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的房间里，壁橱、五斗橱、桌、椅、雪白的印有一个大大的蓝色字母c的毯子，一切仿佛是我房间的镜中影像。我猛然间想到，没准儿琼听说了我的所在之后，就假装疯了，在精神病院订了个房间；她这么做不过是想跟我开个玩笑。这就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告诉护士说她是我的朋友。其实我和琼并不熟识，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冷冷的距离。

“你怎么来的？”我蜷缩在琼的床上问道。

“我读到关于你的报道。”琼说。

“什么？”

“我读到关于你的报道，就跑了。”

“你说什么呀？”我语调平板地问。

“是这样，”琼往精神病院那种磨擦轧光印花棉布扶手椅里靠靠，说，“我找了份暑期工，给个兄弟会分会的头儿干活，就像共济会那一类的组织，你知道，但不是共济会。我感觉糟透了。我得了拇囊肿，简直走不了路——到最后几天我穿不了鞋，只好穿橡皮靴去上班，你可以想象那叫我有多沮丧……”

我琢磨要么琼真是疯了——穿橡皮靴子去上班——要么她是想试试我疯到了什么程度，会不会一股脑儿相信她的话。何况只有上年纪的人才会得什么拇囊肿。我决定佯装认定她疯了，决定顺着她，由她说去吧。

“不穿鞋，我可从来吃不消，”我似笑非笑地说，“当时你疼得厉害吗？”

“厉害极了。我老板呢——他刚跟老婆分居，他不能立即就离婚，因为那违背兄弟会的章程——我老板每隔一会儿就按铃叫我，而我每动一动，脚就疼得要命，可我刚在桌前坐下，铃又响了，他又有什么心里话要一吐为快……”

“你干吗不辞职呢？”

“哦，辞啦，算是辞了吧。我请了病假。我不出门。我不见人。我把电话放在抽屉里，不听……”

“后来，我的私人医生把我送到一家大医院找一位精神科大夫。预约就诊的时间是十二点，我心情糟糕透顶。终于，十二点半的时候，一个接待员出来告诉我大夫去吃中饭了，问我愿不愿等，我说行。”

“他回来了吗？”要是琼的故事纯属捏造，那也太错综复杂了，但我由着她，瞧她怎么收场。

“哦，回来了。跟你实说吧，当时我打算自杀。我说：‘要是看这个大夫没用，就一了百了吧。’嗯，接待员领我穿过一条长长的厅道，快要走到门口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有几个学生跟大夫在一起，你不介意吧？’我能说什么？‘哦，没关系。’我说。我走进去，发现有九双眼睛紧紧盯着我。九双！十八只眼睛。

“怎么说呢，要是接待员告诉我诊疗室里会有九个人，我会当场扭头就走。可我已经进了房间，干什么都太迟了。那天呢，我碰巧穿了一件裘皮大衣……”

“在八月？”

“哦，是那种又冷又潮的天气，我想，这是我头一回见一位精神病医生——你知道。好吧，这位精神病医生在我跟他说话时一个劲儿瞟我那件裘皮大衣，我也完全看得出来，当我要求按学生价治疗费打折而不是付全费时，他是怎么想的。我可以看见他眼睛里的美元符号。嗯，我不记得我跟他说了什么，大概是关于拇囊肿、电话藏在抽屉里、我想自杀等等的情况吧。然后他请我出去等，他要跟学生讨论我的病情。当他把我叫回去，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什么？”

“他把手叉在胸前，瞧着我，说：‘吉琳小姐，我们觉得团体治疗法对你会有帮助。’”

“团体治疗法？”我想我的说话声听上去一定像在回音室一样虚假，但是琼压根儿没注意。

“他就是那么说的。你想想，我想自杀，却去跟一大帮陌生人谈论自杀的问题，何况他们大多数人的情况并不比我好上多少……”

“那是发疯嘛，”我不由自主地卷入谈话，“简直没有人道。”

“我就是那么说的。我径直回家，给大夫写了一封信。我写了一封措辞优美的信，说像他那样的人无权从事帮助病人的事业……”

“他回信了吗？”

“不知道。我就是那天读到关于你的报道的。”

“什么报道呀？”

“哦，”琼说，“关于警方怎么认为你已死亡什么的。我有一大堆剪报，放在什么地方啦。”她喘息着站起身来，我闻到一阵浓烈的马味儿，这味儿刺痛了我的鼻子。琼曾经是每年一届的学院运动会赛马比赛冠军。我怀疑她是不是一直睡在马棚里。

琼在她打开的箱子里一阵乱翻，找出一小沓剪报。

“喏，瞧瞧吧。”

第一张剪报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一位姑娘，描得黑黑的眼睛，黑嘴唇张开，露出一丝笑容。我真想不起来这张妖冶的照片是在哪儿拍的，直到我瞧见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耳环和项链，它们在明亮的强光照射下，光芒直反射到照片以外，好像仿制的星星。

奖学金女生失踪，母亲焦虑万分

照片下面的报道说，该生于八月十七日离家失踪，身穿绿裙白衣，在家留下字条说去散步，要走很远的路。报道说，当格林伍德小姐午夜尚未归家时，她母亲就向镇警察局报了警。

第二张剪报上刊登了妈妈、弟弟和我聚在后院微笑的合影。我也记不起是谁给我们拍的照片，直到我瞧见我穿着粗蓝布工装裤和白帆布球鞋，才忆起有一年夏天我给人摘菠菜，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然后，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渡渡·康威路过我家，给我们拍了几张家庭合影。格林伍德夫人要求登载这张照片，那上面说，希望借此鼓励女儿回家。

安眠药不翼而飞，担忧姑娘带走！

一张黑乎乎的照片，是午夜拍的吧，十几个圆脸的人在一座树林里。我觉得队尾有些人瞧上去模样古怪，个子小得异乎寻常，后来我才发现这些不是人，是狗。警方动用警犬搜索失踪少女，警官比尔·亨德利说，情形不容乐观。

发现少女，仍然活着

最后一张照片是警察正将一条长长的卷成一卷的毯子抬起，送到救护车车厢里去，毯子卷软绵绵的，一头露出一个卷心菜般全然变形的人脑袋。报道描述妈妈怎么到地窖洗涤一星期的衣物，突然间听见从一个闲置不用的洞窟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

我将剪报摊放在雪白的床罩上。

“你拿着吧，”琼说，“你应该把它们贴在一个本子里。”

我折起剪报，塞进兜里。

“我读到了关于你的报道，”琼继续说，“不是关于怎么找到你的，而是之前发生的一切，我就把我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搭第一班飞机去了纽约。”

“为什么去纽约？”

“哦，我想在纽约自杀要容易一些吧。”

“你干了什么？”

琼羞怯地露齿一笑，伸出双手，手心向上。在她手腕雪白的肌肤上，两条淡红色的粗大伤痕像一条微型山脉，横亘在双手手腕上。

“你怎么干的？”我第一次感到琼和我之间也许有些共同语言。

“我用拳头砸在同屋的窗户上。”

“什么同屋？”

“以前学院里的同屋。当时她在纽约工作，我想不出其他可待的地方，而且我的钱快用完了，所以只好去跟她住在一起。我父母发现了我在那儿——她给他们写信说我行为反常——父亲立刻就乘飞机来了，把我领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