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能够俯瞰海港的办公室里，陈先生点燃一支烟，伸手拿起电话。电话将证明他是香港最顶级的葡萄酒商。这种酒商知道你是否在寻找稀少或特殊的酒，是否有雄厚的资产承担巨额消费。一报出名字，电话另一端的秘书就直接为他接通了。

陈先生没有浪费时间说客套话。“你今天很幸运，”他对客户说道，“我在波尔多的收获不错，得到了六箱酒，我可以保证它们是香港唯一一批货。现在，看在我们的长期合作关系上，更不用提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我以每箱七万五千元的价格卖给你两箱。当然，我说的是美元。”

他停顿一下，让对方消化他慷慨给予的消息。“什么？口感如何？这有什么关系。拜托，朋友。你和我一样清楚，这酒不是用来喝的，是用来做买卖的，是一项投资。我的其他客户为了这种酒，连亲娘都能卖。把它放上一年，或者两年，看看价格的上涨趋势，你的钱能翻倍。不，恐怕不可能。只有两箱。其他的酒已经被北京和首尔的客户预订了。是吗？好的。你不会后悔的。”

陈先生放下电话，吐出一个庆祝的烟圈，从他桌上短短的名单中划掉一个名字。也许他应该将价格提高到八万美元。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很有意思。接着他拨通北京的电话。

在世界的另一边，鲁塞尔像平时一样，回到他的粉红宫殿吃午餐。他有些神情恍惚，只吃了一点咸肉和他最喜欢的腌渍猪肉里的小扁豆，话很少，几乎没碰酒。他的妻子吕蒂文，已经习惯见到吃得一干二净的盘子和空空的酒杯。她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

“你的胃不舒服吗？”她带着妻子的自信问道。对于丈夫反复无常的消化系统，她早已了如指掌。“昨晚吃了太多奶酪。你需要清一清肠。”

鲁塞尔摇摇头，推开盘子。“胃？不，胃没事。”

“那是怎么回事？”她俯身倚过桌子，拍了拍他的手，“亲爱的，告诉我。”

他叹了口气，跌回椅子里。“是因为葡萄园。你知道的，那一小片地。”吕蒂文点点头。“昨天波尔多的葡萄酒工艺学家来这儿看了庄园，一个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他是娜塔莉·奥泽特介绍的。”

“他说什么了？”

“哦，没说什么。反正没说什么好话。我想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今天早晨麦柯斯先生告诉我，他要再找个人来，听听不同的意见。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鲁塞尔一脸沮丧地用酒杯在桌子上画着圈。

吕蒂文的确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件事，她这些年来一直有点期待。她绕过桌子，站到他身后，给他按摩肩膀。“亲爱的，”她说道，“这件事迟早会结束。因为那些葡萄树，我们有了房子、车，和几年幸福的日子，比我们刚结婚时想象的要幸福得多。”她弯下腰亲吻他的头顶。“我不愿看到你这样。”她最后捏了一下他的肩膀，清走盘子，准备放到水池里。这时，她停下来，把盘子咣啷一声放回桌上，吓了她丈夫一跳。她用手指使劲敲了敲桌子,声音不容置疑。“你必须告诉他，亲爱的。必须。”

鲁塞尔坐在那儿看着她，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她握住他的手，语气缓和下来。“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心肠很好，他会理解的。从你这儿知道总比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要好，不是吗？”她用力点点头自己回答道，“要好得多。”

下午三点左右的空气静止不动，因为炎热而显得黏稠。麦柯斯站在梯子上，和一堆未经邀请、企图从楼上的窗户入侵房子的紫藤拉扯。克里斯蒂出去找英语报纸了，帕丝帕多特夫人的猫咪危机已经解决，正在网球场一角临时拉的绳子上晾洗好的衣物。

庭院里，鲁塞尔的货车刹车声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汤图本性不改，首先跳下车，冲过来朝着梯子狂吠，然后十分谨慎地嗅了嗅，撒了一泡尿。鲁塞尔半真半假地责骂着它，抬头望着上面的人，麦柯斯的轮廓印在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淡蓝色天空上。

“麦柯斯先生，我打扰到你了吗？”

麦柯斯从梯子上下来，两个男人握了握手。鲁塞尔扯着一只耳朵，搜肠刮肚地想着如何开口。“我一定要告诉你，”他说，“有些东西我必须给你看。是关于葡萄树的。”他转头向货车点了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

他们坐在车里，安静地朝村庄方向驶去，然后拐上一条狭窄的小路，路的尽头是一个狭长无窗的仓库，建在一个平缓洼地的一侧，双扇门被木栅围起来，上了锁。“这是酒窖，”鲁塞尔说，“你以前没见过。”

麦柯斯摇摇头。“我以为你把葡萄直接送到合作社了。”

“不是全部的葡萄，”鲁塞尔说，“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事。”

他将货车停在仓库前，麦柯斯站在那儿，看着汤图在尘土中打滚，快乐地扭动身体，在细石子上面磨蹭着自己的背。鲁塞尔打开仓库的门锁，开大门。他走进昏暗中，打开了一盏灯，示意麦柯斯跟进去。

酒窖里的温度很低，与外面比起来近乎寒冷，空气闻起来有点潮湿，有单宁和发霉的味道。地面是毛糙的混凝土，沾满酒渍的排水道将地面从中间隔开。排水道两侧的混凝土地面上放着一排排酒桶，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编号，这些编号除了酿酒人没有人看得懂。门旁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张快要散架的白铁桌子，上面放着散乱的纸、几只脏杯子，以及一支底部连着橡胶吸球的玻璃注射器，吸球有拳头大小。墙上一根生锈的钉子上挂着一本日历，插图是坐在拖拉机上的年轻女子。

麦柯斯饶有兴致地四下环顾，不知是不是该说点什么。鲁塞尔用手帕擦去酒杯上的灰，将两把有年头的木椅拉到桌边。他请麦柯斯坐下，把一扇门半掩上，挡住刺目的光。终于，他叹了口气，摘下帽子，坐了下来。

“麦柯斯先生，”他说道，“正如你所知，自从你伯父买了这座房子，我在葡萄园酿造格里芬已经有三十年了。这些年来，我多次请求他淘汰这些葡萄树，在他来之前它们就疲老了。”他看着桌子，扭着他的帽子，“可是，出于种种原因，时机总是不对。他过去总是说，明年，我们明年就做这件事。

“有一块地，墙那边的那块，我认为能产出好酒。”他停下来摇摇头，更正自己的话，“不，我肯定它能。它有合适的石质土、合适的光照、合适的坡度，又不太大，太完美了。我早在十五年前就告诉你伯父了，但他可能不感兴趣，或者是在修理过房顶后，他剩的钱不多了；总之是有些什么原因。最后，我决定拔掉老葡萄树，自己给那块地重新种上葡萄。吕蒂文和我，我们存了一点钱。”他默默看了麦柯斯一会儿，挑起眉毛，等待麦柯斯的反应。

“我想那个老男孩应该很高兴吧？”

鲁塞尔继续用手绞着帽子。“嗯，我从没告诉他我到底做了什么。他以为我只是用了普通的葡萄根株，可是我想要更好、更特别的品种。他不知道我重新种上了最好的赤霞珠和一点梅鹿辄。没有人知道。这种事情在法国很复杂。农业部希望你连上报每一根枝杈、每一片落叶。”他耸耸肩膀，“不可能的。还是不说为好。”

他突然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注射器，走到酒桶边。麦柯斯看着他拔掉一个酒桶的塞子，插入注射器，抽出几英寸的酒。他回到桌旁，小心地为两只酒杯各注满半杯酒，将其中一只杯子举向光线。

“很好。来吧。品一品它。记着，这酒还没完全酿好。”

麦柯斯拿起杯子，感到鲁塞尔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虽然自己和品酒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葡萄酒一入口，立刻向他的味蕾发出强有力的美妙信号，连他也能分辨出它和吕贝隆的普通葡萄酒完全不同。他真希望能记得一些查理的华丽词藻，这酒令他体会深刻，以至于他忘了吐出来。

“太棒了。”他将酒杯举向鲁塞尔，“祝贺你。”

鲁塞尔仿佛没听见麦柯斯的话。“这里没有人能酿出这样的酒，”他说，“可是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没法出售它，至少不能合法出售，因为我没有申报赤霞珠和梅鹿辄葡萄酒。于是我讯问公证人奥泽特的建议，指望她能在法律中找到一个小漏洞。她真是太聪明了。”他喝了一口，仔细品了几秒钟，将它吐进排水道，“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她没有找到法律的空子，但是找到了一个买家。那个人会将货全买下，每年都是，而且付一大笔现金，没有文件，没有税金，没有疑问。我无法拒绝。我有妻子和女儿，我的年纪也大了……”他看着麦柯斯，带着悲哀而内疚的神情，好像一只叼着羊排的老猎犬被当场捉住。

麦柯斯靠到椅背上，琢磨着鲁塞尔说的话：娜塔莉·奥泽特，公证人和酒商。难怪她看起来这么富有。“她把酒卖给了谁？”

“不知道。我从没有见过买家。娜塔莉说没有必要。”

“好吧，你把货发到哪儿？巴黎，德国，还是比利时？”

鲁塞尔摇摇头。“谁知道呢？货车每年九月来一次，就在我开始收葡萄之前，而且总在夜里。上一年的酒从酒桶里转移出来，下个星期我就会从娜塔莉那儿收到现金。”

“但是那辆货车身上肯定有名字吧？某个公司或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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