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忆，我哥哥的观点是：一切记忆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记忆都是想象的结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对记忆的理解比他要传统、实际。但是，有一点我同意他，就是说记忆有时候太多地依赖于想象，记忆会有很多失误。

恺蒂：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您先有了一个关于记忆的哲学思考，然后才开始构思《终结的感觉》的故事？

巴恩斯：我的小说，先有人物和故事的情况很少。我的小说通常从一种情境开始，可能是一个道德上的失误，然后，我问，下面会发生什么。小说就像一只动物，有头有身体有尾巴，但身体内究竟有什么，一开始是很模糊的，然后我会慢慢梳理，增加人物和情节。我原来想象《终结的感觉》会有一个很小的头、很长的身体，头与身体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三，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头变长了，身体变短了。

《终结的感觉》是一本关于时间和记忆的书，关于时间会如何影响记忆、改变记忆，记忆又会如何影响时间。这本书也是关于你如何重新发现你生活中曾有过的一些重要关头，那些你总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你一直以为某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突然有一天，你不那么确定了，原来你的记忆并不准确。这是我想在这本书里探索的主题。

恺蒂：我记得这本书里，您写道：“当不完全的记忆遇到不充足的记录时，那一刻所产生出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历史并不是胜利者的谎言，它更是幸存者的记忆，而大多数的幸存者，既不是胜利方，也不是失败方。”这本书虽然只有一百五十页，但是内容极其丰富。您在字里行间留下许多暗示，就像布阵一样，看过一遍后，需要再回头读，才能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在很短的篇幅里，布下一个大阵势，您是怎么做到的？

巴恩斯：作为一个作家，我已经写了四十年。写作经验让你知道如何掌握时间、篇幅，不需要说的话就不说了。就像厄普代克晚期的作品，他可以在很短的篇幅里写出一个人的一生，还有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三十页就是一生的篇幅。我之前那本书是五百多页。这本书很薄，只有一百五十页。但有不少读者告诉我说，他们看到最后一页，马上就翻回到第一页再读一遍，这样算来，这本书可以说是三百页。

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读了三分之二了，还没有看到答案，时间太长了。”我就告诉他，他需要有耐心。这是我的写作风格，我喜欢在书中放着一个个暗示，让读者猜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也得给读者信心：最后他们是肯定能看到答案的。我认为作家有迷惑读者的权利，但是不能最后不给答案。

例如，有读者不明白，为什么维罗妮卡要惩罚托尼，一直抱怨托尼不知真情？因为她的生活里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她的男朋友、她的妈妈、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必须要她肩负的重担，几乎毁了她的一生。而托尼，压根不知道这几十年发生了这些事情，还对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所以，维罗妮卡对他很生气。托尼是个洋洋自得的人，一直小心谨慎地生活，没有什么波折，他对自己的一生挺满意，与维罗妮卡的重逢，审视记忆，显然把他给惊醒了。她为什么这么气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可以为一件小事生很长时间的气，人的情感就是不可理喻的。

创作习惯及其他作品

恺蒂：您的写作习惯是什么？

巴恩斯：我每天上午写作，早上是我创作的最好时间。我总是先手写，然后用一台电动打字机把手写稿打成初稿，再进行修改。我从来不用电脑写小说。因为我是记者出身，所以，除了小说外，我还写记者类的文章，评论、访谈之类，那都是用电脑写的。

为什么写小说不用电脑？我一直有两台电动打字机，但是在写《亚瑟和乔治》（arthurandgeorge）时，两台打字机都坏了，我就想，好了，这是老天爷要让我学会在电脑上写小说，所以，我就在电脑上写了几章。但是结果很不好，写下的只能全部删掉。可能因为我想要的那种初稿是电脑上写不出来的。因为在电脑上写作时，太容易修改了，所以，我控制不住自己，总要边写边改，这样，出来的初稿就很局促，放不开，过度修改。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初稿不能修改，反而有更多的空间，自由度更大，然后在打印稿上进行修改，就很容易。这两种机器是很不一样的。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自由撰稿人，70年代中期进入《新政治家》，当文学版编辑，也负责电视评论。当时的舰队街很热闹，许多杂志报纸都聚集在一起，《新政治家》《观察家》《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我们的办公室很忙，人来人往，自由撰稿人、评论员、专栏作家，很多色彩丰富的人物，地下室里还有一张乒乓球桌。当时大家喝酒也厉害，许多人为多家杂志报纸写作，大家都混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报社都搬到了不同地区的新大楼里。当时我的同事里有几位锋芒毕露的年轻作家，现在都很有名。他们都比我会说，我那时候几乎是哑巴，开编辑部会议的时候，就怕主编的眼睛朝我这里瞟。

恺蒂：大家常常把您定义为后现代的作家，其实您有些作品还是蛮传统的。而且，您每本小说的风格和样式都非常不同，您如何为自己定义？如何总结您的风格？

巴恩斯：我真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我，我有些小说非常传统，有些非常现代或后现代。我总是把我的每一本小说都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写作时，我会考虑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用哪种叙述手法讲这个故事最合适，有什么问题，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的作品没有什么统一的风格，每本都非常不同。

对我来说，小说的形式很重要，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福楼拜曾经说过：“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你可以构想一本小说的内容，你要讲一个故事，但没有形式的话，这些内容和这个故事就无法存在。内容只有在找到完美的形式之后，才能成立。例如，我五十年来一直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兴趣，但直到三四年前，我才开始考虑：“他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从谁的视角来看他？”这时，形式进入，我才能开始创作。许多小说家认为形式只是开头、中间和结尾，其实并不这么简单。

恺蒂：我也听说过您刚开始创作小说时，曾有一个计划。您能说说吗？

巴恩斯：当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确实有一个计划，我计划第一本书用第一人称，第二本书用第三人称，第三本书从女性的角度。第一、第二都实现了，第三本是《福楼拜的鹦鹉》，到第四本才做到女性的角度。所以，我以后的书，就没有任何计划了。

恺蒂：大家常说，作家的作品如同他们的孩子，千万别问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但是我还是要问您，您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哪几本？而且如果您只能有一本自己的书，会挑选哪一本？

巴恩斯：说起我的作品，我喜欢别人不太看好的小说，例如《注视太阳》（staringatthesun），因为大家都说它比不上《福楼拜的鹦鹉》。但是如果你只允许我挑一本，那可能还是《福楼拜的鹦鹉》，因为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进行小说形式的实验；而且，我很感激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本被翻译成外文的书，第一本被认可的书，也是一直卖得很好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是比较实验性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试图向金斯利·艾米斯描述这本书，我告诉他“这是一本倒过来的小说”，他脸上的表情是愤怒加厌倦加困惑。我也曾试图向我的出版人描述此书，他的脸上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一直卖得这么好。

还有一点，在开始写作新书时，我总是尽量忘记过去的书。我对自己的作品的记忆是很零碎的。我能记住的都是那些我在采访中经常说起的段落，或是读者经常问起的段落。过去四十年的写作，我不可能什么都记得。而且，这种记忆也是扭曲的。所以，有时候我拿起一本过去的小说，翻开来，会很惊讶地说：“哦，这段是我写的吗？”那些不再谈起过的章节几乎都被遗忘了。

2013年，我出版了《生命的层级》（levelsoflife），因为这是很私人的一本书，是我对亡妻的纪念，所以，我不想让此书在我的记忆中被扭曲，我不想让这本书以及写作这本书时的情感在我的记忆里起变化。也因为我当时的处境比较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决定不谈论这本书，只给过一个采访。

恺蒂：我听过那个采访，我也读过那本书，书和采访都很让人感动，但我不会问您这方面的问题。您还有一个文学身份，就是犯罪小说的作者丹·凯伐纳，用的是您亡妻的姓。80年代，您写过四本犯罪小说，但后来就辍笔了。怎么会开始写这些小说，为什么又停下来呢？

巴恩斯：我花了八年时间写作《伦敦郊区》，觉得写作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当时见到一位朋友，他是写犯罪小说的，他说他四个星期就能写一本，我也就想试试看，没想到两个星期就写好了第一本，第二本花了两个半星期。犯罪小说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这种模式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限制。你不能脱离这种特定模式，多少页纸之内必须横下多少具尸体。而且，很多人可能认为犯罪小说好卖，他们会以为我是以犯罪小说来养活我的严肃小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我的《福楼拜的鹦鹉》在养活我的犯罪小说，所以，我写了四本犯罪小说后，就不想再写这种程式化的小说了。

恺蒂：您的小说的设计都非常讲究，特别是英国出版的《终结的感觉》、《生命的层级》和《时间的噪音》，让人觉得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现在是电子阅读的年代，您的纸质书的设计，是不是与电子读物的一种对抗？

巴恩斯：我有一位设计师，她相当出色，是最好的。在接受布克奖时，我提到她、感谢她。对，为了能够抵制电子书的冲击，纸质书本身的样式就越来越重要，纸质书必须有一种吸引力，让读者愿意拿起一本，愿意花钱买它，希望拥有一本，并会送人做礼物。一般来说，我的设计师会设计几种初稿，然后来听我的意见。例如《时间的噪音》的封面，一个戴着眼镜拿着手提箱站立等待的人。这是一幅木刻作品，很有苏联那个时代的气息。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肖斯塔科维奇，因为最让他出名的，就是等在电梯口。设计师说她想用一种棕色的纸做封面，那种在苏联的百货商店中包东西的纸，不易撕破。她拿了几种过来，我们选定了这种。

恺蒂：采访您，肯定要问问您的布克奖，您三次被布克奖提名，最终得奖，是不是很欣慰？

巴恩斯：那当然。当时听到他们宣布我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才感到高兴。我已经被提名了三次，没得奖的感觉，我太清楚太有经验了，所以，我想知道得奖的感觉。而且，也一直有人问我怎么还没得到布克奖，我对这个问题实在很厌倦了。所以，得了奖，让我松了一口气。

可以说布克奖让我的写作生涯至少延长了十年吧，多了十年的读者群，当然，也让我的收入有所增加。所以，布克奖是有益无害的。在获得布克奖前，我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布克奖后，可能被翻译成四十五种。

恺蒂：在中国，您是很受欢迎的一位英国作家，您的书在其他国家被接受的情况如何？

巴恩斯：谢谢。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喜欢我的书。我的第一本书《伦敦郊区》曾经在南非被禁，可能因为里面的性描写。《终结的感觉》被翻译成波斯语，在阿富汗可以发行，但是在伊朗却被禁，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下个月我会在加利福尼亚见到此书的波斯语翻译，我会问问他被禁的原因是什么。《时间的噪音》已经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出版了，格鲁吉亚的版本还是在英国版本之前出的，可能因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所以他们很感兴趣。许多国家都买了版权，我很想知道俄罗斯读者会如何接受这本书。

个人经历

恺蒂：众所周知，您是亲法派，您的父母都是法语老师，您也从小随家人去了法国。其他国家呢？您去过俄国吗？

巴恩斯：我在牛津读大学的第一年，1965年，我十九岁，和一群朋友去了东欧和苏联。我们开车去了波兰、东德、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我们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还有其他几个地方。整个行程八个星期，主要是露营，我们自己带了帐篷等，住在营地。

恺蒂：您对当时的苏联的印象如何？

巴恩斯：我是亲俄国派，并不是亲苏联派。我一直觉得“苏维埃俄国”是一个悖论，苏维埃是乐观的，俄国是悲观的，这是两种互相抵触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很难融合。我去那里，是想要寻找古老的俄国的文化，而不是苏联的东西。我当时十九岁，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也看不起政治，认为文学艺术至上。我们当时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但是我们还是注意到许多能说明苏联状况的现象。例如，我们从波兰进入苏联时，在波兰买了好多食品，这些在边境上统统都被没收了，估计有人那天晚上吃了一顿好饭，但不是我们。我们的行程和住宿地点都是事先向当局汇报并经过批准的，我们每天必须上缴一定数额的货币。我们买了一张苏联地图，上面只有十二条路，外国人只能顺着这些路线旅行。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从莫斯科开车去列宁格勒，我们知道沿途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堂，所以，就打算绕个弯去看这个教堂，但离开大路还没有开到一英里，就有警察来追上我们，非常有礼貌地叫我们回到原路上。还有，我们回到莫斯科时，车子很脏，在城外，交通警察就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把车子洗干净之后再进城。

离开苏联后，我们去了罗马尼亚，在边境上，我们听到开枪的声音，我们就问苏联边境的士兵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有人在打猎，打鸭子。等到了罗马尼亚那一边，那里的边境士兵说：谁会用机关枪去打鸭子？

恺蒂：您后来又去过吗？

巴恩斯：没有再回苏联，但我1979年又去了一次罗马尼亚。1981年，我去了中国，我当时是和许多人一起，纯粹去旅游。我们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去了香港、上海、北京、苏州、成都。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开大门，去的人还很少，吃饭的地方也不多。我记得我们去长城那天，只有一个卖茶的小摊子，没有其他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面回音壁，许多人隔得很远，听墙上传来的说话声。具体是哪里我已经不记得了，是天坛吗？可能是。这个情境后来还被我写进了我的第四本小说《注视太阳》中，我还有当时的一张照片，我会寄给你。

恺蒂：您的亡妻是南非人，从小在德班长大，后来来到英国。您常去南非吗？

巴恩斯：我们结婚之后，我去过南非一次，就那一次。我的第一本书在那里是被禁的。帕特虽然是南非人，但是她二十多岁就来到英国，而且她也有爱尔兰护照，所以，我更觉得她是爱尔兰的法国人。像她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她对南非也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南非是一个非常美丽但非常悲剧的国家。

恺蒂：您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当代的作家您读得多吗？

巴恩斯：我最喜欢的作家，嗯，从谁开始算起呢？当然有福楼拜，还有莎士比亚、契诃夫、屠格涅夫、伊迪丝·华顿、夏绿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特奥多尔·冯塔纳，20世纪的作家有加缪、伊夫林·沃、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厄普代克、艾丽丝·门罗，还有其他许多。

我从来不觉得我喜欢或我崇拜的作家会死掉，他们对我来说，比许多活着的人还要鲜活。而且，我认为文学史不是直线形的，不是代代传承的，文学史是圆形的，就像一个大圆桌，各个世纪的作家围坐在圆桌边，有很多穿梭的、交叉的影响。

后记：5月初，莱斯特城足球队取得英超冠军，创造足球史上的奇迹。巴恩斯出生在莱斯特，从五岁时起，就一直是狐狸队的忠实支持者。但是在采访他时，因为时间有限，没能与他谈及莱斯特夺冠的可能。5月7日，巴恩斯在《卫报》撰文，风趣地讲起他的“狐狸”情结，其中一段逸事特别值得与大家分享。莱斯特夺冠，大家都说在莱斯特大教堂被重新安葬的理查三世给予了保佑，巴恩斯说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份小小功劳。去年3月，狐狸队面临被降级的危险，他正巧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那是天主教的圣地。大教堂中有一尊圣詹姆斯像，据说从背后抱一下圣像，许下的愿望就能实现。每次世界杯开战之前，西班牙队的全体球员都会来抱圣像。虽然巴恩斯是完全的无神论者，但是，“在一种完全反讽的状况下，我抱了詹姆斯一下，希望他能保佑莱斯特队不被降级。从另一边下来，我压低声音对他说：‘如果您能帮忙，我说不定就会信您呢。’当去年赛季结束，狐狸队居然保住了中等偏下的位子，我明显觉得一种道德上的紧张感。看看现在，他居然搞定了英超。圣詹姆斯，您可做过头啦！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再试试神学的运气——下一届欧洲冠军联赛这件小事，如果您也能搞定，那我肯定皈依您啦”。

作者“巴恩斯”的其他小说

《福楼拜的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