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后面的架子上有一个绿色的旧铁罐，他们在里面找到了火柴。火柴是被弗雷迪看到的，所以他兴高采烈地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嚷嚷着自己赢了。弗雷迪的欢欣雀跃让蒂普又烦人地哭了起来，朱丽叶正在费劲儿地想要把水壶底下的炉灶点着，她暗暗在心里咒骂了一句。“我就来，马上。”她说道，火柴终于把炉灶点着了。“哭鼻子有什么用，蒂皮，亲爱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转身看着仍在胡闹的弗雷迪，“你可真行，雷德。你比他大四岁呢。”

朱丽叶抹了抹蒂普的小脸儿，把上面的眼泪擦干，弗雷迪则继续在手舞足蹈，出乎寻常地不为所动。

“我想回家。”蒂普说。

朱丽叶张嘴正想接着说，但被比特丽斯抢了先。“可是，你回不去，”她在另一间房间里喊道，“因为什么都没了。没有‘家’了。”

朱丽叶已经被磨得仅剩下最后几丝耐性了。从伦敦来的一路上，她一直很开心，但那点儿开心快乐，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够了。要解决她女儿身上那股青春期的尖酸刻薄劲儿，现在还不是时候，想必她的青春期来得有点早，至少提早了有一年吧？她朝蒂普那张长了一大片雀斑的小脸儿靠了过去，感觉到从他短促的呼吸中、从他麻雀一般瘦弱的肩膀上，突然传来紧迫的焦虑感。“来帮我做晚饭，”她说，“如果我好好找一找，没准儿还能给你找出一小块巧克力来。”

为了欢迎他们一家，有人出于好意送来一个提篮。这个篮子是小酒馆老板的夫人哈米特太太一手安排的：里面装了一个新鲜的面包、一块奶酪和一块黄油，草莓和醋栗裹在一块平纹细布里，一品脱香浓的牛奶，而且在最底下还有一小块巧克力——真令人开心!

蒂普捧着他那块巧克力，像只流浪猫似的，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独自疗伤去了。朱丽叶做了一大盘奶酪三明治，他们几个人可以分着吃。她从来就不善厨艺——遇到艾伦那会儿，她刚学会煮鸡蛋，此后那些年月里，她会做的总共也没多出几样——但她自然是有法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把面包切成片，薄薄地抹上一层黄油，铺上奶酪，再重复以上步骤。

做三明治的时候，她瞥了一眼篮子里附带的手写卡。哈米特太太用钢笔稳稳地写下了对他们一家的欢迎，并且邀请他们周五晚上去村子里的天鹅小栈共进晚餐。是比娅把卡片从信封中拿出来的，对于去看看她父母度蜜月的地方，她很感兴趣，所以要是说不去，恐怕不太明智。不过，回到那里，尤其是没跟艾伦一起回去，感觉有点奇怪。十二年前，他们待在那间不大点儿的房间里，墙上铺着壁纸，上面印着淡黄色的条纹，屋里那扇窗户上有铅棂条的装饰，窗外视野开阔，从田野到河水都一览无余。她记得，壁炉边的地面上摆着一只有裂纹的花瓶，里面插着两根漂亮的起绒草和一把荆豆花，花香令房间里闻起来有一股椰子味儿。

水开了，水壶发出刺耳的鸣音，朱丽叶叫比娅把她的竖笛收起来，再去泡些茶。

随之而来的是女儿愤愤不平地冲了出去，呼啸而过。不过最终，一壶茶放在了餐桌上，几个孩子都围坐在餐桌旁吃起了三明治。

朱丽叶很累。他们也都累了。一家人坐了一整天的火车，从伦敦一路向西，车厢里很挤，车开得很慢。到达雷丁之前，他们就把带的吃的都一扫而光。下车之后的那段路，格外的漫长。

可怜的小蒂普，他就坐在她旁边，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很显眼，他手里的三明治几乎没怎么吃，耷拉着脑袋，单手托着脸颊。

朱丽叶靠近了些，近得可以闻到小儿子头皮上油腻腻的味道。“你还能撑得住吗，小蒂皮？”

他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但打了个哈欠。

“该给你讲神奇夫人的花园派对的故事了？”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直直的刘海儿来回晃悠着。

“那就，来吧，”她说，“咱们到床上去。”

还没等她开始描述故事中的花园，他就睡着了。朱丽叶抱着他往卧室走，刚要走到门口，便感觉到他的脑袋靠在了她身上。她知道，这孩子是睡着了。

她闭上眼睛，让自己和小儿子的呼吸同步起来，满足地搂着他温热的小身子，享受着有他在自己身边的这份简简单单的踏实；他的呼吸起起伏伏，弄得她脸上痒痒的，但这也让她觉得甘之如饴。

窗子开着，从外面吹来一阵微风。要不是楼下断断续续地响起一串串欢笑和一阵阵咚咚声，她会很容易就睡过去。朱丽叶尽量当作自己什么也没听见，直到玩闹升级为姐弟间的吵闹，这样的变化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于是，她强迫自己松开蒂普，把他一个人留在床上，回了厨房。她打发蒂普的哥哥和姐姐去上床睡觉，最后独自一个人在房子里四处看看。

交给她钥匙的那位艺术史学家协会的代表，在把钥匙交给她时，流露出些许歉意，可能是怕她进去之后会不高兴。这栋房子至少有一年没人住过了，战争爆发以来就没人住过这里。有人曾经要把这儿收拾得像样些，但看得出来，有几处地方明显还需要继续整理。比方说，从壁炉的烟囱里冒出来不少叶子，当她拉扯着那些藤蔓时，从黑乎乎的烟囱里传出来一些声响，明显是有什么活物住在里面。不过，眼下是夏天，于是朱丽叶决定，回头再解决这个问题。再有就是，食品储藏室里的燕子。她和艺术史学家协会的人站在那里时，有只燕子从这间储藏室的棚顶上，朝他俩飞了过去。当时，艺术史学家协会的人正气势汹汹地和她说，眼下正是打仗的当口，大惊小怪的也不合适。

楼上的浴室里，该有的东西都配备了，但浴缸上一圈圈的水渍可以被清洗干净，发霉的地砖也一样。哈米特太太在电话中跟朱丽叶提过，尽管拥有这栋房子的老妇人深爱着它，但最后她没剩下多少钱可以拿来维护它。而且，她“对住户还非常挑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栋房子一直都空着。是啊，有些事正等着他们去干，这是肯定的，但给孩子们找些事情做也不错。这会让孩子们有一种家的感觉，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拥有些什么，感觉到自己是有归属的。

尽管现在天还亮着，因为夏日里傍晚的天色很久才会暗淡下去，但孩子们已经都睡着了。朱丽叶靠在门口，这间卧室要更大一些，位于整栋房子的背面。几个月前，比娅开始皱起了眉头，但现在，她的眉心是舒展的。她细长的手臂露在外面，夹着盖在身上的被单。她刚生下来时，给她展开胳膊和腿的护士说，她是块跑步的料，但朱丽叶看了一眼比娅的手指，纤细白净，好看极了，她心想，女儿会成为一个音乐家。

一段记忆涌上朱丽叶心头，她和比娅手牵着手，走在罗素广场上。比娅当时才四岁，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的，一双眼睛也瞪得大大的，脸上一副热切的样子，跟着朱丽叶时，优雅得像小鹿那样一蹦一跳。她小时候是个可爱的姑娘——会把注意力专注在一件事上，也同样吸引着别人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她总是安安静静的，但并不害羞。这个现在变得动不动就满身挑衅劲儿的孩子，让朱丽叶觉得陌生。

相比之下，弗雷迪还是老样子，这令她感到安心。他宽宽的胸脯上什么也没穿，什么也没盖。他的衬衫反面朝外，被扔到了床边的地板上。他两腿叉开地躺在床上，像是在和被单摔跤。想要把被单抻直给他盖好是没希望了，所以朱丽叶也就没去费神。他出生时和比娅不一样，满身通红，又小又壮实。“天哪，你生了一个小红人儿。”艾伦惊讶地盯着朱丽叶怀抱中的小团子说，“一个气呼呼的小红人儿。”打从那时起，“雷德”就成了弗雷迪的小名，和表示红色的词谐音。他的火暴脾气还是那么冲，往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怒气就已经撒出去了。他爱咋呼，很讨人喜欢，既有趣，又好笑。他不好管，他可以像阳光一般灿烂暖人，也可以像惊雷一般发起脾气来怒气冲天。

最后，朱丽叶站在了小蒂普的身边，他现在正蜷缩在床边的地板上，把自己埋在一堆枕头里，这是他最近养成的习惯。他满头大汗，汗水把白色枕套弄湿了一小片，耳朵前面和后面都粘着又细又软的金发(她的孩子都体热。这是随了艾伦他们家的基因)。

朱丽叶拿起床单，盖在蒂普的小胸脯上。她在他身子两边轻轻把被单掖好，将他身上的被单抚平，犹豫片刻后，又把手掌贴在他的胸口上。

朱丽叶特别担心蒂普，这仅仅是因为他年龄最小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她觉得他生来便带着一种纤细如丝的脆弱，她担心自己保护不了他，担心他要是磕了碰了，自己没法令他复原。

“别胡思乱想了，”艾伦在她的脑海中乐呵呵地说，“陷下去容易，想爬上来可就难了。”

他是对的。她是在感情用事。蒂普很好，非常非常好。

最后看了一眼睡着的三个孩子，朱丽叶拉开了身后的房门。

她自己住的是中间那个小一些的房间。她一直都喜欢狭小的空间——毫无疑问，这和子宫有着些许联系。屋子里没摆书桌，只在窗户下面放了一张胡桃木的梳妆台，这是被朱丽叶临时征用的，来放她的打字机。这样摆放，并非追求别致，不过是图个方便，除此之外，她哪还需要什么别的？

朱丽叶坐在床尾，铁架床上铺着拼布绗缝的被子，有些褪了色。屋子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小片深邃的密林，画的前景是一朵艳丽的杜鹃花。画框上连着一根生锈的铁丝，铁丝钩在一根钉子上，但是细细的铁丝好像禁不住画框的重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头顶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响声从天花板上的窟窿里传了出来，那幅画在墙上微微动了动。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朱丽叶松了一口气，她都没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屏着呼吸。她盼着孩子们都赶紧睡觉，好给自己留点儿时间。不过现在，她想念他们吵闹声里的那份踏实，想念他们身上至关重要的那份信赖。房子里很安静，让人觉得陌生。朱丽叶觉得自己孤零零的。

她把放在身边的手提箱打开。箱子边角上的皮革都有磨损，但它是一个忠心不贰的朋友，让她回想起自己在剧院工作的日子，她很高兴有这个手提箱一直陪着她。在两小堆叠好的裙子和衬衫之间，她的指尖划出一条若有所思的轨迹，她在考虑把衣服从手提箱里都拿出来。

不过，她没动那些衣物，而是把塞在一堆衣服底下的那个细细长长的瓶子挖了出来，拿着它去了楼下。

她从厨房拿了一个平底玻璃杯，朝外面走去。

围墙之内，花园里的空气暖暖的，天色微蓝。这一整天都是在过渡时期的马不停蹄中度过的，现在，马不停蹄的一天就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夏夜里凝固下来。

石头围墙上有一扇门，门外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艺术史学家协会的人说，那是一条“供马车行驶的车道”。朱丽叶沿着这条小路走了出去，她发现了一张圆桌，摆在两棵柳树之间绿草青青的小丘上。越过小丘，有一条溪谷，溪水欢快地流淌着。它不像河水那么宽，她猜这是一条支流。她把玻璃杯放在铁艺圆桌上，盯着杯子的中线，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倒着威士忌。看到酒到了中线，她又往里面倒了不少。

“干杯。”她对着黄昏说。

缓缓抿入嘴中的最初那一口，沁人心脾。朱丽叶紧紧闭起双眼，想着艾伦，这是几个小时以来，她第一次让自己把思绪放在他的身上。

她在想，如果他知道她和孩子们在这里，他会怎么想。他挺喜欢这个地方的，但不及她。她对泰晤士河畔的这个小村子情有独钟——尤其是对村子边上那栋有两个一模一样尖角的房子，这一直令他感到很好笑。他说她是个浪漫的人，和浪漫主义作家不相上下了。

也许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当然能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笔下生花。但即便艾伦身在法国，朱丽叶还是抑制住了心底的那份冲动，没给他一封接一封地寄去写满华美辞藻的爱情宣言。没必要那样——他清楚她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且，因为他不在身边，因为他在打仗，她就要极尽夸张之能事，把面对面时那些她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多愁善感的词都用上，那反倒是在承认，她对爱情缺乏信心。因为英德两国交战，她对他的爱就多一分啦？当他在厨房里吹着口哨，腰间系着围裙，给一家人煎鱼做晚餐时，她对他的爱就少一分啦？

不。当然不。毅然而决然。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因此，他们并未没完没了地写着战争期间那些此情不改、生死相依的山盟海誓，而是在信中有一说一，没有半句虚言，以示对彼此的尊重。

她收到的最近一封信，就放在衣兜里，但朱丽叶现在没把它拿出来。她反而拿着那瓶威士忌，沿着草地上的小径朝河边走去。

艾伦的来信已成为某种图腾，是她踏上的这段旅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天晚上，在防空洞里，这封信就被她带在身边，夹在那本她读了一遍又一遍仍旧一直在看的《大卫·科波菲尔》里。当时，住在34号的那位老朋友，噼里啪啦地收起她的编织针，支支吾吾地说了句“回头见”；惠特菲尔德家的四个小男孩踩在别人的脚上，跌倒了，哀号的声音就像是大鹅在叫唤。朱丽叶已经把艾伦写的有关敦刻尔克的情况又读了一遍，信中的内容令人心情沉重，但也写得不同寻常。他写了那些在海滩上的人，写了到达海滩那一路的经历，写了他们路上遇到的村民、小孩和双腿都弯了的老妇人，还写了马车上堆满了行李箱、鸟笼和针织毯。他们所有人都在逃离痛苦和毁灭，但又寻不到安全的地方。

“我遇到一个腿上流着血的小男孩，”他写道，“他坐在破碎的篱笆上，他的眼神里是恐惧过后的呆滞，已然接受了自己命该如此，这让人感觉糟透了。我问他叫什么，是否需要帮助，他的家人在哪儿。过了一会儿，他用轻轻柔柔的法语回答了我。他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可怜的少年没法走路，他的脸上满是泪痕，我不能把他留在那里，留他一个人。他使我想起了蒂普。这孩子的年纪要比蒂普大，但他的严肃劲儿跟我们的小儿子一样。最后，他跳起来，趴在我的背上，没有抱怨，也没有疑问，我把他带去了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