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多雪的冬天来临了。河流已被坚冰封盖。温度降到零下57度，好在不刮风，使得孩子们很容易就抗住了严寒。
我还记得第一次降下的初雪使他们怎样地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松软的雪堆上打滚，就像在草堆上一样。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雪人，比卓娅还高。要把他们叫回家吃午饭，我得费很大劲才行。他们回来的时候，满脸通红，兴高采烈，但也累得不行了，然后以特别好的胃口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能保暖的鹿皮靴，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又给他们做了很结实的雪橇，卓娅和舒拉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去滑雪：有时候两个人互相轮流拖着，有时两人都坐在雪橇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他用戴着红手套的肥大的手搂着姐姐，十分得意地从山坡上像飞一样滑下来。
我和丈夫俩整天都忙于工作。每天早上临离家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可别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奶锅里。你要好好看着舒拉，不要让他捣乱。不许他坐在桌子上，那样会掉下来摔着的，又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吵嘴呀。”
下午我们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很乖，玩得很好，我们没有吵架！”
屋子里乱得不成样子，但是看着他们高兴而满意的脸，想责备他们也不忍心了。他们用椅子建了一座二层楼房，把箱子和匣子都乱堆在一起，外面用毯子盖着，在最想不到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没踩在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平时刮脸用的镜子上，转身又碰着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平时的小孩玩具：用铅铸的士兵，装在轮子上的只剩下一半鬃毛的马，只有一只手的洋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混杂在里面。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什么也没弄洒。”卓娅报告着，“只是舒拉又把玛尼亚的脸给抓破了。她哭啦，后来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的。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跟别人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跟他玩了。”
调皮的舒拉觉得理亏了，有点茫然地看着我说：
“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我只碰了她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我们全家在一起，围坐在桌子旁或在暖和的、火旺的炉子旁，度过那些漫长的冬夜。那都是些美好的夜晚！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我自己，特别是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做工作”这句话，孩子们很早就了解了它的含义：
妈妈在工作哪……爸爸在工作哪……
也就是说：应该保持安静，不可以东问西问，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藏在桌子底下，在那里一连玩上几个小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种时候，也像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北风卷着雪花在房前松树的枝叶间怒吼，烟筒里发出一种凄厉的呼啸声，像是什么在倾诉着委屈……但是当年在索罗维延卡时我形只影单，而现在有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坐在我身边，聚精会神地看书，或是批改学生的作业，卓娅和舒拉在自得其乐地玩着，说着悄悄话。我们一家子在一起，就更加快乐，更加温馨。
很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了，但他们仍然常常回忆起这些夜晚，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农村中度过的这些夜晚。固然，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舒拉还很小，当时他只有4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惬意的，但却总是模糊不清的。而在卓娅的记忆中，这些夜晚所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清晰很鲜明的。
我做完了工作，或是暂时把手中的工作放下，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继续，这时我就走到火炉旁坐下，“真正的”晚会于是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孩子们提出了要求。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都背得出来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公鸡，圆面包，大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罗娘和暴发户库兹马。——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哪一个没到过我们家里作过客呀！但是他们最喜欢、百听不厌的却是关于美丽的瓦西丽莎的故事。
“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朝代……”我开始几乎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起来，可是卓娅和舒拉就好像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
有的时候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放下手中的工作，加入谈话。孩子们特别喜欢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有的时候孩子们好像把我们全忘掉了：他们坐在屋角里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情。忽然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注意倾听他们一会儿，推开了书本，走近火炉，坐在小矮凳子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娅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开始慢条斯理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期待的表情来：父亲要给我们讲什么呢！？
我记得这样的一件事。孩子们常听人们说到春天里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区春天河水泛滥可不是说来听听就算了：洪水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之内很多村子会被淹成一片汪洋。人们对我们这些刚从外地来到这里的人讲了不少这样的故事，那洪水实在是可怕。
“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呀？”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