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一段关于我身世的简短开场白吧。我妈妈，她非常聪明，是亚拉巴马州最美的姑娘。人人都这么说，也确实如此。她十六岁上嫁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商人，此人出身新奥尔良的好人家。婚姻维持了一年。妈妈太年轻，做不来母亲或妻子，也太有野心——想要上大学，做一番事业。于是她离开了丈夫。至于我，她就交给她在亚拉巴马的大家庭去照看。
那几年里，我很少见到双亲。爸爸在新奥尔良忙得脱不开身。妈妈呢，大学毕业后去了纽约寻求发达。但其实对我而言，这样没什么不好。在那里我很快乐。我有许多好亲戚，舅舅、姨妈和表亲，特别是有一个表亲，一个上了年纪、白头发、微微瘸腿的女人，叫做苏柯。苏柯·佛尔克小姐。我也有别的朋友，但她无疑是我最好的朋友。
苏柯讲给我听圣诞老人的事情，他飘荡的长胡须，红色外套，装满礼物叮当响的雪橇。我很信她，正如我信每个人都出自上帝的意志，或是主的，苏柯总是这样称呼他。如果我踢了脚趾，或者摔下马，或者在小溪里抓到一条大鱼——无论好事坏事，那都是主的意思。苏柯跟我说着这些的时候，她接到了从新奥尔良传来的可怕消息：我爸爸想要我到那里去和他一起过圣诞。
我哭了。不想去。我从来没离开过这个被森林、农场和河流环绕，与世隔绝的亚拉巴马小镇。没有苏柯用手指轻轻帮我梳头，同时给我一个晚安吻，我就无法入睡。并且，我也害怕陌生人，爸爸就是一个陌生人。我见过他几次，可印象很模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正如苏柯所说：“这是主的意思。谁知道呢，巴迪，你也许能看到下雪呢。”
雪！在我自己会读书以前，苏柯给我读过很多故事，似乎差不多所有的故事里都有很多雪。飘扬的闪烁的童话里的雪片。那是我的梦中之物。一种我想要看见、感觉和触摸的神秘而奇幻的东西。当然我还从来没有过，苏柯也没有，谁叫我们住在像亚拉巴马这样热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认为我在新奥尔良能看到雪，因为那里更热。别介意。她只是想给我上路的勇气。
我有一套新衣服。翻领上别了一张卡片，上面是我的名字和地址。这是为了防止我走失。明白吧，我得一个人上路。坐大巴。哦，每个人都认为有了这个标签我就安全了。每个人，除了我。我怕得要死。很愤怒。十分生爸爸的气，那个陌生人迫使我在圣诞节离开家，离开苏柯。
那是一次四百英里的旅行。差不多吧。第一站是牟拜尔。我在那里换了大巴，然后一直一直走，穿过大片松软的湿地，沿着海岸线，来到一个喧闹的城市，有轨电车叮当响，街上满是一些危险的、外国人模样的家伙。
这就是新奥尔良。
我刚一下车，忽然间一个男人过来把我卷进怀里，挤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他笑了，又哭了——一个英俊的高个男子，又是哭又是笑。他说：“你不认得我了？你不认得你爸爸了？”
我无语。我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坐上出租车，我问：“它在哪儿？”
“我们的房子？不远——”
“不是房子，是雪。”
“什么雪？”
“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雪。”
他奇怪地看着我，笑了：“新奥尔良从来不下雪。至少我没听说过。不过你听，听到雷声了吗？肯定要下雨了！”
我不知道什么让我最害怕，是雷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嘶啦嘶啦的曲折闪电，还是我爸爸。那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雨还在下。我做了祈祷，祈祷我可以很快回到家里和苏柯在一起。没有苏柯的晚安吻，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睡着。事实上，因为睡不着，我开始想圣诞老人会带给我什么。我想要一把手柄镶珍珠的小刀、一套大拼图玩具。一顶牛仔帽和配套的套马索。还有一把可以用来打麻雀的b.b.来复枪。（多年后，我真的有了一把b.b.来复枪，打下来一只反舌鸟和一只山鹑，我忘不了当时悔恨的感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杀生，我抓到的每条鱼都放回水里。）我还想要一盒彩笔。不过最最想要的，是收音机，不过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认识的有收音机的人不超过十个。须知，那时可是大萧条时期，深南诸州有收音机或冰箱的家庭是很少的。
可爸爸两样都有。他似乎什么都有——一辆带后敞座的汽车，更不用说法国区一座古老精致的粉色小别墅，铁镂花阳台，隐蔽的露台花园里点缀着各色鲜花，一个人鱼形状的喷泉喷洒着凉意。他还有半打，哦不，整整一打女朋友。像妈妈一样，爸爸还没有再婚。但他们都有执着的仰慕者，最终，不管情愿与否，他们走向了婚礼的圣坛，实际上，爸爸走了六次。
你由此可见他一定很有魅力。而且，真的，他似乎迷倒了大多数人——每个人，除了我。这是因为他让我很尴尬，总是拖着我去见他的朋友们，从银行家到每天为他修脸的理发师，当然，还有他所有的女朋友们。最要命的是，他总是在抱我亲我并拿我吹牛。我觉得非常丢脸。首先，没什么好吹的。我是个地道的乡下男孩。我相信耶稣，虔诚地祷告。我相信有圣诞老人。在亚拉巴马的家里，除了去教堂的时候，我从来不穿鞋子，无论冬夏。
穿着那些带子紧绷、热得要命、重如沉铅的鞋子，被牵着走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实在是一种折磨。而鞋子和食物相比，我又不知道哪样更糟。在家的时候我喜欢吃炸鸡、甘蓝叶、黄油青豆、玉米面包和别的好吃的东西。可是那些新奥尔良的餐馆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吃的那只牡蛎，它就像一个噩梦滑下我的喉咙；过了几百年我才吃下去另一只。至于那些辣辣的克里奥尔菜肴，想想它们是怎么烧灼我的胃的。不，先生，我渴望的是刚下烤架的面饼、新挤的牛奶，还有刚从桶中舀出的家制糖蜜。
我可怜的爸爸不知道我有多么难受，一方面是因为我从来不让他看到，当然更不会告诉他，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妈妈抗议，他已经设法弄到了这个圣诞节期间对我的合法监护权。
他会说：“说实话。你不想过来和我一起住在新奥尔良吗？”
“我不能。”
“你不能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念苏柯。我想念奎妮。我们有一条捕鼠㹴，很滑稽的小东西。可我们都爱她。”
他说：“你不爱我吗？”
我说：“不是的。”但事实是，除了苏柯、奎妮、几个表亲，还有床头美丽妈妈的照片之外，我不知道爱意味着什么。
我很快就明白了。圣诞前一天，我们沿着运河街散步时，我突然定住了，着魔了，我看见一个大玩具店的橱窗里有一个奇妙的玩意。那是一架飞机模型，大得可以坐到里面，像骑自行车一样踩踏板。它是绿色的，有一个红色的螺旋桨。我相信只要踩得足够快，它就能飞起来。那不是很酷吗？我能想见我的表兄妹们站在地上看着我飞进云朵里。谈论着天空中的那点绿！我笑了，笑个不停。这是我做的第一件让我爸爸看上去比较自信的事情，尽管他不知道什么让我觉得如此好笑。
那天晚上我祈祷圣诞老人会给我带来飞机。
我爸爸已经买了一棵圣诞树，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五分一毛店里挑选装饰它的东西。然后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一张妈妈的照片放在树下。爸爸一看到，顿时脸色发白，颤抖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知道。他走到一个橱子前，拿出一个高脚杯和一个瓶子。我认得那个瓶子，因为我在亚拉巴马的舅舅们也有很多一样的。私酿威士忌。他把高脚杯倒满了，几乎是一口气咕了下去。然后，那张照片对他就好像消失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