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带着湿土气味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呀！我提前从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天不只使我一人愉快：这时可以更多地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泼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我听到了人们在谈论着。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
舒拉呢？还不满13岁。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这是使他焦心的事，每天晚上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从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其他人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17。”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对我来说，提这样的问题未免太忍心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
一次，我下班正向家里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7点钟回来的。”
“可是现在差10分8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住我的臂，比齐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大了很多；很快她就要长得和我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我觉得好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
从1931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分开过。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8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在看着：他们来了，差不多永远在一起，热烈地谈着什么。这时我心里马上暖和了。
卓娅从我手里轻轻地夺去皮夹和书包：
“你累了，我拿着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春天的美妙的黄昏，并且彼此述说着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
“你读报了没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们运到阿泰克来了，”卓娅说，“法西斯差一点没把他们坐着的那艘轮船炸沉了。能看看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经过轰炸和一切苦难之后，忽然来到了阿泰克！现在那里好吗？不冷么？”
“不冷，4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开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这样，鼻子脱皮啦。”
“我们已经开始围着学校种树了。在室外呆了半天，所以晒成这样子。你知道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栽一棵树。我可能栽一棵杨树，我喜欢天空飞杨花。杨树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鲜很鲜的，还有一点苦味儿……呶，咱们现在到家了！你快洗脸，我马上把饭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