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闹钟，阳光，像小溪般淌过卧室的玻璃窗，唤醒麦柯斯。尽管没能立刻入睡，这依旧是他几年来睡得最好的一晚。在伦敦，总会有远处的车流声组成的摇篮曲，还有映照在夜空中的城市灯光。而在乡间，则是完全的寂静，绝对的黑暗。这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现在，他有些恍惚，不确定自己在哪儿。他睁开眼睛，抬头看看灰泥和露着房梁的房顶。三只鸽子在窗台上无休止地交谈。天气已经热起来了。麦柯斯看了一眼手表，不敢相信自己睡到这么晚。他决定在阳光下跑跑步，庆祝在普罗旺斯的第一个清晨。
尽管许多外来运动，例如网球，已经为圣庞斯的居民所熟悉，但一个跑步者仍足以引起在葡萄园中度日的男人们的兴趣。一群农夫正在修剪长得过高的新枝。当麦柯斯跑过时，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他。在他们看来，心甘情愿冒着早晨的热气锻炼身体，简直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自虐。他们摇着头，弯下腰，继续修剪葡萄枝。
对麦柯斯来说，这比他在海德公园跑步要轻松许多。他想，或许因为呼吸的是新鲜空气，而不是一百万支排气管排出的烟尘。他拉长步子，感觉汗水顺着胸膛往下淌。他听到身后着一辆车，于是让到路边。
那辆车放慢速度，和他保持同步。他转过头，看到范妮留着鬈发的脑袋和会心的笑容。她超过他，然后停下车，打开后车门。
“你真是个运动狂人，”她斜看着他的腿，眼中满是赞赏，“来吧。我带你进村。你看起来需要一杯啤酒。”
麦柯斯谢过她，有些不情愿地摇摇头。“我跑步就是为了从卡尔瓦多斯苹果酒的酒精中清醒过来。你知道英国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喜欢受苦。”
范妮细想了一会儿这个国家的人们的怪癖，耸耸肩，驾车离去，看着那个跑步的人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变越小。英国人啊，真是奇怪，很多英国人和女人在一起就不自在。可如果考虑一下他们所受的教育，就不会惊讶。曾有人给她讲过英国的公立学校体系——全是男孩子，洗冷水浴，还看不到任何女人。就这样开始人生之旅里多么糟糕。她想知道麦柯斯会不会在他伯父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她希望他会。在圣庞斯，可以选择的单身男人极其有限。
跑了三英里之后，麦柯斯开始后悔拒绝了范妮的提议。太阳仿佛聚焦在他的头顶，空气静止不动，没有一丝微风能够吹散热气。当他回到房子时，简直快融化了，短裤和t恤衫满是汗水。他爬上楼梯去浴室时，腿软得像果冻一样。
淋浴喷头是二十世纪末法国水管装置的传统式样，一个使用不便的纪念物，似乎是事后才想起将一根退化的橡胶管连到淋浴间的龙头上。喷头是手持式，这样只能单手往身上涂抹肥皂。若要称心如意地用双手打泡沫，就必须将喷头放在地上，任其扭动喷水，然后再捡起来，一次冲洗身体的一部分。在伦敦，他只需站在湍急的水流下就可以了；在这里却需要有柔术演员的技巧才行。
麦柯斯小心翼翼地迈到外面的地砖上，一边刮胡子，一边晾干身体。洗脸池上方在创口贴和阿司匹林中间有个医药箱，他找到半瓶亨利伯父的古龙水。在伦敦社交界，古龙水是土耳其式沐浴留下的古董。小瓶上贴着一个像纸币一样图案繁复的标签，味道让麦柯斯想起丝绸睡袍。他往身上喷了一些，梳梳头发，准备选一身适合的衣服与公证人奥泽特共进午餐。
为慎重起见，她推荐了一家位于乡村的餐厅，离擅嚼舌根的圣庞斯居民和他们爱打探的眼睛有几英里远。麦柯斯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地方，早到了几分钟。在法国乡间，餐馆指示牌通常比路标要多得多。
画眉餐厅是一幢结实的两层圆木小屋，华美的紫藤在一个长长的露台上铺展开来，挽救了它粗鄙的原貌。几伙儿当地的商人和一两对中年夫妻看着菜单低语。公证人奥泽特还没到，但侍者告诉麦柯斯，她已预订了平时常坐的桌子，可以俯视南面连绵的葡萄园。
麦柯斯点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和酒一起上来的是一碟小萝卜和少许海盐，连同一本又大又重的菜单和酒单，皮革封面，里面写满昂贵的酒名。不出所料，麦柯斯找不到任何提及格里芬酒的地方。他把侍者叫过来。
“前几天有人向我提到一种本地红葡萄酒。我想它叫格里芬。”他说。
侍者看起来面无表情：“哦，是吗？”
“你觉得它怎么样？好喝吗？”
侍者倾身向麦柯斯低语：“别告诉别人，先生。”他的拇指和食指微妙地指向鼻尖，“简直像猫尿。”他停顿一下，让麦柯斯理解这句话，“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种更适宜的酒。在夏天，公证人奥泽特偏爱喝拉菲叶的玫瑰红酒，它产自瓦尔，口感清淡不甜腻。”
“好主意，”麦柯斯说，“我正是这么想的。”
从侍者一系列毕恭毕敬的表现可以看出，公证人奥泽特到了。他陪同她走到桌边，小心地拉出椅子让她落座。她穿着另一套朴素的黑色套装，拎着一个简洁的公文包。显然她断定这是一个纯公事的午餐。
“你好，斯金纳先生……”
麦柯斯举起手：“拜托，叫我麦柯斯。我也不能一直叫你公证人。这个称呼让我想到某个戴着白色假发和假牙的老头儿。”
她笑了，从碟子里拿起一条小萝卜，在盐里蘸了蘸。“叫我娜塔莉吧，”她说，“另外，这是我自己的牙。”她咬了一口小萝卜，伸出粉色的舌头舔了舔粘在下嘴唇上的盐，“那么，和我说说。房子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吗？哦，趁我还没忘记……”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文件夹，“还有几张账单——房产保险，一些电工活，合作酒厂的季度账目。”她将文件夹推过桌子，“这就是。就这些。我保证再没有让人不快的意外了。”
未等麦柯斯回答，侍者拿着一个冰桶和葡萄酒现身了。娜塔莉倒上第一杯酒，点好只有沙拉和绯鲤排的清淡午餐。她将工作上的琐事抛诸脑后，开始描述鲁塞尔和葡萄园的情况。
她解释道，在普罗旺斯，和在其他大多数酿酒的地区一样，有一种被称为土地收益分成制的协定。多年前，鲁塞尔和麦柯斯的伯父采用了这个协定，鲁塞尔照料葡萄园，亨利伯父支付葡萄园的保养费用，两人分享葡萄酒的收益。由于亨利伯父去世，葡萄园会更换业主，这令鲁塞尔很焦虑。他希望继续履行协定，担心麦柯斯想终止它。
麦柯斯询问，按照法律终止协定是否可行，娜塔莉承认可以。“不过，”她说，“这么做会很困难，即使合法，改变现状也十分复杂。”像法律人士喜欢做的那样，她引用了一个当地的实际案例。附近一户葡萄园主和一家农民一起劳作了将近两百年。一次争端过后，其中一代主人企图废除协定。农民坚决不肯。经过痛苦而持久的争论，农民赢得了继续在那片土地上耕作的权利，现在他们还在那里劳作。可是两个家族自从一九二三年以后就没再讲过话。
麦柯斯吃下一口绯鲤排，摇了摇头。“真的吗？难以置信。”
“当然了。这种事成百上千，为了土地和水，大家长期争斗，有的甚至发生在家族内部。兄弟反目，父子不和。很棒吧？我是说鱼排。”
“好吃极了。不过，有件事。昨晚在房子里，我尝了一点格里芬葡萄酒。简直没法喝。你这位侍者朋友认为它的味道极差。”如果麦柯斯指望得到娜塔莉的任何同情，他注定要失望了。
她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耸了一下肩。“很遗憾。它可不是梅克多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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