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出狱后，文帝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昔日那些亲友故交，又纷纷找上门来，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周勃对世事的看法已不同往日了。对这些人，他没有热情，没有愤恨，甚至内心没有起一丝涟漪。

趋利避害，人之天性，世态炎凉，本来如此。

只是，让周勃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身陷囹圄、同僚亲友袖手旁观之际，只有一个人为他上下奔走。而这个人，在此前，周勃对他一直很鄙夷，此人便是袁盎。

危难之际见真情。周勃落难之际，本该站出来的人，都明智地选择了置身事外，而周勃印象中的卑鄙之徒袁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伸出了宝贵的援手。

再后来，周勃得知，如果没有袁盎上下积极活动，他不可能这么快就被释放出来。

事实证明，袁盎是个公私分明之人，是个堂堂正正之人，他当初检举周勃是出于公义，如今搭救周勃是发自友谊，两者并不矛盾。

平常看清一个人很难，唯有危难之际，方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品行。

经过此事，周勃对袁盎以前的误解一扫而空。此后，二人成了真诚相待的好友。

不过，这场牢狱之灾对周勃的打击实在太大。出狱回到封地后，他再也不过问世事，直到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孤独去世。

在此以前，灌婴早在文帝前元四年十二月去世。

随着周勃撒手人寰，跟高祖打天下的功臣们基本凋零殆尽。

创业者们的终结，标志着大汉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王子复仇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倒吕政变的主角们一个个先后出事了，先是文帝逼周勃罢相，紧接着，刘章英年早逝，刘兴居谋反未遂，自杀身亡。

内有藩王谋反，外有匈奴入侵，这一年纷扰不断，就没消停过。就在内忧外患之际，长安城内发生了一桩凶杀大案。长安作为大汉帝都，人口众多，发生个把凶杀案，本不足为奇，只是这桩案子无论是遇害者，还是凶手，都是当朝显赫人物。最奇的是，凶手杀人后，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袒露上身，跪在宫阙前自首。

遇害者是辟阳侯审食其，凶手是淮南王刘长。

自吕后去世，诸吕被诛杀后，作为一名过气人物，审食其一直低调做人，基本上待在府中不出门，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人们几乎快要将他遗忘了。没承想，他却意外惨死在刘长手中。

虽说审食其如今落魄了，但他毕竟也是曾经担任过丞相、太傅等显赫职位之人，并非一般平头小老百姓。突然之间遭人杀害，一时间，这桩大案立刻成为京城上下关注焦点，群议纷纷，就看朝廷如何处置此案。

刘长与审食其有何深仇大恨，竟要下此毒手？一切要从刘长的身世说起。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高祖追击韩王信，战役结束后，途经赵国，赵王张敖为了讨好皇帝岳父，咬咬牙，将自己的一位美人(妃嫔封号)献给了高祖。

一夜欢愉之后，高祖抛下美人，急急忙忙就走了。不久后，她发现有了身孕。张敖一贯胆小谨慎，得知后，自然不敢再让她住在赵王宫，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宫室将她安置下来，只待有机会，将她送到高祖身边。

谁承想，张敖还没来得及汇报，赵国国相贯高谋反事件就东窗事发，赵王及其家眷统统受到牵连，被抓起来关在河内，其中就有那位美人。

谋反是夷三族的大罪，一旦受到牵连，断无活路。可怜的女人整日提心吊胆，个人生死早已不重要，作为母亲，她此刻有个强烈的愿望，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孩子。她央告监管的官吏说：我怀了皇帝的孩子，希望你代我转告一下陛下。

官吏听她说得有板有眼，不由得不信，深感兹事体大，不敢懈怠，立刻向高祖汇报。不巧的是，当时高祖被贯高谋反之事扰得心烦意乱，正在气头上，根本没心思理睬这档子事。

孕育新的生命，等于让女人重新拥有了一次生命，再柔弱的性子，也会变得无比坚韧起来。得到消息后，美人并不死心，就拜托哥哥趟兼通过审食其的关系求见吕后，希望她出面，在高祖面前求情，给她们母子一条生路。

吕后此时正在为戚夫人和刘如意恼火呢，一个后宫敌人已经让她嫉恨不已，岂能再给自己和儿子增添对手，所以她根本没发一言。

将趟兼引见给吕后，审食其已是冒了很大风险，眼瞅着吕后面若冰霜，就算他是吕后身边的红人，也不敢再拂逆她的意思？就很知趣地保持了缄默。毕竟这世间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更何况，一个陌生女子的性命，对审食其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他也没必要觉得亏欠和内疚。

悲剧已经注定，那个可怜的女人在生下孩子后，绝望之下，带着对这个不公人间的愤恨自杀了。

这个一出生就没了娘的孤儿，就是刘长，他是高祖的第七个儿子。

不知是出于慈悲心肠，还是担心事后万一皇帝得知真相追责自己，看护刘长母子的监护官吏决定再冒一把险，带着襁褓中的刘长赶赴长安，求见皇帝。此时，贯高谋反案已尘埃落定，高祖气早就消了。看着初生的刘长，他心中既是怜爱，又是满怀悔意，但人已经死了，悔之晚矣，只好下令将刘长母亲安葬于她的老家真定，至于刘长，交给吕后抚养。

刘长母亲已逝，自然无法与自己争宠，吕后也乐得抚养一个孩子，就这样，刘长在吕后的精心抚育下，一天天长大。自懂事起，惠帝就陪他一起玩耍，刘长与吕后、惠帝的关系很亲近，吕后也拿他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或许出于愧疚心理，在剪除淮南王英布当年，高祖就将淮南国封给刘长。

吕后专权后，高祖的几个孩子，刘如意、刘友、刘恢、刘建几人都没有逃脱吕后魔爪，唯有刘长安然无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长渐渐懂事，母亲的悲惨身世就如一颗巨石压在他心头，亡母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由于心中的怨气无处释放，他的性格已经严重扭曲，变得自大、狂妄、焦躁。

他知道，导致母亲惨死的直接凶手是高祖和吕后，高祖的无情和吕后的冷漠，逼死了可怜的母亲。然而，这两个人，他是万万不敢有怨言的。高祖既是他的亲生父亲，又是大汉天子，他又是吕后一手养育长大的，如果忤逆背叛，他将无立身之地。

故而，所有的恨只能算到审食其头上。刘长心中有一种幻想，想当初，审食其要是站出来说句话，自己母亲或许能够活下来。

但纵有万般仇恨，也只能悄悄藏在心头，因为他知道，只要吕后活着一天，自己就奈何不了审食其。

日子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刘长心头的仇恨并没淡化，反而愈加刻骨铭心。

这些年，多少个无人的夜晚，刘长跪在母亲的神主牌前默默流泪，心如油煎刀割，痛不欲生。噬心之痛、刻骨之恨，让他觉得，现在活着的最大动力，就是复仇!

好了，现在终于熬到吕后死了。

审食其最大的靠山没了，是时候报仇了。

只是文帝即位以来，审食其闭门谢客，夹着尾巴做人，一时也找不到机会。

文帝为人宽容，加上高祖的八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他和刘长两人，他倍加珍视手足之情，对刘长偶尔所犯的小错误，也不忍心追究。

但刘长却不知深浅，恃宠而骄，做事愈加狂妄骄横，就算是在朝堂上也不知收敛。出猎时，他与文帝同坐一辆车，说话没大没小，直呼文帝“大哥”，根本不管君臣礼仪。

依照礼制，就算是兄弟，一旦君臣名分已定，就必须恪守人臣本分。刘长的做法，明显已经越界了。文帝虽有些不快，但也隐忍没有发作。

袁盎提醒文帝，再不能让刘长由着性子胡闹，该给他安排几名得力太傅，教导规劝一下才是。不过，文帝似乎没听进去，事后也没啥动作。

文帝的宽容，无意间进一步助长了刘长的嚣张气焰。

他暗中估摸，以文帝的性子，就算自己惹出再大的祸端来，文帝也不会加罪于自己。于是，他决定实施蓄谋多年的复仇计划，向审食其下手。

刘长天生神力，力可扛鼎，他决定用一击而中的方式，结束审食其性命。打定主意后，刘长在袍袖中暗藏了一柄铁锤，寻上门去。

审食其尚不知死神已向他靠拢，听说淮南王刘长前来拜访，虽感到有些意外，但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皇子，只好出门迎接。

步出府门，审食其见刘长器宇轩昂地站在门口，便笑意盈盈地迎了上去。

这一刻已经等了多年了，刘长再也懒得饶舌，趁审食其不注意，从袖子中抽出铁锤，铆足劲抡起来，冲着审食其脑袋就是狠命一击。一切来得太快，毫无防备的审食其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刘长还不解恨，让随从魏敬上前割下审食其的脑袋。

大仇已报，刘长心中有说不完的畅快，当即骑马一路狂奔，赶往皇宫，脱掉上衣请罪，并向皇帝进行自我辩护，称之所以刺杀审食其，是因为他身负三宗罪：

其一，当年我母亲受赵王张敖谋反案无辜牵连，审食其见死不救；

其二，赵王刘如意母子二人无罪，被吕后害死，审食其袖手旁观；

其三，吕后给诸吕封王，打压刘氏，审食其没有加以阻止。

刘长信誓旦旦地说，杀审食其是为母报仇，同时也是在为天下人除害!如今大仇已报，请陛下治罪!

刘长安在审食其头上的三桩罪名，看似义正词严，实则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是强词夺理。他所罗列的三项罪，每件事的主谋都是吕后，审食其连共犯都谈不上。

说白了，刘长母亲罹难时，审食其只是选择了明哲保身而已，道德上有瑕疵，但谈不上犯罪，更扯不上谋杀!

至于刘长对审食其的另外两项指控，更是胡乱罗织罪名。吕后杀害三名皇子，分封吕氏，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如果说，真要找出个有罪之人，首先是陈平、周勃、灌婴等庙堂上衮衮诸公才是，至于审食其，虽说备受吕后宠幸，但在朝政大事上，根本没有多少决定权。

退而言之，纵然审食其有罪，自有大汉律令制裁，大可向廷尉申诉，岂能擅自动用私刑？如果天下人都像刘长这般，凡事都以自己好恶为行事标准，似江湖游侠般胡乱杀人，那还了得!

文帝即位以来，审食其虽说已失势，但也是堂堂列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尸自家门口。消息传开，长安舆论哗然，朝野上下都在关注此事，看皇帝如何处理此事。

袁盎知道文帝一向宠着刘长，担心他下不了手，便在一旁提醒说：“对诸侯过于放纵，必然会招来祸患，不妨适当地削减封地，敲打一下。”

然而，文帝依然没有听进去。

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刘长毫发无损地被释放了。

皇帝对外宣称，淮南王身世遭遇，实在令人同情，他杀人完全是出自一片孝心，朕实在不忍心治他的罪。

一桩朝野瞩目的凶杀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过不罚，就等于在助长犯罪。文帝看似对弟弟手足情深，实则将刘长往不归路上狠狠地推了一把。

此后，刘长愈发无法无天，嚣张跋扈，上至薄太后下至满朝官员，人人看见这个混世魔王都头疼不已，唯恐避之不及。

至于在自家封国内，刘长出行做派就像皇帝一样，全然不将朝廷法令放在眼里，肆意制定律条。就是给皇帝上奏疏，也言辞傲慢，丝毫没有作为臣子的恭敬态度。

于是，文帝也有点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想亲自出面责备刘长，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让舅舅薄昭出面，以长辈的身份给刘长写封信，规劝他一番，希望他能听得进去。

薄昭奉命给刘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长，列举了刘长的过失，和皇帝对他的恩德，告诫他要懂得感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信中，薄昭总结了刘长犯下八项罪，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擅自杀害辟阳侯审食其；

其二，枉顾朝廷法令，驱逐朝廷任命的淮南国官员，私自在国内安排丞相等高官(按照汉朝法律规定，诸侯国内国相等高级官员的任命权在朝廷，诸侯王无权干预)；

其三，竟然想放弃王位，甘愿做百姓，去真定给母亲守坟(这桩罪名有点勉强)；

其四，高祖打江山不容易，你却自甘堕落，想做个百姓，贪图虚名；

其五，作为子孙，不思进取，不想如何将祖宗江山发扬光大；

其六，就算是守坟，也该去守长陵(高祖陵寝)，不该将母亲摆在父亲前面(这是什么逻辑)；

其七，多次违背皇帝命令；

其八，不肯钻研学习大道，做事全凭感情用事。

这八项罪名，有些确实严重，有些有点勉强、强加于人的感觉。当然，薄昭的目的就是要刘长明白，他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而皇帝对他又是多么宽容仁义。

权谋之道，无非是一软一硬，恩威并施。薄昭说完文帝的恩德后，语锋一转，就进行威吓了。

先讲了一番周公诛杀管蔡、齐桓公杀兄弟公子纠、秦始皇杀死两个弟弟等前朝往事，以及本朝刘仲被高祖剥夺王位、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被杀的例子，好让刘长明白，皇帝弟弟的身份绝不是违法乱纪的挡箭牌，皇帝完全可以将他绳之以法。

在谆谆教诲完后，薄昭在书信结尾处，对刘长提出殷切希望，希望他主动向皇帝承认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然而，薄昭这封苦口婆心的感化信，对刘长根本没起什么作用，他看完信后，丢到一旁，依然如故，该干吗还干吗。

开章是一名前政府官员，不知犯了什么罪，被朝廷撤职拿办。他提前得知消息，跑到淮南国谋出路。

刘长对开章委以高官，赏赐深宅大院，将他豢养起来。窝藏朝廷罪犯，可是重罪，开章藏身淮南的消息传开后，长安尉奇(主管司法的官员，名叫奇)前往淮南国逮人。刘长矢口否认有这回事，私下派人将开章处死，备好棺材、衣服，偷偷埋藏在肥陵(今安徽省寿县东南)，坟头竖一石柱，上书“开章死，葬此下”，将查案人员糊弄了过去。

如此种种，草菅人命之事数不胜数。

刘长胆子越来越大，野心渐长，已不满足于做一方诸侯，暗中招募窝藏罪犯，并私下与棘蒲侯柴武的世子柴奇密谋勾结，相约一起起事。同时，偷偷派七十名亡命之徒驾驶四十辆辇车藏匿于谷口县(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伺机而动。然后，又派人去闽越、匈奴，企图内外勾连，图谋不轨。

只是刘长空有野心和狂妄，还没来得及造反，就阴谋败露被朝廷察觉。文帝下诏将他带到长安。

诸侯王谋反，非同小可，文帝命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与宗正(管理宗室事务的官员)、廷尉等人一起会审。

经过密集审讯，刘长许多不法事迹都被查了出来。经核实，刘长犯下的主要罪状有：

一、僭越礼制，起居出行规格和皇帝一样；

二、不遵守大汉律法，擅自制定法律；

三、随意任命官员，窝藏资助逃犯；

四、勾结棘蒲侯世子柴奇，共谋反叛，危及社稷；

五、勾结闽越、匈奴，企图里应外合；

六、藏匿犯法官员开章，事发后杀人灭口；

七、随意诱捕无辜者处死顶罪，真正违法者却逍遥法外；

八、胡乱判刑，滥杀无辜；

……

根据刘长的种种罪行，会审官员们一致要求将刘长弃市(在街头砍头)。

按照汉朝法律，犯人杀头必须由皇帝签署，皇帝有驳回判决结果、要求重议的权力。文帝看到判决书后，下诏给会审官员，称实在不忍心治刘长的罪，请大家再重新合议。

于是，包括诸侯及二千石官以上官员共四十三人，组成庞大的合议庭，经过重审后，众人一致决定，按照法律，维持原判。

重审结果再次上呈给文帝，总不能再次驳回，于是，他决定行使一项皇帝的特殊权力——特赦。下诏给有关部门，免去刘长死罪，废除王位。

皇帝下诏了，审判官员们自然不能再坚持了，便退而求其次，要求改判刘长流放蜀郡严道县邛地，刘长妻儿必须同行。至于食宿，可责成严道县令提供。

判决书递上去后，文帝仍然不放心，特意在判决书后加了一条，给刘长食物供给必须到位，每天伙食标准要求有五斤肉、二斗酒，他的十名姬妾和他共同起居。

文帝实在用心良苦，纵然刘长罪恶累累，屡教不改，但文帝仍然没放弃挽救他。

刘长被押解上路了。

然而，出发后没多久，文帝就接到消息，刘长因绝食死在半路上了。

杀人无形

纵观刘长谋反案，给人的印象是，刘长就是一个屡教不改、顽冥不灵的浑小子，一路走来，就是在自我作死的道路上狂奔，最终滑向万丈深渊。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兄长，文帝对他疼爱有加，一直不忍心责罚，即便是杀了辟阳侯审食其这样的高官，文帝也宽宥了他。刘长在淮南国境内无法无天，文帝依然不肯放弃他，让薄昭写信苦口婆心挽救他，从来没有不教而诛。

直到最后，刘长谋反案东窗事发，群臣口径一致，皆曰可杀之时，文帝依然顶住压力，放他一条生路，可谓仁至义尽。

当刘长身亡的消息传来，众人都觉得刘长自作孽不可活，罪有应得。唯有文帝水米不进，痛哭流涕，一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样子。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数百年前，也曾发生过同样一幕。

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幕刚刚拉开，在郑国就上演了一幕为争权夺利而手足相残的人伦悲剧，一下子撕掉了西周以来维持了数个世纪的宗法制的亲情面纱，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暴露在世人面前。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郑武公与王后武姜共育有两子，即寤生和叔段(一说名为段)，寤生出生时逆生，孩子胎位出了问题，造成难产，差点让武姜丧命，武姜因此视寤生为自己命中克星，一直不大喜欢他，倒是对叔段疼爱有加。

依照礼制，寤生作为嫡长子，理所当然地被立为世子。武姜多次企图说服武公废长立幼，改立叔段为世子，好在武公意志坚决，不为所动，寤生才保住了世子的位子。

武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长立幼，废黜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所生幼子伯服，结果引发太子姬宜臼母族申国联合犬戎入侵镐京(今陕西省西安一带)。最终，幽王和伯服被杀于骊山，镐京化为丘墟，周室被迫东迁，周朝自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武公的父亲桓公就死于这次动乱之中。

殷鉴不远，武公是个聪明人，不会这么快就忘记血的教训。

武公死后，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

武姜虽没有得逞，但废长立幼的心思依旧没变。

庄公继位之初，武姜就立刻提出，将制邑(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封给叔段。制邑本属于东虢，是郑武公灭了东虢后，并入郑国。制邑地势险要，属于军事要地，武姜的用心一目了然，就是壮大叔段的势力，以便抗衡庄公。

庄公一眼就看穿了偏心母亲的心思，以制邑为不祥之地为由，委婉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武姜又提出将京邑(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封给叔段，这一次，庄公没有拒绝，答应了下来。

大夫祭仲站出来反对说，以京邑的城防规模，分封给叔段，有违礼制和法度，切不可行。庄公无奈地表示，这是母亲武姜的意思，他也没法拒绝。

祭仲说：人的贪欲永远无法满足，为了国家的安宁，此风万不可长，决不能任其蔓延。况且是事关您的弟弟，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庄公冷冷说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好吧。

叔段到了京邑后，立刻加筑城墙，笼络百姓，整修盔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还策反周边许多城邑，归附于己。一时间，郑国境内俨然两君并立，人心浮动，不知如何是好。

公子吕看在眼里，非常焦急，如果再按照目前形势发展下去，郑国迟早会陷入内战，遂劝庄公早点动手，免得受制于人。但庄公不为所动，称叔段纵然扩张土地，壮大实力，但如若对君王不义，对兄长不亲，必然得不到道义的支持，最终还是会失败。

叔段在不断膨胀的野心促使下，决定对庄公发动偷袭，武姜也悄悄做好了为叔段开门接应的准备。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闻讯后，果断出击，命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讨伐京邑。叛乱很快被平息，走投无路的叔段只好出走共国，最后身死异国他乡。

对于此事，《春秋》称“郑伯克段”。

《春秋》有一套特定的语言记述方式，字里行间暗藏褒贬，称为春秋笔法。每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表达著者对史实的评价。

“克”字，本意是两国之间，一国击败另一国。《春秋》称庄公与叔段兄弟权力之争为“克”，实则暗讽，叔段为弟怀揣阴谋，犯上作乱，而庄公名义上宽容，实际上是利用母亲的偏心和叔段的野心，给弟弟设下陷阱，让他步步落入自己的圈套，一举铲除。

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兄非兄，弟非弟。

叔段叛乱结束后，庄公与母亲武姜在隧道相见，通过一出母子二人不计前嫌、和睦如初的亲情戏，将自己包装成孝子明君的形象。然而，还是没逃过史官的眼睛，史官如实记录下了母子二人的丑恶嘴脸。

如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刘长的人生轨迹与叔段极其相似，文帝和郑庄公的手段也是如出一辙。

表面上看，文帝对刘长疼爱有加，即便是刘长当街杀人，也被无罪释放。过度的溺爱，就是纵容犯罪。可以说，正是文帝一步步将刘长推向了不归路。

那么，文帝为何这么做？

从文帝继位之初的一段告白，就不难看出些端倪来。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正月，文帝刚即位三个月后，朝堂上就有官员提出册立太子。

至于这是文帝暗中授意，还是有人为了讨好皇帝的奉迎拍马之举，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此举迎合了文帝的真实想法。

关于君位传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侧重，比如殷商多兄终弟及，周朝重父子相传。但自周公构建宗法制以来，主要还是以子承父业为主，像文帝这样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实属特殊情况。

但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别人也可以效法？

文帝继位时，高帝的儿子，除了文帝，还有一人，正是淮南王刘长!

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按照礼制，刘长与文帝同样具有继承权，只是按照顺序，文帝靠前而已。对此，无论文帝，还是群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他至少要做个姿态，试探一下大家的态度。

“我德行一般，能力有限，还没来得及做任何让天下人满意的事就着急立太子，实在不妥，我看此事先缓一缓再说。”

皇帝态度暧昧，不是很坚决，官员们觉得有戏，本来嘛，谁不想将皇位传给自己子孙？在官场混久了，谁都知道，有些话万万不能当真，皇帝越是谦虚，下属们态度越要坚定。

于是，官员们用庄重的语气说：“及早立太子，就是表示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以天下人为念，此事实在不能再耽搁了。”

“宗族诸侯和功臣中，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大有人在。像我的叔父楚王(刘交)、兄长吴王(刘濞)、弟弟淮南王(刘长)，如果我执意选自己儿子做继承人，那么，天下人会怎么看？是不是会觉得我心怀私念，不为天下着想？因此，我是不会同意你们的提议的。”

请看看文帝列出的这份具备继承人资格的名单，楚王刘交、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其他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刘交此时已年迈体弱(刘交在文帝前元元年三月就去世了)，刘濞是刘仲之子，不是出自高祖一脉，且高祖生前就看出此人野心勃勃，连封他做王都有点后悔，只是诏令已颁发，无法收回，不得已让他去就国，临走前还警告他说：“天下同姓皆为一家，希望谨慎做事，不要造反!”刘濞做继承人，已无可能。那么，能对文帝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一人，就是刘长!

准确地说，刘长对文帝帝位的合法性，基本已经无力发起挑战，但他对文帝子孙具有很大潜在威胁。高度决定思维方式，任何人一旦站在了权力巅峰，就会想，不仅要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还要必须传到自己子孙手中。

权力会噬人，也会反噬掌权者。

一个人一旦攀上权力之巅，倘若主动放弃权力，就意味着身后有可能被清算，子孙将无遗类。文帝亲眼见证了吕后死后，吕氏全族遭灭族屠杀，惠帝的诸子无一人存活的惨剧。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权力杀戮，给文帝留下深刻的教训，长安上空的血腥气尚未完全散尽，绝不能让它在自己死后重演!

至于文帝对群臣宣称，身后继承人可以从其他宗室中选出，显然是言不由衷，是不得已之下的违心话，是以退为进的斗争艺术。其目的就是趁着自己继位之初，君臣之间尚在合作蜜月期，快刀斩乱麻，抓紧时间，快速将自己儿子扶上太子之位，好断了旁人的觊觎妄念。

文帝没有别的选择。他以外藩诸侯身份入主大统，面对外有宗室诸侯、内有功臣的局面，能做的就是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谦让、宽容、仁义，将自己树立成为大汉一代仁君，让权力对手们无话可说。

道德力量是柔弱的，是无形的，是内敛的，但道德同时也是至刚的、无坚不摧的。文帝用自身道德光环，给群臣编织了一张无形之网，看似孱弱无力，却令他们无力反驳。

朝堂上大臣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点就透，马上明白了皇帝的用意，立刻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殷周前朝说起，直到当下，摆史实、列例子，无非是表明，天下唯有父子相传才是绝对真理，是关乎王朝千秋基业的基石，是绝对不能动摇的。高祖的事业，必须在他直系子孙中代代相传下去，想在诸侯和宗室中选择继承人，绝对有违高祖的本心。

文帝很满意，表示既然大家都这样想，我只好顺从民意，勉为其难，立自己儿子为太子。

在为代王时，文帝与前王后共育有四个儿子，只是王后早故，四个孩子也先后夭折。文帝后来娶窦姬，他们一起生育了两子一女，长子刘启、次女刘嫖、幼子刘武。

按年岁次序，刘启作为长子，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窦姬因母以子贵，被册封为皇后，刘嫖被封为馆陶长公主。第二年，封刘武为代王，后改为梁王。

立太子，解决了后顾之忧；册封皇后，稳定了后宫。

在朝堂上，文帝培养嫡系人马的步伐，也从没停止，他封舅舅薄昭为轵侯、宋昌为壮武侯，扈从他从代国同行而来的六人，都官居九卿。

在以后的数年间，功臣或死(如陈平)，或被踢出朝堂(如周勃)，对宗室诸侯或安抚(如文帝前元四年四月，一口气将齐悼惠王七个儿子封为列侯)，或武力镇压(如刘兴居造反，文帝宁肯暂时放弃反击匈奴，也要坚决征讨)，文帝的权力也逐渐稳固下来。

至于对刘长，文帝自始至终，都是一味地放纵，就像当年郑庄公对叔段一样，直到将他送上不归路。

可惜狂悖的刘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有一把无形的刀与他如影相随。

刘长本来还有一丝生机，可惜被文帝果断掐断了。

当他被押送上路时，袁盎在一旁提醒文帝：“陛下一直宽纵淮南王，不给他设严厉的国相和太傅，由于缺乏管束和教导，以至于出现目前局面。他的性子烈，突然遭到如此打击，我怕他扛不住，万一在路上出现意外，丢了性命，恐怕陛下难免背上杀死自己兄弟的恶名，还望三思啊!”

袁盎胆子大，性子直，一下子就把文帝的心思抖了出来。

文帝有点尴尬，讪讪地说：“说得是呀，朕也为此而苦恼呢，我这样做，也不过是让他自我反省一下罢了(早干吗去了)。行行行，这就派人去召他回来。”

但是，迟迟没有行动。

后来发生的事，不幸让袁盎说中了。

刘长是被关在一辆辎车(一种有帷盖的大车)中，押送上路的，沿途地方官虽接到朝廷旨意，要求给刘长提供饮食供应，但谁都不愿招惹这个混世魔王，递饭时也不敢将他放出车外。一路走来，刘长都是待在狭窄的车厢内。

长期以来，刘长放纵自在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没出几天，就非常郁闷，对伺候他的侍者发牢骚说：“他们不敢放我下车，估计以为我是个勇猛之人，怕放我出去出乱子，其实你老子我只是个被娇惯放纵，却无人约束之人，以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人一辈子活着，干吗要遭这种罪!”

此后，他便开始绝食。周围的人都以为刘长不过是闹情绪，过几天就好了，故也没太在意他的话。等到了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七里南古城)，县令下令打开车门，才发现刘长早已死去。

刘长的死讯传到长安后，袁盎猛地觉得不对劲，有点后悔自己不该乌鸦嘴，一不小心，道破了皇帝的内心算计。如今，朝野间对皇帝不满的人，肯定会拿刘长之死做文章。文帝又是个特别在乎自己政治形象的人，他是断不能背上害死弟弟的恶名，绝对会找个替死鬼背锅。

袁盎越想越后怕，事到如今，唯有抢先一步，赶在皇帝下诏前主动跑去请罪，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事不宜迟，袁盎抓紧时间，跑到宫里请罪。

袁盎进宫时，正赶上文帝在哀号，他连忙跪下叩头请罪。

文帝看到袁盎，便哭诉说：“都怪朕没听你的话，结果害死了淮南王!”

听出来了，皇帝并没有让自己背锅的意思，袁盎长嘘了一口气，暂时放下心来，便开导文帝：“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已无法挽回，陛下也不能过于自责，要放宽心，多加保重身体才是。”

文帝不说话，还在那里哽咽不止。

袁盎知道，文帝此刻心痛的不是刘长的死，而是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光辉形象，于是劝道：“淮南王之死，不足以败坏陛下的名声。因为，陛下曾做过三件超乎常人之事，早已在朝野间传播开来。”

文帝忙问：“是哪三件？”

袁盎便列举了文帝三件往事：一是在太后重病期间，文帝三年衣不解带，药必亲尝的逸事，这是至孝；二是吕氏专权败亡之际，文帝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毫不畏惧地奔赴长安，这份勇气，就是孟贲、夏育等勇士也不及，此乃勇于担当；三是在即位前，文帝三番五次地谦让天子之位，此等胸襟就是古代名士许由亦没法比。

袁盎进一步指出，有此三事，陛下的光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天下人断不会非议陛下不能容淮南王。况且，陛下贬谪淮南王，只不过是想磨砺一下他的心志，好让他迷途知返。至于他的死，完全是由于沿途官员照顾不周而出现的意外罢了!

文帝听完，才放下心来，停止哭泣，下令将刘长以列侯的规格就地安葬于雍县，安排三十户农户专门守坟。

只是那些沿途官员成了倒霉蛋，文帝将罪责全都推到他们身上。对外宣称，正是这些人，不给刘长打开车门，导致刘长绝食身亡，他们是害死刘长的罪魁祸首。

可怜这些人，被稀里糊涂地斩杀于街市。

不过，这些枉死鬼们的血，并没有洗刷掉文帝害死刘长的嫌疑。数年后，一首童谣在民间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开来：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童谣很快传到文帝耳中，令他颇为尴尬，毫无疑问，这对他的明君形象很不利。这样下去可不行，必须引导舆论，文帝辩解说：“过去尧、舜放逐亲生骨肉，周公杀死管叔、蔡叔，但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徇情枉法。世人怎会误以为我是为了贪图淮南王的土地呢？”

为了表明自己大公无私，无意将淮南国兼并为朝廷所有，文帝将城阳王刘喜(刘章之子)迁为淮南王。

刘长死的时候，几个儿子皆年幼，都不过七八岁模样，文帝封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束城侯。

文帝又以诸侯的规格，扩建刘长墓园，追谧刘长为淮南厉王。

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又将刘喜迁回城阳国，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封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此时，束城侯刘良已死，故没有册封。

刘长的短暂人生，以悲剧始，以悲剧终。惜乎生于帝王家，表面上他桀骜不驯，实际上，他只是个心灵受到创伤的悲惨之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幼年丧母的悲情。

文帝试图用各种手段淡化他与刘长权力斗争的痕迹，给后世留下一个凶顽弟弟和慈爱哥哥的故事。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父辈的悲情会在下一代人身上继续延续下去。

刘长与文帝的恩怨，在不远的将来，会在他们子孙身上重演。当然，所有这些，文帝是看不到了，他现在全部心思都花在巩固权力上，他立志要做一个好皇帝，带领大汉走出纷争，走向太平，以仁君的英名，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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