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七点，电话响了。

我从黑沉沉的梦湖底部慢慢地浮出水面。我的五斗橱的镜架上已经塞了一张杰·西拍来的电报，叫我不必急着去上班，休息一天，等完全康复再说。她说她对蟹肉一事感到十分遗憾，所以我想不出来还有谁会来电话。

我伸手将电话拽到枕头上，这样话筒就搁在我的锁骨上，听筒靠着我的肩膀。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是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吗？”我察觉出他隐隐约约有一点外国口音。

“没错。”我说。

“我是康斯坦丁·某某某某。”

我没听出他姓什么，全是“斯”和“克”的音。我不认识什么康斯坦丁，可我不忍心这么说。

然后我想起威拉德夫人和她说起的那个同声传译。

“当然，当然！”我惊呼道，霍地坐了起来，两只手紧紧抓住话筒。

我永远不会想到威拉德夫人会给我介绍一个叫康斯坦丁的人。

我总能认识一些名字古怪的男人。有一个叫苏格拉底，是个高个儿，长得很丑，非常理性，是好莱坞一个很有名气的希腊电影导演的儿子，可惜是个天主教徒，这就败坏了我们俩的口味。除了苏格拉底，我还认识一个叫阿提拉的白俄人，他在波士顿商业管理学院读书。

我渐渐明白康斯坦丁是想约我在当天晚些时候见个面。

“今天下午您愿意来看看联合国吗？”

“我现在就能看见。”我一边说着，一边神经兮兮地咯咯笑了起来。

他似乎十分窘迫。

“我从窗口就能看见。”我想也许我的英语说得快了一点。

一阵静默。

然后他说：“随后您也许愿意去吃个便饭吧？”

我察觉到威拉德夫人的口头禅，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威拉德夫人总是请人吃个便饭。我想起这人刚来美国时曾在威拉德夫人家里做客——威拉德夫人信奉这样一种做法：要是你向外国人敞开你的家，你到国外时，他们的家也会向你敞开。

我现在非常清晰地看出，威拉德夫人在我这顿纽约便饭和向她敞开的俄国屋子之间简直可以说做了一笔交易。

“好吧，吃个便饭吧，”我态度生硬地说，“您几点钟过来？”

“两点钟吧，我从车里给您打电话。是亚马逊酒店吧？”

“对。”

“哦，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一时之间我觉得他的口气中含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我猜亚马逊酒店里可能有几个姑娘在联合国当秘书，说不定他把她们逐个带出去玩过。我等他先挂上电话，然后我挂上。我背靠在枕头上，感觉这一切是那么可憎。

瞧我，仅仅因为几件平平淡淡的无聊事情，就又在那儿做起男人对我一见倾心的美梦。其实不过是礼节性地参观联合国，然后吃份三明治！

说不定威拉德夫人介绍的同声传译是个又矮又丑的家伙，到最后我就会像瞧不起巴迪·威拉德那样瞧不起他。这个想法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因为我确实瞧不起巴迪·威拉德，虽然人们仍然认为等他从肺结核病院一出来，我就会跟他结婚，但我自己明白，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男人，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巴迪·威拉德是个伪君子。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伪君子。我以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男孩子。在他还未真正留意到我之前我已经远远地爱慕了他五年。后来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仍然对他满怀爱慕，他则开始留意到我。然后，当他对我的关注越来越多时，我却于偶然之中发现他是个可憎的伪君子。现在他想要我嫁给他，但我对他恨之入骨。

最糟糕的是我不能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对他的想法，因为我正想那么做时，他染上了肺结核，现在我只能哄着他，等他痊愈了，我才能把话挑明。

我决定不下楼到自助餐厅吃早餐。那样就得穿戴整齐。如果你打算整个上午赖在床上，穿戴整齐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可以给楼下打个电话，叫他们给我房间送份早餐来，可那样的话我得给送早餐上来的人小费，而我从来闹不清该给多少小费。在纽约，为了给人小费，我有过好几次不快的经历。

我刚到亚马逊酒店时，有个个头偏矮、穿门僮制服的秃顶男人帮着把我的行李箱拎进电梯，为我打开房门。当然啦，我立刻冲到窗户跟前，看看外面景色如何。过了一会儿我发觉那位门僮一会儿拧开洗脸池的热水龙头，一会儿拧开冷水龙头，说什么“这是热水龙头，这是冷水龙头”，一会儿他又打开收音机，告诉我纽约所有电台的名称。我开始觉得不安，于是把背对着他，用坚决的口吻说：“谢谢你把箱子给我提上来。”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他用一种恶意的、讥讽的语气说道。还没等我转过身来瞧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走了，砰的一声粗鲁地把门带上。

后来，我把他这种怪异的行为讲给多琳听，她说：“你这傻瓜，他等你给小费呢。”

我问她该给多少，她说至少二角五分钱，要是箱子很沉，得三角五分。其实我完全可以自个儿把箱子拎到我的房间去，只是门僮显得太殷勤了，我才让他提的。我还以为那种服务全包括在酒店房钱里了呢。

如果是我完全可以自己干的活儿，我讨厌付钱给人家，这叫我心里忐忑不安。

多琳说付小费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没有恰好的零钱，要是我给人家五十美分，说：“一角五分给你当小费，请找我三角五分。”那可太傻了。

我在纽约第一次打的士，给了司机一角钱的小费。车费是一美元，所以我想一角正是百分之十，就给了司机一枚一角硬币，给的时候面带微笑，心中颇为得意。但是他却把硬币放在手心上，一个劲儿地瞪着它看。当我跨出车门，心想可别错给了他一枚加拿大一角硬币时，他开始高声嚷嚷：“小姐，我也得像你，像所有人那样活命呀！”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脚就跑。好在他的车被红灯挡住了，要不然他准会开车跟着我，就那么令人难堪地瞎嚷嚷。

我问多琳那是怎么回事，她说自从她上次到纽约之后，付小费的百分比可能从百分之十涨到百分之十五了。或者是行情涨了，或者那个的士司机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我伸手去拿《淑女时代》送来的书。

一翻开书，一张卡片掉了出来。卡片的封面上画了一只卷毛狗，穿一件碎花图案的睡衣，蹲在狗篮里，面容忧郁。卡片的内芯上，这只卷毛狗趴在篮子里睡着了，面带微笑，身上盖着刺绣样品，上面写着：“好好休息，康复如初。”卡片的底部有人用淡紫色墨水写道：“早日康复！《淑女时代》全体朋友们敬上。”

我一篇接一篇地翻阅这些小说，最后读到一篇关于无花果树的故事。

这棵无花果树长在一个犹太男子的庭院和女修道院之间的绿草坪上，犹太男子和一个肤色黧黑的美丽修女经常在无花果树下遇上，采摘成熟的无花果。有一天他们看见枝杈间的鸟巢里正在孵鸟蛋，在他们观看雏鸟破壳而出时，两人的手背碰触了一下。从此以后，那个修女再也不来和犹太男子一起采摘无花果了，换了个面相刻薄、笃信天主教的厨娘，每一次两人摘完果子以后她都要数数犹太男子摘了几个，生怕他摘得比她多，犹太男子气愤极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特别是描写冬雪下的无花果树以及春天到来、树上挂满绿色果实的那部分。读到最后一页时我意犹未尽。我真想从这些黑色铅字的字里行间钻进去，就像人们钻过栅栏缝隙那样，在那棵美丽、苍翠的大无花果树下悠然睡去。

我看巴迪·威拉德和我就好比犹太男子和那个修女，当然我们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位论派信徒。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想象的无花果树下相遇，我们看见的不是一只破壳而出的雏鸟，而是一个女人生孩子，然后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我躺在酒店白色的床上，觉得寂寞而孱弱，好像我正躺在阿迪朗达克山上的疗养院里，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卑鄙小人。巴迪在给我的信中三番五次地提到，他正在读一个也是医生的人写的诗，他发现一个已经死掉的著名俄国短篇小说作家也曾当过医生，所以，也许医生和作家还是能合得来的。

这可跟我们恋爱这两年来巴迪·威拉德所一贯弹唱的调调截然不同。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微微一笑，说：“埃斯特，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呢？”我问。

“一粒尘土。”他为想出这句妙语而洋洋得意。我呢，一边呆看着他那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他的牙齿很长，很结实，很白——一边说：“也许是吧。”

整整一年之后，置身纽约，我才想出该怎么回答他的话。

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巴迪·威拉德进行想象中的谈话。他比我年长几岁，擅长科学分析，所以他总能自圆其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功夫，以免陷入困境。

这些想象中的对话通常会重复我和巴迪实际有过的对话的开头部分，只是结束时我不再傻坐在那儿，而是尖锐地反驳他。

眼下，我仰面躺在床上，想象巴迪说：“埃斯特，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我会问道。

“一粒尘土。”

然后，正当他面露微笑、顾盼自得时，我就说：“你解剖的尸体才是尘土。你以为你在治疗的病人才是尘土。他们才是尘土的尘土的尘土。我看一首好诗比一百个那样的人加起来还要长命得多。”

当然，巴迪肯定答不上话来，因为我说的是事实。人不过是由尘土造出来的，我看不出来给那些尘土治病比写诗要高明多少，诗歌让人们铭记在心，让人们在难过、生病或失眠时独自吟哦。

我的问题是，不管巴迪·威拉德跟我说什么，我都当真。我记得他第一次吻我的那个夜晚。那是在耶鲁大学的三年级舞会之后。

非常奇特，我是说巴迪邀请我去参加舞会的方式。

一个圣诞假日，他突然闯到我家来。他穿了一件厚厚的白色高领毛衣，看起来帅极了，我只顾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顺路到你们学院去看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