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做得很顺利，但是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的病情并没有开始减轻。每次我走进病房的时候，我最害怕的是看到他的冷淡的面孔：我太习惯了丈夫喜欢与人谈笑，轻松愉快的性格，可是现在他一声不响地躺着，只是偶尔抬起虚弱枯瘦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无力地握握我的手指头。
3月5日我照常地探望他去了。
在前厅，一个相识的卫生员有点异常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请您等一等，护士马上就出来，或者是大夫。”
“我是来看病人科斯莫杰米扬斯基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提醒他说，“我有探视通行证的。”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出来，请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
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您请坐一会儿。”她躲避着我的目光说道。
我立刻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句不可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失去亲人，即使他患病已久，并且事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失去他已不可避免，一旦失去了，也是沉重、悲痛的。而像这样猝不及防、残酷无情的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一个从儿童时代起就从来没得过什么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是精力充沛、活泼、快乐的，现在竟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漠的、躺在棺木里的人了。
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无泪的发红了的双眼看着父亲僵硬了的脸，重复地说。
在一个寒冷阴暗的日子里，我们三人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葬礼。我们站在一棵凋零得像冬天一样的光秃的大树下，刺骨的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到自己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
我记不清我的亲戚是怎样到来的，也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凄惨的、难熬的一天的。只是模糊地记得怎样走到墓地，然后卓娅突然绝望地失声痛哭，后来就是土落在棺木盖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