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包括他的《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是唤起其创作热情的一个主要源泉。这是一本给想象中的“敌人”们写的书信集，他们对于人、国家和历史只是抽象的认知。他们不理解战争以及人与国家冲突的意义，因为头脑里只有抽象的人及其权利、抽象的国家及其法律以及道德的绝对律令的概念。与蒲鲁东、施本格勒、索列尔一样，别尔嘉耶夫同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是伟大的罪过，但同时也是伟大的救赎。在《论民族》这封信中，他嘲讽地向国际主义者发出了挑战：“你们对犹太人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你们为争取犹太人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你们感到你们是‘犹太人’了吗，你们搞到犹太民族的灵魂了吗？你们是否曾经深入探讨这些秘密以及这些源于人类远古时期的犹太人的神秘的命运问题？”

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这段申斥，他在自己的著作《同行二百年》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以此来强调，只关心与当局斗争的第二杜马甚至都没有讨论过斯托雷平关于扩大犹太人权利的这个草案。斯托雷平想要彻底放开这些现有对权利的限制，但是尼古拉二世不想给大家造成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印象。以国务秘书科雷扎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为基础，精心选取那些引文，《同行二百年》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二杜马（即便是胎死腹中的第二杜马）没有在日程中提出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上文引用的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话：即这些杜马的极端主义者关注的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与当局进行斗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只是这场斗争的工具罢了，顺便说，其他许多问题同样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索尔仁尼琴不再触及这个棘手的题目，他写散文诗，着手发表那些先前未获出版的作品（如《爱革命吧》），但他的本性还是一位斗士，他也知道，写俄罗斯历史上的“犹太问题”就意味着要进行论战。这一点并没有吓着他，但从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出版间隔来看，索尔仁尼琴参照了一些批评意见。他写的类似题材的书能获得出版这一事实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

犹太问题以及反犹题材在《红轮》中就出现过。作者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后意识到，他掌握了远远要多于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信息。但这不是写作《同行二百年》的唯一的理由。令索尔仁尼琴感到不安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在苏联末期得到了激化。吸引他的还有这个问题的末世论层面，尽管他一再尽力避免直接谈及这一点。

《红轮》的很多章节都涉及到犹太问题。作家详实地讲述了“俄罗斯争取犹太人平等权利协会”领导者之一马克西姆·维纳威尔，他代表犹太人作为原告出席了1903年戈梅利大屠杀案件的审理（这件事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作为立宪民主党党员，他于1905年11月向权倾一时的维特提出平等对待犹太人的请求。维特答复说，犹太人应该彻底拒绝参与俄罗斯政治。维纳威尔表现得相当谨慎，但其他一些犹太人领导希望和当局一比高低。

在《1917年4月》，我们看到了犹太资本家科尔兹涅尔一家人的沙龙，这个沙龙与莫斯科的文学艺术界联系紧密。1917年4月12日，在那里讨论了执行委员会的未来的问题：莫斯科人希望委员会能在莫斯科一个还没有建成的教堂里办公。一个参加者害怕回到过去，害怕出现新的反犹苗头。另外一个人答复说：“应该客观地谈论过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在俄罗斯站了起来，摆脱了原来的波兰的破落，摆脱了中世纪的面貌。我们的人口数大幅度增加，可以在海外建立许多人口众多的居民点。平均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在我们中间，犹太的教养得到了普及。我们可以奢侈地拥有三种语言的图书。我们在帝国的意义不断提高。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幸福已经与这个国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听了他的话后，一位在座的人反驳说，争取犹太人权利问题依然存在——要知道原有的体制不想把这些权利给我们：“当下，再也无法人为地把我们与俄罗斯文化割裂开来，犹太的自我意识与俄罗斯的自我意识终于可以真正地融为一体，犹太特质与俄罗斯特质和谐共处。”这时，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主人苏珊娜·科尔兹涅尔插话道：“坦白地说，俄罗斯犹太人的命运要比所有这些‘革命的收获’更使我不安。在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我们应该表现得特别慎重、特别名副其实。而我们的年轻人，确实，到处东奔西走，到处都冲在前头。在执行委员会里也是这样——我们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太多了……我认为……我怕说出来……将会有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

在《1916年10月》中，仪表堂堂的准尉切尔涅加对埃韦尔特将军关于免掉犹太人担任医生和经济方面领导职位的命令大声地表示赞许：“把犹太鬼撤掉！他们就像苍蝇粘在炉灶上那样，紧紧粘在非战斗部门。挨枪子不是他们的事。”桑尼亚徒劳地反驳他说，在犹太人中间也有军官，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人获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切尔涅加取笑他的“不开窍”：“只要你收进一个，明天就会来上十个骑在你的脖子上！你没有同他们一起生活过，还有些糊涂。只有我们才不会相互算计，而他们却会。并且权利平等马上就会变成他们专权！”这场谈话发生在窑洞里，在战斗间歇期——这才有高谈阔论的时间和心情，于是切尔涅加补充说道：“犹太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没有缘由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地道的中世纪反犹言论。桑尼亚突然激愤地冲着准尉说道（而且作者明显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排斥他、出卖他！你明白吗？任何一个民族！……谁也不能容忍这种事——某个人来了，并且直说他从上帝那儿来，他是上帝的儿子，给我们带来了上帝的意志！这谁能忍受得了？怎么会不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比这更小的事，也常常打死人。人类不能忍受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人类必须长久地爬行，跌跌撞撞，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接受启示。”

在自己的这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著作中，索尔仁尼琴会经常触及犹太问题。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社会氛围的总体倾向是当局经常拒绝向犹太人提供平等权利。然而，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强调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犹太商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与俄罗斯商人平等的权利，再考虑到大部分俄罗斯农民（这也就意味着，全体俄罗斯人）都是农奴，这项优惠是非常大的。但是书面的权利、法律是一回事，而具体应用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本国集中营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在那里，所有的自由权利都受斯大林宪法的保障）来讲，对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在与“多元论者”论辩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同样也不得不涉及到犹太问题，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当时的首要问题是犹太人移民权的问题。这成了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纷争的一个起因。索尔仁尼琴只是认为不应该向个别人提供权利。与此同时，这一问题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参议院对此进行了投票表决并专门出台了一条法规。索尔仁尼琴认为，不应把与此有关的问题同道德上对抗体制联系在一起。于是，当2001年《同行二百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这本书及其作者受到了很多人的责难。

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记者采访时，作家解释说，早在创作《红轮》时，他研读1914年之前的事件时就碰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实际上，这是对这段历史的高度扩大后的阐述，类似那些写斯托雷平或者尼古拉二世的著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孤陋寡闻的读者写的犹太问题导论，它带有作者看待这一问题的立场。索尔仁尼琴指出，很少有人记得，犹太人曾在1812年给俄罗斯军队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或者按照“越动荡越好”原则做事情的“民意党”却鼓励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对帕尔乌斯“游说”列宁那一幕的描写使作家广受指责，说他是“中世纪”“宗教”反犹势力的主要代表。但这与《同行二百年》出版后引起的批评浪潮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里仅举两个有代表性的见解。列奥尼德·加奇斯不无讽刺地指出，索尔仁尼琴在写书过程中主要使用了《犹太百科词典》，而这本书就成了“反犹思想的工具”。而格奥尔吉·加切夫则认为这本书是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顶峰之作”，是一部公正的学术著作的典范。

除了想使用那些在创作《红轮》期间收集到的资料，索尔仁尼琴还想回复萨哈罗夫（虽然为时已晚，他1989年就去世了）和其他一些关注犹太问题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同行二百年》还间接地涉及了俄罗斯弥赛亚和犹太弥赛亚这两种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有的末世论问题。

为什么是“二百年”？原因是在第一节波兰（1772年）之前在俄罗斯境内几乎没有犹太人。而在六天战争（1973年）之后，特别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终于允许苏联犹太人自愿离开苏联（于是他们大批量移民以色列或者走上了彻底同化之路）之后，索尔仁尼琴觉得，犹太人在俄罗斯的发展已近尾声。创作这一敏感题材，必然会触及到痛处，所以才没有谁愿意做这件事，索尔仁尼琴冒着成为众人靶子的风险决心做这件事。“我曾把这本书放了很久，如果不写这本必将带来很多负担的书我会很高兴，但是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所以我不得不着手于这本书的写作。”他坚决反对给他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我们可以用尘世的尺度去评论俄罗斯人，或者是犹太人。上天的评价就留给上帝吧。”他并不是有关俄罗斯犹太问题史的专家，所以借鉴的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卷主要是以革命前布罗克豪斯-艾弗隆出版的《犹太百科辞典》中的词条为基础编写而成。面对那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责难，索尔仁尼琴表现得就像是一个被告。他引用的资料有：权威的《世界民族犹太史》一书的作者谢苗·杜布诺夫的观点（全书首次以德文出版，1—10卷，柏林，1925—1929年；后来出版了希伯来文版，1923—1938年），亨里希·斯利奥兹伯格（也是《红轮》里的主人公）的观点；特别是尤利·黑森和他的《俄罗斯犹太民族史》（1925—1927年，第二版，增订版）。索尔仁尼琴不仅援引这些著作中的基本信息，而且有时会参照胡佛革命战争和平研究所里的资料与作者们进行辩论。“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俄罗斯的犹太人史学家们而言，比较典型的情景是：如果说过去抗争和关注的焦点是争取获得某种权利，那么现在由于犹太人已经获得了这种权利，它就被看作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了……对于1835年的情况，当时的犹太人是平静对待的，c.杜布诺夫也指出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末，却被看作是‘无权地位的宪章’。”

我觉得，索尔仁尼琴对杜布诺夫的态度很有趣，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杜布诺夫不希望俄国的犹太人被同化，一直到1922年侨居德国之前，他都呼吁要坚守犹太族群的精神和道德独立性（这一点有别于崩得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参加俄国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杜布诺夫把自己的思想称作“自治主义”。因此，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杜布诺夫是一个艰难的对话者，因为他在犹太人身上寄予的希望与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人的希望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在类似的领域里进行着各自的抗争。

至于说尤利·黑森，索尔仁尼琴的书里有三百多处引文引用了他的著作（通常情况下都是为了驳斥流行的传闻或者是更正过高的大屠杀牺牲者人数）。但是，索尔仁尼琴这里使用的手法会遭到质疑。他认为1881年大屠杀的人数有夸大的成分，甚至是过分夸大，这一点并没有错。但与屠杀这一事实相比，准确的数字是否如此重要？索尔仁尼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戳穿有关亚历山大三世暗中同情排犹行为且这些行为源于某个同一中心这一谣言。他在这里引用了黑森提供的事实。据他讲，在俄国宪兵司令普列韦写的关于宽恕大屠杀施行者的报告上，沙皇写有标注：“这是必可饶恕的”。据此就消除了他本人的嫌疑，但这却无法消除整个当局的嫌疑。

索尔仁尼琴写的这本书充斥了对那些一心以暴露揭发为事的犹太（还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犀利嘲讽，这一点同样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首先，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考虑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等伟大作家、思想家对19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犹太人法律上的不平等现象表达的抗议。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出现在全书的关键时刻，即俄国社会“比政府晚了半个世纪”，终于意识到“对于俄国而言犹太人问题的日益重要程度”的时候。这个“迟到半个世纪的事实”简直就是索尔仁尼琴的一个主要思想：当局不止一次地尝试过取消对犹太人种种限制，但恰恰是犹太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到50年前，那时正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他确实做了一些尝试，但最后的做法是把犹太人的子女派往世袭兵的营队，这些孩子脱离家庭之后受到的是军事教育并且经常接触东正教。）

在这本书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摘录了一段索洛维约夫写给杰奥多尔·赫尔采的一封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把大量犹太人同时也是最富裕的犹太人安置在我们国家。”与古拉格群岛进行抗争的斗士完全可以拥护哲学家的观点，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况且，他还指出，索洛维约夫曾迫于政府的压力，1880年拒绝发表一封公开谴责反犹倾向的信，可他此时已收集了一百多个签名，包括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这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尽管如此，索洛维约夫在1881年还是失去了在大学教书的机会。我们认为，《同行二百年》的作者如此令人诧异地回避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考察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权抗争的过程中，作者发现，犹太青年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他想还原那个遭到曲解（他认为）的历史事实。但却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中：他向读者表明，自由的媒体以及西方的媒体经常夸大大屠杀的数据，而且还断定，俄罗斯人从来就没有敌视过犹太人。为了佐证后一点，索尔仁尼琴援引以下的事实：“……一个白俄罗斯小镇的犹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排犹）倾向，在20世纪初期给莫斯科的慈善女商人m.Ф.莫洛佐娃发了一封电报：‘您接济我们一点钱吧，犹太教会堂被烧了个精光，要知道我们拥有一个上帝。’于是，她就寄来了他们请求的钱数。”他把俄罗斯的犹太人与西欧的犹太人进行对比，提到了爱德华·德留蒙，提到了德列福斯事件，但关于左拉却一个字也没有说。

长时间创作《红轮》这部历史著作，使这部史诗带有一定的忧郁基调。这种忧郁基调我们在《同行二百年》这本有关互相曲解、互相侮辱的历史著作中同样能够感觉到。在这本书的结尾，这种基调特别明显。在这里，作者呼吁双方诚实地和解，不去否认做过的不公正的事情，呼吁相互宽恕——但所有这一切只会发生在久远的几乎是不可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束窄窄的末世的余光，和解将发生在时光的尽头。宗教史专家安东·卡尔塔舍夫（索尔仁尼琴曾三次提及他）早在1928年其发表在布拉格杂志《路标》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索尔仁尼琴也引用了卡尔塔舍夫为布尔采夫那本揭露“犹太智者录”的专著写的序言中的话：“……擦亮了无知者被‘犹太智者录’蒙蔽的双眼，用同样的手段再次弄脏人的视力，做出一番样子，好像据此就可以消除犹太问题了，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的确，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公开同意卡尔塔舍夫的观点，而且在书中提到《犹太智者录》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他更关心的是俄罗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期互相敌视的问题。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包括这个问题的仇俄视角），斯大林迫害参与革命的犹太“元老们”（这些人成了他们建立的体制的牺牲品），这才是作者关注的问题。他想看到的就是两者相互关系这一心结能够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