路过阳武，张苍算是看出来了，秦朝已是回天乏术，便投奔高祖麾下，一起反秦。

说起来，张苍命数实在差，倒霉透顶，随义军西征至南阳时，又触犯了军法，被处以斩刑。

行刑之时，张苍被扒了衣服，强按倒在行刑墩上。张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细腻，在阳光照耀下，犹如葫芦子一般洁白。

没想到躲过了秦法制裁，如今却要死于义军刀下，难道宿命就该如此吗？张苍暗自神伤不已。

满腹才华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这样死于非命，他实在心有不甘，但又能怎样？待到刽子手手起刀落，尸首分离，一切成空!

正以为生命已走到了终点之时，没料到峰回路转，有人出面为他求情，张苍就这样被无罪释放了。

此人正是王陵。

原来，张苍伏在行刑台上时，王陵刚好路过，眼看一名美男子就要性命陨落，动了恻隐之心。

所谓的悲剧，就是将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在你面前摧毁。王陵不忍心看眼前这幕即将发生的悲剧，主动站出来，向高祖求情。

当时，王陵刚率众归附高祖，他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坚定意志，不惜自杀。高祖觉得欠王陵一份人情，所以见他出面，自然不会驳他的面子，立刻答应下来。

王陵让张苍活了下来，同时，也给了他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这份恩情，张苍感恩了一辈子。

当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游走了一圈后，他对生命的理解就会大不同，会更加珍惜生命，过好每一天。

张苍迎来重生后，暗自立志，定要把握好机遇，活好当下，必须要让余生活得更加精彩纷呈。

从南阳行刑台上走下来后，他满怀感恩之心，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后一生平稳顺畅，仕途基本一帆风顺。那些年，他的人生履历，几乎与大汉帝国崛起同步，随高祖入关，迁往汉中，而后重返三秦，接下来，东出函谷，先后出任常山郡郡守和代国国相。后来，又跟韩信一起，参与了灭赵之战。收复河北地区之后，高祖重新立张耳为赵王，张苍为赵国国相。张耳死后，张苍继续辅佐张耳之子张敖，不过没多久，朝廷一道调令，让张苍回国，重新为代国国相。

等到燕王臧荼谋反，张苍跟随高祖前往平叛，战乱很快平息。张苍因功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受封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大汉初建之时，在朝廷层面人才荟萃，然而，其中大多数人，诸如曹参、周勃、樊哙、郦商等，都是行伍出身，行军打仗在行，对治国理政却缺乏经验，实干型人才奇缺。像张苍这样从前朝过来，具有丰富从政经验又博学多智之人，更是稀有。

很快，张苍从地方调到中央，以列侯身份出任主计(负责全国财政的官员，初名计相，张苍上任一个月后，更名为主计)一职，办公地点就设在相国府。高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张苍全力协助萧何，摸清大汉的家底。

由于在秦朝时，张苍就曾博览宫廷收藏的天下图书典籍，对典章制度、户籍税收之类非常熟悉，更何况他本人聪慧过人，精通算术、乐律、历法等，因此在新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埋首于各个郡国汇集上报来的各类账目与会计数据报表间，一干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中，张苍整日与简帛、算筹为伍。大汉的财政家底，在他手中一天天清晰起来，他初步理清了目前国家基本财政状况，统计出了第一手数据。

当张苍在高度繁忙中度过每一天时，长安城外的地方也不太平，高祖为了铲除异姓诸侯王，在关东一带浴血奋战。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二月，高祖彻底击败淮南王英布，平定海内，然后封刘长为淮南王。

当时刘长不过几岁，需要一名信得过、能力强之人，出任淮南国国相辅佐教导他，毫无疑问，没有人比张苍更适合了。

张苍没有任何推辞，二话不说，护送刘长离开长安，去了遥远的南方。

高祖的晚年是凄凉悲怆的，他知道自己死后，吕后专权已是无人能阻止。那么，他能做的就是趁着还有一口气在，将儿子们一个个打发得远远的，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希望他们能够逃脱吕后的毒手。

为此，他让刘如意北上赵国，派刘长南下淮南。

同时，让生性耿直的周昌辅佐刘如意，聪慧过人的张苍辅佐刘长。

高祖本以为，以周昌的忠直，定能扛得住吕后的压力，保全刘如意。同样，以张苍的聪慧多识，必然会将刘长教导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之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高祖错了，他的儿子们都难逃殒命。

高祖识人无数，对身后事的预判，大多一一得到了验证。可惜，却没有保住几个儿子的性命。

吕后自掌权后，就已铁下心来除掉高祖诸子，恐怕没有人能轻易改变她的决心。周昌固然耿直，但也只懂得一味硬抗，不懂得变通，最终被吕后骗离赵国，刘如意被杀。

至于张苍，纵然博学多才，经验丰富，但少了一份周昌一样的执着。在淮南国，他一待就是十六年，但对成长中的刘长，似乎并没产生多大影响，终究没有化解掉这位少年皇子心头的戾气。

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试想一下，假如当初高祖让周昌和张苍对调一下，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刘如意和刘长的命运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结局？

我们不知道，也无法回答，或许会吧。

但无论如何，张苍被高祖调出长安，无疑是帮他跳出了火坑。

吕后大权在握的十五年间，京城内吕氏和刘氏两派争得你死我活，不知有多少朝廷大员惨死在她的屠刀之下。而张苍远离长安，在淮南安然无恙，丝毫没有受到波及。

刘长年幼，淮南的大小事务，自然由张苍全权代理。在他的治理下，经过十余年，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封国内部基本保持平稳有序的状态。

吕后去世之后，御史大夫曹窋被免职(按理说，曹窋在倒吕政变中及时传递情报，也是出了力的，不知何故，却被罢了官)。张苍接到调令，赶赴长安，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张苍上任后，响应周勃、陈平等人的建议，积极拥立文帝，颇为皇帝器重。故而，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灌婴去世后，他被拜为丞相。

张苍的人生轨迹，相当于在大汉帝国辽阔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圈。他先是北上代、赵，后又南下淮南，如今，再次重返帝国的中心，荣登丞相之位，位列三公之首，达到了人生巅峰。

不过，多年来，无论身处何处、官居何职，有一个人，张苍从未片刻遗忘，那就是王陵!

南阳刑场的救命之恩，他一直记在心头。

吕后称制后，王陵失势，朝堂上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唯有张苍始终不离不弃，视之如父。可惜的是，当重返长安之时，王陵早已黯然离世。

故人凋零，但情义不能忘，哪怕如今官拜丞相，张苍依然初衷不改，不管政务如何繁忙，每逢节假，他都坚持抽出时间，带上美食去王陵府上，拜访王陵夫人，并亲自侍奉她吃完，然后才回家。

为人如此，为官亦如是。

文帝即位时，大汉已经立国二十余载，丞相也换了多位。然而，此前的数任丞相(相国)，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灌婴等，都是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遍观朝中百官，多是武职出身。

严格来说，张苍也属于功臣集团中的一员，但他又是一个绝对异类，他不像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夏侯婴等，不属于从沛县走出来的嫡系人马。同时，他也不像这些人，只懂得打打杀杀。

他博学多才，与朝堂上那些草莽出身的军人们形成鲜明对比。

那些将军们关心的事，无非是土地爵位、钱财权势。至于深层次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等高深的领域，他们理解不了，也没有兴趣去关注。

但张苍不同，他将更多兴趣投射到文化思想方面，爱读书的习惯终生不改，他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各个方面，尤其是精通音律和历法。

他觉得，如今大汉国家局面已基本平稳，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帝国的方向主轴。那么，是时候制定和修订大汉新的音律与历法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律绝非单纯属于音乐领域，历法也非简单的计时方法，它们从来不曾远离政治。音律与历法的修订，关乎王朝正朔，关乎王朝法统的正确性，从来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大事。

大汉建立后，百废待兴，想在短期内在制度方面有所创新，几乎不可能。因此，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朝那一套制度框架，只不过在局部地方，做了一些调整而已。

虽说，叔孙通和陆贾等人在倡导儒学、修订礼制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楚元王、申公等人在儒家经典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大汉立国二十几年以来，儒家学说依然处于点缀品的尴尬地位。

高祖去世以后，惠帝、吕后时期，在朝廷层面，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文帝即位后，依然延续了这种局面。总体来说，汉初的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依旧余脉相传。

之所以这样，并非不愿为，实为不能为也。主要是国家初建，国力疲弱，朝廷对民间控制力量有限，更无力在文化思想领域加以管控。

更何况，历来执政者对于各家学说，大多都不会僵硬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采用灵活的实用主义策略。比如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推崇法家思想，但并未因此就将其他百家学说完全扼杀，其他学说依然在秦存在。

比如，墨家思想在秦曾一度非常活跃，至于儒者，就是始皇帝颁布焚书令后，在朝堂上依然有叔孙通这样的儒者博士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秦人虽推崇法家思想，然实际上，同时吸取其他学派观点作为官方指导思想，两者之间并行不悖，比如阴阳家思想，在大秦帝国就大行其道。

汉承秦制，大汉继承的秦帝国各种文化遗产中，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它与黄老思想一样，在汉初依然受到推崇。

与儒家只关心政治伦理不同，阴阳五行学说的渗透大到宇宙星象，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像修订音律和历法这样的大事，理所当然，必须合乎阴阳五行才行。

张苍万万没料到，他无意间开启了一场长达百余年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议题是，大汉王朝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场争论的结果，直接导致张苍的政治生命终止，使他从帝国权力的巅峰跌落。

那么，一场看似围绕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争论，为何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想要搞清这个问题，还要追本溯源，搞清楚阴阳五行学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五行学说

在古代世界，由于受到科学技术限制，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有限，在漫长的时光中，总有一些人试图对自然世界给出自己的解释，利用自我认知，去阐释天地与人的关系。

来自西方文明滥觞之地古希腊的贤哲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空气、土、水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印度人则认为，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组成了物质世界。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中国古人们对宇宙及物质世界就有一个朴素的认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所组成，称为五行。

关于五行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洪范》云：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

很显然，五行的最初概念是古人对生产生活，特别是对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尚书大传》说得更直白：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

如此看来，所谓五行，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与吃穿住行、耕耘劳作息息相关的五种基本元素罢了。因此，在最初时候，五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作五材。

只是，它们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这个问题困扰着古人们，让他们百思不解。

后来，就有人尝试给出各种解答，认为金、木、水、火、土之间不但有规律，而且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甚至王朝的兴衰都与五行相关。

至战国时，百家争鸣，齐人邹衍糅合了《周易》中的阴阳思想和五行学说，开创了一个学派，称作阴阳家。在当时，阴阳家虽不如道、法、儒、墨这些显学般显赫，但秦汉以后，对后世影响越来越大。

史书中关于邹衍生平的记载寥寥。关于他活跃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史学界有种种说法。顾颉刚先生认为大概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60年，钱穆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05年至前240年，日本学者井上聪则认为大致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60年，总之大概生活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稷下学派盛行之时，约在孟子之后。

先秦诸子中，除了墨子外，道、法、名、儒多关注政治、伦理领域，对实践科学，较少涉猎。而邹衍不同，他是个饱学之士，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地理、物候、气象等多个方面。

邹衍初学儒，后改攻阴阳五行，他不喜迂阔之术，专治经世致用之学。(见《盐铁论·论邹》)

战国末年，诸侯各国为了强兵兴国，养士之风盛行，大肆招揽人才，尤以齐国为最。齐威王时，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外设馆，提供优渥的待遇和宽松的治学环境，招揽各国人才，号称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几乎涵盖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各个学派，会集了孟子、淳于髡、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驺奭、荀子等大家。

而邹衍，就是置身这些大家之中，也是一等一的大师，名扬天下。后世称邹子，诸侯各国无不对他敬重有加。

燕昭王为了复国，厚礼聘邹衍至燕，当自己的国策顾问。邹衍抵达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拿起扫帚在前面清扫道路(刘向《说苑·君道》)，以免邹衍沾染灰尘。其在诸侯中享有的盛誉，可见一斑。

由于邹衍博学，熟悉气象与物候方面的事，估计在燕国期间，在农业生产方面给予了燕国人一些指导帮助，世人不知，觉得实在神奇，将他看作近似神仙一般的人物。关于他，流传至今的一些简单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王充《论衡·寒温篇》)

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黍生，今名黍谷。(《艺文类聚·水部》引刘向《别录》)

利用音律改变气候，当然是荒诞不经之事。很有可能是燕国地处严寒，在邹衍帮助下农业生产大为改观，结果被以讹传讹罢了。

只是好景不长，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一改昭王时做法，乐毅等前朝老臣要么被迫害致死，要么被迫出走，邹衍也未幸免，遭到诬陷，被打入大狱。

身陷囹圄的邹衍，悲感交集，老泪纵横，不由得仰天长叹，感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满腹学问眼看就要成为绝学。说来也巧，当时明明是初夏五月，一夜之间，地上竟然结了一层厚厚的霜。

在古人看来，天象异变，必然是世间有人蒙冤。邹衍蒙冤下狱，上天降下异兆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了开来。

民间舆论给燕惠王造成很大压力，不得已之下，他只好下诏释放邹衍。邹衍出狱后，不敢再留在燕国，他动身返回母国——齐国，再后来，他一度作为齐国使者游历赵国。在邯郸期间，他遇到了大名鼎鼎的诡辩术大师——名家(先秦诸子百家的一派，以诡辩和逻辑推理而著称)大师公孙龙。

公孙龙曾提出“白马论”“坚白论”等著名逻辑命题，在逻辑学上影响极大，其人口才非常了得，能将白说成黑，将黑说成白，而且在语言逻辑上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几乎无人可以辩论过他。

然而，在和邹衍的辩论中，公孙龙却显得有点辞巧理拙，招架不住了。当然，两人都是一代宗师级人物，在理论上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多是语言技巧的较量罢了。

邹衍和公孙龙的此次辩论，可以看作百家争鸣之余晖。此后，邹衍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

邹衍的生平近乎于老子，其真实面目早已云山雾罩，看不清楚，而其学说，在后世也不断被改头换面。不过，我们通过梳理，对他的学术成就，依旧可以理出个大致轮廓，其中不乏惊世骇俗之论，比如大九州说。

根据《禹贡》等古籍，古人普遍信奉天圆地方之说，认为天下地域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合称九州，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其外。九州之外，分布着四海。

然而，邹衍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指中原)所处之地，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所谓九州，不过是整个天下的九分之一，称作赤县神州。海外像九州这样的陆地，尚有八个，其周围也被大海环绕。其他八大州上的人物风情、物产禽兽，与神州亦不相同。

邹衍大九州说，当然是一种充满想象的空想假说，但其大胆推论求证的精神，无疑拓宽了人们对地理认知的眼界，以至于此后神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其精神，就是今天看来，依然弥足珍贵。

不过，邹衍学说中，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将五行中的金(金属)、木(植物)、水(液体)、火(热能)、土(大地)赋予品质属性，称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

而五行之间，又是相生相克。五行相生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顺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由此衍生，将宇宙万物都归类到五行之内，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中找到与之匹配的属性，比如：

天有五星：太白星(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星(火星)、镇星(土星)；

地有五方：东、南、西、北、中；

动物有五虫：蠃(人类等裸体动物)、鳞(鱼类等水生动物)、毛(走兽)、羽(禽类)、昆(昆虫)；

数有五位：一、十、百、千、万；

音阶有五声：角、徵、宫、商、羽；

药有五味：酸、甘(甜)、苦、辛(辣)、咸；

物有五色：青、黄、赤、白、黑；

粮有五谷：稻、黍、稷、麦、菽；

体有五脏：心、肝、脾、肺、肾；

……

可以说，五行学说几乎涵盖当时的天文、地理、术数、音乐、农学、医学等一切认知范围。有些领域，比如传统医学，至今仍以五行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至于阴阳说，最早起于《周易》，用“阴”“阳”表示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比如动与静、上与下、冷与热、男与女、内与外、尊与卑等。阴阳是一体两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可以互换的，比如日为阳、月为阴，白天为阳、黑夜为阴，日升月落、昼夜交替，永不停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邹衍将阴阳学和五行说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阴阳五行学说，同样也引申到政治领域，给金、木、水、火、土赋予相应的政治属性，称为五德，用五行来解释王朝兴替。试图说明王朝世代更迭并非偶然，而是有内在的规律，每个王朝的兴起与败亡都与五行相生相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邹衍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后世遗失殆尽，只能从其他相关古籍中得窥一鳞半爪。战国后期杂家学说代表作《吕氏春秋》，几乎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各派的学术主张，其中不乏阴阳家学术观点。关于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比较系统的阐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

从中不难看出，阴阳家将从黄帝到周朝的各代王朝属性列出来了，黄帝时为土德，夏朝时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

因此，依照五德终始理论，就不难看出其中规律。夏朝取代黄帝王朝，是木胜土；商朝取代夏朝，是金胜木；周朝取代商朝，是火胜金。

按照阴阳五行学说，一个王朝必须按照自己的属性来执政、用什么历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祭拜哪个方位的神、用什么音律等，丝毫马虎不得。一旦对自己的王朝属性产生误判，轻则产生灾变，重则王朝颠覆，为他人所取代。

邹衍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其阴阳五行学说包含一定的朴素辩证理论，但是在他身后，阴阳五行学说很快沦为燕、齐一带的方士骗人的把戏。到了后世，在庙堂之上，阴阳五行学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至于民间，则变质为江湖术士算命骗财的唬人伎俩(就是在现代社会，还有不少人在给孩子取名字时，讲究所谓五行缺一不可，比如某个孩子，被认为五行缺水，在名字中必须要有一个带水字旁的字，实在可笑之至)。

既然周朝是火德，取代周朝的新兴王朝的属性必然是水德。始皇帝讨厌儒家那一套繁缛礼节，但统一天下后，却很快采纳了燕、齐方士们的建议，认为大秦的属性是水德。

那么，问题来了，王朝的属性是如何判断的？

据说，天帝默默注视着人间发生的一切，时不时降下一些征兆，比如奇特自然现象、珍稀动物之类的。如上文《吕氏春秋》这段记载中，夏禹王时秋冬季节天气反暖，出现草木不枯萎，商汤王时水中浮现金刃，周文王时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所谓祥瑞，成为判断王朝属性的通关密码。

按照方士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判断秦朝为水德，是因为在秦文公时，文公外出打猎，曾捕获过一条黑龙。

秦文公至始皇帝时已有五百年，早已死无对证，谁也无法考证是否真有过这么回事，估计十有八九是方士们编造出来的鬼话。

不过，始皇帝非常虔诚地接受了方士们的建议。按照阴阳五行说，水德尚黑，主北方，节气为冬季(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为首。始皇帝下令，更名大河(即黄河)为德水，旗帜服色皆为黑色。

在宫廷礼仪中，皆尚数六，一切以六为最高标准。譬如符节、法冠(即貔貅冠，御史所戴的冠式)俱为六寸，舆车宽度为六尺，一步(长度单位)为六尺，天子车驾用六匹马。这是因为数字六吻合水德。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

在历法上，采用“颛顼历”，以冬十月(冬属水，十月为冬季之始)为一年岁首。

总之，五行学说在秦朝时已经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

大汉取代了大秦，既然秦为水德，按照五行学说，土胜水，那么，汉的德性应当是土德才对。

然而，高祖建立大汉后，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根本无暇留意五德终始说。况且，以高祖和他的功臣集团的文化水平，根本无法理解阴阳家的这套庞大学术体系。

所以，汉初的一切，无论政治制度、官职架构，除了做个别删减外，基本都是将秦朝制度原封照搬。

高祖入关之初，为了庆贺胜利，想要感谢神明庇佑，但却不知祭祀何方神圣，便问询身边人，咱们该祭谁？

秦朝时，秦人因起于西陲，故而历代国君起先多祭祀白帝(按照五行学说，西方属金，尚白，白帝为少昊)，后来又祭祀青帝太昊(东方属木，尚青)、赤(炎)帝神农(南方属火，尚红)、黄帝轩辕(中央属土，尚黄)，合祭四帝。

大家遂如实回答道，我们应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之祠庙。

谁料高祖一听，却说，我听说天有五帝，为何现在祭祀的只有四帝？

祭祀四帝传统由来已久，谁也没想到高祖会有如此一问，一时间都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作答。

高祖见状，想了想说：“我明白了，这是在等我才凑齐啊!”当即下令修建黑帝祠堂，自此开始了对五帝祭祀的传统。

黑帝颛顼，主北方，属水德。高祖认为自己接过了大秦的家业，大汉的王朝属性，当然也属于水德。

以张苍的博学，对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自然非常了解，但他也认为大汉属于水德。他的理由是，当年高祖率领义军入关，抵达霸上时，正好在冬十月，冬十月属水，况且高祖首倡祭祀黑帝，不正是暗合大汉兴于水德吗？

张苍依照这个思路，坚持认为大汉应该还是使用《颛顼历》，一年以十月为首，服色还是和秦朝一样尚黑，在这个基础上，对历法和音律做一些修正即可(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颛顼历》与实际情况常有出入，对朔月、弦月的推测时有错误)。在为相十几年间，他先后解决了历法和音律中存在的问题。

张苍本人是个音乐达人，善于吹奏律管(竹制乐器)，调试了各种乐器，使它们符合五声(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节)和八音标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八音，八音非指八个音调，而是古代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别为：

金，钟、镈这类金属打击乐器；

石，磬这类石制打击乐器；

土，埙、瓯这样的陶制乐器；

革，鼓这样的皮革制作的乐器；

丝，琴、瑟类弦乐乐器；

木，指木制的乐器，如柷、敔等；

匏，笙、簧一类乐器；

竹，箫、笛、竽等竹制管乐乐器。

这就是说，张苍几乎给所有乐器都制定了音色标准。这还不算，他又为各类其他器物制定度量标准。张苍以一己之力，为大汉制定了一套国标体系，其工作之繁杂、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往后，凡大汉帝国境内百工，只管照张苍制定的标准去做事就好了。

毫不夸张地说，张苍完成的工作，是继始皇帝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之后，又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对新兴的大汉帝国产生的影响，无论给予怎样的赞誉都不为过。

张苍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哪方面的书，都会激发他浓厚的兴趣，让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学习。他就是一座移动的图书馆，一部会说话的大百科全书。

这样一位神一样的帝国宰相，他所做出的决定，他所说的话，简直就是神谕，谁敢质疑？

所以张苍提出大汉属性为水德的主张后，朝堂上基本无人敢反对。然而，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谁也没料到，敢于向张丞相发起挑战的，竟然是一介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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