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索尔仁尼琴在梁赞本打算写《一位苏联教师的一天》，突然着手写作《一个劳改犯（Щ-854）的一天》。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农夫的一天可以成为像几世纪史这样厚重书籍的写作对象。托尔斯泰这种用一部创作（中篇小说）来表现一个生命个体（一个人一天的生活）的方法深深吸引了学数学的索尔仁尼琴：一天作为一个计数的点，通过它来表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集中营出来后，他从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就开始观察那个他重新置身于其中的苏联社会的动态，力求弄懂其规则及其影响力。这些通过“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让他创作出了《癌病房》，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成功》（这两部小说发表在1963年的《新世界》杂志上）。另外三部短篇小说《右手》《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起初叫《科切托夫卡》）和《多么遗憾》奠定了索尔仁尼琴对历史进行探索的基础。所有这些在梁赞期间写成的作品构成了对贫乏的苏维埃人（道德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和社会层面的）的独特考察。

《玛特廖娜的家》的情节发生在1956年。同伊万·杰尼索维奇一样，玛特廖娜说起话来也是拖着长声，一口弗拉基米尔方言。主人公曾经当过犯人，现在是一名中学教师，他的女房东是一位不善言辞，见人就微笑而又大公无私的人，两者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种和谐关系的基础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尊重和默契。讲述者伊格纳吉奇渴望在俄国的某个平静的地方获得栖身之地，非常欣赏玛特廖娜过的那种物质上很贫乏但精神上很充实的生活方式。小说里的一切同样都是“真实的”，从瘸腿猫到泛黄的宣传画。但是，“刚刚为我所见的她生活中的那些近亲们，在那几天就都开始行动起来了”。玛特廖娜这个“俄罗斯女性”（不由得想起了涅克拉索夫）被赋予了两种使命。一方面，她是谦逊、节制的典范，索尔仁尼琴把她视为俄罗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但与此同时，她自身又隐含着悲剧。她的过去很悲惨，受到了男人牲畜般的粗鲁摧残。她的结局同样令人伤感：她那贪婪的大伯哥逼着她交出“那间其实也用不着的正房”，并因此间接地导致了她被撞死在铁路道口，正是这种恒常的恣意妄为、自私自利和凶狠残暴破坏了玛特廖娜生活中的“近亲联系”并曲解了其“生存意义”。索尔仁尼琴创作的这一带有警示性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中他亲身经历的一件真事，因此他的感受更加深刻。女房东那张疲惫不堪的外表成了他苦苦追寻的映射俄罗斯命运的一个“节”。索尔仁尼琴采用了特写这个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使用过的手法。似乎是生活本身向这个栖身在典型的俄罗斯边远小镇上的默默无闻的伊格纳吉奇馈赠了这一映射着俄罗斯命运的形象，这个虽然生活“困苦”但却是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说的八种福气的代言人的玛特廖娜。

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讲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这篇直接暴露苏联农村现状的特写感到十分不安。在索尔仁尼琴这部特写的开篇，读者看到的是农庄主席那厚颜无耻的妻子，法捷依老头以及他几个善于钻营、无比贪婪的儿子们，可见苏联社会道德上的空虚，但也不乏像玛特廖娜这样隐匿于乡间的“虔诚的信徒”。

《癌病房》的创作动机首先源于作家患病的个人经历，如在集中营做的手术、被派到鄂木斯克去做活组织检查；在塔什干（他是作为一个有生命危险的犯人从科克—捷列克前往此地治疗）的两次住院经历。1964年春，他又一次地来到了塔什干，目的是故地重游，回忆自己研读医学书籍的情景，强烈地想要弄清楚自己的病情，拒绝听从“医生的安排”，如果听医生的话，患者就会成为一个毫无主见、缺乏生气的物体，与医生会面，寻找“伊赛克湖的根”——小说里的一切同样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事，只是把两次不同时间里住在塔什干医院的经历整合为一次。塔什干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癌病楼的确是13号。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重现生机，第十一章尾声响起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维拉·汉加尔特的笑容，卓娅护士的带刘海儿的短发，省吃俭用的德国女人的痛苦，波杜耶夫令人担惊受怕却又引人同情的无理取闹，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在那边拆卸、挖掘、运料，在这边建筑施工”，国家机关工作者鲁萨诺夫的傲慢和慌乱，简单的生活，卡德明夫妇在乌什—捷列克天堂般的如意生活，与卓娅之间的打情骂俏，与薇加之间没有表白的爱情——这一切都取材于囚犯对最初治疗经历的刻骨铭心般的回忆，因为这是一个刚刚“获释”的人，他刚刚有权在这块土地上自由地行走，可是他又得了肿瘤，不得不面对那个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为了活下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个爱招惹是非又性格倔强的人，1938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地质系读书的大学生，十九岁时被应征入伍，在流放乌什—捷列克期间成了一个土地丈量员——毋庸置疑，这还是索尔仁尼琴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一个崭新的生活阶段，是他学会重新生活的阶段：学习如何不再发号施令（《劳动王国》中的涅尔仁），学习不再幻觉并不再享有获取知识的特权（《第一圈》中的涅尔仁），最后，还要学会拒绝爱情，拒绝性的诱惑（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至于《玛特廖娜的家》中的伊格纳吉奇，他似乎成了学习“如何说不”艺术过程中的一环：他是由囚禁生活、死亡经历和东方学说（指其病友和病房难有中乌兹别克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智慧）滋养下的俄罗斯的智者。

1966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市作协举办的有关这部中篇小说的研讨会上，索尔仁尼琴解释道，小说的情节源于患病这件事，因此他几乎是对描写的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说，弗拉基米尔·波麦兰采夫的文章《论文学的真诚》（这篇文章成了“解冻”的一个预兆）确实是在病房里被病友广为传阅，尤拉·马斯洛夫（小说中叫焦姆卡）也的确向他详细地问过这个问题。而1928年版的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卷不是他即作者本人为自己带到病房来的：这本书确实当时就在病房里，而且波杜耶夫无法在这本书里找到“人们是靠什么生活的”原因。不仅可以精确地绘制出病房、包扎所、大楼和公园的平面图，而且可以根据小说《右手》的描写来“建构”这一图景。对娜佳居住的大学生寝室的窗子（《第一圈》）与对包扎所窗子的描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一只带各种装置的支架，一瓶褐色的血浆，熠熠闪亮的气泡，阳光照耀的窗子顶端，每扇六格的窗子映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再就是有一个隐约可见的淡淡光影的整个天花板。”（《癌病房》第二十四章）

这种看到一切的强烈愿望几乎成了奥列格的一个本性特征，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眼中看到的事物要长时间地停顿，这是因为集中营的生活一方面限制了他的视线，但同时也使他的观察更加敏锐，变得更加挑剔。无处不在的观察视角说明，文本中的描写属于紧张的现实主义。就连《癌病房》里的人物社会群体，从傲慢又死守教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形象我们可以了解“生活有保障”一族的内心世界）到意识到自己道德堕落而处于失语状态的老布尔什维克舒卢宾，从过去的集中营看守到投机分子——都体现了那种坚定的观察目光，想要看透每一个人的强烈愿望。索尔仁尼琴把他们均置于癌症疾病的考验下，怀着一个长久以来被剥夺观察权利的人特有的挑剔，激动地注视着他们。

在度过了集中营的艰难岁月，熬过了癌症的痛苦折磨，又长期地与俄罗斯离别之后，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在一点一点地恢复元气，他圆睁自己的双眼，勇敢地观察周围的一切，眼光日益精准：南方充足的光线，鲜花盛开的杏树，乌兹别克民族建筑中强烈的蓝色，意外跑到医院花园里并践踏水洼里的青草的小马。看到这一切感觉真棒啊！

其实，就连歌颂生活为主题的《袖珍散文》同样也是用这种大病初愈后的口吻写成的：苹果树的清香，小草的芳香，蚂蚁窝里的忙乱，幽深而又静默的湖水。索尔仁尼琴从梁赞出发，开始到俄罗斯四处游历。东方世界就像一个浅浮雕，让他清楚地领悟到了俄罗斯人民生活的丰富涵义。他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他们访问过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奥卡河地区，游历过他生命的源头北高加索，也到过他不久前战斗过的白俄罗斯森林……他使用各种方法顽强地消解自身对周遭生活了解的热望。《袖珍散文》既讲述了他眼中的俄罗斯的秀美，也表现了家乡的荒芜、新主人的专横以及导致家乡地位卑微、濒临毁灭的普遍冷漠。当他看到那口“老式水桶”时，马上就回想起了1944年的战斗经历；叶赛宁的出生地康斯坦丁诺沃村向他展示了俄罗斯的秀美风光，“那美，千年来却惨遭践踏，未被发现”（《在叶赛宁的故乡》）——在广阔平原的连接处迭次出现的残破钟楼，歪歪斜斜的整个被风吹透的小木屋，打谷场，熏得发黑的栅栏……“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能继续生活下去。”（《呼吸》）

索尔仁尼琴想要“发现整个现实”（Д.卢卡奇的表述）的热望并不是一个投向大自然并为之静默无语的天真的想法。这种热望与犯人和癌症病患者的“心灵康复”密切相关，在这个完全被阴险的意识形态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世界里，它力求获得那份本真。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中曾注解道，这是他唯一一部专门为苏联杂志写的作品）写的就是这种从苏联的意识形态手中试图重新夺回真理的故事。无论是那些布尔什维克工程师们的华丽言辞（在这些言辞后面隐含着的是他们的需求和虚荣），还是那些正在兴建学校的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后来学校又从他们手中被抢走了）的直率言语，从中总是能体会到同样的愿望，即更加准确地看透现实，如教员办公室里的连篇空话，国家机关工作者的自私自利，专横党员身上斯大林式的工作风格，赫鲁晓夫没有实现的经济改革，所有人身上无一例外地流露出来的粗鲁、残暴的物质利益至上的观念。出于保守，所有人都一致反对格拉齐科夫的种种努力，后者不仅为人宽厚、富有同情心，而且长着一副标准的俄罗斯人的面孔（“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脸，即便让他穿上随便哪个国家的民族服装或者礼服，你也能即刻就认出他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

这种外在与内在、可视与不可视之间的辩证关系，随时可以在有关俄罗斯思想（真正的但却被有意隐藏起来的思想）的表述中看到。尽管被有意隐藏，被刻意扭曲和摧残，但它却是存在的：只需要猜到它、识破它……这种揭露现实、查明真相的辩证法同样构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内在动机。古拉格需要你去挖掘、去发现，就像是饥寒交迫的犯人在科雷马的冰层中找到了特里同海神并立即把它分吃了一样。古拉格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但它只会偶尔显露出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边，如火车站的专运列车、拘捕友人、深含责备和无助表情的面孔，还有克列切托夫卡站上“可疑的人”……

尽管从布局上看，《古拉格群岛》是苏联集中营的百科全书（历史特写，每一个囚犯单个的命运，古拉格人种志，集中营里的道德角色，暴动纪事），尽管由小说的七部构成了一部文学巨著，但它仍然服从于那种想要看到并表现且让亲历者出来作证的无法遏制的热望。

首先，《古拉格群岛》充斥了各种人，他们是鲜活的、真正的人，“像照相机照过似的人”，比如，那位虔诚信仰斯大林的工程师，可是前程却像流星一样瞬间消逝，他既狡猾、贪图享乐，又天真、粗鲁，似乎是古时俄罗斯商人的“翻版”；或者是新耶路撒冷集中营中伪善的肥头大耳的杂役们；还有那个砖厂“湿压分厂女上司”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她“那干巴巴的、阴沉沉的面孔上”总是裹着红色的三角头巾，她恨不得让所有人都一刻不停地工作；或者是穿着皮夹克、肩上挎着背包的“母狗”别列格瓦娅，她的眼睛像妖婆，对人无比凶狠。索尔仁尼琴用自己那双记忆力超强的双眼或者是透过那些真实的照片紧紧地注视着这些人，这千百张面孔。转述从别人嘴里听到的他人的命运，他可能怀着嘲讽和挖苦，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索尔仁尼琴。他总是需要一张面孔、一双眼睛，以便使讲述活灵活现。

古拉格的基本骨架，其隐含的骨架，是这个叫索尔仁尼琴的犯人的亲身经历。他的自白散落在各个章节，似乎起着衬托的作用：作为士兵和军官的生活，被逮捕，关禁闭，然后是卢比扬卡的单人隔离室（先是第67号，后来是第53号），与亲人们相见，1945年春在监牢的生活，身体虚弱，一段不成功的生产队长的经历，相邻集中营里的那位渴求他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的“青年女圣者”，用热忱友情带来了快乐，引诱（尽管似乎是被戒掉了）带来了羞愧感……如果我们对个别章节进行梳理，就可以恢复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囚禁期间的整个经历。

索尔仁尼琴竭力使人物接近原型，选取的都是令人信服的供词，并且对各种证词进行对比，还亲自到过故事发生地（比如，1966年，索尔仁尼琴即将完稿时，他就去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人物肖像家、记者兼人种学家，索尔仁尼琴重建了那个无形的古拉格，他耐心细致，并且令人叹服地再现了不计其数的观察视角。比如，在第三部第七章，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像是电影院里的银幕：“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泔水坑。）”被坏血病折磨的垂死者在集中营里四肢着地爬着走路，双腿浮肿、肿胀，脸上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板铺上的邻居那张濒死的脸，虱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索尔仁尼琴目光所及毫不怜悯。还有一个“特写镜头”，即那个像刺猬一样的垂死者：哪怕受到一点惊吓，他就会把放满了一摊东西的宝贝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他就是靠手里紧紧抓着的这块人们丢弃的尘世的垃圾而活着。

古拉格群岛是历史调查，是自白，是各种证词的汇编，是专访；按照最初的设计，它应该是逐渐展开，应该是紧跟在犯人后面的旅行，就像某种献词。每一篇进展快速且又简明扼要的讲述都伴随着调节视力所必需的停顿，而作者的眼睛将要看到千百幅画面，因为构成索尔仁尼琴视线的基础就是那个满腹狐疑的犯人，他需要亲眼看到一切。这里谈的是视角技术，但也包括一致原则。索尔仁尼琴的视角想要通过其他人的视角来验证自己。

独自一人的状态，对自身而言，既没有真理，也不现实。只有在相互信任、共同参与的情况下才能显露真理。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都会导致紧张的“相互表白”的那一刻（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在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在共同囚禁的狱友之间，在牢房或者病房里偶然的邻居与志同道合者之间）。此外，可以说，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主要的事情就是最终要勾画出“我们”这一形象，这与极权主义的恐怖截然对立，后者摧毁并消解了社会，使人们心生恐惧。“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五章）这种具有真正共性的我们（与人为的“一致”通过各种决议和命令的我们相对立）是真正的、重新具备社会属性的我们。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与“看待事物的观点”一样，这种社会属性成了将其全部创作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孽忏悔。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曾毫不姑息地忏悔过，因为有过这样的时刻，他也可能成为刽子手：“要是我在叶若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么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四章）应该通过隔离且独自地品味真相，应该学会从人的外表来读出真相（需要瞬间判断，走进牢房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内奸”），应该在不断的犹疑中学会识别真相。社会学者法斯坚科蹲了几十年的监狱，他告诉年轻的索尔仁尼琴，应该学会怀疑；法斯坚科就是他的皮浪。英国大臣弗兰西斯·培根教导人们不要相信“偶像”。在《癌病房》第二部中，舒卢宾在与奥列格这个倔强但依然很幼稚的学徒犯人交谈时提到了培根的这个学说：“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假象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假象”。

由此可见，这位英国勋爵兼国务活动家、《新工具论》一书的作者信奉的经验论让年轻的犯人走上了与“种族、洞穴、舞台的幻影”抗争之路。当索尔仁尼琴在“沙拉什卡”发现由这位英国哲学家列出来的那些有损人类理性的刻薄言语时，他会是多么的惊诧，而这位英国人的生活也与索尔仁尼琴有许多相似之处：培根曾被监禁于伦敦塔内，身败名裂，后来又被恢复了名誉。“在所有的幻影当中，最让人难以拒绝的是那些出于言词与思想和谐相处的想法而潜入头脑中的幻影。人们觉得，似乎是理性在驾驭言词；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说的那些话（比如，与理性相对立的话）反而会让人们疑惑不解。”（《新工具论》，第一卷第十九节）尽管两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相差很远，但这位宁可蹲监狱也不放弃自己观点的勋爵兼国务活动家的观点，让索尔仁尼琴这个犯人哲学家感到很亲切。归根结底，这位《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的作者信奉的难道不是某种探寻真理过程中的经验论吗？与意识形态相倡导的相反，与地球上所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空洞”的规则和生存条件相反，他想为人们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有限的单个的感受要比普遍的、意识形态倡导的感受更有价值。一直用自己个人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一点很重要，永远不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视角”、鲁萨诺夫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在与狱中难友们讨论梯尼亚诺夫的历史长篇小说时，索尔仁尼琴曾断言，这一体裁的经典样式不会有生命力。历史的见证很脆弱；而历史学者索尔仁尼琴需要一个中间人，即证人本人的观点。比如，在《古拉格群岛》论述20年代索罗维茨监狱“史”的章节中，他引入了一个杜撰的亲历者，一个生活在“白银时代的人”，即从战前那个高雅、几乎很繁荣的俄国有幸逃脱出来的人。在这个亲历者的眼中，新时期的粗暴行为显得尤为令人恐惧——犯人们穿着口袋似的衣服（就像格洛托夫斯基指导下的演员们一样），索罗维茨的“苦役”们被称作“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也引入了这个中间人：为了再现1914—1917年的俄国，他需要一个处于事件中心的亲历者的观察视角。为了使这个视角能“发挥作用”，作家将其引入到了好几个“节”中。后文还会谈到作出这种选择的数学考量，这里我们只是指明在一天内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信息的高度浓缩。在《1914年8月》中，故事发生在九天里，即马祖里湖战役持续的时间长度，在这几天里，萨姆索诺夫将军领导的第二集团军遭到了覆灭。

索尔仁尼琴埋头于各种回忆录、文件和军事历史学者们的论著中。他阅读了德文版的概述式著作（如霍夫曼、凡·维尔特等，后者有一本书的标题是《坦嫩贝格：1914年8月》），以及兴登堡、鲁登道夫、冯·弗朗索瓦上将（索尔仁尼琴把他的自命不凡和雄伟的战争指挥写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里）等人写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一边写作，一边整理文献（这些文献对他的《日记》是一种补充）。但是，他首先研究的是俄文写的著述：如戈洛温将军于1926在布拉格发表的分析战役失利及其原因的专著；波斯托夫斯基和马尔托斯将军的回忆录（戈洛温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后者的回忆）；斯韦钦的著作（他参与了《1914年8月》最后的一场军事行动，也出现在《古拉格群岛》和《1916年10月》有关企图发动古奇科夫密谋的那几章里）；俄罗斯陆军和海军最后一名随军大神父格奥尔吉·沙维利斯基神甫撰写的一些回忆录——从他的回忆录里直接借鉴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外貌描写；格奥尔吉神甫本人也出现在了《1914年8月》里。索尔仁尼琴还阅读了极端帝制派分子涅奇沃洛多夫将军发表于1912年的历史教材，以便更好地看清楚这名多疑的将军，后者与斯梅斯洛夫斯基团长在普鲁士布满星辰的天空下进行了一次长谈。有时研究者认为，索尔仁尼琴读过这样一些书，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这些书。比如，萨姆索诺夫将军以前的下属博格达诺维奇团长于196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著述。在《1914年8月》里，萨姆索诺夫与作家杜撰出来的人物沃罗腾采夫于8月16日在奥尔劳会面，在这一场景中，萨姆索诺夫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传达得非常精准，令人拍案叫绝——这就像当时博格达诺维奇亲眼看到的那样。

时间本身的密集通过接连不断的小时来计数，再加上对阳光和星辰的常态化的记录，萨姆索诺夫的失利让索尔仁尼琴必须要接触现实：他将不同的回忆录进行对比，反复阅读各种命令和每日通讯，详查事件发生地每一天的情况对比图（既包括德国作者的也包括俄国作者的），小说的个别场景均引自俄德两国作者的著述：如冯·弗朗索瓦身上的护身符场面，从敌人手中抢过军旗的卡巴诺夫团长之死的场景，这一场景曾出现在博格达诺维奇的书里，索尔仁尼琴很可能读过与此相关的引文，萨姆索诺夫与马尔托斯在战役白热化时想见的场景出自马尔托斯的回忆录。戈洛温在前线地图上指向了一个偏僻的乡村，沃罗腾采夫决定留在那里以挽救败局。通常情况下，最早的文献都在苏联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有一些“内线”为索尔仁尼琴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至于说侨居时期的文献，索尔仁尼琴是在被从苏联驱逐后在对第一“节”正文进行修正过程中读到的。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索尔仁尼琴有意突出了所描绘的场景以及人物形象特征，加重了指责的口吻，弱化了戈洛温将军犹疑不决的性格（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彻底地揭发某个克留耶夫或者西列利乌斯）。为了获得真实情况，索尔仁尼琴还是像往常一样紧盯着人物的那双眼睛：西列利乌斯的眼睛无法承受黑眼睛女护士那热情且审视的目光。游移不定的目光，像鹅一样紧张前伸的脖颈，竭力逃避灯泡强光照射（即真相）的头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那个怯懦的西列利乌斯。像沙维利斯基书中所写的一样，长篇小说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假仁假义但表现得很笨拙，还有一种倨傲的高雅。但即使这样，索尔仁尼琴“进一步”强化了沙维利斯基的违拗想法，突显了大公的“背叛”举动。在讲述卡巴诺夫英勇战死的情景时，作家为手里没有团长的照片而忧伤。这种懊悔的心情有一定的代表性。寻找真相，这无疑意味着要对照文件，翻遍各种档案记录，对回忆录中证据的准确性提出质疑，通过对文本的内在批评来深刻感受这些文字材料（作为历史学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丝毫不知疲倦），但首先，要看清人的长相以及他周围物体的样子。

这种想要直接面对叙事主人公的想法在《列宁在苏黎世》这部小说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在瑞士侨居时期，刚刚安顿下来后，索尔仁尼琴就到城里四处转悠，翻看旧式的相册，去州立图书馆看书。在对小说中有关列宁的部分进行了细致分析后，作家还在小说中描写了苏黎世老城那些崎岖不平、风光秀美的小巷，利马特河的滨河街，“施丘西霍夫”小餐厅里磨得锃亮的饭桌，刻有徽章的三角纹饰以及“旗手”喷泉。苏黎世的大街小巷进一步激起了作家的创作欲望，于是作者把有关列宁的章节从以后的“各节”中单独抽了出来，再加上《1914年8月》原本“遗漏”的一章，这样就为读者塑造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苏黎世生活的那段时光，沿着老城漫步的情景以及与“列宁生活居住过的地方”的亲密接触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历史内涵。

索尔仁尼琴毫不怀疑，无论是历史，还是每一个单个的生命，都存在真相。就像在古拉格的历练彻底地暴露了一个人的真实面容，历史也会向我们揭示一个民族的面貌。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真理是与价值观息息相关。而价值观又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测度。因为对于作家所关注的事物而言（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只有在悲剧时刻才能认识真相，如被驱逐，战争、革命……真相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只有在激情燃烧的那一刻才能发现它。甚至可以说，这类似中世纪人们常有的那种面临上帝惩罚时的感受：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历史就是神明裁判。其他的一切，无论是抽象的思想，还是有偏颇的判断，都不过是平静水面偶然泛起的涟漪。

索尔仁尼琴的理论体系以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基础：“真相”和“公正”在考验过程中会自然地表露出来。但就像所有以这一标准为建构原则的思想一样，它会遇到各种假象的阻挠，在作家笔下，描写机关、党派、意识形态等的目的，就是戳穿它们无法遏止言辞的空洞。于是，作为斗士的索尔仁尼琴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他的主要手段就是狡猾、欺骗：表现借故拖延的各种言辞，再现对手藏身其中的慢吞吞的、令人生厌的讲话方式，从内部展现这种言辞，并通过复杂的熟语式的文字注解使其慌乱，从而揭示外在说出的话语与内在思考的话语之间的矛盾，简而言之，用体现人的贪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欲等这些生理上的真切想法替代伪善的意识形态话语。列宁的形象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他失望至极，冷酷无情，无法忍受自己那些信徒，他们的目光像硫酸盐一样把他烤得火热；或者是那个追求功名的米留科夫，只有在那些特别有限的情况下（能规避各种风险）他才可供效法、勇敢无畏，而其他情况下他只会关注自己，对俄罗斯却无所谓，慵懒固执，时而还会偷偷地回顾过去……

这些现实生活中并非总是想当然就“显而易见”的各种假象激怒着索尔仁尼琴，迫使他在各个章节中堆砌了大量的讽刺和重复性的话语。作为一个看惯了古拉格的“大是大非”的斗士而言，不难看出，面对卷入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他不得不进行永无止境的围攻，这让他失去了冷静。于是，他无法再抗拒令人生厌的赘辞和败笔的诱惑：现实主义者出离愤怒了，这是因为“现实的状况”经常表现出它狡猾和复杂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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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对h.Д.索尔尼琴娜提供的这些信息表示感谢。

详见她给本书作者写的信。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创办的古希腊哲学学校。——译者注

山上宝训亦作登山宝训，指的是《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话。山上宝训当中最著名的是“八种福气”，这一段话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准则。

沙皇伊万雷帝掌管禁卫军的宠臣。——译者注

皮浪（公元前约360年—前约270年），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的创建人。——译者注

格洛托夫斯基（1933—1999），波兰导演、戏剧家。——译者注

在《长篇小说〈红轮〉的写作日记》中，索尔仁尼琴曾标注说：“连我自己也无数次地感到惊奇，有些猜想真准啊”。

“在《1914年8月》出版后，一些著名的侨民（如巴斯图诺夫等人）相互猜测，我是否读过博格达诺维奇写的关于萨姆索诺夫指挥的相关战役的书（出自第十五步兵师这一节）。唉，我从来就没见过此书，但现在进行重新删改为时已晚。”（《长篇小说〈红轮〉写作日记》）

中世纪司法审判中的一种裁决方法，假借“神”的力量，利用火、水的考验等证明诉讼当事人有罪无罪。——译者注