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
阴冷的冬日，天寒色青苍，指直不得结。但即使是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汴京的大街小巷，也依旧是行人如织，热闹非凡。比起熙宁年间，如今的开封府人口又增长了许多，尤其是前来汴京置办、行销货物的商贾，比二十年前，多出几倍之多，这些商人和他们的随从让汴京的市面变得更加繁华，而另一方面，河北的战事虽已平息，但流落到汴京的难民依旧不少，如今各大河道的航运停止，这些运河的码头原本是接纳难民工作的主力，如今却大多停工，也让流落在汴京的难民生活更加困苦起来，无数找不到工作的难民沦为乞丐，只能靠着开封府施粥勉强生存。
这就是今日的汴京，街面上随时可以见到乘坐着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连随行的小厮都是锦衣丝鞋，动不动就一掷千金的富商豪客；也随时可以见到衣衫褴缕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躺在街边的乞丐。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每次乘着马车经过汴京的街坊，范纯仁都忍不住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他贵为大宋的枢密使，却也无可奈何。据在河北安置难民的曾布的说法，河北的情况更加糟糕，自从进入冬季，难民普遍缺少冬衣，虽然辽人已被赶出河北，但许多人很可能会熬不过这个冬天，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对于这样的局面，宋朝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在河北的大名、东光、河间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资，只要放弃一两年内乘胜北伐的想法，就可以用这些军资来救济难民，帮助他们返回家乡，重建家园——这也是范纯仁努力想要说服皇帝赵煦五年后再北伐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说皇帝赵煦，朝中从宰执到普通官员，真正旗帜鲜明的支持范纯仁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难民中的青壮，大抵都被征募为厢兵或者替朝廷服有尝劳役，稍次一等的，要么已被南海诸侯征募，要么被汴京、大名等地的商人雇佣，勉强也能生存，靠着朝廷施粥救济的难民，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再加上民众愤恨的情绪也多是针对入侵的辽人，而不是宋廷本身，因此，在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心里，这些难民的问题，不免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即便是负责难民问题的曾布，虽然耳闻目睹，对难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还写了几首很有杜诗风范的七律，抒发自己的同情与无力，甚至他在给朝廷宰执们的书信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难民的同情，帮他们说了不少话，可是，一但涉及到北伐的问题，他便立马将一众难民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还振振有辞——辽人才是难民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朝廷已经倾尽全力，为大臣者，必须从国家社稷的大局出发考虑，不能为了妇人之仁，而错失良机，使国家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更加让范纯仁感到悲哀的是，曾布的想法，正是绝大部分朝廷公卿的想法——这甚至是不分旧党、新党、石党的，即使是反对北伐或者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人，绝大部分考虑的，也不是那些难民的命运。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例外。
这也是范纯仁无法自欺欺人的。
对于北伐，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远比他表露出来的要复杂、矛盾。
虽然在大宋的都城汴京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衣食无着，其中许多人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便连范纯仁也并不否认，安平大捷似乎预示着大宋正在步入她最鼎盛的时期！
所以，接下来趁势北伐，收复燕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一点上，范纯仁其实很理解皇帝赵煦的心思，甚至若扪心自问，范纯仁其实也未必反对北伐。
范纯仁现在的态度，除了部分原因考虑到那些难民的命运外，他主要还是出于一贯的谨慎，反对速战，反对冒险。
范纯仁知道自己虽然是枢密使，却远远谈不上知兵善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并且，乐于学习。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范纯仁也非常推崇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是，既然如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都一生谨慎，那么，才华远远不如他的自己，就没有理由不更加谨慎。
北伐并非不可以，但应当谋定而后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宁可错失战机，不去追求兵贵神速，也要尽可能的不犯冒险急进的错误。这也是范纯仁极力的主张五年后再北伐的另一个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支持他的主张。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所以，范纯仁也非常乐意了解有能力者的观点。在范纯仁的眼中，现在大宋所谓的“有能力者”，在宰执中，自然就是石越。而除此以外，则是枢密院的枢密会议。
对于枢密会议这个机构，自从做到枢密使后，范纯仁就深觉这个机构设置得极有必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构。由年迈或不再领兵的军中宿将、曾经编撰精研兵法的文官、以及担任过诸如“走马承受”等职务或曾在职方馆立有大功的情报官员等等人员组成的枢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给了范纯仁这个几乎完全不懂军事的枢密使极大的帮助。
在战争的过程中，枢密会议制作沙盘，进行各种推演，制定各种计划，提出各种建议，让范纯仁这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文官，能够直观的了解战局的进展，理解各种军事行动的意义，做到了对于战局真正的了解，并且，枢密会议还不止一次的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更给了范纯仁极大的信心。
范纯仁甚至时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再进一步完善枢密会议这个机构，也许本朝的“将从中御”，可能就并非如以前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不可取的弊政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枢密会议其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主要只是他这个枢密使的智囊机构，但范纯仁有一种感觉，对于将“以文御武”视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来说，枢密会议，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北伐的问题上，范纯仁也非常重视枢密会议的建议，可惜的是，枢密会议对于北伐也是意见分歧。针对北伐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枢密会议向范纯仁提交了数十份报告，也就是说，在枢密会议的推演中，北伐可并不如汴京军民想像的那么乐观，而是至少有数十种可能性，其中固然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析津府，收复山前山后诸州，甚至直接攻灭辽国，但也同样有可能乐极生悲，重蹈太宗皇帝北伐失利的覆辙。
而且，出现何种结果，有些取决于大宋，有些则取决于辽国的应对。
范纯仁无法判断哪一份报告会成为现实，但是，他再比对下石越对于北伐的暖昧态度，便觉得不能简单的将石越至今为止的暖昧，当成一种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之举。
因此，范纯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北伐的问题，应当更加谨慎一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范纯仁是绝对的少数派。
汴京的现实是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北伐势在必行，而且人人都相信现在正是收复燕云的良机！
即使是他自己，要说夜半之时，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过怀疑，那也只是自欺欺人。
范纯仁在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到，他反对北伐，其实未必是出于理性，毕竟枢密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北伐最终可能获胜的报告还是要占多数的，石越至今也不曾以北伐就一定会失败为理由来明确反对北伐。许多的军中宿将，也都对北伐能够获胜持乐观态度。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谨慎，一小部分可能的确是因为同情那些难民，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行事的本能。
也许，只是现在所有的北伐派，还未能真正说服他，让他感到安心而已。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北伐与否的争论，让范纯仁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忐忑与迷惘。而几天前发生的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苏辙、御史中丞刘挚请辞事件，则更是让范纯仁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与不安。
这也是范纯仁今日决定抛开一切事务，也要去拜会一直卧病在家的左丞相韩维的原因。
这是谁都不曾预料的意外事件，可以说是在大宋朝野中投入了一颗巨大的震天雷也不为过。
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天殿中侍御史杨畏、翰林侍读刑恕，利用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的机会，突然弹劾御史中丞刘挚。
二人对刘挚的弹劾主要围绕两件事情，一是知登闻鼓院王巩任扬州通判时滥用私刑，却未被严惩，反而竟然可以出任知登闻鼓院这样的重要职务；一是阳翟知县赵仁恕贪赃枉法、私用酷刑、迫害无辜案。
这两桩案子，其实都是已经结案了的旧案子。赵仁恕的案子发生不久，这位阳翟知县，仗着自己父亲赵彦若是翰林学士，在任上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都是小事，关键是他私制酷刑，创造了诸如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等等酷刑，以拷打犯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结果被本路提刑官查悉告发，本来这案子没什么说的，但他父亲赵彦若却说那提刑官是王安礼的门生，而他曾经弹劾过王安礼，对方是故意报复。于是当时的高太后就下令这个案子，交由异地审判。谁知异地审判的推勘官，也就是主审官误会了高太后的意思，因为赵彦若是司马光推荐的旧党大佬，便以为高太后想保全赵家，故意轻判——但有宋一代，司法制度到了州一级以上，就比较完善，在主审的推勘官以外，还有独立的法官参预此案，这桩案子就被独立于主审官之外的录问官感觉到了不对，录问官不认可，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审问，最终异地审判完结，赵仁恕罪证确凿，毫无疑问被司马光下令严惩。御史们也纷纷上表弹劾赵彦若，赵彦若也被罢官。
而王巩的案件，就更加简单，时间也更久远。平心而论，王巩的确是犯法了，但他的情节远没有赵仁恕这么恶劣，而且当时也被调离扬州，并且罚俸、增加磨勘年数，也算是被惩罚了。一般官员犯同样的法，也就是这样处理了。
但这两桩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案的人，都是御史中丞刘挚的姻亲！
赵仁恕一案，刘挚一直是抱持回避的态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他并未包庇赵仁恕，而且事后刘挚也上表请罪了。如果只是这么一件事，那也不算什么。就算自己立身再正，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亲戚个个不犯法呢？何况那赵仁恕说到底是赵家的人，既不是刘家的人，也不是刘挚的女婿，刘挚就算想管，也管不到。
问题是，赵仁恕的案子，大家还记忆犹新，却又被翻出了王巩的案子。王巩的案子的确是小，如果单独这么一桩案子，谁都不好意思去说刘挚什么，可联系起赵仁恕的案子来，却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亲家犯法是偶然，两个亲家犯法算什么？身为御史中丞，你结的亲家，个个都如此行为不检，你自己好意思说自己没责任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王巩现在还担任知登闻鼓院——正是御史台的下属机构！
就算不提王巩当年是否被轻判了，御史台的所有官员，都是必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的，而御史台的下属机构，竟然让一个有过污点的王巩出任主官？王巩但任此职的确是户部尚书苏辙举荐的，然而刘挚身为御史中丞，又是王巩的亲家，又岂能说自己对王巩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因此，当小皇帝将杨畏与刑恕的弹章交给刘挚之后，按照惯例，刘挚如果不想脸皮全失，被弹劾得灰溜溜的下台的话，也只能上表请辞，以全颜面了。
连带着户部尚书苏辙，也因为荐人不当，而不得不上表请辞。
而小皇帝也果断的接受了刘挚的辞职，下旨让刘挚以端明殿学士判光州，将他远远的打发到淮南去了。
虽然堂堂旧党三巨头之一，竟然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罢御史中丞，不可避免的让许多旧党官员感到无法接受，甚至为刘挚抱屈。但同时他们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身为御史中丞，理当所然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事情，就算出现在宰执大臣身上，宰执大臣也得避位谢罪，何况是御史中丞。而且弹劾刘挚的，并不是新党或者石党，而是两名声名极好的旧党，杨畏是刘挚亲自推荐的，刑恕不仅是司马光的门生，而且和刘挚关系也很好。这件事情，任谁也不能随便往“党争”上联想，这最多只能算是旧党在清理门户。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有所怀疑，比如有不少人怀疑杨畏其实是吕惠卿的人，是披着旧党皮的新党，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杨畏、刑恕在迎合上意，故意罗织罪名，以赶走刘挚，但更多的人却都是怀疑幕后主使是旧党的另外两位巨头范纯仁或者吕大防。
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小皇帝照顾了刘挚的面子，要知道端明殿学士一般是参知政事被罢相才会有的待遇，刘挚虽然是旧党三巨头之一，但地位毕竟是低于范纯仁、吕大防的。而接任御史中丞的人选，虽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却也是任何一党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新的御史中丞，既不是旧党希望的梁焘，也不是最近传闻中的新贵陈元凤，而是“默默无闻”的李之纯！
一个性格温和，立场偏向旧党但没有固定政见，为人正直，在士大夫和百姓中都口碑极好，很有才干的温和派官僚。
新御史中丞是李之纯，直是让范纯仁悄悄松了好大一口气。
做了这么多年宰相的范纯仁，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政治的本质，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当然能够意识到刘挚罢御史中丞意味着什么。
自从绍圣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或者说从熙宁后期开始，大宋朝廷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旧党、新党、石党三党形成了微妙而稳定的平衡，而在这种平衡中，旧党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势力，但新党与石党也不遑多让，任何两党的结盟，都能压过第三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绍圣年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是倾向于旧党的，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又拥有巨大的声望，而相对的，新党却因为吕惠卿的罢相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使得旧党和石党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旧党，如果抛开石越的个人影响力不计，俨然已经发展到即使新党、石党联手，也难以抗衡的地步。而旧党能有这样的局面，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刘挚掌管御史台长达七年之久！
御史台有监察百官之责，历来是皇帝用以制衡宰执的工具，因此，如果执政的是旧党，御史台一般会大量参用新党，反之亦然，但绍圣以来，旧党却是宰执中有范纯仁、吕大防，御史台有刘挚，三人互相呼应，再加上王安石去世后新党式微，朝中党争也比较缓和，政事堂诸相公只要能得到刘挚的支持，就算高太后、皇帝赵煦，有时候也只能垂拱而治。
因此，旧党能有今日的局面，刘挚功莫大焉。
而相对的，刘挚一旦罢官去职，这就意味着绍圣以来朝廷的平衡，甚至是旧党内部的平衡，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冲击。后果如何，是范纯仁所难以预料的。
范纯仁最担心的，就是政治立场明显有些倾向新党的皇帝赵煦，会选任一名新党出任御史中丞——那样的话，新党必然不甘心现在的劣势，占据了御史台这样的有利位置，多半就会向旧党发起挑战，那恐怕就会开始新一轮的纷争。
李之纯这个任命，至少是避免了范纯仁最担心的局面变为现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范纯仁的心里，依然有一种极为强烈的不安感，仿佛自己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般。为此，他才下定决心，来向韩维请益。
左丞相韩维的府邸，在城南惠民河畔，离石越的府第不远，不过规模却是要远胜石府。大宋朝有两个姓韩的名门望族，一个是相州韩氏，一个是开封韩氏。相州韩氏自不用提，韩琦地位特殊，韩忠彦如今也是官至宰执；而开封韩氏也不遑多让，当年韩亿的地位虽然比韩琦要差很多，但也官至参知政事，而论子弟则比相州韩家还要胜过几分。韩维兄弟八人，其中他和韩绛都做到首相，位极人臣，其余六兄弟中，如韩缜也是官至金紫，而第三代中，年纪较长者如韩宗道不知不觉中，已然官至刑部侍郎，其余如韩维的儿子韩宗儒、韩宗文，也分别官至大理寺丞、光禄寺丞，甚至连第四代都很争气，韩维的孙子、韩宗文的儿子韩瑨，在汴京年轻士子中文名颇著，得中进士是早晚的事。
这便是所谓的“礼乐簪缨之族，诗书富贵之家”了，而且韩维兄弟之中，已经去逝的韩绛曾经是新党领袖，韩缜则属于旧党，韩维不属于任何一党，却与石越关系亲密，因此，韩家在熙宁、绍圣两朝的影响力，可以称得上独一无二。
整个大宋朝，敢不卖韩家的账的，也就只有刚刚下台的御史中丞刘挚了，自从刘挚做到御史中丞后，刘挚不止一次的翻韩缜的旧账，弹劾他当年与辽国谈判划界，割地七百里，丧权辱国。不过这件事情，刘挚也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韩缜当年是奉命出使，这割地的责任，多半要归到王安石头上，所以谁都知道刘挚是项庄舞剑，意在已经去逝的王安石，目的仍然是打击新党。
这种明显的企图，在绍圣朝的局势下，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韩缜也一直是安若磐石，他之所以没能进一步做到执政，纯粹只是因为韩维一直是宰执大臣，为了避嫌，不得不“委屈”一点。
这样的世家大族，在当今的宰执大臣中，也只有韩忠彦家能相提并论了。但韩忠彦家的根基在河北相州，而韩维本身就是开封人。因此，论到府邸之盛，左丞相府在整个汴京，都是可以傲视群臣的。
整座韩府，占地二百宋亩有多，比起清河郡主所居的静渊庄，要大出近一倍。府邸的西边畔河，东边是朱墙环绕，墙内花木繁茂，径路相交，南北则是正宅，其中南边是正门，一干建筑，皆用青铜瓦覆盖，显得宏丽壮伟，而北边的后堂，在古树掩映之下，是高楼大阁，辉耀相对。至于府内各种建筑，殿堂舍斋、亭楼阁榭，应有尽有，无不精雕细琢，穷尽精美华奢，更让外人羡慕的是，韩府几乎所有建筑的牌额，全部是高宗、高太后以及当今皇帝御笔亲赐。
范纯仁的车驾刚到韩府，韩府那边早已得到消息，便见中门大开，韩维之孙韩瑨率领几个兄弟恭恭敬敬的侍立在门前，等范纯仁下了马车，韩瑨兄弟连忙迎上前来，恭谨行礼，一边说道：“相公光临，家祖父抱恙，不能亲迎，遣晚辈兄弟迎接相公，不敬之处，还望恕罪。”
“岂敢，岂敢。”范纯仁笑着掺起韩瑨，上下打量，又笑着问道：“公表，听说你和章家小娘子的好事近了？”
韩瑨万万不料范纯仁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见面居然问的是这个，不由得一阵脸红，讪讪道：“相公取笑了，家父已与章家谈好，还是要等到春闱告捷，再行完婚。”
范纯仁点了点头，玩笑道：“那公表你可要加倍努力了，你未来岳父那边好说话，但真要误了章家小娘子的青春，章子厚可不是好说话的。”
韩瑨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接话了，只好讪笑不语。他的这桩婚事，也是如今汴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坊间都在传言，韩瑨原本对石越的独女石蕤有好逑之心，但因两家都是宰相之家，大犯忌讳，于是只得作罢，为了安慰爱子，韩宗文便向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家求婚，两家都是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当下一拍即合，章家将章得象的嫡孙女许给韩瑨为妻。为了这桩婚事得谐，韩家还大费周章，特意上表请求皇帝同意，因为章得象虽然已经逝世，但章家还有一个章惇也同样贵为宰执，虽然章惇只是章得象的族侄，但这种事情，终究还是有些犯忌讳的，好在皇帝赵煦在这方面十分开明，很痛快的便玉成了这桩好事。
而这桩婚事，也因此成为一桩美谈。要知道，在大宋朝，贵为宰执，礼绝百僚，固然尊贵无比，但也有许多的忌讳与难处，子女后代的婚事，便是其中最让众宰执伤神的。
毕竟就算做到宰相，大家也同样有普通人的一面，为人父母者，当然希望子女能有个好归宿，但宰执大臣的子女，却是不能随便联姻的，一是犯忌讳，便如韩瑨与石蕤，至少在范纯仁等人看来，这完全是绝配，但当朝的左丞相和右丞相岂能成为姻亲？又或者怕嫁到政敌家，比如王安石嫁到吴充家的那个女儿，就算“拗相公”再怎么要强好胜，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火坑里受苦。门当户对既然有诸多的忌讳与不便，那就只好“婚姻不问阀阅”，甚至弄些榜下择婿之类的事情出来——但这种事情，却往往只是看上去很美。两个家世相差很远的人，通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结合，能够幸福的几率会有多大？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宰执之家招婿，就经常是男方开始为了前途委曲求全，等到双方地位发生变化，女方如果运气不好，被折磨得早死也是常有的事；而如果是宰执之家娶妇，要么就是女方管不住男方、压不住内宅，甚至被男方欺负得郁郁寡终，大损家族声誉，要么就是女方敏感多疑、好妒耍泼，最终还是家宅不宁。
因此，对于宰执来说，最理想的婚姻，便是能与世家联姻。大宋的世家不比汉唐，都必定是诗书传家，子弟虽然有智愚之分，性格也有贤、不肖之别，但终究都是家法森严，行止有度。比如韩维的长子韩宗儒，其人十分的吝啬贪财，好吃如命，身材肥胖，为人较之乃父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但是做官却颇有法度，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却也能循规守矩——但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功劳，而是韩家自有家法，他虽然官至大理寺丞，在寻常人家，那已是从六品上的高官，家中之人，必定以之为尊，无人敢论其非，但在韩家，那根本不值一提，犯了家法，回家之后，该罚跪照样罚跪，该吃板子照样吃板子。韩宗儒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不敢逾雷池一步。以韩家的家法，也可以想像，韩宗儒在他妻子面前，也绝不敢擅作威福。
而且，世家子弟还有一桩好处，那就是哪怕中不了进士，也有机会恩荫入官，最起码，也是家财丰富，能够一世富贵。
当然，世家子弟中，也有家法不严，子孙不肖的，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果只是贪慕虚荣，就难免作茧自缚，要想找个好亲家，还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家风族规。但不管怎么说，世家子弟不肖的，绝大部分都是儿子，女儿大抵都是贤淑温良的。更不用说章家的家规之严，比之韩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韩、章两家的这桩婚事，的的确确，让两府的宰执们，都是称羡不己。故此连范纯仁见着韩瑨，亦忍不住要调侃他几句。
说过闲话，韩瑨兄弟便毕恭毕敬引着范纯仁直趋内堂。
韩维知道范纯仁来访，也已在侍婢的照顾下，披衣起身，坐在榻上，见范纯仁进屋，便要起身相迎，范纯仁连忙快步上前，止住韩维，口里说道：“持国丞相不必如此。”
又打量韩维，韩维此时早已年过古稀，须发全白，久病之下，整个人显得虚乏无力，面有枯色，惟有一双眸子，仍然炯炯有神。
范纯仁开口欲说话，却见韩维伸手止住他，示意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又令韩瑨兄弟退下，止留两名侍婢在屋内侍候。韩维看着范纯仁落座，又等到一名侍婢给范纯仁上了茶水点心，才颤颤巍巍的说道：“尧夫，你特意来见我，是为了刘莘老的事吧？”
不待范纯仁回答，韩维又自顾自的说道：“说起来亦是极讽刺——刘莘老最见不得宰执大臣私自交往、延接宾客，若是他还在御史台，你这么来见我，免不得要被他弹上一本。”
范纯仁亦不禁苦笑，刘挚在这方面的死板，是让众人感到很无奈的。但他还是斟酌说道：“刘莘老虽然罢中丞，但继任的是李端伯，亦是正人君子，倒也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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