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他是死在遮阳甲板上的。”
“真是太对不起了,哈里。”
“你没必要这样。他和我,我们……”他似乎想要再说些什么,但声音逐渐变小,“已经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了?当然,同所有的情侣一样,他以前也对她撒过谎,但都只是善意的谎言,通常都是为了她好。这是他第一次为了保护自己而撒谎。
“他葬在哪里?”她语气温柔,鼓励他说下去。
“希腊。”
“不是在这儿?”
“在这儿下葬有些麻烦。你知道,那艘船是一个俄国人的,却在巴拿马登记注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方便,规章制度较少,税收又低,有诸如此类的好处。当时船正离开科林斯运河,行驶在公海上,所以出事的时候,没人愿意负责,希腊人不愿意,巴拿马人也不愿意,佩特雷的英国领事当然也不愿意,更不用说一个只为追逐名利的莫斯科人了。我父亲即使在去世的时候,也证明了他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人。”
“那么,你呢?你可是他的亲儿子。”
“起初,我没有听说这件事,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当时,我在西非的服役期快要结束,与外界还没有联系,手头刚好有个小任务,就是我们的总理也不知道这个任务的详情。”
他在服役的时候,接受过许多那样的任务。他对杰玛讲过那些事情,虽然她也不应该知道;可是,他必须解释清楚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是怎么回事。总之,像十字勋章和杰出服役勋章这样的小东西,都会泄露游戏的蛛丝马迹。
“没人愿意带着一个无人认领的尸体来回转悠,”他在心里暗自希望结束这个话题,“所以有人决定把它处理掉。”
“谁?”
“我不知道。坦白说,我并不是特别在意。再说,那个有什么重要的?我父亲配不上国葬的待遇。”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说明心里不舒服。哈里从变凉的洗澡水中站起身,融着泡沫的水沿着他的身体缓慢地蜿蜒而下。他不愿意再继续这场对话,但杰玛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
“你应该关心你父亲的事情。”她语气温柔,但非常坚持。
“为什么?”
为了结束这一切,为了切断情感的依赖,为了让年老的亡魂安息,为了心理咨询顾问对丧失亲人的人规劝的那一切。不过,杰玛知道骗人的心理疗法对哈里远远不够。因此,她注视着他,不允许他逃避,“因为,哈里,”她的低声耳语似乎是为了唤起他所有的回忆,“我们的孩子会想知道。”
一个马尼拉纸制的蓝颜色文件袋,没有被人好好保管,破破烂烂,角上已经磨损,封面上有标签笔划下的潦草字迹,说明它是二手的,曾经被哈里用作纳税通知单。那就是他留下记录他父亲去世过程的全部东西,里面的东西甚至没有占到一半的空间。一本护照,角已经被剪掉;一份写着希腊语的死亡证明复印件;一封来自英国外交部的简短正式的短信,表达了遗憾。还有十几封慰问信,大部分写信的人,哈里都不认识。他父亲总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其实不是朋友,而是同事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谁知道那究竟是何种生意,反正不是真正的朋友。
还有一张照片,好像是哈里在十四岁的时候拍摄的。照片里的哈里穿着泳裤,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他父亲把胳膊搭在他的肩上,背景是远海的一个海滩。这张照片可能是他父亲某个不合适的女性朋友拍的,不过哈里记不清楚了。照片裹在一张折起来的信纸中,而信纸是从他父亲的律师兼遗嘱执行人罗伯特·塔伦那里拿来的。塔伦是伦敦一家高级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这封信上标注的日期是2001年8月,信中总结了以前的通信内容,还说到由于他父亲的不动产复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清理,很可能几年之后才能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他马上会将8,376,482.04英镑转到哈里的账户上,作为第一期资金。塔伦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所以在数额上精确到四便士。
哈里和杰玛此刻坐着的地方是罗伯特·塔伦在河边的办公室,文件袋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摊在玻璃会议桌上。经验丰富的塔伦年纪大了,可能快到了退休年龄,微湿的红鼻子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坐在那里垂头看着面前的东西。他的双手握着放在面前,丝制领带从剪裁讲究的白色条纹西服马甲中露出一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有些花白,脸色苍白,但眼神锐利。
“琼斯先生,”律师开口说——即使认识了这么多年,他仍旧非常客气,“你想询问你父亲的事情,”发到元音时语速缓慢,好像是爱丁堡人,“恐怕我没有太多的信息告诉你。我极少和他见面——他临终前的那几年待在国内的时间极少。你父亲总是对我说……插一句,他说的时候语气相当自豪,说自己是世界公民。”
“怪不得他从来不回家。”哈里嘟哝着说。
律师抽出掖在西服袖中的手帕,轻轻擦了擦鼻子,“他对自己的事情非常谨慎。你也知道,那些事情都非常复杂。”
哈里的手指从马尼拉纸制文件袋上拂过,“这就是我这里的所有资料。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只用一个简简单单的文件袋,是不是有些荒谬?”杰玛觉得他话里夹杂了一丝遗憾与自责。他转向她,“他好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家,只在各种各样积满灰尘的地方有一些邮箱,还有一个复杂的金融公司,让塔伦先生一直在这里忙到现在。”
“嗯,不忙,不会再忙了。我们要耐心等候,等候进展。”
窗外的泰晤士河不情愿地从滑铁卢大桥下蜿蜒穿过。远处金融城的高楼大厦像游戏中的九柱一样屹立在怒目而视的紫棕色天空下,等候下一次金融冲击的到来。
“进展?不好意思,什么进展?”杰玛问。
塔伦有些不情愿地转向她——他不欢迎不相干的人在场。“我想,我们不得不说,老琼斯先生的安排是故意晦涩不清的。他在几个国家生活过,但没有购置居所,至少不是因为税收的问题。他有许多投资,但却没有任何股份。”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他在逃税。”
律师不悦地扬起一边眉毛,“不像你说的逃税,但毫无疑问,他非常能干。他没有犯过法,否则我绝不会为他工作。”
杰玛微微一笑,表示理解,心中却在想吃点梅干是否能让这位律师放松一些。
“我父亲好像把钱藏得太深了,收税员需要在深井矿里达到一定深度,才能到达附近。”哈里说。
“我相信,你父亲心中没想别的,只是为了你的利益,琼斯先生。”律师的话中暗示他没有将哈里的说法放在心上。
“你会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我可以确定他不大可能那样想。”
“你是唯一的受惠人,”塔伦的目光含着责备越过眼镜边框看着哈里,“到现在为止,他的财产可以转交给你的总共已经有一千五百三十八万八千五百一十二英镑,还有十八便士。”他盯着面前一个整洁的文件袋补充说,“希望过段时间,我可以整理出更多的财产。一旦巴西当局弄清了你父亲的投资信托公司的复杂性质,不再限制它的买卖,那么他在巴西的土地股份可能会非常有用。”
“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在雨林中前进总是有点慢的。”
“希望十年后它还在那里。”
杰玛看着那个薄薄的蓝色文件袋,它已经卷了边,封面上还有些潦草的字迹。可回收的垃圾——这似乎就是父亲在哈里眼中的全部价值,尽管父亲留给他几千万的遗产。她有些明白哈里一直以来有多么恼怒了。
塔伦的嘴唇慢慢地开合,寻找着合适的字眼,“琼斯先生,我理解,我也有同感。我知道这一年来你的难处。”他顿了顿,思索着要如何表达哈里的感受,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说法,“我向你保证,我会继续竭尽全力将遗产中剩余的各种钱变现。”
“可是,实际上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的,塔伦先生,”杰玛说,“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想多了解一些哈里父亲的事情。您这里似乎是首先要来问的地方。”
“我帮不了你们。”
“他是怎么死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继续说道。
“我知道的你们都知道。”
“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
“你说过……”哈里打断了他们两个,“塔伦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年轻女人,就是引起我父亲心脏病发作的那个人。”
律师摘下眼镜,一边不自在地快速眨着眼睛,一边用手帕擦拭镜片,“那只不过是一个流言。”
“谁的流言?你从哪里听到的?”哈里心里闪过一丝羞愧,这是他第一次留心问这些问题。他父亲有那么多的事情,都是他原本不想知道的,至少在此之前。
律师没有说话。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凝视远处圣保罗大教堂黑乎乎的圆顶,“我向你道歉,琼斯先生,我本不应该提起那件事情的,那样做太不专业了。你可能已经察觉到我在处理你父亲的事务时不愿多谈,说起那个女人只是为了解释我沉默寡言的原因。我没有向其他人提过。我觉得自己不但应该尽力保护他的财产,也应该尽力保护他的名誉。”
“那你是如何发现这个流言的?”哈里坚持要求知道答案。
塔伦转身面向他,“有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记不清是谁打的——也许是那艘船的船长,也许是当地的领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没有记下来?”
“我没有记录流言的习惯。”
“不说它了,”律师话里隐含着不满,于是哈里向他道歉,“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回头看,那样做太不专业了。不过,我没看出对这件事情寻根究底有什么意义。有时,搅动池塘底的烂泥不会有回报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对你父亲的财产没有任何实质的影响。”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古老的金色怀表,怀表上吊着一根链子。他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原谅,还有其他我能帮上忙的事吗?”
哈里的视线透过窗户,凝视着阴沉的天空,感觉白白浪费了时间,“没有了,谢谢。把你的账单给我吧。”
“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对约翰逊·埃里克·马尔特拉瓦斯-琼斯的儿子做这样的事情的。”塔伦站起身,伸出一只手。律师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令人舒服的笑容。“我会像以往那样继续竭尽所能地为您服务。”
“希望您能原谅我的鲁莽,塔伦先生,”哈里说,“我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即使他去世了,我们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得到缓和。”
“我明白,当然明白。我只希望能够帮上更多的忙。”
客人离开时,律师静静地坐在那里盯着他们的背影。然后,他开始不安,站起身,回到了窗边。他走动时动作僵硬,四肢突然感觉到了年老的疲惫。他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眼睛盯着外面,但却什么都没有看,只是陷入了沉思中。他想了许久才定下心,然后转身伸手去拿桌上的电话,结果却缩了回去,嘴巴里还怒冲冲地骂着自己:“不行,你这个笨蛋!”那台电话中的每一通电话都会存在通话记录中,于是他从西服内袋中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拨响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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