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洛梅娜·吉尼亚黑色的卡迪拉克在下午五点拥塞不堪的车流中缓缓行驶，好像一辆礼宾车。车很快就要通过查尔斯河上一条不长的桥梁。我会不假思索地打开车门，穿过车流往大桥的栏杆方向冲去。只需纵身一跳，河水就会漫过我的头顶。

我懒洋洋地将纸巾用手指搓成药片大小的弹丸，一边观察时机。我坐在卡迪拉克后座中间的位置上，妈妈坐在我一边，弟弟坐在另一边，两人都略微前倾，像两根斜钉的铁条，守住两边的车门。

在我前面，我可以瞧见司机脖颈上一块颜色好似午餐肉一般的皮肤，夹在一顶蓝帽子和蓝色夹克衫的两个肩头之间；在他身边是著名作家菲洛梅娜·吉尼亚的银色发丝和插着翠绿色羽毛的帽子，好像一只娇弱的异国禽鸟。

我不太明白吉尼亚夫人怎么会冒了出来。我只知道她对我的情形感兴趣，还有，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她也在精神病院待过。

妈妈说，吉尼亚夫人从巴哈马群岛给她拍了一份电报，她是在那里从一份波士顿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的。吉尼亚夫人在电报中问：“此事是否与一位小伙子有关？”

当然啦，要是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小伙子，吉尼亚夫人就不会插手了。

妈妈回电说：“没有，是埃斯特写作受挫。她认定自己永远不会再事写作。”

于是，吉尼亚夫人飞抵波士顿，将我从拥挤的市立医院病房中接出来，眼下正用车送我到一家私立医院去，那里有操场、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村俱乐部，她将支付我的一切费用，就像付我奖学金一样，直到她在那儿认识的大夫将我治愈为止。

妈妈说，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感恩戴德。她说我已经差不多耗尽了她所有的积蓄，要不是吉尼亚夫人，她真不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可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会流落到乡下，到规模较大的州立医院，就和这家私立医院紧挨着。

我知道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心存感激，不过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就算吉尼亚夫人给了我一张去欧洲的机票，或者让我乘豪华邮轮环游世界，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分别。因为不管我坐在哪里——在船甲板上也好，或巴黎呀、曼谷呀的某个临街咖啡馆里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个钟形玻璃罩底，在我自己吐出来的酸腐的空气中煎熬。

蔚蓝的天穹罩在河面上，河中帆影点点。我准备行动，但妈妈和弟弟几乎立即将手放在车把上。车轮哧哧响着，车子很快就驶过了烤肉架一般的桥梁。河水、帆影、蓝天和翱翔的海鸥一掠而过，宛若一张美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明信片。我们过了桥。

我瘫倒在灰色的豪华座椅里，闭上了眼睛。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

我又有了自己的房间。

它叫我想起我在戈登大夫医院住过的那个房间——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壁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上有百叶窗，却没有铁条。我的房间在一楼，窗户高出铺满松针的地面没多少距离，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林阴遮蔽的院子，院子有红砖墙围着。要是我从窗户跳下去，膝盖上青都不会青一块。高墙的内墙表面像玻璃一般光滑。

我们经过大桥时我突然间丧失了勇气。

我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河水从我身边流逝，仿佛从未有人动过的琼浆玉液。我怀疑即使妈妈和弟弟没在车里，我也不会当真跳下去。

刚才，当我在医院主楼办完登记以后，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女子走上前来，自我介绍道：“我是诺兰大夫，埃斯特的主治医生。”

由一位女医生负责我的治疗，我吃了一惊。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有女精神病医生。这女人的模样集米勒娜·劳伊和妈妈于一体，她身穿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长裙，腰间系一条宽皮带，戴一副时髦的月牙形眼镜。

但是当护士带我穿过草坪来到我要住的这幢称做开普兰楼的阴沉的砖楼之后，诺兰大夫没来看我，倒是来了一大群陌生的男子。

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白毯子，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进我的房间，轮番向我做自我介绍。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干吗要来自我介绍。我开始怀疑他们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会不会发觉访客多得不太正常，于是我警惕起来。

最后，一位白发皤然的英俊大夫走进来，说他是医院的主任。然后他聊起清教徒和印第安人来，在清教徒和印第安人之后谁来占了这片土地，什么河流流经附近，谁在这儿建了第一家医院，医院怎么被烧毁，又是谁建了第二家医院。他聊啊聊啊，直到我想他准是等着瞧我会在什么时候打断他，告诉他那些河流啊、清教徒啊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我继而一想，有些也许真有其事，于是我试着分析哪些可能是真实历史，哪些可能是虚构的，可还没等我理清线索，他却道声再见走了。

我一直等到所有大夫的声音消失殆尽，然后我掀开白毯子，穿上鞋，走到大厅里。没人拦住我，于是我绕过我所在的这一边楼的走廊，拐到一条更长的走廊上去，路上我经过一间餐厅，门敞着。

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女佣在摆放晚餐用的餐具，有雪白的亚麻桌布、玻璃杯子、纸餐巾。那是真正的玻璃杯子——我将这一信息贮存在大脑某个角落，就像松鼠贮存坚果一样。在市立医院我们是用纸杯喝水的，也不给切肉的刀子。肉总是煨得烂烂的，用叉子就可以切开。

最后我来到一间很大的娱乐室，家具低劣蹩脚，地毯露出了线头。一个姑娘，圆滚滚的馅饼脸，短短的黑发，正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看杂志。她使我想起我从前的一位女童子军领袖。我瞥一眼她的脚，果然，她穿着那种据说能显出运动员风度的棕色平底皮鞋，镶边的鞋袢扣在鞋的前部，鞋带头挂着两只橡果样的小球。

姑娘抬起头，微微一笑：“我是瓦莱丽。你是谁？”

我佯装没听见，走出娱乐室，往另一楼翼的尽头走去，经过一扇齐腰高的门，门后有几个护士。

“人呢？”

“出去了。”护士在一张张胶带纸片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我将身子探过门去瞧她到底在写什么，写的是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

“到哪儿去了？”

“哦，去工作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打羽毛球啦。”

我注意到护士身边椅子上有一摞衣物。是在第一家医院我砸碎镜子时护士正往漆皮箱子里塞的那些衣服。几个护士开始将胶带纸片儿贴在一件件衣服上。

我又回到娱乐室。我真不明白，这些人在这儿干吗呢，又玩羽毛球又打高尔夫球的。既然能干这些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病了。

我在瓦莱丽的身边坐下，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想，没错，她完全可以待在女童子军营地。她正兴致盎然地阅读那份破烂不堪的《时装》杂志。

她到底在这儿干吗？我想，她一点儿没病嘛。

“我抽烟你会介意吗？”诺兰大夫往我床边那把扶手椅里靠靠，问我。

我说不会，我喜欢闻香烟的味儿。我想要是诺兰大夫抽上烟，她会多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来跟我谈话。她一走，我又会陷入原来的茫然之中。

“跟我谈谈戈登大夫，”诺兰大夫突然说，“你喜欢他吗？”

我警惕地瞅了诺兰大夫一眼。我想这些医生准是串通一气的，在这医院的什么地方，一个隐蔽的角落，一定安放着一部跟戈登大夫的器械完全一样的玩意儿，随时准备把我震得魂飞天外。

“不喜欢，”我说，“一点儿也不喜欢。”

“很有意思。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他对我做过的事。”

“对你做过的事？”

我给诺兰大夫描述了那架器械、那种蓝色的闪电、那种震颤、那种怪声。在我述说的时候，她整个人呆住了。

“操作错误，”听完之后她说，“不该是那样的。”

我瞪着眼看她。

“要是操作得当，”诺兰大夫说，“那就跟睡觉一样。”

“要是再有人用那玩意儿给我治疗，我就自杀。”

诺兰大夫斩钉截铁。“在这儿，我们不会给你施行休克疗法。就算我们要的话，”她纠正道，“我会预先通知你的。我保证你绝不会受到以前的那种折磨。”

“告诉你吧，”她结束道，“有些人还挺喜欢这种疗法呢。”

诺兰大夫走后，我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火柴。火柴盒的大小跟常见的不同，特别特别小。我推开盒子，一排纤细的粉红顶白木杆儿露出来。我试着划着一根，火柴在我手里折弯了。

我不明白诺兰大夫为什么要给我留下这么个愚蠢的东西。或许她想瞧瞧我是否会把火柴还给她。我小心翼翼地将玩具火柴藏在我新买的纯毛浴衣的褶边里。要是诺兰大夫来要火柴，我就说我以为是糖果做的，吞下肚了。

我隔壁的病房里住进一位新来的女病人。

我琢磨她一定是这楼里唯一一个比我迟来的病人，所以她不像其余的人那样知道我病情有多糟糕。我想也许我可以进房去跟她交个朋友。

这女人躺在床上，穿着一条紫红色的裙子，领口别着一枚彩色莹石饰针，裙子长及鞋子和膝盖的中间位置，一头铁锈红色的发丝盘成女教师式的发髻，胸前口袋上用黑色橡皮筋系着薄薄的银边眼镜。

“你好，”我在她的床沿坐下，搭腔道，“我叫埃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这女人纹丝不动，只呆呆地盯住天花板。我感到受了怠慢。我想也许瓦莱丽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她刚进来时就告诉了她我有多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