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第三次依凡说“等一下”了。
“依凡，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依凡扯着喉咙，他必须大声才能压过金属的巨大噪音。
哗啦啦啦钱币撒下来。依凡用拳头捶了老虎一下，乐不可支地笑着。
“什么？”他又大声回了她一句，可是眼睛注视正前方。
“走——”她弯腰对着他的耳朵，“我有事要跟你说。”
当依凡第四次说“等一——”，她直起身，隔着吃角子老虎，用喊的：
“我——怀——孕——了。”
声音传到依凡耳中，却极微弱；隔壁那台机器正发出拉警报的尖锐笛声。
9
她叉开两腿，跨在马桶的两边，然后把纸杯对着阴道。
即使小心，还是免不了让尿溅到手指。将温热的纸杯搁在水箱上，她先转身洗手。
一切准备就绪，她盖下马桶，坐下来。
只要五分钟，纸片上的颜色就会告诉你结果。那个圈圈若呈粉红色，你就怀孕了。
测孕器搁在洗手台上，刚好在她眼睛的高度。早上第一泡尿，够纯够浓的，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她看见那个逐渐变潮的圈圈已经转成桃红，鲜明的桃红。
她把尿冲下马桶。
8
他离开了她的身体，转过来拥着她。两个人弯向一个方向侧躺着，像一串虾。
对着窗。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摆动。
现在她知道窗外的风景是什么了。
一条小路，两边植着樱树（可惜没赶上它开花的季节，人们说花的颜色是桃红色的）。路的尽头是坟场。不远，三百公尺吧。
那天早上听见的一只孤寂的鸟，想必是在坟场里头唱歌。
“依凡。”
“嗯。”
“你上课怎么老迟到？”
“嗯——”他慵懒地说，“因为我老找不到后门进去。”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他的手指划过她的脸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只会走后门。”
“依凡。”
“嗯。”
“你为什么这么酸呢？”
他突然坐了起来，她于是也转过身来平躺着，往上看着他。
他正端详着她，手里玩弄着她一撮头发，轻轻说：
“怎么中国人的头发这么黑，这么亮，洒在雪白的枕头上——”
“依凡，你为什么这么酸？”她把两臂往上，枕在脑后。
“哈，”他又发出那种不知对着谁的嘲笑声，“我不但酸，而且穷。我们除了酸和穷，一无所有。”
“我不相信。”
“你又用那个词了。”
“我不相信你们一无所有，依凡，”她极诚恳的，试图使他也诚恳起来，“你们有托尔斯泰，有屠格涅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们不是一无所有的。”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帮我买到柳橙汁吗？”
她不说话。
他把下巴靠着膝盖，抱着腿。
“我没告诉你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吧？！他是政治学教授，东西策略研究所所长。他到东京去开东西策略研讨会，到哪里都大牌得很。
“可是有一天在会场，他几乎渴死。因为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供茶水，大家只能从一个机器里头买可口可乐。他渴了一整个下午。因为他没有钱币可以买饮料。
“没有钱，不是忘了带。”
她坐起来，想抚摸他的头，手动了一下又收回来。
“你知道我有一条很长的皮带？”
她点头。是的，挂在橱子里，很长，可以让一个两百公斤重的大胖子系上。
“那是我爸爸的，他比我还瘦。他被请到美国去开会，就穿这条皮带，在肚子上围上两圈。
“为什么？因为平常根本买不到皮带。一旦在店里看到一条皮带，当然抢着买下来；不管它多短多长，皮带总是皮带。
“你懂吗？”
她点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和政治？”
她伸手抚着他的脸颊，用请求的眼光，说：
“不要说了。”
他把她的手拿开。
“因为我是政治关系研究所毕业的，专门研究过远东问题。那个研究所，只有高干子弟进得去，我也算高干子弟当然。我和赫鲁晓夫的孙子同班呢。”
“不要说了，依凡。”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来德国进修吗？因为我有老爸的关系，走了后门。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走，我不走别人会走。我靠着老爸的关系招摇撞骗，不靠老爸关系的时候，就靠男女关系——”
李英倏地一下跳起来，下了床，开始急速地穿衣服。背对着伊凡，不让他看见自己的脸。
她走到门口，站着。
扶着门，慢慢回过身来。
依凡定定地看着她，眼里有说不出的忧伤，就像那晚在酒馆里见到的。
7
大大小小的盒子堆在小桌上，一共有八个。每一个都用色彩鲜丽的包装纸包着，然后用彩带扎起，打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李英坐在床沿，看着依凡将盒子一个一个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四十一号衬衫、领带、真皮制的男用钱包、鳄鱼皮带……三十九号阿迪达白色运动鞋。
她以爱怜的眼光看着依凡脱下原来穿着的恤衫，拔掉新衬衫上的细针，穿上。
她等着依凡弯身吻她。
他弯身吻她了，一面说：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谁是“你们”？什么“这样”？
“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就喜欢这个，”他在扣衬衫上的扣子，“过生日一定要送礼物。”
李英觉得受伤。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依凡拿出运动鞋细看，很满意的样子，“只是不同。”
“真有那么不同吗？”她说。
他们刚吃过晚饭，各人一盆什么都放进去的沙拉。她清洗了碗盘，挨坐到他身边去。
电视开着，音量放得极低，他按着手中的遥控器不断地在换节目。电视不断闪着光。
“你们有共青团，”她看着他侧面，用手指摸着他的轮廓，“我们也有‘反共青年救国团’，简称起来也叫‘共青团’。”
“差得远呢，小东西，”依凡笑着，“你不会说这个——”
他站起来，板着脸，用最单调干扁的声音说：
“在马列思想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及农民共同结合为整体社会利益奋斗消灭资本家及地主剥削社会主义制度以共同社会利益缔造最高形式及实质之民主运行机能——”
一口气说到这里，然后，像教徒说“阿门”一样，他虔敬地说：
“狗屎！”
李英开心地大笑，放肆地用光脚踢了下依凡，说：
“这个我也会，你听：生命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命生活的意义在发展宇宙继起的生命全国军民同胞们——”
嬉笑之后，他们漫不经心地瞄着电视。看起来像良家妇女的女人突然闻乐起舞，做出妖娆的动作，卸掉外套。原来是脱衣舞。制作人找来普通妇女——洗头发的、卖菜的、护士、店员、小秘书，模样愈平庸愈好，愈平庸就愈能让观众认同。
这些女人卖力地扭着屁股，身上只剩下黑色蕾丝三角裤了。
主持人，一个头发颜色像洗碗水的男人，跳上舞台，在一个稍胖的女人屁股上响亮地拍了一下。
“你爱她吗？依凡。”声音幽幽的。
“什么叫爱呢？”依凡眼光现在不离开电视了，“你说什么叫爱呢？”
李英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可是你们结婚四年了。”
“结婚？”依凡斜睨着她，“如果不结婚，我们就不能申请住房，就得和父母住在一起，做他们的乖儿子。当然要结婚。”
“就为这个结婚？”李英睁大眼。
“还为什么？”依凡用手指勾了勾她脸颊，这是他习惯的亲昵动作。
“那——”她想起照片上那个坐在马桶上的金发小孩，“孩子呢，你爱孩子吗？”
从主持人身后闪出一个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人，随着音乐扭着扭着出来，踩着极高极细的金色高跟鞋。
她的两手反绑在身后，她的嘴里塞着一块布。
她扭着扭着，跳着跳着，眼里一派风骚。
“我平常住父母家，每个周末都会回去看孩子。这算不算爱呢？”
“为什么又住父母家呢？”
“比较自由。”
“那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小孩呢？”李英转过来面对着依凡，一脸困惑：
“你不相信爱情、亲情吗，伊凡？”
依凡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倒在他怀里，宠爱而纵容地用鼻子摩擦她的鼻子，轻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小东西？”
李英摇摇头，鼻尖擦过他的鼻尖。
“因为你常用‘相信’这个词。在整个莫斯科我还没碰到一个会说这两个字的人。男人或女人。”
他深深地吻她。
6
蒙蒙胧胧蜷睡在雾里，李英的眼皮颤了一下，神志在梦和醒之间游移。神经纤维像含羞草的细叶，一丝一丝张开。
我在哪里？
光，透过白纱窗帘的过滤，薄薄地映进来。是宇宙的初光，晨曦。
鸟的叫声，一只鸟，啁啾啁啾地一溜串一溜串叫着，似乎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幽幽传来。初光里第一只鸟。
李英闭着眼听鸟，心情像一匹在净水中漂洗过的白布，皱皱的水纹透明晶亮。
她很想知道窗外的风景，很想知道鸟在哪里。
用手摸摸依凡的脸颊，刺刺的，原来男人的胡子像春草一样，在雨润的夜里抽长。
窗帘飘起，让风闯进来，撞着她的脸。她微笑，觉得脸上的汗毛像小草受风抚过，天地初醒的第一缕风，还不曾沾到人的浊气，直接从清新带着草香的原野吹来。
第一次可以这么美好。她轻轻喟叹。
5
他们在一家酒馆里碰头。第一次的约会。
酒馆里烟雾缭绕，尽是抽烟的人。高高的吧台上坐着的，多半是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看样子是常客，不必说话，酒保——一个秃头大肚的中年男人，就把某一种酒递过去。
围着酒吧台，每一张高凳上都坐着一个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脸上有相似的酒精引起的迟钝痴呆，还有一点和年龄有关的委靡。
中年男人，事业已经盖棺论定，不必再用手肘挤开别人往前冲刺，和家里的女人已无话可说，儿女已成长，即使未成长也是女人的事情；中年男人，每个周末晚上到酒馆来，坐上自己熟悉的高脚凳。到八点，每张凳子的人都到齐了，虽是陌生人，看看彼此的秃顶大肚，迟钝痴呆和委靡几乎是一种秘密的语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几杯酒下肚，这世界还真他妈的过得去。
李英约依凡来这里，因为这里便宜。
他们用德语交谈。台湾德文系毕业的李英觉得自己已深入德国社会，她以地主的口气帮依凡点菜：
“不要猪脚，太大盘了。排骨肉加酸菜还可以——你要不要马铃薯？”
依凡却四顾打量着酒馆的客人。音乐低低地响着。朦胧而温暖的灯光照着一丝丝、一缕缕的青色的烟。角落的一桌人快乐地唱起歌来。
依凡点了菜，却闷闷的，不太说话。半晌，他开口，近乎自言自语：
“……倒好像他们是战胜国似的。”
李英睁着大眼望着他。
“你知道列宁格勒围城的历史吗？”
李英摇头。
依凡倒笑起来，用手指刮了下她的脸颊：
“你们在台湾学不学世界历史？”
李英马上像猫一样弓起背、展出獠牙：
“我为什么要知道列宁格勒的围城？你听过南京大屠杀吗？”
她交叉双臂，扬起下巴，骄傲地看着依凡。
这种骄傲的姿态，还是从余佩宣那儿学来的。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一个读法律的男生叙述一个德国记者如何在台湾发现希特勒被中国人崇拜，他如何如何骇异中国人对纳粹暴行如何如何的无知。法律系的男生觉得相当丢脸。余佩宣一直坐在那儿抽着烟。她突然说话：
“你可以问那个德国记者对日本暴行了解多少。他如果不清楚南京大屠杀和二〇三高地是怎么回事，他就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不了解纳粹。”
所有的学生都静下来。
“他们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的来得尊贵。”她说。停下来，对着灯喷出一口烟。
学生等着她继续，她却闭了嘴。
整个晚上，一直到走，她就只抽着烟。
“怎么样？”李英交叉着双臂，睨着依凡，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也试试抽烟看。
依凡又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非常妩媚，好像会出水似的一双眼睛。
“南京大屠杀，”依凡静静地说，“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开始屠城。中国方面说有三十万人死亡，日本方面——极右派说屠城是中国人编造的。”
李英不眨眼地瞪着他。
女侍把饮料摆上桌。依凡好整以暇地呷了一口柳橙汁，然后说：
“你知道汪精卫吗？”
李英吓了一跳，开始结结巴巴起来，“汪精卫，嗯——”
她努力回想最近一次接触这三个字是，是高中时代，准备联考的时候，那是十年前了。
“汉奸。”她说，“汉奸。”
她舒一口气，假装忙着喝饮料。依凡却不放过她：
“为什么是汉奸？他做了什么事？”
李英放下杯子，支支吾吾地，“他——他——算了。我只知道他被枪毙了。”
“对不起，”依凡促狭地瞅着她，“他是病死的。”
“哦——”她讪讪地，觉得热，然后想起更重要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中国历史？”
“排骨酸菜哪一位？”
女侍端上盘子，笑容满面的。
“炸猪排？”
依凡很容易地成为李英自那晚之后朝思暮想的人，不只因为他有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更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她认识的男人之中，第一个既知道汪精卫的生平又知道列宁格勒围城历史的人。
“他们先是把猫儿狗儿杀了吃。后来吃城里的老鼠，再后来，到围城末期，有人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交换着吃，我吃你的孩子，你吃——”
李英掷下刀叉，皱着眉，“不要说你不要说了！”
角落里的歌声突然变大，男男女女手挽着手，随着节拍摇晃起来。
依凡早已吃完。他默默地看着那一桌快乐的人，柔美的眼里竟然有一种忧伤，李英不理解的一种忧伤。
她身不由己地被吸引着。
当他向她走来，披着白色的浴袍，胡子刮得极干净，全身散着香皂的气息，当他这样向她走来，她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是等待，等待他张开他白色的浴袍，将她裹进去。
他张开白色的微湿的浴袍，露出蜜色的精瘦的身体，将她裹了进去。
她感觉他的身体有浴后的清凉，自己的身体却滚热。
他极熟练地解开她的黛安芬胸罩。
4
老幺：
很久没有你的消息，颇挂念。
妈妈出院了，你可以放心。听说台湾每四个生产过的女人中就有一个割了子宫。满街走着的都是没有子宫的女人，想想看！不知道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
最近觉得身体不怎么好，接近四十岁，开始腰酸背痛。你记得生萍萍之后我有子宫下垂的毛病吧？现在只要稍微累一点，子宫就会突出来。我真怕它会掉下来，掉到马桶里，上厕所的时候。
有一次我大夜班。一个老女人按了灯把我叫去，要我把她的痔疮推回去。我伸手下去，摸到一团黏糊糊、热乎乎的东西，把它塞回她的下体。
塞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团东西不是她的痔疮，是子宫。
你大概觉得恶心，我不觉得，妇科待了那么久，什么都见过了。
和你姊夫还是老样子。他星期一到星期四不回家，下了班直接到那个女人那里。周末回来陪孩子，有时候，甚至和那个女人一起来。
我已经看开了。婚姻保持着，只是为了让孩子心理平衡。其实建国也找到了他的平衡——他有妻子也有情妇，有安全又有自由。对男人而言，这大概是天堂了。觉得空虚的是我。从医院回来，人已累极，还要看孩子的功课。只有半夜里，尤其是上夜班空下来的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孩子活吗？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我。为丈夫吗？他正躺在另一个女人身边。为我自己吗？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爸爸要我郑重告诉你：你已经二十八岁了，要留意对象云云……不必我写，他要说的你全知道。邵伯伯从加州回来，跟爸爸说他有个朋友的什么的什么今年三十岁，有博士学位、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爸爸听得一愣一愣的，要你下个月回来时和那个人相一相。
老爸好像忘了当年的建国也是三十岁，有博士、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而和我相上的。现在他提到建国就咬牙切齿。
算了。满纸牢骚。其实没那么糟。我想我只要能再恋爱一次，人生就会不一样。可是一个腰酸背痛、子宫下垂的四十岁的女人（忘了说阴道松弛），没有什么恋爱的机会了。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
你还年轻，好好把握。
等你八月回来，让我们宠宠你。
惠
3
利用十五分钟的下课时间，她穿过街到对面去买一杯鲜榨的柳橙汁。
小贩立在一支五颜六色的大阳伞下，笑嘻嘻地看着顾客迎面而来。
真便宜，她想，接过杯子，在台北，她喝过相当于十马克的柳橙汁，这里只要两块半。多奇怪，这个国家还不产柳橙橘子呢！
“你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同吗？”
有人在她身后说话。她转过来，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有双特别亮的眼睛，像清澈的山里的湖水。
她矜持地微笑一下，礼貌地不置可否。和陌生男人搭讪，不是她的习惯。
他抽了一口烟，说，“教室里空气不太好。”
她才发现他就是今天早上新到的学生。不能算陌生人了，她放松下来。
“你刚说有什么不同？”
依凡甩甩额前的头发，把烟丢了，用鞋底踩熄烟蒂。
“柳橙汁。”他说。人高，站得又近，所以俯视着她，“资本主义国家有柳橙汁，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柳橙汁。这是百试不爽的定律。”
他们并肩往教室走去。李英边走边吸着果汁。
“咦，”她看他一眼，“那你为什么没买一杯？”
他“哈”地笑一声，像在嘲笑什么人，潇洒地挥挥手，“我没钱。”
“忘了带钱？我可以借你呀！”
他用手指划了一下她的脸颊，让她一惊。觉得这个人孟浪。
“不是忘了带钱，”他说，“是没钱。”
进了教室，各自走向各自的座位。分手前，他对她戏谑地睒眼：“你碰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吗？”
李英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腿很修长。
没有。她没见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她根本就没见过苏联人。俄国大鼻子，苏联人就是专门偷偷搬动中俄边境界石的侵略者大帝国，不是吗？
她唯一“见”过的苏联人是日瓦格医生，可是那是奥马尔·沙里夫。奥马尔·沙里夫好像不是俄国人吧？
依凡的鼻子也不大，而且弯的弧度很好看。
2
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咆哮，菲力普哭哭啼啼地跑向院子。
李英往厨房里头张望了一下，太奇怪了，她几乎从来不曾听她对孩子大声过，那么一个轻声细语的妈妈。
房东太太看见她，有点不好意思。拢拢乱了的头发——厨房里一股油烟，一反平常的干净。
“哎，”她说，“倒车的时候撞到柱子，把尾灯给撞扁了。真倒霉！”
“在哪里？”
“幼稚园前面。还好不是撞到别人的车。”
她边切黄瓜边说，一副苦恼的样子，皱着眉头。
“修车贵吗？”
“不多啦！”一片黄瓜掉在地上，她弯身去捡，“两百块吧！不过菲力普的爸爸会很生气。”
她看起来十分忧愁。
李英到院子里去帮看菲力普。
这里当了三个月房客了，还没和男主人打过照面，实在奇怪。早上，男主人通常在她出门之前就走了，她通常可以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轰”一声汽车引擎响起。晚上，当她上完夜课或和朋友聚餐回来时，家里静悄悄，微微地可以听见他们房里电视的声响，也不知男主人回来了没有。
房东是一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责任重大使他早出晚归。
两百块不是太大的数目，连李英都丢得起；房东太太怎么会这么紧张呢？
菲力普坐在木兰树一支树干上，两条腿晃呀晃的。
李英隔着层层树叶，嘴里发出“喵呜”的声音。
“谁？”菲力普竖起了耳朵，“谁？”
“喵咪在找另外一只喵咪，不知道在哪里。”
小男孩“呼”地跳下来，一手掀开树叶，“喵呜”叫了一声，“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是大黑猫你是什么喵？”
她牵着大黑猫的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厨房，听见里头抽泣的声音。
1
从曼海到海德堡还有足足十分钟的车程，李英已经迫不及待地守在车门口，夹在她两只大皮箱之间，听着火车轰隆轰隆往前奔走的晃荡的声音。
窗外田野辽阔。成熟的麦田盛着满满的黄色的麦穗，有些已被收割，留下粗粗的麦根。黑色的乌鸦在麦田里啄食，时不时张开庞大的翅膀从麦田的一角飞往另一角。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田野结束、森林开始的地方，一只鹿，一只鹿在奔跑。它从森林里突然闪出来，沿着林线在田野上跃起，和火车的方向平行向前奔跑。
浅褐色的毛上有深色的斑点。
眼睛像两只发亮的黑纽扣。
它跑向哪里？
李英不敢眨眼，怕失去鹿的身影。它跑向哪里？
但是火车稍转了个弯，鹿就不见了。
她心猛烈地跳着，竭尽眼力地往后面的田野张望。只有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麦田。
在原野和森林中奔跑的一只鹿。
她觉得心里涨满了期盼和快乐，还有一点莫名的紧张。
火车缓缓进站。她的两只手握住皮箱的把手，看着站牌。
海德堡。
她的眼睛热起来，心里涨满的感觉激化成泪水涌进眼眶。我来了，海德堡，我来了。做我的森林，做我的田野，做我奔跑的地方。生命里所有的可能都从这里开始。你是一扇敞开的门，可是跨过你，不是进入另一个里面，而是离开我背后的密密围起的空间；跨过你，我就到了外面，无边无际无涯的外面。
跨过你，我就出去了。
所有的可能，像满地缤纷繁茂的野花，全在门外。你是门。
我要跨出去了。
0
两个人手牵着手，跨出大门，脚步迟疑不稳。
一离开门槛，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认出同样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同时回头。
门正无声地阖上。他们的眼光瞥见阖上前最后一刻从门隙里露出来的绿色，他们熟悉的绿色，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一种绿色。
园子的东边射出奇怪的晃动的火光。
他眺望着火光，心里透彻明白。
他对较矮的她说：
“走！”
她惊异地抬眼看男人，他声音里的权威性是全新的。
她反抗的念头一闪即灭。
“是。”
低下头，她说。
男人和女人走在长着荆棘的土路上，他们困顿的背影被园子东边的火光照亮，但渐行渐远，愈来愈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