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夫人过去常说，穷人的预算里全都是阴谋诡计。每当她想让我们中的一个去尝试新骗局时，就会这么说。我们这群孩子，都生活在小白狮街鸟类商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活得像是踩着滑板的老鼠。

近来，我一直在想麦克夫人，还有马丁、莉莉和船长，甚至会想面色苍白的乔，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爱过的人(如果把我父亲也算上的话，乔只能排在第二位，但我不怎么把父亲算在内)。

以麦克夫人的行事作风来说，她对我还算不错。这种作风包括，谁要是惹她恼火了，用刻薄的话骂人了，就会挨顿“胖揍”。不过，和大部分人相比，她算是好的了——以她的行事作风来说。她对我很好。在我绝望时，她收留了我；我觉得她甚至是爱我的。我最终背叛了她，但只是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

生活在这一边是不同的。人类都是艺术馆馆长：每个人都对自己最喜欢的记忆进行加工上色，经过一番排列组合，编造一段讨人喜欢的故事。某些事，因为要拿出来展示，得经过修复、抛光；被认为不值一提的，就抛在一边，藏进脑子里那个挤得满满当当的地下储藏间。在那里，要是运气不错的话，这些事很快就会被遗忘。这是一个有欺骗性的过程，但要想活得心安理得，要想担得起过往的重量，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这里不同。

我记得一切，记忆依照应有的顺序，形成不同的画面。

如果房子里只有我一个，时间会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我没法搞清楚过了多少年。我知道，太阳不断地升起来、落下去，然后月亮挂在天上，但我再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我身处时间之外。这里，那里，那里，这里，我同时身处各处。

现在，按照我的客人的时间来计算，他和我一起待了五天了。他刚来的时候，我很惊讶。他的行李箱上有划痕，肩上背着那个棕色的袋子，这让我想起了爱德华的书包；那天晚上，房子上了锁，而他依然在，这更让我感到惊讶。这里已经很久没人留宿过夜了。自从艺术史学家协会把这栋房子向公众开放以来，我只会在周末看到一日游的旅客，脚上穿着舒适的鞋子，手里拿着旅行指南。

协会的人把老麦芽坊的几个房间安排给他住，那里是封闭区域的一部分，曾给一个看门人用作短期住宿，而且那里是不允许来访的公众进入的。他没法住到房子里来，因为这栋房子现在就像是个博物馆。为了给那些一到周末就来这里乱转的游客留出地方，古董家具都被“安置”了起来。大部分家具都是爱德华自己收藏的，是他在买下房子时附送的。椅子上摆放着一束束薰衣草，都用天鹅绒蝴蝶结系着。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坐在那些椅子上了，虽然椅子的用处就是给人坐的。

每个星期六上午，在我的挂钟敲响十下之前，都会有一群志愿者到来。他们在房子四周各就各位，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人。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标牌，上面写着“导游”，可他们的工作却是提醒人们不要随便触摸!他们事先准备的那些有关过去的趣闻逸事，并不完全正确，但只要和将信将疑的游客目光交会，他们就会凭借着高谈阔论，让游客们乖乖进入他们的“圈套”。

尤其是一个叫米尔德丽德·曼宁的志愿者。她喜欢坐在一把贵格会样式的椅子上，椅子就摆在通往阁楼的楼梯尽头。她咬着牙，露出一个阴冷的、近似微笑的表情。要是有不知情的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把宣传册放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就会被她抓个现行，没什么比这更让她高兴的了。这种违规行为给了她宝贵的机会，可以让她缓慢而庄严地说：“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家具上不得摆放任何物品。”

爱德华会恨她的。他无法忍受对“物品”的那种狂热的过度保护欲。他认为，美丽的物品应该被珍惜，而不是被供奉。因此，想着爱德华，在秋天渐渐临近的日子里，我会整个下午都趴在米尔德丽德的肩膀上。当我离得太近时，任何衣服都没法让一个人暖和起来。

我已经摸过底了：我的客人的头发是暗金色的，皮肤因日晒呈棕褐色。他的双手不像画家的手那么精致。他的手饱经风霜，是一双会干活的手。这双手的主人，每天外出时知道如何使用他随身携带的工具。

自从他来了这儿，一直都在忙。日出之前他便早早起来，虽然他似乎并不乐意早起。他呻吟着，眯着眼睛看看放在床边的电话，确定是几点钟，然后挣扎着起来，而不是赖在床上。他会马马虎虎地快速泡上一杯茶，然后冲个澡，穿上衣服。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一件t恤衫，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头天晚上，这些衣物都被他扔到了角落里的曲木椅上。

不管在做什么，他都要皱眉看着庄园的地图和一堆手写的笔记。我曾隔开一段距离站在他身后，试图弄清楚他在做什么。但是没用。手写的字迹太小，看不清，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我们认识的时间还短，我还不确定自己可以靠他多近。有我在身边，会让人感到压抑，我不想把他吓跑。

目前还不想。

所以我等待着。

至少我知道他那个棕色的袋子里装着什么；昨晚，他打开了那个袋子。里面装着一部照相机。要是费利克斯现在还能再活过来，突然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会觉得这部照相机挺不错。

不过，也有费利克斯弄不明白的东西。我的客人能把照相机和电脑连起来，然后，屏幕上就会显现出图像，就像是魔术一样。不再需要暗房，也不用再配制刺鼻的显影液。

昨晚，我看着他一张又一张地翻看照片，拍的是墓地，主要是墓碑。墓碑上的人没有我认识的，但我还是惊呆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纳闷：对于他为什么来这儿，他的照片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就目前来看，还远远不够。

他现在出去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早餐时他就走了。但我有耐心，现在，我要比以往耐心得多。

我一直在楼梯上透过窗户朝外看，越过窗外的栗子树，朝我的老朋友泰晤士河望去。我不指望我这位年轻的客人会从这边回来：和之前来伯奇伍德的人不同，他并不喜欢泰晤士河。他有时会凝视着它，就像人们凝视一幅画那样，但他只是远远地看着，而且我觉得，他在凝视着它的时候并不愉快。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坐过船。

我和他可不一样，我喜欢看泰晤士河。它在我的一生中流淌，就像血液在身体中流淌。如今，我只能往北走到田间谷仓那面墙，往西走到哈福斯特德溪，往东走到果园，往南走到日本红枫。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走得更远些，唉，但无济于事。要我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锚被什么东西拽着。我不懂物理，我只知道事情本就如此。

我的客人不像我起初想的那么年轻。他肌肉发达，很能干，在他身体中跳动着的脉搏仿佛在诉说，这是一头被硬关进来的困兽，他在因为某件事而苦恼。苦难让人吃不消：我的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一下子老了十岁。那段时间，房东开始找上门来。他和我父亲之间的对话令人紧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愈发激烈的争吵。直到最后，在一个凄凉的冬日里，房东高喊着，他可不像圣人那么有耐性，也不是搞慈善的。于是，父亲只得另寻他处，换个地方住了。

我这位客人的苦难是另一种。他有一个磨旧了的皮夹子，里面有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我看到他曾在深夜里把照片拿出来，端详一番。照片上有两个小孩，还都是婴儿。其中一个对着镜头咧着嘴笑，那种幸福令人感到心满意足，另一个看上去更内敛些。

他盯着照片皱眉，用拇指蹭着照片的表面，仿佛这样做可以把照片放大，让自己更近地瞧一瞧——这让我确信，照片上是他的孩子。

然后，昨天晚上，他用手机给莎拉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很热情，彬彬有礼的，但从他紧握着笔、用手抓着头发的样子，我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他说“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说“你会看到，我已经变了”，还说“我肯定该有第二次机会的吧？”

通话时，他一直盯着那张照片，指尖不安地在照片左上角捻动。

正是他的那番通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因为在麦克夫人和船长之前，还有我的父亲，总在寻找第二次机会。他是个钟表匠，技艺娴熟，没人能超过他的手艺，要维修最精巧的钟表，人们都来找他。“每块钟表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常常告诉我，“这就像是一个人，无论长相一般还是漂亮，都不过是戴了张面具，把复杂的内里隐藏起来。”

有时，我和他一起去修理钟表。他说我是他的小帮手，但我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他被人领着去图书室或者书房，我则无一例外地被尽职尽责的女仆带去楼下的厨房。厨房都特别宽敞，冒着热气，为英格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房子提供吃食。每个厨房里都有一个胖胖的厨娘，在她的一亩三分地里忙个不停，脸颊红彤彤的，眉毛上挂着汗珠，源源不断地往食品柜里塞甜丝丝的果肉果酱和新鲜出炉的面包。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我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说，他去给她的父亲修表，她就坐在楼上的大窗户里。他们俩四目相对，爱上了彼此。自此之后，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分开。她的父母劝过她，她的妹妹恳求她留下，但我母亲年轻任性，骄纵惯了，所以就跑了。一般说来，孩子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一个词。每次听父亲讲起这件事，我都想象母亲在奔跑着，缎面的裙摆在身后飞扬，她逃离了若隐若现的城堡，抛下了心爱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发雷霆。

我以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没有机会去了解我的母亲，所以父亲不得不给我讲些故事。她去世那天，离她二十一岁的生日只差了两天，我当时只有四岁。她死于肺痨，但父亲让验尸官在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是“支气管炎”，因为他觉得，这样听起来更优雅些。他其实不必为此费心：嫁了我父亲，没了勋贵之家的庇护，她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无异，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笔墨。

父亲在一个黄金吊坠中珍藏着母亲的画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画，我把它当成宝贝。直到我们被迫搬到东伦敦的一块弹丸之地，住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房间四下漏风，泰晤士河的气味充斥鼻间，海鸥的鸣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织成歌，不停在耳边盘旋。那个吊坠落到了一个旧货商手里。我不知道里面的画像去哪儿了。它在时间的缝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来的东西该去的地方。

我父亲叫我柏蒂，他说我是他的小鸟。

他说我的真名很好听，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会用的名字，那种名字意味着身穿上好的丝绸长裙，但没有可以飞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吗？”

“哦，是的，我觉得是。”

“那为什么你给我起的名字没有翅膀呢？”

接着，他变得认真起来，每当话题稍稍和她沾边儿，他都会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你母亲觉得，你身上该带有她的家族的印记，这对她很重要。”

“就算他们都不想认识我？”

“是啊。”他笑着说，然后揉了揉我的头发。我总会因为他的这个动作而感到安心，仿佛和他的爱比起来，无论缺了什么都不重要。

我父亲的工作室里充满了惊奇。窗子底下是一张又高又大的工作台，上面摆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弹簧、铆钉、天平、电线、钟表、钟摆和精美的指针。我过去常常在工作室门开着的时候偷偷溜进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时候对他的工作台探索一番：把让人好奇的精巧装置翻过来调过去；用指尖在丁点儿大、不经摆弄的零件上轻轻按压；举着不同的金属制品，让它们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耀。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他戴着眼镜目不转睛地回答，但他让我发誓，对于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因为我父亲不仅仅在修理钟表，他还在研究自己的发明。

他的宏伟计划是做出一台神秘时钟，但需要他在工作台上长时间地不断工作，还要经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儿是注册和颁发发明专利的地方。我父亲说，有了神秘时钟，我们就发财了。要是钟表的钟摆不需要机械装置就能摆动，哪个有钱人会不想要一台呢？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实际上，那些普通的钟表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他工作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普通的钟表，从地板到天花板，排得整整齐齐。它们嘀嗒嘀嗒的心跳声和钟摆的摇晃总是有种轻微的不和谐。他教我如何给钟表上弦，我就站在房间中央，凝视着时间不尽相同的表盘，听它们啧啧啧地朝我齐声歌唱。

“但是，哪个显示的时间是正确的？”我会问。

“啊，小鸟，你应该问：哪个显示的不正确？”他解释说，没有正确的时间。时间是个概念：它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你看不见它，听不见它，也闻不见它。当然，时间是可以衡量的，但没有什么字眼能用来确切地解释它。至于“正确的”时间，那不过是人们同不同意的问题。“你还记得火车站月台上的那个女人吗？”他问道。

我说我记得。一天早上，我父亲在伦敦以西的一个火车站修理车站大钟，而我在一边玩儿。我注意到，售票处的墙上挂了一块小一些的钟表。我不玩儿了，盯着两块截然不同的表盘看来看去。这时，一个女人走到我的身边。她指着那块小一些的表盘解释道：“那块显示的是实际时间。而那一块，”她眉心微锁，看着我父亲刚刚上完弦的大钟，“显示的是伦敦时间。”

我因此知道，虽然我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