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样东西，他收藏的手表。不过，据保险公司估值，总价至少有三十万欧元。”

我还记得，弗朗西斯热衷于收藏手表，尤其对瑞士品牌百达翡丽情有独钟。他收藏了十几种款式，把它们视若珍宝。我十几岁时，他常常高兴地把手表拿给我看，还给我讲相关的历史，用他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还记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级复杂功能系列，还有杰罗·尊达设计的nautilus系列。

从今天上午起，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你爸爸是什么时候搬去奥蕾莉亚庄园的？我之前以为他一直住在这儿。就是旁边的房子。”

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尴尬。

“我妈妈去世前，他有时住在这边，有时住在那边。奥蕾莉亚庄园算是他的一个地产项目，他投了钱。作为开发商，他给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别墅。说实话，我始终都懒得去那个地方，甚至在我爸离世后，我都是让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儿和情妇约会、叫应召女。有段时间，我甚至还听说他组织过性爱派对。”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声。我记得他还大讲特讲过自己的猎艳经历，只不过我没怎么记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为出格，我还是很喜欢他。这种喜欢有些情不自禁，因为对我来说，他仿佛是个囚徒，被复杂、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谩骂、大男子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言论由于过于极端而显得不够真实，而且似乎和他的实际行为并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马格里布人，跟他关系很好。他是个作风老派的老板，当然，有些家长式的专制，但绝对是让手下靠得住的人。至于对待女性，母亲曾有一天对我说，他公司的所有要职都是女性员工担任的。

我的脑海里掠过一段记忆，随后是更为遥远的另一段。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岁。我的第三本小说刚刚出版。经纪人给我在亚洲安排了几场签售，地点分别是河内的法国文化中心、首尔的顶级高校梨花女子大学，还有台北的信鸽书店和香港的欧陆法文图书公司。在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六层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记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香港天际线。我久久凝视着一个男人，他就坐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正在读《华尔街日报》，身上的西装剪裁完美，说着一口足够流利的英语，毫不费力地和服务生聊着日本威士忌和苏格兰调和威士忌的区别。过了一会儿，专栏记者发现我已走神许久，面露愠色。我赶紧回过神来，绞尽脑汁，用一个还算巧妙的回答回应了她的提问。而当我再次抬起头时，那人已离开了酒吧。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还没满十六岁。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独自在家复习语文。我喜欢这种独处的清静。从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学大纲罗列的书单里。每读完一本书，我就马上想要读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发现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里行间的音乐性和画面感，反思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一天，快到正午时，我出去取信，发现邮递员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进了我家的信箱。我决定马上把信给他送过去。由于我们两家房子间没有隔断，我直接从比安卡尔蒂尼家的后院走进去，穿过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开着的。我没吱声就进了客厅，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发现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没有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因为迷你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舒伯特的即兴曲。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这座房子里，能被提到的音乐人往往只有米歇尔·萨尔杜和约翰尼·阿利代。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读书，而且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书。我虽然没有走近，却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声称自己这辈子从未读过一本书。他四处宣扬对知识分子的鄙夷，说他们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却从十四岁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着脚尖走了出去，满脑子都是疑问。我曾见过无数个想把自己伪装成聪明人的傻瓜，却头一回看到一个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聪明人。

“爸爸，爸爸！”

叫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草坪的另一头，埃玛和路易丝正向我们跑来，我母亲就在她们身后。我下意识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蕴藏的恐怖。当两个小姑娘跳进她们爸爸怀里时，母亲对我们说：

“孩子交给你们了。我去小超市再买些杏。”

接着，她在我眼前晃了晃手里的钥匙，那是我放在门口收纳盒里的迷你库珀车钥匙。

“托马斯，我开你的车去。我的车被马克西姆的挡住了。”

“等一下，安娜贝尔，我马上把车挪开。”

“不，不用，我还得去趟商场呢，来不及了。”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坚持说道：

“这样一来，托马斯就没法像个小偷一样逃跑了，更不能对我的杏肉水果馅饼置之不理。”

“可我得出去一趟。我需要用车！”

“你开我的好了。钥匙就在车上插着呢。”

母亲就这样走了，完全没给我留任何反抗的时间。就在马克西姆从布口袋里掏出玩具哄孩子时，我的手机在桌上嗡嗡振动起来——一个陌生号码。我心存疑虑地接听了来电。是克劳德·安热万，《尼斯早报》的前主编、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良师益友。

那人还算热情，但太话痨了。他告诉我他住在杜罗河畔，用了足足五分钟向我吹嘘葡萄牙这个地方有多美。我把他拉回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上来，想探探他是否相信官方的说法。

“肯定不是真的，但又没法证明。”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不管是警察、记者，还是她的家人。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

“怎么讲？”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我想和你说的不是什么细节，而是很大的东西，一种没人看见、但又把调查变得无疾而终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虽然他的话语很模糊，但我却听懂了，并且同意他的看法。这位老记者继续说道：

“斯特凡纳跟我说，你想知道是谁给那两个舞者拍的照片，对吗？”

“对，您知道是谁吗？”

“当然知道！是个学生家长，伊夫·达拉纳格拉。”

我对这个姓有点印象。安热万帮我理清了记忆：

“我查了。他是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的父亲。”

听他这么一说，我模糊地忆起了弗洛朗丝·达拉纳格拉。那姑娘爱运动，个子很高，估计得比我高十厘米。我参加数理化会考那年，她正在读生物毕业班，但我们一起上过体育课，甚至还有可能在男女混合队打过手球。然而关于她的父亲，我却没有任何印象。

“是他自己拿着照片来找我们的，那会儿是一九九三年，就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失踪事件的文章后。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照片，后来使用了很多次。”

“是您对照片做了处理吗？”

“没有，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我记得买来照片后，我们没做任何处理就直接刊登了。”

“伊夫·达拉纳格拉，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知道，我给你查到了，地址发你邮箱吧。你会大吃一惊的。”

我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了他电邮地址，还应他要求，答应随时告诉他我的调查进展。

“我们是不会就这么忘掉雯卡·罗克维尔的。”结束通话前，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爷爷，您也不看看这话是对谁说的！

当我挂断电话，马克西姆给我准备的咖啡已经凉了。我站起身，打算去接杯热的。确定孩子们玩得很好后，马克西姆也来到咖啡机这边找我。

“你还没告诉我德布鲁因为什么叫你过去呢。”

“他想让我辨认一样东西，那东西和我爸的死有关。”

“快告诉我，他让你看什么东西了？”

“星期三晚上，风特别大，海浪汹涌，卷来了大量海藻和垃圾。前天上午，市政卫生部门派了人去清洁海滩。”

他望向孩子们，目光闪烁模糊。喝了一口咖啡后，他继续说道：

“在拉萨里海滩，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黄麻布小口袋，是风浪卷到岸上的。你猜猜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摇摇头，完全摸不着头脑。

“袋子里装的是我爸的手表，他所有的收藏。”

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那些马其顿劫匪和弗朗西斯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他遭遇的不是入室抢劫。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入室盗窃风波。他之所以拿走了手表，就是为了伪装成抢劫案件。随后，他又处理了“赃物”，以防留下证据或遭遇突击搜查。

我和马克西姆交换了眼神，随后同时把视线转向了两个小姑娘。我的身体瞬间冻结成冰。从此，危险无处不在。我们身后，始终尾随着一个一心复仇的敌人。那人并非如我最初所想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敲诈勒索或制造恐慌。

那是个凶犯。

是个走上战争之路的杀手，执行着无情的复仇计划。

朋友之间的叫法，把“拉斐尔”缩短成“拉法”。

法国知名歌手。

有“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歌手。

原文为葡萄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