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我父亲提议去趟格林尼治，那里是“子午线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线。新的词汇就像是一道咒语。

“时间从这条线开始，”他继续说道，“从北极到南极，它把地球一分为二。”

这话听来令人印象深刻，我孩童时代的想象力又极其丰富，这让我觉得，现实难免会让人失望。

到达目的地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被精心照料的草坪和一座宏伟的石头建造的宫殿，地面上没有我想象的那条巨大、参差不齐的裂缝。

“就在那儿，”他伸直了胳膊指给我看，“就在你面前，一条直线，经度为零。”

“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看到了……草。”

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地笑了起来，揉乱了我的头发，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皇家天文台的望远镜。

在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们去过好几次格林尼治，都是走的泰晤士河。坐船往返的途中，父亲教我读书识字，教我辨别河水是涨是落，教我读懂同行旅客的表情。

他教我通过太阳判断时间。他说，人类历来对天上那又大又圆、炽热无比的太阳感到着迷：“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温暖，还带来了光，我们的灵魂最渴望的东西。”

光。我开始看着春日里树上的光，注意到新生的娇嫩树叶在光的照耀下变得透明起来。我观察着光如何在墙上投下阴影，如何令水面变得似真似幻，如何在穿过锻铁栏杆时，在地面上留下耀眼的丝网。我想触摸它，这个奇妙的工具，用指尖握着它，就像是握着父亲工作台上那些不大点儿的小东西一样。

捕捉光成了我要干的大事。我找到一个空的小铁罐，盖子和铁罐之间有铰链连着。我还找来一个钉子，用父亲的一把锤子在铁罐顶部凿了几个小孔。我把这个小玩意儿拿到外面，在我能找到的阳光最明媚的地方坐下来等着，直到铁罐的顶部晒得烫手。唉，可等我掀开盖子时，发现没逮着闪闪发亮的光，生锈的旧铁罐里不过空空如也。

麦克夫人过去常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说的可不是天气，不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这话是用来说祸不单行的。

母亲过世后，我和父亲的日子开始祸事连连。

首先，我们不再去格林尼治了。

其次，我们见到耶利米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他是父亲的朋友，那种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发小。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偶尔会来访，因为我父亲有时会把他当作学徒带在身边，一起修理火车站的大钟。但凭着小孩的本能，我隐约知道，父母会因为耶利米而闹得关系紧张。我记得父亲会安抚母亲，向她保证说“他就这么些本事，已经尽力了”或者“他没有恶意”，还会提醒她，虽然耶利米身上有诸多不是，但他是“好人，真的，很上进的”。

不可否认的是，说他上进倒是真的：耶利米绝不错过任何他能遇到的机会。他做过旧货商、硝皮匠，还一度认准自己能借着上门推销发大财，那时他卖的是斯氏芳香含片，据说有使“男性持久力惊人”的功效。

母亲去世后，父亲陷入悲伤的泥潭不可自拔，耶利米便开始带他下午出去好长时间，两个人天黑后才跌跌撞撞地回来，父亲迷迷糊糊地挂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后，耶利米就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睡一晚，第二天再“帮”我们脱离困境。

那时，父亲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闲。他的手开始发抖，而且没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活儿越来越少，这让他更加痛苦。不过，耶利米总在他身边支持他。他让我父亲相信，他一直都把时间浪费在了维修钟表上，只有完善他的神秘时钟才有前途可言，如果耶利米给他当经纪人，他俩一定能发财。

房东最终耗尽耐性的时候，是耶利米找关系，帮我父亲在一栋住宅楼租地方住了下来。那栋楼的房间都不大，附近是圣安妮教堂，我们租的房间被尖塔的阴影笼罩着。耶利米似乎认识不少人，总有可以冒险一试的主意和“一点儿小买卖”。监督我父亲去卖专利的，是耶利米；有法警说我父亲欠他钱，开始整天来我家敲门时，告诉我不要担心的，也是耶利米。他说自己认识一个在莱姆豪斯区开赌场的人。我父亲只需要一点点运气就能好起来。

我父亲开始整夜泡在楼下小街那间小酒吧里，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筋疲力尽地回来，一身烟味儿和威士忌味儿，坐在空桌子旁，叼着烟斗，昏睡过去——为了还赌债，他把最后那点儿黄铜零件和铆钉都卖了——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耶利米伤心地摇着头说：“你老爸就是不走运。我还从没见过点儿这么背的。”

法警不断来敲门，可我父亲就当没听见。他反而开始迷恋上美国。他的处境糟透了，有这样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我们要把悲伤和不幸的回忆都抛下，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小鸟，去了会有土地，”他说，“还有阳光。那儿的河流也清澈，在那儿，翻地时也不用担心挖到过去什么人埋下的尸骨。”他把我母亲最后的一些衣服都卖了，那是他一直给我留着的；还买了两张低等舱的船票，等着坐下一班船去美国。我们把仅存的那点儿家当都打了包，装进人手一只的小行李箱里。

我们要离开的那个星期很冷，伦敦下了第一场雪。父亲急于为这趟行程尽量多攒些路费。我们整天待在河边，因为最近有一艘补给船在河里翻了船，河边淤泥里埋着的好东西，成了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的战利品。我们一刻不停地干活，从早到晚，无论下雨还是下雪。

在泥里干活让人筋疲力尽，但有天晚上，我比平时还要累，我倒在床上，身上都湿透了，怎么也起不来。突然间，我觉得头晕目眩，浑身都疼，一阵阵发冷，身子又重又沉。我的额头滚烫，牙齿却直打战。我开始感到昏天黑地，就像是有人用帘子把天地都给遮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漂浮着，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条漂浮不定的小木船。我时而听到父亲的声音，时而听到耶利米的声音，但他们短暂的只言片语过后是大段大段的梦境，生动逼真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怪异，又奇特。

我烧得越发厉害，感觉房间里都是阴影和高矮不一的妖怪。它们在墙上摇摇晃晃地爬来爬去，疯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伸着尖尖的爪子来抓我的被子。我翻来扭去地躲着它们，床单都被我浸湿了，嘴里好像还念叨着什么性命攸关的咒语。

一些话像烧热的针头一样扎着我，把我从幻觉中拉了回来，都是些熟悉的字眼，比如医生……发烧……美国……那些曾经对我有意义又重要的字眼。

然后，我听到耶利米说：“你必须走。法警还会回来，他发誓说这次要把你关进监狱，或者比那还要更糟。”

“可这孩子，我的小鸟——她这样子没法上船。”

“把她留在这儿。你安顿好之后派人来接她。总有人会收一笔小钱，照看这孩子的。”

我的肺、我的嗓子、我的脑袋都一边使劲地灼烧着，一边想要齐声大喊“不!”，可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

“她没我不行。”我父亲说。

“那更糟糕，要是法官让你以命抵债呢？”

我想大声喊出来，想要伸手抓住父亲，想黏着他再不撒手，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但没用的。怪物又把我拖了回去，我什么都听不到。白昼被黑夜吞噬，我的小木船再次驶入疾风骤雨的大海。

这是我最后的一丝记忆。

等我清醒过来，发现已经是早上了，屋外亮堂堂的。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窗外的鸟叫。不过，那些鸟不同于伯奇伍德庄园的鸟，它们是用鸣叫声欢快地迎接清晨的到来；也不同于在我们那栋富勒姆的小房子筑巢的鸟——它们把巢筑在了我们家的窗台底下——那是一大群叫声嘈杂刺耳的鸟，数以百计，在用我听不懂的鸟语粗声粗气地抗议、嘲讽。

教堂的钟声响了，我立刻听出来那是圣安妮教堂的钟声，但又莫名地不同于我所熟悉的钟声。

我成了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被冲上了一片异域的陌生海岸。

接着，我听到有人在说话，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声音：“她醒了。”

“爸爸。”我试着开口，但喉咙干得只让我发出来一个气音。

“嘘……乖，好了，”那个女人说道，“乖，好了。有麦克夫人在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微微睁开眼睛，发现一个庞大的身影笼罩着我。

除此之外，我看见我的小行李箱放在窗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人把它打开了，我的衣服整齐地堆放在箱子旁边。

“你是谁？”我出声问道。

“哎呀，我当然是麦克夫人啊。这个小伙子是马丁，那边的是船长。”她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透着些不耐烦。

我环顾四周，很快意识到周围的陌生环境，以及她指着的陌生人是哪两个。“爸爸呢？”我开始哭喊。

“嘘!老天爷!小丫头，你没必要又哭又闹。你很清楚你爸爸去了美国，等他准备好了就会派人来接你。在此期间，他请麦克夫人照看你。”

“我在哪儿？”

她笑了：“哎呀，小丫头!你现在当然在家里，别再大喊大叫了，不然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儿会叫风给吹变样的，那可就不漂亮了。”

于是，我再一次降生到这人世间。

一次是降生在我父母居住的小房间里，我们在富勒姆的家。那是一个清新的夏夜，圆月当空，星辰闪耀，窗外的河流像一条周身闪着光芒的蛇。

另一次是降生在麦克夫人的房子里，我那时七岁。她家楼下是鸟类商店，位于科文特花园一带被称作七晷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