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拉德先生开车送我到阿迪朗达克山。

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灰蒙蒙的天沉沉地压在头顶上，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有一种饮食过度的感觉，郁闷而又失望。圣诞节刚过我总是这样，仿佛那些松枝啦、蜡烛啦、金银丝带包扎的礼品啦、桦木篝火啦、圣诞火鸡啦、圣诞颂歌啦、钢琴啦等等许诺的东西——不管许诺的是什么吧——从来就没照过面。

圣诞节时我几乎但愿自己是个天主教徒。

起初威拉德先生开车，后来我开。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随着积着厚厚的旧日落雪的乡野景色越来越凄凉，丛丛冷杉从灰色的山间一直延伸到公路边，深浓的绿色看上去几乎成黑色了，我的心情越来越阴郁。

我几乎想要告诉威拉德先生，让他自个儿去，我要搭便车回家。

但是瞧一眼威拉德先生——那剃成小男孩式的一头银发，那清澈的蓝眼睛，那泛着红晕的脸颊，脸上带着信赖的神情。他满头满脸沾着霜花，像甜蜜的结婚蛋糕。他真是无辜的——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我必须把这次探访进行到底。

时至正午，天色稍稍明朗了些，我们把车停在一条结冰的岔道上，共享威拉德太太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金枪鱼三明治、荞麦饼、苹果，还有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

威拉德先生和蔼地打量着我。他清一清嗓子，把落在大腿上的最后几片面包屑掸掉。我看得出他要开口说些严肃的话，因为他十分羞赧，我曾经听见他在一次重要的经济学讲课前清过喉咙。

“奈莉和我一直想有个女儿。”

刹那间我有个疯狂的想法，威拉德先生接着会宣布威拉德太太怀孕，要生一个女儿。然后他说：“但是我看没有哪个女儿会比你更好。”

威拉德先生一定以为我哭起来了，因为我很高兴他把我当女儿看待。“哦，哦，”他拍拍我的肩膀，清了一两下喉咙，“我想我们理解彼此的心情。”

他打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迈着方步走到我这边来，他呵出的气在灰蒙蒙的空气中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我挪到他留给我的位子上，他发动了汽车，我们继续前行。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期望巴迪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

我想我是期望见到一种木结构的瑞士农舍，耸立在一座小小的山顶上，户外的阳台上躺着一些年轻男女，他们都非常漂亮，脸颊泛着红晕，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病态的光彩，身上则盖着厚厚的被褥。

“肺结核就好像藏在肺部的炸弹，”巴迪曾经在一封寄到学院的信中对我说，“你只能安安静静地躺着，但愿它别爆炸。”

我没法想象巴迪安安静静地躺着。他的整个人生哲学就是行动，每分每秒都在行动。甚至当我们夏日到海滩去，他也从不像我那样躺在阳光下打瞌睡。他从不肯浪费时间，要不就来回跑步，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做几节快速俯卧撑。

威拉德先生和我在接待室等待下午休息治疗的结束。

整座疗养院的色彩设计似乎是以猪肝色为主，晦暗、阴沉的门窗，颜色好似烧焦的皮椅，曾经雪白的墙面由于霉菌或湿气的侵蚀已经面目全非。地板上密密实实地铺着一块杂色斑驳的棕色亚麻油地毡。

房间里有一张低矮的茶几，暗色的饰面镶板上有深深的或圆形或半圆形的污迹。茶几上放着几本软塌塌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本，翻到中间的一页。艾森豪威尔的脸冲着我，满脸堆笑，没有毛发，没有表情，恰如一张药水瓶里胎儿的脸。

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一种诡秘的声音，好似什么东西漏了。起先我以为四壁吸收了太多的潮气，开始往外渗水，后来我才发现声音发自房间一隅的一座小小的喷泉。

喷泉从一根粗陋的管子往上喷出几英寸高，在空中裂成几道水流，坠落在一座石头池内，破碎的水花没入发黄的池水中。池盆里铺设的是公厕常见的白色六角瓷砖。

铃声响了。远处的门开开合合。不久，巴迪来了。

“嘿，爸爸。”

巴迪跟他父亲拥抱，然后立刻带着可怕的容光焕发的样子朝我走来，伸出一只手。我握了握那只手。他的手给我一种潮湿、肥厚的感觉。

威拉德先生和我一起坐在一张长皮沙发上。我们对面有一把滑溜溜的扶手椅，巴迪就歪在椅子的扶手上。他一直在微笑，仿佛嘴角被一根无形的钢丝牵动着。

我最没料到的是巴迪会胖起来。每当我想到在疗养院里的巴迪，想到的都是深陷的脸颊，还有凹陷的眼窝里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

但是，巴迪身上所有凹陷的部位都凸了出来。他穿着紧身的白色尼龙衬衣，衬衣下面挺着一个圆鼓鼓的肚子，他的脸颊像杏仁软糖一样饱满、红润。甚至他的朗朗笑声也给人一种圆滚滚的感觉。

巴迪和我视线相遇。“是饮食的缘故，”他说，“他们整天塞东西给我们吃，还只让躺着休息。不过我现在得到允许到外面散步几小时，所以别担心，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瘦下来的。”他一骨碌站了起来，像一位兴致勃勃的主人那样微笑着说：“想不想看看我的房间？”

我跟着巴迪，威拉德先生尾随在后，三人穿过一对镶着磨砂玻璃的旋转门，穿过一条阴暗的、猪肝色的走廊。走廊散发出地板蜡和来苏水的气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好像研细的栀子花的香味。

巴迪推开一扇棕色的门，里面是个狭窄的房间，我们鱼贯而入。

一张笨重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床上铺着薄薄的白色间以蓝色细条图案的床罩。床边是床头柜，柜上放着一只有柄大水罐和一只水杯，体温计的银色末端从一瓶粉红色的消毒水里露出头来。另一只柜子挤在床腿和壁柜门之间，上面堆满了书籍、纸张和歪歪扭扭的黏土罐子。罐子已经烘干，上了漆，但还没有上釉。

“哦，”威拉德先生吸了一口气，“瞧上去还算舒服。”

巴迪呵呵笑了。

“这些是什么？”我拿起一只做成睡莲叶片形状的泥制烟灰缸问道。烟灰缸暧昧的底色上仔细地描上了黄色的叶脉。巴迪并不抽烟。

“那是个烟灰缸，”巴迪说，“是给你的。”

我把烟灰缸放下。“我不抽烟。”

“我知道，”巴迪说，“可我以为你也许会喜欢它。”

“嗯，”威拉德先生抿抿两片薄薄的嘴唇说，“我想我该走了。我想我该让你们两个年轻人……”

“好吧，爸爸。你回去吧。”

“我也回去吗？”

“不，不，”威拉德先生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递给巴迪，“给埃斯特找个舒适的火车座位。也许她要待一两天吧。”

巴迪将父亲送到门口。

我有一种被威拉德先生遗弃的感觉。我想他一定早就计划好的，但巴迪说不是，他父亲只是无法忍受见到病痛，特别是他亲生儿子的病痛，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病痛都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他一生中从没生过一天病。

我坐在巴迪的床上。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坐。

巴迪在一摞纸张中极其认真地翻找着什么，然后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灰色杂志。“翻到第十一页。”

杂志是缅因州什么地方印制的，刊满了打油诗和一段段的白描，各段落之间用星号隔开。在第十一页，我发现一首题为《佛罗里达之黎明》的诗歌。我溜了一眼，只见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什么西瓜灯啦、龟背绿色的棕榈树啦、有凹槽的仿佛希腊建筑缩影的贝壳啦。

“不错。”我想，真恐怖呀。

“谁写的？”巴迪露出一种古怪的傻笑问道。

我的目光落在当页右下角的名字上：巴·斯·威拉德。

“我不知道，”我赶紧又说，“我当然知道，巴迪，是你写的。”

巴迪朝我挪近了些。

我挪开了。对于肺结核我所知甚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它的发展神不知鬼不觉。我想巴迪还是坐在他自己那害人的肺结核菌的氛围里好了。

“别担心，”巴迪笑了，“我不是阳性的。”

“阳性？”

“不会传染给你的。”

巴迪停下，喘了一口气，就像人家攀登什么非常陡峭的地方时中途会做的那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染上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习惯，直瞪着我的眼睛，仿佛真想钻到我的脑袋里，好分析一下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曾经考虑过通过书信来问。”

我眼前闪过一只淡蓝色的信封，背面印着耶鲁大学的印章。

“后来我决定还是等你来，当面问你的好，”他顿了一顿，“嗯，你不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什么？”我用一种低低的、不置可否的语气问。

巴迪坐到我身边来。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将我的头发撩到耳后。我一动不动。然后我听见他轻声细语道：“你愿意成为巴迪·威拉德夫人吗？”

我有一种可怕的冲动，想要纵声大笑。

我想，在我遥遥仰慕巴迪的那五六年中的任何一个时候，这样一个问题都会使我心跳停止。

巴迪看出我的犹豫。

“哦，我现在不成样子，我知道，”他快速地说，“我还在服用对氨基水杨酸，也许会失掉一两根肋骨，但是秋季我就可以回医学院了。最晚明年春天……”

“我想有些话我应该告诉你，巴迪。”

“我知道，”巴迪生硬地说，“你遇见什么人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什么呢？”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