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啦，他妈妈把他给杀了。”

我的目光落在乔蒂希望我认识的这个男孩的嘴上。他嘴唇厚厚的，粉红色，浅黄色的柔顺发丝下一张孩子气的脸半遮半现。他名叫加尔，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名字的缩写，但是我想不出到底是什么，除非是加利福尼亚。

“你怎么肯定她把他给杀了？”我问。

据说加尔是十分聪明机智的。乔蒂在电话上说他乖巧伶俐，我会喜欢他的。我不知道要是我还是原来的我，我会不会喜欢上他。

这真的很难说。

“没错，起先她是说不不不，可后来她又说行。”

“可她后来又说不不。”

在隔着沼泽地与林恩遥遥相望的一片脏兮兮的沙滩上，我和加尔并肩躺在一条有橙色和绿色条纹图案的浴巾上。乔蒂和马克——乔蒂定了情的男朋友——正在游泳。加尔不想游泳，他想聊天，我们便讨论起一部话剧来。在这部话剧中，一位年轻人发觉自己染上了一种脑疾，起因是年轻人的父亲曾跟些不干不净的女人鬼混过。这位年轻人的脑子日渐软化，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他妈妈正在跟人争论要不要把他杀了。

我怀疑妈妈曾给乔蒂打过电话，恳求她带我出来走走，这样我就不会拉上百叶窗整天闷坐在房间里。一开始我不肯出来，因为我想乔蒂会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任何人只要长了眼睛就会看出我压根儿没脑子。

然而，在驱车往北，继而又往东的一路上，乔蒂一会儿开个玩笑，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叽叽喳喳地讲个没完，似乎毫不介意我仅以几句“哎呀”、“天哪”、“怎么会”作答。

我们在海滩的公共烤肉架上烤热狗。我留心观察乔蒂、马克、加尔是怎么烤的，然后居然也能将我的热狗烤得恰到火候，既没把热狗烤焦了，也没把它掉进火里去——我就担心出这样的事。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我把热狗埋进沙里了。

吃完以后，乔蒂和马克手拉着手冲进大海里去，我又躺了回去，瞪眼望天，加尔则没完没了地谈论这部话剧。

我之所以仍然记得这部话剧，只是因为戏里有个疯子；我读过的所有关于疯子的东西都留在脑子里了，其他一切全飞到了九霄云外。

“可是，重要的是那个‘行’，”加尔说，“最终她还是归结到‘行’。”

我把头抬起来，眯起眼睛向那蔚蓝色的海面望去——海面像一只蔚蓝色的盘子，盘子边沿脏乎乎的。一块硕大的灰色礁石，圆圆的，在块石嶙峋的海岬外一英里处的水面冒出头来，活像一只鸡蛋的上半部。

“她是要用什么去杀死他的？我忘啦。”

“吗啡粉。”

“你说，美国有吗啡粉吗？”

加尔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应该没有吧。听起来老早就过时了。”

我转身趴在浴巾上，眯起眼睛往另一个方向——林恩那边——望了过去。从烤肉架的炭火和炽热的公路上冉冉升腾的热气中形成一层光亮而透明的雾霭，透过这层雾霭，就像透过一层清澈的水帘，我可以分辨出汽油罐、工厂烟囱、油井架和桥梁的灰蒙蒙的空中轮廓。

看上去可真是乱七八糟。

我重又仰天躺着，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口气问道：“要是你想自杀的话，你会怎么干呢？”

加尔似乎乐了起来：“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我会用一杆枪，来个脑袋开花。”

我失望了。男人就是这样，用枪结果自己。我简直没有摸枪的机会。即使有，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往我身上哪部分开枪。

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人们用枪自尽的报道，他们只打中一根关键的神经，成了瘫痪，或者把脸炸开了花，被外科医生或者某种奇迹救了，一下子死不了了。

使用枪支似乎要冒极大的风险。

“用什么枪呢？”

“我父亲的猎枪。他的枪总是上满子弹的。哪一天，我只消走进他的书房，然后，”加尔用一根手指顶着他的太阳穴，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结束道，“喀哒！”他瞪圆了浅灰色的眼睛瞧着我。

“你父亲住在波士顿附近吗？”我懒洋洋地问道。

“不，在克拉克顿。他是英国人。”

乔蒂和马克两人手牵着手奔来，浑身淌着海水，像两只相亲相爱的小狗一般抖落身上的水珠。我想这儿人太多了，就站了起来，假装打了个哈欠。

“我想游泳去。”

跟乔蒂、马克和加尔待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压抑，就像有块木头闷闷地压在钢琴琴弦上似的。我担心我随时可能崩溃，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说我怎么看不进书，怎么写不了东西，说我整整一个月没合过眼却居然没有因精疲力竭倒地死掉，说我准是唯一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

似乎有一股烟正从我的神经里升腾而起，恰似从烤肉架和饱受太阳炙烤的公路上冉冉升起的那股烟气。这整个景致——沙滩、海角、大海和礁石——都在我的眼前微微颤动，仿佛舞台上的背景幕布。

我不知道在空中的哪一个分界点上，这天空愚不可及、假模假式的蓝色会变成黑色。

“你也去游泳吧，加尔。”

乔蒂戏谑地轻轻推了加尔一把。

“噢——”加尔把脸埋在浴巾里，“太冷啦。”

我向海水走去。

不知怎么，在一望无际、不留任何阴影的正午的阳光中，海水看起来和蔼可亲，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

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法，而烧死是最残酷的。巴迪·威拉德带我去看玻璃瓶里的胎儿，据他说有些长了腮。他们曾经历过一个类似鱼类的阶段。

一阵小小的浮满垃圾的浪头——尽是些糖果纸啦，橙子皮啦，海草啦——涌过我的脚面。

我听见身后沙地上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加尔来了。

“我们游到礁石那儿去吧。”我指着礁石说。

“你疯啦？有一英里呢。”

“怎么，”我说，“你是胆小鬼吗？”

加尔拽住我的胳膊肘，把我推进海水中。当水深至腰部时，他把我往水里按。我浮了上来，拍打着海水，眼睛被咸水灼得生疼。身下的海水绿莹莹的，半透明，像一大块石英石。

我游了起来，样子有点像狗爬式，脸正对着礁石。加尔游慢速的自由泳。不一会儿，他把头昂起来，开始踩水。

“不行了。”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好，你回去吧。”

我想我要游下去，一直游到筋疲力尽，回不去了。我双脚打水向前游去，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怦怦地回响，仿佛一台马力不足的引擎。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那天上午我试过自缢。

妈妈一离家去上班，我就取下她的黄色浴衣上的丝带，在卧房琥珀色的阴影里打了个可以上下移动的活结。我费了好长时间打这个活结，因为我一向不擅打结，压根儿不会打个像样的结。

然后我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好挂上丝带。

问题是我们家的天花板不对头。天花板很低，灰泥抹得平展展的，刷得雪白，瞧不见一根灯管或者一根木梁。我怀念起外祖母从前的宅第来，她把那房子卖了，先是搬来跟我们住，后来又搬去跟我小姨丽比住了。

外祖母的宅第是按优美的十九世纪风格建筑的，房间高大宽敞，有坚实的枝形吊灯架，有高高的壁橱，壁橱门上钉着结实的横档，还有人迹罕至的阁楼，阁楼里堆满了箱子、养鹦鹉的笼子、裁缝用的人体模特，屋顶的横梁有船骨那么厚实。

那是一幢老房子，早已易主；我再不认识什么人有那样的房子了。

我走来走去找不着一处可以绑上丝带的地方，脖子上挂着的丝带晃来晃去，像条黄猫的尾巴，最后我心灰意懒，坐到妈妈的床边上，试着拉紧丝带。

每次我把丝带勒紧了，便感到耳朵里嗡嗡作响，血直涌到脸上来，我的手就没劲了，手上的劲儿一松，我又没事儿了。

这下我看出来了，我的身体擅施各样小计，譬如说在关键时刻让手绵软无力，这些伎俩总能救它脱离虎口。要是都由我来说了算的话，顷刻之间我就呜呼哀哉了。

要是都由我来说了算，我就用我所剩无几的心智给我的身体一个伏击，不然的话我就会被困在它那愚蠢的牢笼里，五十年，神志尽失。而当人们发现我已经没了脑子——尽管妈妈守口如瓶，他们迟早会发现的——他们就会劝妈妈送我到精神病院去治疗。

只不过我没治了。

我从药店里买来几本论述异常心理学的简装书，将我的症状与书中描述的症状比较了一下，没错，我的症状与最无望的病症正相吻合。

除了黄色小报以外，这些论述异常心理学的书是我唯一能读下去的东西。看这情形，似乎给我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透光口，好让我能对我的病情有足够的了解，去以适当的方式来了结一切。

上吊失败之后，我想也许我不该自暴自弃，还是把自己交给医生算了。这时我想起了戈登大夫和他私立医院里的电击器械。一旦我被关起来，他们就可以把那东西用在我身上，没完没了。

我想象妈妈、弟弟和朋友们会如何日复一日地探视我，希望我能有起色。然后，他们的探视会渐渐稀疏起来，然后他们会放弃一切希望。他们会老的。会忘掉我。

他们也会日渐囊中羞涩。

起先，他们会希望我能得到最好的照料，往戈登大夫那样的私立医院倾注他们所有的钱财。最后，钱财耗尽，我会给转移到州立医院，跟数以百计的和我一样的人挤在地窖一只大笼子里。

你越是治疗无望，他们就会把你藏得越深。

加尔已经转过身，往岸边游去了。

我瞧着他慢慢游到水面深齐颈项的海区。在土黄色的沙地和靠近岸边的平伏的绿色波浪的衬托下，他的身子有一阵儿像条雪白的虫子被一分为二。然后，身子整个儿浮出了碧绿的水面，上了土黄色的沙地，消失在大海与蓝天之间或蠕动或闲荡的无数虫子中间。

我手脚并用，在水中划拉踢蹬。蛋形礁石似乎并不比加尔和我在海岸上眺望时近了多少。

然后我发觉没有必要游到礁石那么远，因为我的身体会把这段长距离游泳当做借口，爬出水面，到阳光下去躺着，养精蓄锐，好再游回岸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个儿淹死，此刻，此地。

于是我停止了划动。

我把手合抱在胸前，将头钻进水里，用手将水扒开，潜了下去。海水向我的耳鼓和心脏挤迫过来。我继续往海底划去，但是，还没等我弄明白我到底潜到哪儿了，海水却把我吐进阳光里，周围一片波光粼粼，宛若蓝色、绿色、黄色的半宝石。

我搓了一把眼睛，将里面的水挤出来。

我呼哧呼哧喘着气，像是刚使了好大的劲，但我仍然浮在水面上，这倒没费我一丁点儿力气。

我潜下去，又潜下去，每次都像个软木塞子，扑的一声，重又浮上水面。

那灰色的礁石像只救生圈一般轻松自如地浮在水面上，模仿我的样子嘲弄我。

我被打败了，我知道。

我往回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