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经常与那些故意抹黑俄罗斯历史的人进行论战（这些人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同那些始终站在犹太人立场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索尔仁尼琴不能谅解格里高利·波梅兰茨，后者建议他往《红轮》添加一个“高尚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犹太人形象”。他想平等对待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甚至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而不是泛指所有人。实质上，这也是一场与“多元论者”的论战。有时给人一种感觉，他把一切都引入到与他们之间的毫无结论的争辩，由此削弱了自己创作的意义。与此同时，他的论敌在为犹太人争取出国侨居权利的大后方，却歪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而易见，每一部书出版后随之而来的责难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作者收到了读者的指责：为什么在集中营里没有犹太人，他们经历着双重的痛苦——一方面是繁重的集中营劳役生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其他犯人的敌视？索尔仁尼琴在四十年后回答了这一问题：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通常情况下，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会安顿好自己——当然也有一些圣徒式受难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奥尼德·平斯基，他是文学研究专家，写过有关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专著，还包括集中营里囚犯写的随笔集《迂回说与铭记》：“在集中营里，他是一个卫生指导员。按照集中营里的评价尺度来讲：这还不错，也就是说，挺吃香。”

在贝尔纳·皮沃主持的首次电视访谈中，索尔仁尼琴因为其笔下的很多犹太人都是“红色恐怖”和集中营体制的制造者（包括纳夫塔里·佛伦克尔）而受到大家的指责，他宣布，无法找到相关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在《同行二百年》里，作者的观点更为偏激：他想猜破这个“整个古拉格群岛邪恶灵魂”之谜，他从来就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土耳其凑够了资金后回到了苏联，被捕后遭到流放，而过了一段时间后成了古拉格群岛的一个最高领导人。“回到苏联，难道他的目的是想成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和斯大林的傀儡？连他自己都坐了好几年牢——可是却残酷地镇压了被关押的工程师，并消灭了成千上万个‘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驱使他那恶毒的灵魂到底是什么？除了对俄罗斯的极度仇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了。就让他自己解释一下，谁能这样做呢。”索尔仁尼琴是如此回答这个问题的：既有魔鬼，也有圣徒。在集中营里，他遇到过似圣徒的犹太人，我们可以在《古拉格群岛》中找到对他们极为敏锐的刻画。这是很快就命丧集中营的鲍利亚·加梅尔，这是针锋相对的瓦洛佳·格尔舒尼，还有那个拒绝寻找温暖住所的来自埃基拔丝图兹集中营的玛萨梅德。他们的“举止既正确又好，只有最崇高的动机才能驱使犹太人做这些事——诚实地分担共同的命运，而且又不能被两方所理解！那些自我限制与自我牺牲之路在历史上永远都是这么艰难、这样可笑，但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人类。”

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是：犹太人经常会推翻俄罗斯人给他们的建议。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族群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对当局的提议不理不睬。犹太人村社首领会议、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犹太革命青年——总而言之，是犹太人破坏了政府的所有努力。索尔仁尼琴过分强调了犹太人这种与生俱来的与世隔绝的本性——可当谈到俄罗斯的贵族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的社会群体时也可以这么说。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斯托雷平没有获得沙皇的支持，结果被犹太人所暗杀。最后，索尔仁尼琴颂扬的似圣徒的犹太人，是一些冒着生命危险希望摆脱“犹太标签”但又不放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特权的人。作者似乎在写殉难者名册，进入名册的是那些共同遭受布尔什维克体制迫害的无名无姓的受害者，换句话说，这是一些进行自我限制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幸免于难。依照这一思想，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记录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记录员（从两方面来看），并且参照的是自己钟爱的论断，即民族和人们要一样对上帝负责。问题在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并没有像其他族群那样形成民族，所以它的历史不应该与俄罗斯人的历史进行比较。杜布诺夫曾提及这一点，他把犹太人看作是“政治民族中的文化历史族裔”。对那些保有自己精神独立性的民族一向抱有好感的索尔仁尼琴不能因此指责像杜布诺夫这样的犹太人。但与此同时，令人诧异的是，他一再强调说犹太人经常拒绝当局提出的与俄罗斯族同化的建议。杜布诺夫颂扬的那种精神上不被同化，这使索尔仁尼琴无法认同，也使他多少有点羡慕犹太人——要知道他对俄罗斯人的最大希冀就是希望他们成为“精神强大”的民族。

当谈到1937—1938年的“大清洗”时（在这场运动中，死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索尔仁尼琴的观点非常坚决：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不会因此就不再当刽子手。1930年代担任领导“毒药实验室”并曾在普通人身上实验各种毒药效果的马伊拉诺夫斯基教授，1951年自己也被逮捕。在监狱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我的手杀死了不少苏联政权的邪恶敌人”。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悲剧性，一切就像是一个缠乱了的线团。“不应该否认一点，即历史使很多苏联犹太人飞黄腾达，成了全体俄罗斯人命运的主宰。”

《同行二百年》贯穿着一种思想，即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这两个民族处于相互竞争中，并且其中一方是“主人”，而另外一方是“客人”。如果把书名改为《分裂二百年》似乎更为准确。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积攒了不少互相指责：一方面，是犹太人过分积极地参与毁坏旧有俄国的进程，而且在斯大林暴政的帮凶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则是排犹行径，再往后，就是几乎属于国家层面的反犹行为以及1948—1953年的一连串事件。索尔仁尼琴总结道：对犹太人由于缓慢的同化过程以及对沙皇政府的仇恨而充满了浓浓的反俄情绪，俄罗斯人对之非常不满，这种仇恨后来演变成对仇视一切带有俄罗斯特征和东正教特点的事物；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俄罗斯将一切灾难都算在了犹太人身上或者是归因于所谓的“犹太共济”密谋。“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试图一下子调和这一切：“我呼吁双方，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相互宽容、相互理解，并承认自己的罪过。”

索尔仁尼琴这部著作恐怕未必会被称为一部反犹作品——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他希望成为双方调解人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作家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成了无数断裂和失望链条中的又一环……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格列佛在小人国中的境遇：没有能理解他，也不想理解他，甚至还把他抓了起来，五花大绑……当调解人的愿望落空了。

第一卷主要以俄文文献为主，这并没有导致叫人伤心的结果，因为索尔仁尼琴引用的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但第二卷只援引了侨民期刊，包括慕尼黑出版的《国家与世界》杂志和以色列的《22》杂志。索尔仁尼琴正是从这些出版物中选取证据来揭露“狂热的仇俄行为”或是修正自己的见解。由于缺少其他语种的正规文献，这明显地降低了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的意义。一些主要的研究著作被完全忽略，如列昂·波利亚科夫写的关于20世纪反犹现象的专著《简明仇恨百科》和《反犹史》。因此，难以把《同行二百年》与劳尔·希尔伯格或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写的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反犹行径的著作相提并论。索尔仁尼琴的书成了部分俄国犹太人仇恨俄罗斯人的“简明百科”，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所引借的文献资源非常有限。

索尔仁尼琴不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后者也曾论述过“这一令人羞愧的、带来的只有灾难且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排他性”，提及“他们（犹太人）身上有不敢反击也没有能力反击的特点”。针对这些话，他强调说（这指的是苏联早期）：“那时候的人应该因为困惑而呆立不动”。要知道有过这样一些犹太人，因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而自诩为本民族的代言人。正像一个严谨的观察者所发现的那样，“对于城市里饥寒交迫的犹太人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一门像早先的裁缝、经纪人、药剂师这些职业一样的手艺”。但如果对那些具有自我反思精神的犹太政论家们（他们认为“今天奥斯维辛的‘道德资本’已告罄”，并指责自己的同族，说他们眼里只盯着大屠杀事件）说些颂扬的话，则又会彻底抹杀本书的优点。于是，大家来看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些在这一切之间平衡摇摆的话语，这些话好像将论争一笔勾销：“如果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评述20世纪的俄国历史时能做到这种名副其实而且宽宏大量的自我批评，该有多好，无论是凶残的革命时期，被恐怖吓得麻木不仁的苏联时期，还是充满了掠夺式的卑劣行径的后苏联时期。”这个“平衡”使得天平重又归于理性和公正。

在这本书的最后，有关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的长篇大论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同化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这时“心灵”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概念：“答案并不是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并不是要流血，也不是遗传因素，而是谁受到的伤害更能引起心底的感同身受：是犹太人的还是其生长于斯的那个本地民族的？对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心灵上既成为俄罗斯人又成为犹太人。他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位政论家的话作为答复：“……在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并非无缘无故——犹太心灵与斯拉夫心灵的接触……这里面有某种预兆。”

在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历史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即由于波兰被瓜分而进入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俄罗斯人（农民，没受过教育的阶层）和俄罗斯国家。一直热衷于造谣抹黑的知识分子，是制造混乱的源泉。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路标”派的传统，后者同样揭露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垄断。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同样继承了这个传统，里面有三篇随笔内容是反对知识分子的，说他们退化成了高谈阔论的人——在这些文章里，索尔仁尼琴宣扬的是他珍藏于心的理念——自我节制和相互宽恕。在两卷本的《同行二百年》里，并没有提到知识分子，因此书中的文化状况所起的作用有限。这很可能是唯一可以指责他的地方，因为犹太问题既包含政治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法律层面的问题，但它首先是文化层面和宗教层面的问题（索洛维约夫说过，做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要对别人首先是对那些少数民族的代表要宽宏大量），此外，考虑到犹太人对俄罗斯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还包括文学层面和艺术层面。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无论是巴别尔及其饱含残忍的幽默感讲述的有关犹太人生活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曼杰尔斯塔姆及其“犹太似的混沌”（《时代的喧嚣》），还是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日瓦格医生》中的戈尔东的嘴里说出了这种想法），还是斯鲁茨基和布罗茨基，都没有提及。相反，索尔仁尼琴却不止一次地讲到了用俄语写作的纯犹太文学，特别是扎波京斯基（1880—1930）的创作，后者不赞成同化：“我们就是我们，长得美丑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能成为别人也不想成为别人。”

到底犹太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俄罗斯文化内部一个无价的酵素还是始终无法融入其中的异物？是很久以来就命中注定要被驱逐的上帝的选民，还是永远“站在其他民族肩膀上”的寄生民族？是否应该把俄罗斯革命的爆发算在犹太人身上？针对最后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坚决地给予了否定的答复：“我为自己得出了结论，现在可以再重复一遍：不，并不是犹太人发动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它，毫无疑问，是俄罗斯人自己发动的，而且我想，在《红轮》中我已经花了相当的篇幅表现了这一点……的确，在知识分子当中的确有不少犹太人，但还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把革命称作是犹太人的革命。”

《同行二百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尽管有明显让人诟病的地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没有什么新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含有某种教育口吻和嘲讽的基调（这种基调也是作家其他作品共同的特征），但书中流露出的激情和斗志毫不逊色。看起来，缺点是引文过多：引号看得人简直是眼花缭乱。但这本书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索尔仁尼琴，发现他的一些新的观点（尽管其中的很多观点不无争议）。最理想的是，应该在那本有关俄罗斯革命的“不算很成功的”史诗作品视野下来审视它。俄罗斯的悲剧命运贯穿整部作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作家在《红轮》中却没有能够写出来。俄罗斯的犹太人问题是《红轮》这部巨著中贯彻始终的主旋律：对俄罗斯的弥赛亚学说而言，犹太人的卓尔不群和顽强的生命力既是典范，同时又是一个“坏典型”。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生命力甚至包括肉体方面的存活率的高度关注，使得他对犹太人——这个俄罗斯民族的永恒“对手”——充满了明显的嫉妒和羡慕之情。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思考过，尽管他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

kaциcЛ.eвpeйckaяэhциkлопeдия-оpгahahtиcemиtckойmыcли？//exlibris（пpиложehиek《he3aвиcиmойгa3ete》）.2002.12июля.

ГaчeвГ.pоccияиeeпpиemhыйcыh（Вcвя3иckhигойА.И.cолжehицыhо《Двectилetвmecte（1795—1995）》）//kоhtиheht，2002.№111.

1933年，杜布诺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他离开了德国，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巴勒斯坦，而他却选择去拉脱维亚。1941年，他死于俄国纳粹占领时期。

本书作者认识平斯基，并翻译了他的《迂回说与铭记》（1980年作为《句法》杂志的一个专刊出版）。平斯基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有时也分享了自己对古拉格群岛的回忆。显而易见，他并没有尝到最差的待遇，但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他不是很公正。

关于波格洛夫及其父母是否是犹太教徒，有不少争议。好像只有他的叔叔改信了东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