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拉只是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把报纸上有关“切留斯金”号船员的每一行字都剪了下来。现在他画的也只是北极：冰和他想像之中的“切留斯金”号船员的营地。
我们知道，可怕的突然灾祸并没有使“切留斯金”号船员们惊慌失措。他们是勇敢的、坚强的、真正的苏维埃人。谁也没有失望，人人都在工作着，继续进行科学观测。他们在冰上自己办了一份报纸，他们把它命名为《我们不屈服》，真是名副其实。他们用铁桶做成了炉子，用罐头盒做成了炒勺和灯，用残留下来的木板碎片刻成饭勺，帐篷的窗户是玻璃瓶做的——他们的创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以应付一切。为了辟出飞机场，他们用自己的背背走了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干净了，明天到处又出现了冰岭，前一天辛苦顽强劳动的成果，一点儿痕迹也不存在了。但是“切留斯金”号船员们坚信救援总会来到的：在苏维埃国家里，党和斯大林同志不会看着人遭难而不管。
就在3月初（“正好赶上妇女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卓娅喊着说），梁皮杰夫斯基的飞机降落在冰块上，还将妇女和儿童送到陆地上来了。“梁皮杰夫斯基真了不起！”我不断地听到这样的话。
卓娅和舒拉一提起莫洛科夫的名字，就表现出崇敬的心情。确实，只要想起这个出色的飞行员所做的事情，谁都会感到震惊。为了尽快救援“切留斯金”号的船员们，他在飞机的两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伞用的篮子，把人就装在篮子里往回运。他一天里飞几个来回。他一个人从冰上运回了39个人！
“要是能见见他就好了！”舒拉向往地说。
政府委员会还从堪察加和海参崴派出了救援“切留斯金”号船员的飞机。但是这个时候也有消息说，营地周围的冰有很多地方破裂了，形成了冰洞，出现了新的大裂缝，冰块在移动着，漂浮着。在把妇女和小孩运走后的那一天夜里，他们住过的板棚倒塌了，幸亏梁皮杰夫斯基的飞机及时赶到把他们运走了！
不久又遇到了新的灾祸：冰浪把厨房冲走了，破坏了飞机场，当时机场上正停放着斯列帕涅夫的飞机。危险迫在眉睫，而且险情每一天、每一瞬间都在变得更加严重。春天的脚步无法阻挡。舒拉简直恨透了那些暖和的日子。
“又是这个太阳！又从房顶上滴下水来！”他愤慨地说着。
但是留在冰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在4月13日，冰块上已经空无一人了！
“怎么样，13是个不幸的数字吗？真是不幸的吗，啊？”卓娅胜利地向舒拉喊着。
“嗨，现在我总算透过气来啦！”舒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相信：要是换了他们自己被从冰上救出来，他们也不会比这更快乐。
两个月牵肠挂肚的期待总算结束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都曾经为留在冰上的每个人的生命而焦虑不安呀。
我读过很多有关北极探险的书籍。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对北方非常感兴趣，他有不少关于北极的书，有小说，有传记。我从童年时代读过的书里知道，如果小说里叙述的是在冰上迷路的人们，常常是把他们描写得怎样的凶狠，互相猜疑，甚至仇恨，有时甚至变得像野兽一样，为了首先救活自己，为了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惜牺牲不久以前还是朋友的旅伴的生命。
我的孩子们和所有的苏维埃孩子们，他们的头脑是不会被这种思想侵袭的。惟一可能的，他们惟一可能有的想法只能是：落难在冰上的100多个“切留斯金”号船员们怎样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月；他们的勇敢和坚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心爱护。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有其他！
6月中旬，莫斯科欢迎了“切留斯金”号的船员们。天空很阴沉，但是我却觉得，从来没有过比这更明朗、更灿烂的日子！
孩子们一大清早就把我拉到了高尔基大街。好像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在人行道上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飞机在空中盘旋着，到处张贴着“切留斯金”号英雄船员们和他们的救护者——飞行员们的画像，在建筑物的墙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橱窗里，人们都看到这些已经变得很熟悉了的亲近了的画像。到处是写在红色的和蓝色的绸子上的热烈欢迎的标语，再就是鲜花、鲜花，看不完的鲜花。
忽然，在白俄罗斯车站方向出现了汽车。在第一秒钟里你无法猜到这是汽车：越来越近的是飞过来的花园，带着轮子的鲜艳的大花坛在向前移动着！它们向红场驶去。在成堆的鲜花，巨大的花束和玫瑰花中间勉强能辨认出欢笑着的、兴高采烈的脸孔和欢迎的招手。人们从人行道上，从窗户里，从阳台上，从屋顶上掷下无数的鲜花，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像天空中飞翔着的大蝴蝶一样，飘荡着落到地上，铺满了柏油马路。
“妈妈……妈妈……妈妈……”舒拉像念咒似的不断地重复着。
一个身材高大、晒黑了皮肤的大汉把他举起来放在他结实的、宽阔的肩膀上，舒拉从那上面欢叫着，似乎叫得比谁都响亮。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卓娅喘息着。我想，这是所有的人在这一分钟里在心里或从嘴里说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