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在斯大林在场的时候，吸一支赫泽格维娜·伏洛尔——除非斯大林给了一支，那时他们会偷偷地尽量不吸，之后当作圣迹炫耀。那些执行斯大林命令的人，倾向于抽别洛莫尔。内务部的就抽别洛莫尔，它烟盒上的图案是俄国地图；标为红色的是白海运河，香烟以此得名。这项伟大的苏维埃工程完成于30年代早期，是由劳改犯修建的。不同寻常的是，很多宣传会提到这个事实。它声称，在建设运河期间，罪犯们不仅帮助国家发展，也“改造了他们自己”。好吧，那里有十万劳动力，其中有些可能是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水平；但据说四分之一的人死掉了，而他们显然没有被锻造成新人。他们只是树木被砍伐时飞溅出来的碎片。内务部的人会点上他们的别洛莫尔，在袅袅的烟雾中，描绘着挥舞斧头的崭新梦想。
毫无疑问，妮塔进入他生活的时候，他正在抽烟。妮娜·瓦尔扎尔，瓦尔扎尔三姐妹中的老大，径自从网球场上下来，散发出快活、笑声和汗水。健美、自信、时髦，一头金发似乎让她的眼睛也变成金色的了。一个称职的物理学家，一位出色的摄影师，拥有自己的暗房，对家务不是很热衷，这是实情；不过他也不是很有兴趣。在一部小说中，他生活中所有的焦虑，他的强大和软弱的混合，他歇斯底里的潜质，都会被一个爱的漩涡裹挟，引向婚姻的喜悦和平静。但生活中有许多令人失望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它从来都不是小说，既不是莫泊桑的小说，也不是其他人的。好吧，有可能是果戈理的一个讽刺短篇。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在写给情人叶莲娜的信中，他说：“我很优柔寡断，不知道是否有能力得到幸福。”
随后，妮塔怀孕了，一切必需的事情都稳定下来了。只是就在妮塔进入孕期第四个月，1936年这个闰年开始了，在这一年的第二十六天，斯大林决定去看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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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真理报》的社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格利克曼发电报。他请他的朋友到列宁格勒中央邮局去订阅所有相关新闻的剪报。格利克曼会每天把它们带到他的公寓，他们将一起仔细阅读。他买了一个大大的剪贴簿，在第一页贴上了《混乱取代了音乐》。格利克曼认为，这有点太自虐了，但他说：“它必须在那里，它必须在那里。”然后，每出一篇新文章，他都贴在里面。之前，他从没想过保存评论；但这次不同了，现在他们不仅评论他的音乐，还对他的存在发表了社论。
他注意到那些曾经不断赞扬《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批评家，在过了两年后，如何突然发现它一无是处。一些人坦承了他们之前的错误，表示《真理报》的文章拨开了蒙蔽他们的迷障。他们被音乐和作曲家愚弄得多惨啊！他们终于看清了形式主义、世界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给俄国音乐的本质带来了多大的危险！他还注意到哪些音乐家现在公开发表反对他作品的声明，还有哪些朋友和熟人开始选择跟他保持距离。带着同样的表面上的平静，他阅读了来自普通大众的信件，他们中大部分人正好碰巧知道他的私人地址。许多人说，他的驴耳朵应该被割掉，还有他的脑袋。还有那些不可能收回的话，穿插在最正常的句子里，出现在报纸上。例如：“今天，将举办一场人民公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音乐会。”这样的语句不是偶然采用的，也不会未经最高领导层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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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疑惑，为什么权力现在将注意力转到音乐，转到他身上了？权力总是对语言而不是音符更感兴趣：被宣布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是作家，不是作曲家。作家会在《真理报》头版遭到谴责，作曲家是在第三版。差着两个版呢。这可小瞧不得：会有生死之别。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冰冷、机械的词组。然而……艺术家面对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人类的灵魂？除非一个艺术家只是想装装门面，或者只想当有钱有势的人的哈巴狗。他本人一直反对贵族，无论是情感上、政治上，还是艺术原则上。在那充满乐观的年代里，不过就几年前，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是人类本身——的未来都在被重新塑造，看上去似乎所有艺术可以最终被整合进一个辉煌的工程中。音乐、文学、戏剧、电影、建筑、芭蕾和摄影会形成动态的合作关系，不仅反映、批评或讽刺社会，也塑造它。艺术家们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政治上的引导，将帮助他们的人类伙伴发展和完善他们的灵魂。
有什么不可以？这是艺术家最古老的梦想。或者，就像他现在想的，是艺术家最古老的幻想。因为政治官僚很快就来控制这个工程了，过滤掉其中的自由、想象、复杂和微妙，没有这些，艺术只会变得愚蠢。“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里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许多人并不想让自己的灵魂被人设计，对不起，多谢。他们对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时的灵魂的样子很满意；当你要去引导他们时，他们会反抗。来这场自由的露天音乐会吧，同志们。噢，我们真的认为你该来。是的，当然这是自愿的，但如果你没露面，可能就犯了错误……
第二个关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问题更本质一些。那就是：谁来做工程师的工程师？
他记得在哈尔科夫一座公园的一场露天音乐会。他的《第一交响曲》让附近的狗都狂吠起来。群众大笑，乐队演奏得更大声，所有的狗叫得更响了，观众也笑得更大声了。现在，他的音乐让更大的狗叫了起来。历史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他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戏剧性角色。但有时候，当他的思绪在深夜跳跃，他会想：所以，历史就是这样。所有的斗争、理想、希望、进步、科学、艺术和良知，都这样结束了，剩下一个男人站在电梯旁，脚边一个装着香烟、内衣和牙粉的小行李箱；他站在这里，等着被抓走。
他强迫自己的思绪转向另一个带着不同旅行箱的作曲家。革命后不久，普罗柯菲耶夫离开俄国去了西方；1927年他第一次回国。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有着高级的品位。他还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虽然这不是故事的重点。苏联边防的海关人员没怎么见过世面；而且，他们的脑子里塞满了颠覆、间谍和反革命。他们打开了普罗柯菲耶夫的行李箱，发现最上面放了一样让他们迷惑的东西：一套睡衣。他们摊开睡衣，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面面相觑。可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也很尴尬，总之，他让妻子来解释。但流亡了这些年后，普塔什卡已经忘了睡衣用俄语怎么说。问题最终靠肢体语言解决了，夫妻俩被允许过关。但怎么说呢，这件事完全是典型的普罗柯菲耶夫风格。
他的剪贴簿。什么样的人会去买一本剪贴簿，然后在里面贴满侮辱自己的文章？一个疯子？一个讽刺家？一个俄国人？他想到了果戈理，站在镜子前，用一种厌恶而疏远的语气，一遍遍喊自己的名字。他并不觉得这像疯子所为。
他的官方身份是所谓的“无党派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喜欢说，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品质是谦逊。是的，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
当加琳娜出生时，他和妮塔常常开玩笑说，要给她起名萨布丽娜。意思是小糊涂。糊涂家族。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反讽。不，是自毁式的愚蠢。
图哈切夫斯基写给斯大林的信没有收到回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本人也没听从普拉东·克尔任采夫的建议。他没有做公开声明，没有为年轻无知道歉，没有改变初衷；虽然他收回了他的《第四交响曲》，对那些没有聆听之耳的人来说，那自然听上去就像一堆鸭叫、猪哼和狗吠。与此同时，他的所有歌剧和芭蕾舞剧都被从保留剧目中清走了。他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在1937年春天，他和权力有了第一次对话。当然，他之前和权力说过话，或权力也和他说过话：官员、官僚和政治家们带来过意见、建议和通牒。权力通过报纸公开和他说话，也在他耳边私下低语。最近，权力羞辱了他，夺走了他的生计，命令他忏悔。权力告诉他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现在它可能暗示，经过一番考虑，它不想让他再活下去了。权力决定和他面对面。权力的名字叫作扎克列夫斯基，而权力——它对他这样生活在列宁格勒的人如此表达自己——住在“大房子”里。很多进了里特尼大街“大房子”的人，再也没有现身。
他被约在星期六早上见面。他坚持跟家人和朋友说，那不过就是走走形式，可能是《真理报》持续批评他的文章的自然结果。他自己几乎不信，也怀疑他们会信。没什么人会被传唤到“大房子”去讨论音乐理论。他自然很守时。一开始，权力很端正，很礼貌。扎克列夫斯基询问了他的工作，他职业生涯的进展，他接下来打算创作什么曲子。在答复时，他提到——差不多是条件反射——他准备写一首以列宁为主题的交响乐，这应该属实，令人信服。然后，他觉得可以合乎情理地提到针对他的媒体战了，而审讯者对此几乎草草敷衍过去，让他更受鼓舞。接着，他被问到了他的朋友，他会定期见谁。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扎克列夫斯基引导了他。
“我想，你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很熟？”
“对，我认识他。”
“告诉我，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想起他们在莫斯科那个小礼堂的后台碰见的情景。他解释说元帅是位著名的音乐爱好者，出席过他的很多音乐会，他自己拉小提琴，甚至有制作小提琴的爱好。元帅邀请他去过他的公寓；他们甚至还一起演奏过音乐。他是一个不错的业余小提琴手。他是说“不错”？从能力上来说，当然。是的，当然，还能提高。
但扎克列夫斯基对元帅的指法和运弓技巧有多高深，不感兴趣。
“你去过他家很多次？”
“是的，时不时去。”
“时不时去了多少年？八年，九年，十年？”
“对，差不多吧。”
“好吧，我们可以说，每年拜访四到五次？一共去了四五十次？”
“我会说少一些。我从未统计过。但肯定没那么多。”
“但你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密友之一？”
他停下来想了想。“不，不是密友，但是好朋友。”
他没有提到元帅为他筹集了财政支持；给他建议；为了帮他，写信给斯大林。扎克列夫斯基也许知道这些事，也许不知道。
“在这四五十次去你好朋友家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没有这么多次。只有家里人。”
“只有家里人？”审讯者的语调自然带着疑虑。
“还有音乐家。音乐理论家。”
“是否偶尔也有政治家在那里？”
“不，没有政治家。”
“你这么确定？”
“哦，你瞧，有时候那里有很多人在聚会。而我并不都认识……事实上，我常常在弹钢琴……”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谈音乐。”
“还有政治？”
“没有。”
“说吧，说吧，怎么会有人不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谈政治呢？”
“他已经，我们可以说，下班了吧。那里只有朋友和音乐家。”
“那里是否还有其他下班的政治家？”
“不，从来没有。我在的时候，那里从来没有谈论过政治。”
审讯者看了他很久。然后变了个语调，就好像要让他做好思想准备，他的立场将变得威严。
“现在，我认为你应该发动你的记忆。就你的身份而言，你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家时，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个‘好朋友’，十多年的定期交往里没谈过政治。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对此你听说过什么？”
这时候，他知道，他是个死人了。“又一个人的时辰就要到了”——这一次，轮到他了。他尽可能清楚明白地重申，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家，从未谈及政治；纯粹是音乐之夜；国家大事跟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门边了。他不确定这是否是最好的措辞。但扎克列夫斯基几乎没在听。
“好吧，我建议你再使劲想一想，”审讯者告诉他，“其他一些客人已经证实了那个阴谋。”
他意识到图哈切夫斯基一定被抓起来了，元帅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还有他的生命；调查才刚刚开始，元帅的所有身边人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消失。他自己的清白无关紧要。他的回答是否真实也无关紧要。所有已经决定的，已经决定了。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一个他们刚刚才发现或刚刚才发明出来的阴谋荼毒甚广，以至于连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如今是最丢人的）作曲家都卷入其中，那么，他们就会这样证明。这也解释了扎克列夫斯基在结束询问时就事论事的平淡口吻。
“很好。今天是星期六。现在十二点，你可以走了。不过，我只给你四十八个小时。到星期一的十二点，你会记起所有事。你必须回想起所有讨论的每一个细节，这个针对斯大林的阴谋，你将是主要证人。”
*
他是个死人了。他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了妮塔，他看到在她的强颜欢笑下，她已经同意他是个死人了。他知道他必须去保护身边的亲人，要这样，就必须保持冷静，但他只剩慌乱。他烧掉了所有可能连累别人的东西——只是，一旦你被贴上人民公敌、已知刺客的同伙这样的标签，你身边的一切已受牵连。他最好把整个公寓都付之一炬。他担心妮塔，担心他的母亲，担心加莉娅，担心每个曾进出他公寓的人。
“人无法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将在三十岁死去。肯定比佩尔戈莱西年长，但要比舒伯特年轻。就此而言，和普希金差不多。他的名字和他的音乐会被抹去。他不仅将不复存在，他从来就没存在过。他是一个错误，被迅速纠正；是照片中的一张脸，但会在第二次印刷时消失。而即便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他被发掘出来，他们会发现什么呢？四首交响乐，一首钢琴协奏曲，一些管弦乐协奏曲，两首弦乐四重奏的片段——哪首都没写完，一些钢琴曲，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两部歌剧，一些电影和芭蕾舞配乐。他将因什么被记住？那部让他蒙羞的歌剧？那首他明智地撤回的交响乐？也许他的《第一交响曲》将会成为欢快的序曲，在那些有幸比他活得长的作曲家的成熟作品音乐会上演奏。
不过，他知道，即便这也是虚幻的安慰。他本人怎么想无关紧要。未来会决定未来将决定的事情。比如，他的音乐一点也不重要。比如要是他没有因为虚荣而卷入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谋反活动，可能会在音乐上有所作为。谁能说出未来会相信什么？我们对未来有太多的期待，希望它能和现在抗争。谁能说出他的死会给家庭投下怎样的阴影。他想象加莉娅在西伯利亚孤儿院长到十六岁，以为父母狠心抛弃了她，她父亲写过的音符她连一个都不会知道。
刚开始向他发出威胁时，他告诉朋友：“就算他们砍掉我的双手，我也要口衔钢笔继续创作。”这是蔑视的言辞，想要以此支撑每个人的灵魂，包括他自己的。但他们不想砍掉他的双手，他那短小的、“不宜弹钢琴”的双手。他们也许想要折磨他，因为他忍不住疼痛，会马上同意他们说的每件事。名单将放在他面前，他会暗示他们所有人。不，他会说得很简短，会很快变成是的，是的，是的和是的。是的，我那时候在元帅公寓里；是的，我听见他说了所有你认为他也许说过的话；是的，这个将军和那个政治家都卷入了阴谋，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是，不会有砍掉双手那样夸张的情形，只有一颗高效的子弹钻进后脑勺。
他的那句话，往好里说，只是愚蠢的自吹，往坏里说，不过是修辞。权力对修辞没有兴趣。权力只知道事实，它的语言由措辞和委婉语构成，用来公开或隐瞒那些事实。在斯大林的俄国，没有口衔钢笔创作的作曲家。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
*
如今他才刚体会到他内心的年轻不可战胜。不仅如此，它无法被收买。除此之外，在此背后，是种信念，对他拥有的不管什么天赋，对他创作的不管什么音乐，他坚信它们的正确与诚实。这一切，都没有被摧毁。只不过到如今完全无关紧要了。
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天晚上，他一直喝到入睡。此事不难。他有点头晕，几杯伏特加就能把他干倒。这弱点也是有好处的。喝酒，然后躺倒，其他人需要继续喝才行。它让你第二天头脑更清醒，能更好地工作。
阿纳帕是个著名的葡萄疗法中心。有一次他和塔尼娅开玩笑，说他喜欢伏特加疗法。就这样，现在，在这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两晚的时刻，他使用了这种疗法。
星期一早上，他亲吻了妮塔，最后一次拥抱了加莉娅，然后坐上公共汽车，前往里特尼大街上那座阴沉的灰色建筑。他总是很守时，赴死时也很准时。他凝望着涅瓦河，河流会比他们所有人都长命。在“大房子”，他向接待处警卫自报家门。警卫看了一眼花名册，没找到他的名字。他被要求再重复一遍。他照做了。警卫又查了一遍名单。
“你来干什么？要见谁？”
“审讯员扎克列夫斯基。”
卫兵慢慢点了点头。然后，没有抬头，说：“好了，你可以回家了。你不在名单上。扎克列夫斯基今天不来，所以，没有人接待你。”
就这样，他和权力的首次对话结束了。
他回了家。他怀疑这一定是个诡计——他们让他走，好跟踪他，然后逮捕他所有的朋友和同伴。但结果是他生命中一个突如其来的运气。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
然而，如果他被“大房子”打发不是一个诡计，那就只能是官僚拖延。他们不可能放弃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追查；因此，扎克列夫斯基的离去只是一个临时故障。某个新的扎克列夫斯基将会得到指令，召见会再次到来。
元帅被捕三个星期后，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毙了。将军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被及时发现了。在那些被捕并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贴身亲信中，有他们共同的朋友，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日利亚耶夫。也许有一个音乐理论家的阴谋等着被揭露，然后是作曲家的，长号手的。为什么不呢？“这世界只剩疯狂。”
好像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嘲笑尼古拉耶夫教授对音乐理论家的定义。想象一下我们正在吃炒鸡蛋，教授常常这样说。我的厨师帕沙做好了这道菜，然后你我开始吃起来。这时来了一个没有做也没有吃的人，但他谈论起它们来就好像他知道它们的一切——那就是音乐理论家。
但现在这一点也不好玩了，他们连音乐理论家也要枪毙。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日利亚耶夫被认定犯了如下罪行：鼓吹君主制，搞恐怖主义和从事间谍活动。
就这样，他开始了在电梯前的守夜。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也在这么做，不想让他们所爱的人看见他们被逮捕的一幕。每天晚上，他都例行其事：清空他的肠子，亲吻他睡着的女儿，亲吻他醒着的妻子，从她手上拿过那个小行李箱，然后关上前门。就好像他要出门上夜班一样。某种程度上说是的。然后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回想着过去，担心着将来，在短暂的当下吸着烟。搁在小腿边的行李箱让他安心，也消除了别人的疑虑；这办法很实用。这让他看上去好像控制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受事态控制。提着行李箱离家的人，通常都会回来的。穿着睡衣被从床上拽走的，通常不会。这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这一点：他看上去好像并不害怕。
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站在那里等他们算勇敢还是怯懦？或者都不是，仅仅是明智的？他并不指望能找到答案。
*
扎克列夫斯基的继任者会不会像扎克列夫斯基那样，先是彬彬有礼的预热，然后强硬起来，恐吓他，最后邀请他带着名单回来？不过，既然图哈切夫斯基已被审判、定罪和枪决，他们还需要指认他的额外证据吗？更有可能，这会是更大范围审查的一部分，调查元帅的外围朋友，核心圈子已经被处理掉了。他们会审问他的政治信仰，他的家庭和工作关系。是的，他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站在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公寓楼前的情景，他戴着红领巾，很自豪；之后他和一群同学奔向芬兰火车站，去迎接伟大的列宁回到俄国。他最早的作品，比正式的“作品一号”要早，是一首《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和一首《自由颂》。
不过，继续往下，事实就不再是事实了，仅仅是针对不同说法的公开说明。所以说，他的孩子和克伦斯基、托洛茨基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这曾经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然后成了有趣的事，现在可能是一种沉默的羞耻。他的舅舅，马克西姆·拉夫连季耶维奇·科斯特里金，一位因1905年革命而流放西伯利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第一个让他的外甥对革命产生热情的人。但是，这是曾经的光荣和神圣。
他从没有入过党，但是，作为一个“无党派布尔什维克”，他让自己显得全心拥护党。他为歌颂革命及其所有成果的电影、芭蕾舞和清唱剧谱写了音乐。他的《第二交响曲》中有一个庆祝革命十周年的大合唱，其中他采用了诗人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的一些诗句。他也谱写了赞美集体化、谴责破坏工业的曲子。他为电影《迎展计》写的音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电影里，一群工人自发地设计出一个促进生产的计划。这个国家，到处有人在哼唱《相逢之歌》，吹它的曲调，现在还是这样。眼下——也许是一直以来，他在写一首交响乐，而且，当然是需要多久就写多久——是专门纪念列宁的。
他怀疑这些没一样能说服扎克列夫斯基的后继者。他不相信人类能完美，不相信人类灵魂可以“建设”。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五年后，他写信给朋友，说“人间天堂将在两千亿年后到来”。但现在，他想，这可能还是太乐观了。
理论是清楚的、明了的、可以理解的。生活是混乱的、毫无意义的。他已经将自由恋爱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一开始是和塔尼娅，然后是和妮塔。事实上，是同时和她俩；她们在他心里重叠，有时仍然如此。这是一个缓慢痛苦的过程，发现爱情的理论跟不上生活的现实。就像曾经读过作曲手册，就期待能写出一部交响乐。除此之外，他本人总是意志薄弱、犹豫不决——除了那些意志坚强、行事果断的场合。但即便那时，他做出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抉择。所以，他的感情生活就……该怎么总结呢？他对自己苦笑。是的，确实是：混乱取代了音乐。
他想要塔尼娅；他母亲不同意。他想要妮娜；他母亲也不同意。他把结婚的事瞒了她好几个礼拜，不希望他们最初的快乐被糟糕的感觉所笼罩。他承认，这不是他人生中最英勇的行为。而当他坦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母亲的反应好像她一直就知道——可能她读过了婚姻注册员的日记——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支持他们。她有一种谈起妮娜的方法，听似表扬，实则批评。也许，在他死后——可能不会太久了，她们将一起组成一个家庭。母亲、媳妇和孙女：三代女人。这种家庭现在在俄国越来越常见。
他可能让事情变糟了；但他不是傻瓜，也并不幼稚。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必须要把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那么，恺撒为什么要生他气？没人可以说他不够多产：他写得很快，很少超过截止期。他能写出相当悦耳的音乐，让他高兴一个月，让公众高兴上十年。但问题就在于此。恺撒不仅要得到上呈的贡奉；他还决定了应该支付的货币。肖斯塔科维奇同志，为什么你新的交响乐不像你那首精彩的《相逢之歌》？为什么疲惫的钢铁工人在回家路上不再用口哨吹奏它的主旋律了？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我们知道，你完全能够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所以，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形式主义的鸭叫和猪哼？那些仍然掌控音乐厅的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假装喜欢而已。
不错，他对恺撒还抱有天真的幻想。更准确地说，他还在按过时的方式工作。在过去，恺撒需要的是贡金，一个承认他权力的数目，一个你被估量的价值的特定比例。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克里姆林宫的新恺撒们将系统升级了：现在，你的贡金就是你百分之百的价值。或者，如果有可能，还更多。
当他还是个学生时——那是一段充满了快乐、希望和坚定信念的岁月，他作为一个电影钢琴伴奏，苦干了三年。他为涅夫斯基大街上的皮卡迪里影院伴奏，也为亮卷影院和丽宫影院伴奏。这是一份艰难而卑贱的工作；有些影院老板是吝啬鬼，常常不付工资，解雇了之。虽然如此，他还是会提醒自己，勃拉姆斯也曾在汉堡的水手妓院弹琴。当然，那可能更有趣一些。
他努力看着上方的银幕，弹奏着适合的音乐。观众们喜欢那些浪漫怀旧的曲子，他们听着熟悉；但他常常觉得厌烦，开始弹起自己的作品。这进行得不太顺利。电影院和音乐厅正相反：观众讨厌什么时，他们会鼓掌。一天晚上，他为电影《瑞典的沼泽水鸟》伴奏时，发现自己充满了更甚以往的讥讽情绪。一开始，他在钢琴上模拟鸟叫，然后，在沼泽水鸟越飞越高时，钢琴自行激昂起来。响起了喧闹的掌声，他还天真地以为那是针对可笑的电影的；所以弹得更卖力了。之后，观众向影院经理投诉：钢琴师一定喝醉了，他弹的绝不是音乐，他侮辱了这部优美的电影，也侮辱了它的观众。经理解雇了他。
现在，他意识到，这正是他职业生涯的缩影：努力工作，些微成功，没能尊重悦耳的规范，官方反对，报酬暂停，解雇。只是，现在他在成人世界，解雇意味着终局。
他想象他妈妈坐在电影院里，他女友的影像投射到银幕上。塔尼娅——他妈妈鼓掌。妮娜——他妈妈鼓掌。罗扎利娅——他妈妈鼓得更用劲了。克利欧佩特拉，米洛的维纳斯，示巴的女王——他妈妈无动于衷，继续面无笑容地鼓掌。
他的守夜活动持续了十天。妮塔认为——不是凭证据，更多的是出于乐观和信心——最迫在眉睫的危险可能已经过去了。他们谁也不信，但他厌倦了站在那里，厌倦了等待电梯的吱嘎声。他对他自己的恐惧也厌倦了。于是，他回来和衣躺在黑暗中，他的妻子睡在身旁，他的过夜行李靠在床边。不远处，加莉娅睡着了，婴儿都那样，无忧无虑。
然后，有天早上，他拿起行李箱，打开了。把他的内衣放回抽屉，把牙刷牙粉放回盥洗室的橱柜，把三盒卡兹别克放到桌上。
他等待权力继续跟他的对话。不过，他再也没有收到来自“大房子”的消息。
倒不是说权力闲着。很多他身边的人开始消失，一些去了集中营，一些被处决了。他的岳母、小舅子、那个老布尔什维克舅舅、同伴、一个从前的恋人。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一没来上班的扎克列夫斯基怎样了？没有人再听说过他。也许，扎克列夫斯基从未真的存在过。
不过，命运是无可逃避的；而他的命运，在这一刻，显然是活下去。活着，工作。不可能有休息。“我们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停歇”，就像勃洛克说的；尽管在那时，绝大多数人连做梦也不消停。但生活在继续，不久，妮塔又怀孕了，紧接着他开始增加作品的数量，他原担心会终止于《第四交响曲》。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一位上了年纪的语言学家告诉格利克曼，在他的有生之年中，之前他只目睹过一次如此响亮而持久的喝彩：那是四十四年前，柴可夫斯基指挥了他的《第六交响曲》首演。一个记者（不知是出于愚蠢、期望还是共鸣），将《第五交响曲》形容为“一个苏联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创造性回答”。他从来没有否定这一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是他亲自在谱子封面上写下的话。结果，这些词语变成了他写下的，或应该说，他从未写下的，最著名的话。他让它们存在，因为它们保护了他的音乐。让权力拥有词汇，因为词汇无法沾污音乐。音乐能从词语中逃脱：这是它的目标，也是它的庄严。
这句话还让那些驴耳朵在他的交响乐里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们没注意到最后乐章里的尖锐讽刺，那是对胜利的嘲笑。他们只听到了胜利本身，听到了对苏联音乐和苏联音乐理论、对斯大林体制之光下的生命的一些忠诚背书。他用最强音和主大调结束了交响乐。如果他用弱音和小调结束，会怎样？如果这样，一条或者几条生命也许会被终结。是的，“世上只有荒谬”。
《第五交响曲》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样一种突然的现象，随后得到了官僚和御用音乐学者的分析，他们为作品写了一份官方说明，来帮助苏联公众理解。他们称他的《第五交响曲》是“一出乐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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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的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