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黑夜里沦陷。就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终止了意识。

——杰克·伦敦，美国作家

范妮似乎发了热病，在极度狂躁中结束了她的诉说。她从石阶上起身，站在了教堂中央，好像随时要倒下似的。她在木质长椅间踉踉跄跄的模样，让我联想到了遭遇海难的客船，以及船上最后一名乘客。

至于我，并不比她坚强多少。我的呼吸几近停止。这些真相，犹如一记记重拳，将我击倒在地，倒在崩溃与昏厥的边缘。我的思维已然停止，无法衡量事态的发展。范妮谋杀了雯卡，我母亲主动帮她处理了尸体……我并不拒绝真相，但这真相似乎不太符合我印象里的母亲和好友的性格。

“等等，范妮！”

范妮突然冲出了教堂。一秒钟前，她还虚弱不堪，可现在，她却跑得飞快！

妈的！

等我踉跄着爬上楼梯来到教堂前的广场上时，范妮已经跑远了。我追着她跑起来，却严重扭伤了脚踝。她甩开我太远了，而且跑得比我快。我一瘸一拐地穿过村子，尽可能快地跑下瓦谢特坡。我来到车前，把贴在车上的罚单揉成一团后坐了进去，犹豫着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母亲。我得去找母亲谈谈。只有她能证明范妮的话，也只有她，能帮助我辨别真假。我打开在教堂里关掉的手机。父亲没再联系过我，但马克西姆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给他回电。我一边启动汽车，一边打通了马克西姆的电话。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

从他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绪。与其说是恐惧，更像是真真切切的脆弱。

“告诉我。”

“不能在电话里说。咱们晚些时候在鹰巢见。我刚到圣埃克苏佩里，来参加晚会，得忙点竞选的事。”

一路上，在奔驰车安静的驾驶室里，我努力整理着思路。所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前后间隔不过几小时。先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然后是雯卡。为了保护马克西姆、范妮和我，我母亲和弗朗西斯利用两桩谋杀的先后顺序，制造了一出以假乱真的私奔。他们首先处理了尸体，随后将失踪地点从蔚蓝海岸成功转移到了巴黎，这才是真正的绝妙之处。

这一事件中，实则蕴藏了一种温情：父母们联合起来，情愿冒尽一切风险，也要保护当年的我们，保护他们刚成年的孩子们……可我的大脑却拒绝接受它，因为它关乎雯卡的死。

回想起范妮对我说的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一个医生，确认我心中的一个疑点。我本想联系我在纽约的全科医生，但我只有他诊所的电话，而周末诊所不开门。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系，我只能把电话打给了哥哥。

说我们不太通电话，都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成为一个英雄的兄弟绝对是件可怕的事情。每次和他讲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偷了他的时间——那些时间本该是用来拯救穷困孩子们的——这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嘿，兄弟！”他接通电话时说道。

和往常一样，他那完全不具亲和力的热情，把我搞得气力全无。

“嘿，热罗姆，最近怎么样？”

“托马斯，用不着费心和我闲聊。说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至少今天，他省了我不少事。

“我今天下午看见妈妈了。你知道她得了心梗吗？”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她不让我跟你说的。她不想你担心。”

说得真好听……

“你知道罗眠乐吗？”

“当然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现在已经开不了了。”“你服用过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得吞下去多少片药才能致死？”

“我不清楚，这得看药剂含量。大部分药片里含有一毫克的氟硝西泮。”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还得看人体的机能。”

“你可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科特·柯本曾试图服用罗眠乐自杀。”

“我还以为他是中弹自杀的。”

“我说的是试图自杀，在他死前的几个月，但是失败了。当时，人们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五十多粒药片。”

范妮说的是一把药片，那应该远远不到五十片。

“如果只服用了十五片呢？”

“你会有被注射毒品的感觉，也许会接近昏迷状态，特别是在混合了酒精的情况下。不过，我还是得说，这得看药品剂量。九十年代那会儿，生产罗眠乐的药厂也出过两毫克的药丸。如果是这种情况，十五颗药丸加上占边波本威士忌，的确可以把人送上天。”

又绕回去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新问题：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戛纳医生？他二十多年前从业来着。”

“马布斯博士！他在那一带很有名，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马布斯，是他的外号吗？”

“还有别的呢，”热罗姆嘲讽地说，“什么瘾君子弗雷多、毒贩杀人狂弗雷德·克鲁格啦……他自己是个瘾君子，也给别人提供精神药物。不管是能干的还是不能干的，他都干过：使用兴奋剂、非法行医、贩卖处方等等。”

“他被吊销行医资格证了吧？”

“是的，但我觉得为时已晚。”

“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还在蔚蓝海岸吗？”

“他那样乱用精神药物，怎么可能长寿。我上大学那会儿，吕本斯就死了。你的下一本书是部医学惊悚小说吗？”

我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校门口的自动栏杆是开着的。访客只需打声招呼，门卫在名单上找到名字就会放行。我从没报过名，所以名单上不会有我，好在那家伙几小时前见过我。认出我后，他直接放我进了校园，让我把车停在湖边的停车场里。

夜晚的景色非常美，与日光下的美景相比，显得浑然天成。在地中海风的吹拂下，天空明净，繁星点点。走出停车场，一路上都是回光灯、火把和彩灯，它们把校园映衬得那般迷人，指引来宾走向欢喜之地。每届毕业生都有相应的晚会。体育馆里的那场是面向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五届毕业生的。

刚一进场，我就有点不适应。呈现在我眼前的，简直是场化装舞会，“九十年代最差着装”大概是最为切合的主题。四十好几的人们，纷纷从衣柜里翻出匡威鞋、高腰破洞裤、棒球夹克和格子花呢衬衫。爱运动的则穿上了胯裆裤、厚运动衫和尚飞扬羽绒服。

我远远地瞧见了马克西姆。他穿着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的队服，身边围满了人，好像他已经当选了议员似的。所有人都在谈论马克龙。在这个满是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的聚会上，人们仍然不敢相信，从今以后治国的，将是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统，他说英语，深谙经济学，用一种务实的方式表达了破旧立新的意愿。如果说法国想做出某种改变，要么趁现在，要么永失良机。

马克西姆看见我时对我比了个“十分钟？”的手势。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等他，一边钻进了人群。我穿过大厅走到冷餐台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冷餐台贴靠着的那面墙，正是藏匿着两具尸体的那面；二十五年来，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和雯卡的尸体，就在这里腐烂变质。墙上挂着花饰，贴着老招贴画。和今天上午一样，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没有不适，没有不安，也没有负面的情绪波动。但我知道，我的大脑正在竭尽全力拒绝接受雯卡的死。

“先生，您想喝点什么吗？”

谢天谢地，这回有酒喝了。甚至还可以点鸡尾酒，有专门的服务生负责制作。

“您可以给我来杯卡布琳娜吗？”

“当然。”

“来两杯！”从我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转过身去，认出了奥利维耶·蒙斯，马克西姆的爱人，昂蒂布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我夸赞了他的两个小女儿，聊了聊发生在“并不一定那么美好的美好旧时光”里的逸闻趣事。虽然我记忆里的他是个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可事实上，他却魅力不凡、幽默感十足。闲谈了两分钟后他对我说，最近几天，他发现马克西姆很焦虑。他确定马克西姆有什么事瞒着他，而且还确定我知道这些事。

我决定做个真假参半的回应。我告诉他说，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马克西姆的几个对手想翻出旧账，逼他退出竞选。我说得模棱两可，还随口提了提从政所需的代价。我向他承诺，会帮助马克西姆，让这些威胁很快成为遥远的过去。

就这样，奥利维耶相信了我的话。这真是生活里的一大奇事：虽然我是个天生焦虑的人，却具备一种安定人心的奇异能力。

服务生端来了我们点的酒。碰杯后，我们开始戏谑地打量起人们的着装来。说到着装，奥利维耶和我一样，穿得简单朴素。其他人就远非如此了。看来，好多女性都很怀念那个年代盛行的露脐装。还有些人穿着牛仔短裤，在t恤衫外套了一条花边连衣裙，戴着超短锁骨链，或者拎个系有印花方巾的手包。好在没人敢把巴福罗厚底鞋穿出来。可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出于好玩？还是为了从已逝的青春里留住些什么？

我们又点了两杯鸡尾酒。

“这回，可别那么舍不得放卡莎萨了！”我要求道。

服务生听进了我的话，给我们做了两杯非常浓烈的酒。我向奥利维耶道了别，端着鸡尾酒来到了露台上，那里聚集着抽烟的人。

聚会才刚刚开始，可在大厅深处，已经有人开始服用可卡因，吸食大麻了。这些东西是我一直以来都敬而远之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身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还有赶时髦乐队的t恤，正把胳膊架在栏杆上，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小口呷着不含酒精的啤酒。

“你到头来还是没去看演出？”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向一个五岁的男孩，小家伙正在一张张桌子底下玩捉迷藏。

“我爸妈本来答应替我带埃内斯托的，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有事。”他一边说，一边吐出了一口香草蜜糖面包味的烟。

皮亚内利狂热的政治倾向，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是你给孩子起的名字吗？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那个埃内斯托？”

“是啊，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他扬起一条气势汹汹的眉毛说。

“喜欢，喜欢。”我赶紧答道，以免他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