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记者告诉我，警察提取了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罗克维尔的。你还记得她吗？”
听到雯卡这个名字，里夏尔突然转过身来面向我，坐进了一把碎纹皮的扶手椅里。
“当然记得，那个失踪的女生。她……像玫瑰一样明艳。”
让我无比惊讶的是，这位曾经的法语老师，竟眯起眼睛，朗诵起了弗朗索瓦·德·马勒布的诗歌：
……可在她的世界里，最美的东西
都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她如玫瑰般
遭遇着玫瑰们的遭遇，
在清晨时分……
里夏尔顿了几秒钟，第一次向我发问：
“你说有两枚指纹，是吗？”
“警察还不知道另一个指纹是谁的，因为没有记录。但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你的，爸爸。”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惊讶地说。
我坐在他面前，把手机拿给他看，屏幕上是皮亚内利在社交网站上找到的照片。
“你还记得这个包吗？咱们两个去打网球时，你用的就是它。你喜欢这包柔软的皮质，还有它的颜色，那种近乎黑色的深绿色。”
为了看清我的手机，他再次拿起眼镜。
“我看不清。你这屏幕太小了！”
父亲抓起面前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好像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了似的。他来回切换着各大体育频道，看了一会儿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转播，又转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纳达尔正在对战德约科维奇。
“我们真的很想念费德勒。”
可我依然穷追不舍：
“我还想让你看看这个。别担心看不清，都是特写。”
我把牛皮纸信封递给他。他取出照片，一边仔细看了看，一边关注着网球赛。我本以为他会乱了阵脚，没想到，他只是摇头叹气道：
“谁给你的？”
“那都无所谓！告诉我，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你都看到了。难道还需要我再给你画幅画吗？”
他调高了节目的音量，我把遥控器从他手里抢过来，关掉了电视。
“别以为你可以这样混过去！”
他又叹了口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从不离身的雪茄。
“好吧，我被耍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转动着那支哈瓦那雪茄，“这该死的小贱货想方设法地接近我，勾引我上了钩。接着，她开始勒索我。我真是个白痴，竟然给了她十万法郎！”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做出什么事？她已经十九岁了，而且睡完这个睡那个。我又没强迫她。是她主动向我投怀送抱的！”
我起身指着他说：
“你明知道她是我的朋友！”
“那又怎样？”他反驳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人为己。另外，讲句咱俩之间才能说的话，你没吃什么亏。雯卡就是个烂货，而且床上功夫差得很。她只知道要钱。”
在他的傲慢与恶毒间，我不知道自己更厌恶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里夏尔冷笑着，远没有慌乱之感或无所适从。我猜想，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些享受这场对话。通过打击和侮辱儿子证明父权的强大，这应该让他觉得很过瘾吧。
“你真无耻。你让我觉得恶心。”
我这两句辱骂终于刺激了他。只见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走向我，在距我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个姑娘，你根本就不了解！她是咱们的敌人，她威胁我要毁掉咱们的家！”
他指着散落在桌面上的照片继续说道：
“想想看，要是这些照片被你妈妈或者学生家长们看到了，会发生什么！你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文学世界里，而真正的生活并非如此。生活，如战争般残暴无情。”
我真想用拳头砸他的脸，让他知道生活的确可以很残暴无情。但这样无济于事。而且，我还需要他给我提供信息。
“所以，你把那笔钱给了雯卡，”我尽量压低声音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那些勒索犯惯用的伎俩呗：她还想要更多的钱，不过我没让步。”
他一边继续揉捻着雪茄，一边眯起眼睛回忆道：
“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圣诞假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施压，她甚至还拿了根验孕棒。”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他气急败坏地说：
“当然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
“那和她的生理期对不上。”
简直是无稽之谈。他怎么可能知道。不过，里夏尔说起谎来向来理直气壮。而且，更可怕的是，久而久之，连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谎话信以为真了。
“如果孩子不是你的，那又是谁的？”
他肯定地答道：
“那个偷偷睡她的小杂种的。他叫什么来着，那个下流的哲学老师？”
“亚历克西斯·克雷芒。”
“对，就是这名字，克雷芒。”
我严肃地问他：
“关于雯卡的失踪，你还知道些别的事吗？”
“你想让我知道什么？你不会觉得我和这件事有关吧？她失踪时，我和你哥哥姐姐在帕皮提。”
这是无法辩驳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是相信他的。
“那十万法郎，她没在失踪时拿走？对此你怎么看？”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毫不在意。”
父亲再次点燃雪茄，拿起遥控器，房间里弥漫开呛人的烟味。他调高了音量。德约科维奇身陷失利的局面。纳达尔凭借六比二、五比四的比分，正在发一记有望让他挺进决赛的制胜球。
空气已经变得无法呼吸了，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房间，但在我走出房门前，里夏尔执意给我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
“托马斯，你该硬气起来了。你要明白，生存就是战争。既然你那么喜欢读书，就重温一下罗杰·马丁·杜·加尔的话吧：‘生存就是一场战争。持久的胜利才是生活。’”
法国中学是20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