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两个亲戚。非常生气。他们准备好了苛责的眼神、灼人的话语。听听他们要说的，那些随着愤怒的腔调滚滚而出的话：“七岁的孩子！满嘴酒气！你昏头了吗？给一个七岁的孩子灌酒！一定是疯了。自寻绝路！记得凯特表姐吗？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姻兄？可耻！丑闻！丢人！跪下，祈祷，请求主的原谅！”

奎妮钻到炉子底下。我朋友定定地看着自己的鞋，下巴哆嗦着，她撩起裙子擤了擤鼻子，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镇子沉睡很久了，房子里很安静，只听到时钟的敲打声和快熄灭的火的噼啪声，她还在对着枕头哭泣，枕头已经湿得像寡妇的手绢。

“别哭了。”我坐在她的床脚下，一边说，一边在法兰绒睡袍里打着寒战，睡袍上还留有去年冬天的止咳糖浆的气味。“别哭了，”我恳求道，逗弄着她的脚指头，挠她的脚底板，“你太老了不能这么哭。”

“这是因为，”她打着嗝儿说，“我太老了，又老又滑稽。”

“不是滑稽。是好玩。比任何人都要好玩。听着。如果你不停止哭泣，明天会很累，我们就不能出去砍树了。”

她坐直了身子。奎妮跳上床舔她的脸颊（奎妮是不允许上床的）。“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漂亮的树。巴迪。还有冬青。上面的浆果和你的眼睛一样大。那地方在树林深处。我们从来没去过那么远。爸爸过去常从那里给我们带圣诞树来：扛在肩上。那是五十年前了。哦，现在我都等不及天亮。”

天亮了。凝结的白霜在草叶上闪亮，太阳圆得像个橘子，颜色也是暑天月亮那样的橘红，支在地平线上，装点着银色的冬日树林。一只野火鸡叫了。一只野猪在灌木丛中咕哝。很快，我们就到了山中深可没膝的急流边，不得不丢下小车。奎妮第一个下水，划动着，不时吠上几声，抱怨水流太急，水冷得能让人得肺炎。我们跟随着，把鞋和装备（一把斧子、一条麻布袋）举过头顶。接下来的一里路，到处都有刺人的荆条，刺果和棘木钩住我们的衣服。地上铺着锈朽的松针，点缀着艳丽的菇子和鸟类换掉的羽毛。这里一闪，那里一扑棱，一阵狂喜的尖叫声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鸟都飞往南方了。小路总是在一池池的柠檬色阳光和漆黑的藤廊中蜿蜒。又有一条小溪要穿过：一大群受惊的斑点鳟在我们周围把水搅得翻泡；大如盘子的青蛙练习着腹部弹跳；水工河狸正在修建一个水坝；对面的岸上，奎妮甩着身上的水，颤抖着。我朋友也颤抖起来，不是冷，而是兴奋。她仰起头，深深吸入松香浓郁的空气，同时帽子上的破旧玫瑰上脱落了一片花瓣。“我们就到了，你闻到气息了吗，巴迪？”她问，似乎我们就要到达的是一片大海。

可那的确也是一片海洋。连着几英亩芬芳的节日之树、叶上带刺的冬青。红色浆果像中国铃铛一样闪亮：黑色乌鸦尖叫着飞扑上去。我们先往麻布袋里装上扎成花环足够装饰一打窗户的青枝和红果，然后开始选择一棵树。“它应该，”我朋友沉吟着，“比男孩高一倍。这样他们就偷不到上面的星星。”我们选的那一棵有我的两倍高。那英勇而飒爽的小蛮子，挺过了三十斧之后，才在断裂时发出哭泣般的嘎吱声，翻倒在地。我们使劲拖着它踏上漫长的归途，像拖一头死去的猎物。每走几码我们就放弃挣扎，坐下来大口喘气。不过我们怀着猎人凯旋的心情，树上散发的冰凉提神的香气也使我们又有了精神，促使我们继续。黄昏时在通向镇子的红土路上，我们不停地听到赞美。多漂亮的树啊，哪里弄来的？路人表扬着横陈在小车里的宝物，可我朋友却躲闪着不愿意搭腔。“那边。”她含糊地咕哝。有一次一辆汽车停下来，有钱的磨房主的懒婆娘伸出头来嘀咕：“给你两毛五现金买那棵树。”一般情况下我朋友是不敢说“不”的，但这次她迅速地摇了摇头：“一元我们也不干。”磨房主的婆娘坚持：“一元，我的天。五十分。到顶了。天哪。大姐，你可以去再弄一棵。”对于她的说法，我朋友想了想轻轻地回应：“我怀疑。任何东西都没有替代品。”

到家了。奎妮一下躺倒在火边，一觉睡到第二天，鼾声大得像人在打。

阁楼里的皮箱里装着：一鞋盒貂尾（一个曾租过老宅一间房的奇怪女士的歌剧服披风上的）、几卷因磨损而变得金黄的陈年金属丝、一颗银色星星、一小段糖果状的灯泡绳（坏的，毫无疑问很危险）。可一旦派上用场，它们都是绝好的装饰，但还远远不够，我朋友想要让我们的树像“浸礼会的窗子”一样闪亮，并被大雪一样沉的装饰品压弯。但我们买不起“五分一毛店”里面那些日本产的光鲜玩意。于是就像往常一样，一连几天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手拿剪刀、彩笔和一沓沓彩纸。我在上面画画，我朋友把它们剪下来：许多的猫和鱼（因为它们好画），一些苹果和西瓜，还有几个长翅膀的天使，是用留起来的“好时”巧克力条里的锡箔纸做的。我们用回形针把这些小制作固定到树上，又在树枝上撒了些碎棉花（八月时特地摘的），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我朋友打量着成品的效果，两手紧握在一起：“现在说实话，巴迪。它看上去是不是好看得让人想吃啊？”奎妮想去吃一个天使。

我们为所有屋子前面的窗户编扎了冬青花环，并用带子绑好。接下来的工程是准备给家人的礼物。给女士们的是扎染围巾，给男士的是家酿的柠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浆，以备“打猎回来或者出现一丝感冒症状时”之需。当到互相准备礼物时，我朋友就和我分开来各自悄悄地忙乎。我想要给她买一把手柄镶珍珠的小刀、一台收音机、整整一磅巧克力裹樱桃（我们有次吃过，后来她总是起誓：“我能只吃这个活着，巴迪，主啊，是的我能——这可不是在滥用主的名字。”）。可实际上，我给她做的是风筝。她想要送我一辆自行车（她这么说了有好几百万次：“如果我能，巴迪。一个人在生活中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已经够糟糕了。可是很讨厌，令我气恼的是不能送给别人你希望他拥有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的，巴迪。给你一辆自行车。别问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偷的。”）。实际上，我相当肯定她也在为我做风筝——像去年一样，还有前年。大前年我们互相交换的是弹弓。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好。因为我们是放风筝冠军，像水手一样对风颇有研究。我朋友，比我放得还好，她在风轻得都吹不动云彩的时候，也能把风筝送上天。

平安夜那天下午，我们搜罗到五分钱，去肉铺买了给奎妮的传统礼物，一根上好的可供啃咬的牛骨。骨头被包裹在漫画报纸里，高高地挂在树上，银色星星旁边。奎妮知道那里有根骨头。她盘踞在树下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上面出神。上床时间到了，她拒绝移动一下。我自己也和她一样兴奋。我踢被子翻枕头，好像是在热浪灼人的夏夜。一只公鸡在什么地方叫起来，叫错了，因为太阳还在世界的另一边。

“巴迪，你醒着吗？”我朋友在隔壁她的房间里喊我。一眨眼她就拿着根蜡烛坐到了我床上。“哦，我一点都睡不着。”她说，“我心里像有只长耳大野兔在跳。巴迪，你觉得罗斯福夫人会在正餐时端上我们的蛋糕吗？”我们挤在床上，她捏捏我的手表示“我爱你”。“好像你的手过去要小很多。我猜我不喜欢看到你长大。你变成大人，我们还会是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可我感觉很糟，巴迪。我好想给你买辆自行车。我想卖掉爸爸给我的浮雕宝石。巴迪——”她迟疑着，似乎有点不自在——“我又给你做了个风筝。”然后我承认我也给她做了一个。我们大笑起来。蜡烛烧得只剩很短了，拿不住。烛火熄灭，星夜展开。星星在窗口旋转，仿佛一首看得见的颂歌，慢慢地，慢慢地，沉寂在黎明里。我们可能盹着了一会；清晨最初的亮光像冷水一样泼溅在我们身上，我们起来了，睁着眼睛走来走去，等待其他人醒来。我朋友故意让一个水壶掉在了厨房地上，我则跑到那些关闭的门前跳踢踏舞。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出现了，看上去就像要杀掉我们两个。但今天是圣诞节，他们不能。首先，是一顿美妙的大餐：你能想到的全都有，从薄煎饼、炸松鼠到玉米片粥和蜂窝蜜。吃得每个人都满心欢喜，除了我朋友和我。坦白说，我们那么焦急地想看到礼物，简直一口都吃不下。

哦，我很失望。谁能不呢？只是袜子、主日学校衫、几块手帕、一件二手毛衣和一年的儿童宗教杂志订单。《小小牧羊人》。我很烦这个。真的很烦。

我朋友的收获好过我的。一袋萨摩蜜橘，这是她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可她最得意的是她出嫁的姐姐织的一条羊毛白披肩。她说她最喜欢的礼物是我给她做的风筝。它非常美丽，但还没有她做给我的那只好。那只是蓝色的，上面点着金色和绿色的幸运星。而且，上面还画着我的名字：巴迪。

“巴迪，起风了。”

风刮起来了，可这也没用，我们得跑到房子下边的草地上才行。奎妮已经溜出来把她的骨头埋在了这里（随后的一个冬天，奎妮也被埋在了这里）。就在这里，我们扎进齐腰高的茂草丛中，松开风筝线，感到线在手里被猛然抽动着，风筝像天空之鱼一样在风中游动起来。阳光和煦，我们心满意足地趴在草丛里剥萨摩蜜橘，看风筝在天上欢跃。很快我就忘记了袜子和旧毛衣。高兴得像在咖啡命名竞赛中得了五万元大奖一样。

“天，我好傻啊！”我朋友大叫着，忽然间警醒起来，就像一个女人很迟才记起烤箱里的面饼。“你知道我总在想什么吗？”她眼含微笑，望着上面的某一点而不是我，用一种发现的口吻问，“我原来总是想，一个人总要生病，垂死，然后才见到主。我想象主降临的光景，应该就像看见浸礼会的窗子一样，像阳光穿泻而过的那些彩色玻璃一样美丽。那种光亮让你不知道天已暗下来。想到这样的光亮会带走所有诡异的感觉，是一种安慰。但我现在打赌不是这样的，我打赌一个人临终时分会意识到主早就显现过。看到这些——”她的手打了个圈，把云、风筝、草地和往骨头上耙土的奎妮都包括进来——“他们总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看见了主。就我而言，我可以眼含着今天的情景离开世界。”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生活分开了我们。那些最通晓事理的人决定我应该去一所军事学校。因此接下来我便凄惨地经历了那些吹着军号的监狱、敲着可憎起床鼓的夏令营。我也有了个新家。但那不算。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可我再也没回去过那里。

她却一直在那里，在厨房里转悠。一个人和奎妮。后来又成了单单一个人。（“亲爱的巴迪，”她潦草难辨的笔迹写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马把奎妮踢得很重。谢谢天她没有受很大的痛苦。我用细麻布床单把她包起来，用小车推着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她的那些骨头在一起……”）后来那几年的十一月，她一个人继续烤水果蛋糕。没以前多，但烤一些，当然，她总是把“一批里最好的那个”送给我。她还会在每封信里用手纸包上一角钱：“去看场电影，写信告诉我故事。”但后来的信里，她渐渐地总是会搞混我和她另外的那个朋友，那个1880年代就去世的巴迪。越来越多的月份里，十三号不再是她在床上度过的唯一一天。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来临，一个没有树叶没有鸟鸣的冬日早晨，她再也不能唤醒自己开心地宣布：“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这事发生时，我是知道的。一条简单的口信证实了体内某根隐秘的血管已经接收到的讯息，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别的十二月的早晨，走过一个学校校园时，我不停地在天空中搜寻。就好像我希望看见，如相偎之心，一对迷失的风筝正一路赶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