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与女性的博弈贯穿了《红轮》的所有章节。通奸者沃罗腾采夫是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因此他就成了首先被人关注的对象，但除了他以外，经历了妻子背叛或者夫妻离异的还有古奇科夫、高尔察克将军、斯维钦上校、科维尼奥夫……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些勇士们的生活伴侣都成了他们无法建功立业的绊脚石。沃罗腾采夫的妻子阿利娜是一个多愁善感、任性的女钢琴家，她想束缚住丈夫的手脚，一心要过一种庸俗的放纵的生活。奥利达同样不无艺术细胞，她能够在俄罗斯象征派的创作中发现某种崇高事物的存在，如在弗鲁贝尔的画作《潘》中。对艺术丝毫也不了解的上校盯着她家里挂的赝品画作：“还有在天边一轮青铜色残月下，在半明半暗里裸露双肩的保护神潘，他并不那样老。现在沃罗腾采夫终于理解了他的蹲跳动作和夜晚的目光。”正是奥利达帮助他与潘、与大地之间建立了神秘的联系，而后者正是阿利娜极其想要破坏的。合法妻子捆住了主人公的手脚，而瓦尔基里女神则为他们解开枷锁，给他们自由。

2月26日，当古奇科夫盘算着眼下正在策划的密谋时（而且是无法实现），他感到他的婚姻成了一切事物的绊脚石：“……透过一面墙他感觉到了玛莎就在那边，甚至她要到这边来——他不希望她到这边来。隔着一堵墙她都能影响他的思绪，使他困惑。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到哪儿去——这婚姻都压得他难受。”古奇科夫看了看斯托雷平的半身塑像，后者悲剧的一生使他萌生嫉意，他突然感到一阵良心的不安：如果没有这个缠在脖子上的羁绊，他旁边要是没有这个卑微的人，要是没有这些刻薄的相互指责，他会去袭击皇后吗？换言之，沙皇夫妇之间的和谐与融洽唤起了他心中的嫉意和深深的憎恨：“……他知道了，一个女人如何把最强有力的那人弄得精疲力竭，如何让他心情烦躁，如何令他苦不堪言。”只有挣脱了家庭的羁绊，精力充沛的人（索尔仁尼琴就是在众多的历史事件叙述中也不会错过对他们的描写，让他们说出大段大段的独白或者是用眼神交锋）才能排除日常琐事的陷阱，成长为一名想要创建功勋就要忍受孤独的战士：“只有经历了百孔千疮的婚姻之后才会懂得：单独一个人，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一个人单独面对那个需要下决心的时刻。于是，这时的主人公开始另一场斗争，真正的、永恒的斗争，即为拯救俄罗斯而奋斗，或者说是为了重建旧俄罗斯自身蕴涵的意义和精神秩序而斗争。

如何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摆在了具有左派观点的萨沙·列纳尔托维奇面前，摆在了因君主的优柔寡断而成为“孤立无援”的民族主义者沃罗腾采夫面前，摆在了理性的斯维钦面前，后者的名言是：“不要耍脾气，不要挣脱束缚。”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果戈理的“三套飞奔的马车”，当然，也包括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现在，挽具减轻了，马儿飞奔起来……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勇士们而言，问题是这样的：是否能下决心采取更冒险、更勇敢的行为？需要紧张起来还是可以放松一下？有时他们这么做，有时又那样做，但总而言之——挽具已陈旧不能用了……

“立体”叙事是索尔仁尼琴钟爱的手法，很可能也是主要的一种手法。例如，1916年10月里在莫吉廖夫出奇炎热的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不仅通过沃罗腾采夫的视角表现出来（当他走过皇帝的宿营地时，一直在深思尼古拉的庸碌无为）；而且还加入了皇帝本人的视角。

现在我们以一个情景为例来更细致地分析一下。塔夫利宫里的米留科夫已经急不可耐：他为了政治而牺牲了做学者的未来，似乎就是为在动乱时期管理国家而生的，他梦想“让宪法与革命和解”，却忧愤不已地看到，民众兴致盎然地倾听各种辩论，看到他与左派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鸿沟越来越大。米留科夫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掌控权力。但是，外面却是群情昂然，民声鼎沸，昨天在铸造厂大街某个“身体壮实的棒小伙”撞掉了他的眼镜……最后，有人向他通报说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想和他谈话。就算这不是左派政党的领袖，而只是“党的笔杆子”——那又有什么，他也同意与这些人谈话……帝制将只会剩下一个外壳：皇子阿列克谢将成为皇帝，而皇弟米哈伊尔摄政。现在事情简单多了：夺取政权，而想做到这一点也不能没有左派政党的支持。在所有的立宪党领导里，只有米留科夫会与他们打交道，只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决说“不”。

在这个外表镇定但暗中却惊慌不安的米留科夫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孟什维克苏哈诺夫，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他是以自己真实的姓吉姆梅尔出现的。他那虚小的身体里有着过剩的精力，就智力而言，他要比执行委员会里自己的所有同志都要聪明。他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甚至吃饭也是走着吃。正是他提议与在塔夫利宫另外一侧办公的杜马进行谈判，而那里正在创造历史。宫殿的圆厅以前是波将金的冬季花园，现在是杜马会议大厅，那里空旷无人，而且，因为只有一盏灯提供照明，整个大厅显得模糊不清，而大厅里激昂的演讲曾震耳欲聋！委员会则在池座里办公，那装饰着列宾画的沙皇肖像。吉姆梅尔的脑子紧张地工作着：不要什么阶级世界，不——只要通过秘密谈判与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达成初步和解就可以。绝不能让1848年的巴黎事件重演，“那时候，工人们为自由党人火中取栗，可是，他们后来把工人们枪杀了”（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现象）。吉姆梅尔被迫与孟什维克、名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斯捷克洛夫两人一起去谈判（索尔仁尼琴继续揭开党的活动家们的笔名，称他为纳哈姆基斯）。因为他们当中只能有一人进入政府，这将使原来的两个老朋友兼对手分道扬镳：“吉姆梅尔……惋惜地看着自己往日的朋友：他肯定是得了神经病，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不会有用处。这太遗憾了。”

对同一情况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北方方面军司令鲁斯基将军。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那一刻，在普斯科夫，他的那节车厢与沙皇的车厢紧挨着。鲁斯基懊丧地从皇帝的车厢走出来：沙皇仍没有在将权力转给米留科夫政府的诏书上签字。鲁斯基是多么想让沙皇做出让步，他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使将军更加烦心的是侍宠——“他们人浮于事，可又必须围着那个神圣人物转”。所有人都等着他说出最后的结果。鲁斯基仰靠在沙发角上——成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人。他嘲讽地看着他们所有人。“近年来的政治完全是一场昏昏沉沉的梦，完完全全的误会。”宫廷宠臣们抽着贵重的雪茄烟，他点燃自己的烟。“他们不停地吸烟，谈话，可皇上还是不传唤鲁斯基。”终于皇上同意了接见他。“鲁斯基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也就45—50分钟吧。真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变得如此消瘦，他失去了不久前的那种执拗劲儿，眼神游移不定，眼袋耷拉着，面皮变成了褐色。”深夜里，鲁斯基打算给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打电话，告诉他皇上退位的消息。他重又琢磨起“皇上手指上那枚镶着椭圆形绿宝石的戒指，手上火红色的汗毛和褐色的大块雀斑”。将军感到自己成了俄国的英雄，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都从皇上那实现了，而尼古拉拘谨地问鲁斯基，可否允许他到皇村去，他的孩子们正在患麻疹……

由此可见，整部史诗就是各种场面的大杂烩，其中的每一个场面都有一种处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叙事骨架由各个节构成，节又分成了成千上万个小节。如米留科夫在塔夫利宫痛苦、无眠的沉思，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确信，他统治俄国的时刻来到了；在宫殿的另一侧则是异常兴奋的吉姆梅尔；手上长有雀斑、恭顺地签署文件的皇上……

历史的画布混沌一片，但是谁的手上有灵丹妙药能把它理顺呢？每个人都在想，这个人就是他。《红轮》中的故事情节就像是一股强风暴，它把所有人都卷入进来，谁也别想跑。他们在桌子旁打盹，思索着1789年或者1848年的事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但对于所有人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可以掌控、背叛、密谋或者消灭一切。每一个人都沉迷于自己的蓝图中。米留科夫认为，自由的世纪来到了，但必须要获得左翼政党的支持。吉姆梅尔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应该在无产者的控制下进行。鲁斯基坚信，他是第一个传达俄罗斯将获得新生的人。但与此同时，大街上的民众却我行我素，肆意发泄着自己的仇恨和暴行，一下子就推翻了所有的设计。胆怯、闭塞的沙皇有时也吃惊于自己的洞察力：消极地听着要求他退位的各种论据，他忧郁地想：“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性，但都控制着自己”，然后就去祈祷了。如果论祈祷的功夫，他可是超过自己的一切对手——他知道的祷词不计其数、各种各样……

而在他们的身旁，却努力奔走着另外一个俄罗斯，即工程师的俄罗斯，奥鲍多夫斯基和布勃利科夫的俄罗斯，后者成了交通部长。“改造我们知识界的思想不是靠语言，而要在实际行动上让他们看到工业化主义的思想体系。工业创造的宏伟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惊人的发展道路摆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以此才能避免注定失败的社会主义（极其有害地接近于人民关于正义的理想）道路”——他心里想道。而奥鲍多夫斯基则宣称说：“要是给我们十年时间静静地发展自己就好了，到那时，没有人会认出我们的工业，没有人认出我们的农村。”他们是务实的工作者，是作者钟爱的人，但就连他们也被卷入到了这场自发的狂风暴雨般的社会动荡中了。他们还有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清楚，时间不等人，应该做些具体的事情，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无止的舌战的折磨以及街头暴乱。俄罗斯需要一切，但饶舌的人除外——他们实在是太多了。

每个“节”的叙述节奏都有所变化。《1914年8月》的开篇是一幅雄伟的高加索山脉画面，出现在主人公眼前的似乎是一个天上的景象。于是，这一远方地平线上山连山的景色为全篇小说奠定了基调：俄罗斯还能够主宰一切，但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翻开《1916年10月》，我们看到的是戈卢博夫斯基森林——在这个阵线双方已经僵持快一年了。尽管经常会有大炮轰鸣，鸟类没有从森林飞走，相反，它们不停地歌唱、鸣叫，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故土的那份深深依恋之情。俄罗斯，就像这些歌鸫一样，死死地抓住生活不放。“百鸟齐鸣，动人心弦，萨尼亚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声。”

在《1917年3月》中，我们再也找不到能把文本串联起来的大段隐喻。占据叙事空间的是各个社会群体：聚集在战壕里的士兵，为了名利而四处奔走的政治家，善使手腕的骚乱的领袖们，但最主要的还是大街上的骚乱——喧嚷激动的民众和平定暴乱的军队；尽情欢呼的群众和笼罩在恐怖中的个体。长篇小说最终被分成了许多细小的片段，我们只能借助于“每个片段”的题头来观察彼得堡，在这些片段中，时间已经不是按照天来计数，而是小时，甚至是分钟。嘈杂声、“乌拉”声和“打倒”声、狂怒的吼叫声、无语的恐惧感——这一切使读者应接不暇。民众有的在殴打、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嚎叫、有的在痛揍、有的在撬门压锁……这些不可计数的零碎细节反映了街头事件的快速变化，这些行为在当时开动的俄罗斯火车车厢里也可看到（许多见证这场浩劫的人都记住了这些火车，如茨维塔耶娃），它们也可以成为政治事件的导火索。那些回顾式的描述（它可以让我们“透彻了解”人物形象）越来越稀少，不断映入眼帘的是剪报、一段段的街头场面、思想的碎片……

总而言之，小说的叙事由历史事实和单纯的小说手段（如抒情插叙、简报、政治家们的直接或间接肖像、祈祷、骂人、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序思想）编织而成。作家用后一种手法（在《1917年4月》中）刻画了托洛茨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托洛茨基正坐着火车，与那些从德国回来的医生战俘待在一起。这些爱国分子无条件地赞成把战争打下去，正与那些从德国回到俄罗斯的政治侨民进行接洽。“这些人的领袖是托洛茨基，年近40岁，动作灵活敏捷，高高的额头，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夹鼻眼镜，和家人一起回国……这名尊贵的客人深深地触伤了医生战俘们。这些年里，‘革命侨民’让战俘们了解自己，但不是靠干面包，也不是药品，而是某种用特别地道的战斗语言写成的传单，而且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和泛伊斯兰主义。”托洛茨基对一脸愕然的医生们宣称道，俄国军队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败仗史，必须尽快结束这场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他用自己敏锐的时断时续的评述彻底征服了听众。后者认为只有俄罗斯的农民才能拯救俄国，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农夫们的智慧不成规模，没有合力。他们看到的只是皮毛。农民们会把革命民粹派的党旗撕个粉碎用来当包脚步”。在彼得堡的火车站，没有人来迎接这些过去的囚犯，但却有几百人在迎接托洛茨基。作者一直在使用这个自己喜欢的手法：即借助于常常的对白以及简洁但内涵丰富的事件场景来塑造人物形象。

记录每一天连同每一时刻的事情，这种方式在《红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都被无一遗漏地记述下来——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时间上的分配是不同的。例如，在《1917年4月》中，街头动乱、铁路沿线及前线的骚动、农村的暴动都发生在3月26日复活节这一天，这成了一个看不到的标记。在《1917年3月》中，小说发生在大斋时期，所以奶娘指责叶戈尔不遵守斋戒的规定：“‘今儿个是礼拜六，咱们去西蒙奥诺夫教堂去晚祷。你去忏悔一下。明天在出门前还能赶上日祷，还可以领圣餐……’听到有人按门铃，她打开了小窗口。太棒了”。这个大斋期的周六，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在喀山教堂和伊萨季耶夫教堂的台阶上做晨祷。一周后，维拉和奶娘一起去教堂去取十字架：对维拉而言，对很多其他人而言，复活节的欢乐是与革命的喜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因为有军官被杀死而感到心情沉重、隐隐不安。大斋期周五还很冷，而复活节当晚的气温就回升了，街上的雪都化了。在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二，天气就像夏天一样热得不行。大家都发现了这几天天气的巨大反差。以前复活节期间，只有持特殊证件者才允许进入教堂，但现在人们可以随便出入了。其他地方（如乡下、基辅等）同样也举行了复活节的仪式。在这个转瞬间诞生的国家里，新旧两种历法似乎还在互相影响着（新历法不久就将施行）。

《1917年4月》里的一个场景出人意料地表明（几乎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观，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一心想着各种革命义务的吉姆梅尔经常在外地留宿。“于是，在这种紧张的斗争中，他忙得不分昼夜，整个三月份就这样过去了，苏维埃会议将于三月末四月初召开，他囫囵吞枣地吃上一口，晚上经常住在自己的革命战友尼基茨基家里，午夜时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自己位于卡尔波夫卡大街上的寓所。于是，晚上的某个时候，汽车把精疲力竭的奇赫伊泽、丹和吉姆梅尔送回各自的寓所——他们三人突然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场面，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深夜里，许多人走在大街上，所有人手里都拿着点燃的蜡烛，而且大家都在大声歌唱！这又是什么游行呢？——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指定这场游行，也不知情，他们想要什么？？司机解释说：这是因为明天是复活节。啊，原来是复活节啊……嗨，一下子就放松了”。

整部史诗暗中流露出与肖洛霍夫论辩的想法。《静静的顿河》的最终稿里有不少血腥的场面，焦点就是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策动的兵变。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哥萨克同其他人一样，都是狂暴革命的牺牲品。他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怪现象，即素以热爱自由闻名的哥萨克从1905年起却变成了扼杀自由的刽子手和沙皇制度的鹰犬。

索尔仁尼琴也抨击了文学界和演艺界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表现。甚至包括持有明显反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1917年他们特别推崇克伦斯基，称他是“文明的”俄罗斯的罗伯斯庇尔，在自己的作品里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亚历山大剧院上映由梅耶荷德导演的《假面舞会》也遭到了无情的讥讽（梅耶荷德是帝国剧院总监沃尔康斯基大公的宠儿）。顺便说一下，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对爱森斯坦也进行了类似的讥讽。《假面舞会》首映的那一天，恰好爆发了革命，它似乎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规模无比宏大的由全体俄罗斯人参与的表演：“这真是个大胆、荒诞的奇想，剧中有金光灿灿的前台，镀金的圆柱，正门上面的垂花雕塑，绣着银丝的豪华帷幕（用一块花边式的帷幕做成，上面有兰加尔特公司的广告），许多镜子的回光，富丽堂皇的殿堂，以及数不尽的盆花和屏风。无数件戏装犹如彩色漩涡，款式丰富多样，尽是绸缎和天鹅绒，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远远超过人的感官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所有这些漂亮装饰都是徒劳无益的，里面找不到一点儿莱蒙托夫原作的影子和精髓。干嘛加上这么多累赘”。索尔仁尼琴认为，从莫斯科请来的戈洛文布置的豪华道具不仅曲解了剧情，而且破坏了一切——这些道具，除了空洞之外，一无是处。

但，《1917年3月》里的第655章以及《1917年4月》里的第186章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呢？可能，也是虚空吧？《红轮》是否有一个主导一切的核心的主旨？“立体”手法让读者可以看到一切详情，在《红轮》的字里行间几乎可以读到所有相互对立的观点。作者竭力表现这些观点，初看上去我们找不到作者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他的想法也是破碎的，反映在人物形象那些相互对立的观点上。难道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完全的对话精神吗？那种《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波别多诺斯采夫所担心的对话精神，读到这些章节，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圈》就是这种真正对话精神的体现：“新的十二月党人”在“沙拉什卡”里重建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但是，作家从那时起不断变化，所以已经不能按照巴赫金的思想来阅读《红轮》：这里没有狂欢化的语境，尽管个别章节让人想起了历史题材民间喜剧。整部历史巨著都是作者对中心论题进行探索的尝试。这应该是对问题的答复，但问题已不是19世纪革命者提出的那个“谁之罪？”的永恒问题，而是“这一切源于何时？”，何时起俄罗斯走上了崎岖的山路并开始在这条坑洼不平的路上东倒西歪？这个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存在过“真正的”俄罗斯，那个始终脚踏实地、善于采取公正而正确决定的俄罗斯。而现在，它在我们的眼前四分五裂。为什么会这样，它从何时起发生的？古奇科夫想沃罗腾采夫时，他暗想：“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人呢？”古奇科夫自己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却没有成功。在长篇小说里（像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时候一样），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觊觎领袖地位的人不断进行考验。一些人简直就是傀儡（如克伦斯基），另外一些人由于畏缩不前及女性而惨遭失败（如古奇科夫）。只有列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一点使自己的同志们（如那个温和的卡缅涅夫，对他的刻画非常意外）感到十分惊诧。毫不起眼的列宁，像马拉一样，靠着自己的思维敏捷迷住了所有人，他向大家说道，应该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哪怕是最为坚不可摧的事情。

革命的面具完全由谎言编织而成。它无拘无束，蛊惑人心。进入大家耳中的都是一些肆意编造的“歪理”：“所有有良知有理性的事物已经被吓傻了，而嗓门最大、最凶狠和最愚钝的就站到了前台。”（如卡缅卡的村民集会）到处都是对人民的溢美之词，而后者却在用自己的残酷行径玷污着美丽的俄罗斯。“法国的君主制反抗了3年，而我国的却只有3天。”

整部《红轮》有好几千页，而时间的进展却异常快速：国内的动荡不安，急迫的叙述，还有那些讲述尼古拉二世、列宁、米留科夫、古奇科夫和托洛茨基等冗长的章节，它们往往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戛然而止了。人物形象经常处于运动的过程中，人的命运发生逆转，一切都进展得十分快速，潜在的联盟根本就没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从这个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急剧变化的历史事实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就是列宁。他刚刚参观了苏黎世的方尖碑，而现在却在科舍辛斯卡娅私宅的阳台上进行演讲。但是，这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就如同瞬间把一个宗法制的卡缅卡变成充满仇恨的地方一样，这同样没有使它成为俄罗斯的典范。

时间的疯狂流逝应该就“病人是否会死去”这个问题给予答复。正像拉丁谚语所说的：我们肯定会死去，但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在《红轮》中，一切似乎正相反：我们不确定会死去，但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节拍器的滴答声一直会持续到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但这之后会是死亡吗？整部史诗都建构在这种不确信上。一个人物发问道：如果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俄罗斯的灭亡，这会怎样？于是他明白了他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包围并消灭的敌人，而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威胁，即整个俄罗斯都在向深渊滑去……

每一个人对这种滑行都给出了自己的称谓。历史学家米留科夫（索尔仁尼琴认同他的观点）认为这是新的混乱，瓦尔索诺菲耶夫则认为到了“卑鄙灵魂”统治国家的时候了，卡维尼奥夫却说这是“普遍的断裂”。（对索尔仁尼琴而言，断裂是一个关键词，这一术语源于黑格尔。青年人在争论“断层”和“跃进”这一绝对精神的相互转换。）奥利达怀着悲愤之情看着“家园”的彻底崩溃（“难道有什么事物会永恒存在吗？……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人依恋”——恰达耶夫1836年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简中写道）。直率的科尔尼洛夫认为在一切方面都是社会渣滓在欢庆胜利。

四个“节”让我们看到了俄国患的这场急性病的历史。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明显的症候就是法国大革命。《红轮》里引用了两个对这场革命给出诊断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梯也尔和泰纳。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红色恐怖是革命的自然阶段还是种种情况使然，如反对君主制集团的战争，旺代省的暴动，等等。泰纳非常绝对：一切早以预先注定。他揭露了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组织，这些人在1787年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未来的雅各宾派肃清了道路。索尔仁尼琴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发挥着泰纳赋予雅各宾派的那种作用。与其他“群魔”比较起来，列宁起码具备一个优点，就是他从不撒谎。但是毁灭国家的并不是“小教派”，而是胆小鬼和饶舌鬼。在沃罗腾采夫（还有其他人物）的家庭悲剧与社会的道德腐化之间有明显的共同点；造成两种情况的原因都是缺乏远见。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就像被剃去了头发的参孙一样孤立无援，而且无法再恢复原有的力量；他们像盲人一样，撼动不了神庙的基柱。参孙同样出现在了《红轮》中，即萨索诺夫将军，他希望给人们带来福祉，结果带来的只有仇恨。

在没有对革命进行彻底审判之前，写它是很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当事方，审判革命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史学者有陷入老古董的危险，而小说家则有在事件发生后当预言家的危险。预言家不喜欢历史，他们预测那个既不知道未来也对过去熟视无睹的当下。索尔仁尼琴竭力塑造一个无知的情景，当需要坚决果断地深信她的话或者相反时，谁也不知道先知正确与否。预言不幸的事情需要非常认真的平衡，而《红轮》中的平衡（尽管主人公体会到了那些幸福的时刻）原来是突刺过于轻松。最主要的平衡是来自阿尔巴特街附近小弗拉西耶夫胡同的星占家。桑尼亚和科加意外地碰到了他，愉快地听着他的那些充满了预见性的话语。是否需要参军？信奉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的桑尼亚烧掉了自己的偶像并报名参军。黑格尔信徒科加不相信个体的作用，但也报名参了军。星占家对他们说改变将会是渐进的，并且会很慢。作为一个“路标派分子”，他否定了黑格尔有关崇拜力量和绝对精神的转换的学说。问题在于，哪一点更有道理：是作为真的真理还是作为公正的真理？如果过分明显地倾向于其中的一点，就会丢掉另外一点。“路标派分子”表现了令人羡慕的灵活性，但还是令人无法理解，除此之外，引起了一片反对声，列宁也加入其中。瓦尔索诺菲耶夫让人想起了《日瓦格医生》中的维杰尼亚平：崇拜时尚的柏格森主义，还宣传时间的价值，即道德的封闭时间和先知的开放时间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是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时间被详细划分之前的事情！而之后的六千页，桑尼亚获得了临时休假证后，和未婚妻在莫斯科散步，突然又和星占家聊了起来……

索尔仁尼琴确信，早在1917年2月至4月间，局势已无法挽回。赌注已下，一切都充满了谎言，一切都被“小人们”的夸夸其谈所蒙蔽。“这本书不应该写成对过往历史的自我观点的表达，而且还累得气喘吁吁。而应该这样写，使读者切身体会父辈们的所有疑虑和错误，即使他今后会重复犯那些错误，沾染上这些错误，也比受今天‘不正确’的理解的影响好。那样的话，就将看到益处：过于自信的孩子们就不会贸然地对俄罗斯说三道四。”（《〈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但从哪里开始讲述，又讲到哪里结束？怎样确定故事开端讲到哪里，何时才能得出已被意识到的错误结论？以便从这里开始回顾历史、追溯未来。时间分割得越细致，我们越是按照作者的思路沉迷于小说，那么出路就会越不清晰，小说也会紧紧地局限于“可怕的现实”——这类似于黑格尔的“可怕的无限性”。这样，索尔仁尼琴与那些在他之前在这种远离现实以及俄罗斯深陷的这种虚无中发现诗意的人观点相近。首先这是列米佐夫的丰富联想。列米佐夫的俄罗斯好像燃烧在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活火上。他的叙事诗《被掀动的罗斯》，全诗由一些词句片段和火焰的语言组成，我认为，这首诗对索尔仁尼琴施加了影响。但是，与《红轮》不同，列米佐夫的长诗里的火代表着审判：

一切会呼吸、有生命、生长的事物都会面临审判，用火来审判。火是最后的法官——审判一切并毁灭一切。

与索尔仁尼琴相比，列米佐夫更加大胆地磨压现实，而且同前者一样，也描写了普通民众带来的以及给它造成的各种苦难：“就像削铅笔一样，把人身上的肉切成碎片”。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补充说道：“……这场强风正是我赖以存在的基础”。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中，反复出现一个单词“紊乱”。这类似于列米佐夫作品中的“朝向四面八方”。大家奔向何方？大旋风要把他们抛到何处？抛向四面八方……

下面我们将索尔仁尼琴的表述与专业历史学者的结论进行一下比较。最新出版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最有分量的著述是前文提到的奥兰多·费吉斯写的。在他的这部研究著作中刻画了所谓的“见证者人物”的肖像，他们的命运贯穿了整部书的始终。费吉斯的结论是，乌托邦（即意识形态）扮演的是次要作用，在一连串的革命事件中，暴力引发了暴力。残忍的秉性在军队、日常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甚至宗教活动中司空见惯。可以把索尔仁尼琴笔下虚构的人物形象和费吉斯笔下的“见证者人物”分成几个类型：借斯托雷平改革之机走出公社的农民（独户农民），同村人恨他们甚至超过了对过去的地主；还有自由地主（费吉斯以利沃夫大公为例，他比索尔仁尼琴更加同情这些人）。此外，《红轮》里没有费吉斯非常珍视的有文化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追随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因为无法在旧俄国得到发展。那个在一战前线因战功获得五枚勋章的农民乌特金之所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因为在务农这条道路上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图拉，当乌特金喊着“打倒布尔什维克！”时，起义的工人们不停地吹着口哨，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命令向他们开枪。独户农民谢苗诺夫，1918年带着自己的家业回到了那个自愿建立集体农庄的村社，他就是1906年农业改革失败的活见证人。如果说，对于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而言，之所以发生这一连串事件，根源是残酷待人的传统，那么对于俄罗斯小说家索尔仁尼琴而言，则是肆无忌惮的谎言以及理智的丧失。

作家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上士基尔皮奇尼科夫为了不向首都民众开枪射击，他“越过界限”独自一人掀起了暴乱，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行为：“……这群人不知是基尔皮奇尼科夫带的，还是自发来的——分不清楚”。索尔仁尼琴详细地，几乎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了人怎样跨过界限，恣意妄为如何弥漫，一切社会原有的固有联系如何土崩瓦解。

历史学者无法做到的，反而启发了长篇小说家。作为历史学者的索尔仁尼琴不断追问这一股股谎言和呓语的本源问题，越来越深入到久远的过去，他认真地盯着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生平经历中不断摸索，有时就会找到那个无助、绝望或者幻觉为主的时刻。他不断求索造成这场“重病”的缘由和先兆。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却深受以下情况的鼓舞：小说文本的细致切分与人物形象（所有以及个别人物的）的呼吸节奏相符。这是个败笔，但却是一个天才的败笔：作者经常会承认这一点，特别是在那些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祈祷的时刻，还有在主人公无法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忏悔的那一刻。比如说桑尼亚，他看到谢维利扬神甫是如此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而感到无比震惊。还有对自己孩子的夭折有深深负罪情结的济娜，向阿罗尼神甫忏悔，艰难地说出自己所犯的罪恶，就好像是用“打井的锚钩”从心灵深处一点一滴地把它们挖出来一样。于是，一条长巾突然落在了她的头顶，传来了神甫的声音：“孩子，她原谅了你的一切罪过。于是，我，不配得到尊重的神甫，就让上帝赐予我神力吧……”但济娜却满头雾水，她无法理解，怎么能够原谅她的一切罪过呢。沃罗腾采夫时而看到了希望的火花，时而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弃儿：“而肩头又一次地舒展开来。不，前面有个东西在发光。我们并没有输掉一切。但又要向哪个路口奔驰而去呢？又把自己安放到那块石头下呢？”

理性早就不是世界的主宰，对于俄罗斯来讲，更是如此。饶恕可以通过祈祷实现，但却无法听到。无法宽恕——这才是使广阔的俄罗斯深受伤害的根源所在。放在以前，失败是史诗性的，而现在却是腐烂、虚无……叙述出现了裂缝。于是我们也被卡在了裂缝里。

但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索尔仁尼琴预见到了这个批评意见，且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答复，例如，他讲到普希金时作了如下的表述：“……仅仅说普希金的历史感是紧张的还远远不够，这种感觉还出奇地均衡：他可以一方面对他同时代的俄罗斯的内在缺陷表示气愤（如他1836年写给恰达耶夫的信），另一方面也不会忽略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当然，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是如此。

以西结是圣经记载的一位祭祀，他在前6世纪，在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看见异象，宣讲22年，正如以西结书所记载。——译者注

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政治家。——译者注

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慈运理又译作茨温利，1481—1531），瑞士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改革家之一。——译者注

帕尔乌斯，原名亚历山大·列沃维奇·格利方德（1869—1924），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流放，后逃亡德国。曾与托洛茨基一起提出过所谓的“永远革命”理论。一战期间在柏林创办过《钟声》杂志，支持战争中德国的立场，与德国司令部合作。——译者注

狄刻是希腊社会中代表公正、公平判决的权利和法律的正义女神，是公正和正义的化身。——译者注

参见：cолжehицыhА.И.pa3mышлehияhaдФeвpaльckойpeволюциeй//pоccийckaягa3eta.2007.27фeвpaля.

涅恰耶夫（cepгeйГehhaдьeвичheчaeв，1847—188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译者注

2007年，索尔仁尼琴给本书作者寄来了一封信，信上列出的是他在写作《红轮》期间使用的207个文献，但是，这个文献清单并不完整。在作者亲手写的参考文献中有900多个引用，但他在佛蒙特州侨居期间，不知从何时起不做登记工作了；在目前正在准备出版的新一版中，在参考文献处，作者特意在补充的著述和文章上面做了记号，这些都是作家以前不曾登记过的，大约有2000个（这是从娜·德米·索尔仁尼琴娜处得来的信息）。

这个人的原型是工程师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枪决。“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1900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十章）

1892—1917年对彼得堡监狱（按其建筑物形状）的俗称，1905—1907年革命以后，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译者注

原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吉姆梅尔（1882—1940），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经济学家、政论家。1903年参加为社会革命党，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参加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而被判刑。——译者注

吉姆梅尔是俄罗斯的德国人。书中有一个片段，把苏哈诺夫—吉姆梅尔与科尔尼洛夫将军进行了对比：“是的，他的话充满激情，但缺少技术含量；是的，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科尔尼洛夫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苏哈诺夫，会触及到关键问题吗？他不知道保护鲜活文化和国家的感受，他只服务于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而这里，对于他来讲只不过是无思想性。”

斯捷克洛夫（Юpийmихaйловичctekлов，1873—1941）别名纳哈姆基斯（haхamkиc），俄国革命活动家、政论家。苏共党员（1893年起）。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先后担任《消息报》、《新世界》杂志、《红色田地》编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pemи3овА.И.В3вихpehhaяpycь//pemи3овА.И.cо6pahиecочиhehий.t.5.m.，2000.c.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